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争
——三元里抗英斗争
1840年5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州珠江口外，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次年2月，英军攻陷虎门炮台，兵临广州城下。为挽救败局，道光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各省军队1.7万人至广东对英军作战。
1841年5月21日，靖逆将军奕山为了邀功请赏，贸然向英军发动夜袭。英军乘机反攻，占领了广州城郊重要据点，并炮轰城内，奕山举起白旗投降。事后，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元，外省清军撤离广州60里。和约订立后，奕山等人为了维持与侵略者的可耻“和局”，公然发布台示：“现在兵息民安，所有官兵乡勇人等，勿得妄生事端，如遇各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如敢违军令查明即按军法治罪。”
[1]由于奕山等人的退让纵容，使英国侵略者的气焰更为嚣张。他们在广州四郊日夜骚扰、“大肄淫掠，奸及老妇”[2]，无恶不作。
广州人民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民为乡勇的武装机构。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80余乡。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土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
5月29日上午，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兵数名。其余英兵见势不妙，仓皇逃窜。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全村男女老幼齐集村北三元古庙商讨败敌之计。当即决定以随里北帝神俯前的三星旗作抗英令旗，相约“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他们感到一乡力丛毕竟有限，要对付真枪实弹的侵略军，必须把附近各乡群众动员起米，于是即刻派人四处联络。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各丁牧出护。”[3]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由于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l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风
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赶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栏冈进行伏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锨、木棍、刀矛、石镁、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行地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指引我们向前进。[4]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呐，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旌旗蔽野，杀声露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起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很快就达到数万人。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进行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战愈勇。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赂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5]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近午夜，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6]
战斗仍在继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400余乡义勇数千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英军则龟缩在炮台内，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偃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卧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战斗熟视无睹。这一天，义律赶来后也被包围。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义勇必须立即散开．否则英军特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奕山吓坏了，马上派余保纯带领南海、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斥责他“退夷卖国”。余保纯无所施其伎，
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责”。士绅们害怕了，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帮助“劝散”群众。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余保纯在人们的哗笑声中，护着义律和侵略军狼狈撤走。
英国侵略军遭此沉重打击，事后义律竟无耻地贴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示犯。”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等文告，揭露英国的侵略，痛驳义律的谬论：“其时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带，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狠也！”
[7]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强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接再厉，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
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争
——三元里抗英斗争
1840年5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州珠江口外，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次年2月，英军攻陷虎门炮台，兵临广州城下。为挽救败局，道光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各省军队1.7万人至广东对英军作战。
1841年5月21日，靖逆将军奕山为了邀功请赏，贸然向英军发动夜袭。英军乘机反攻，占领了广州城郊重要据点，并炮轰城内，奕山举起白旗投降。事后，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元，外省清军撤离广州60里。和约订立后，奕山等人为了维持与侵略者的可耻“和局”，公然发布台示：“现在兵息民安，所有官兵乡勇人等，勿得妄生事端，如遇各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如敢违军令查明即按军法治罪。”
[1]由于奕山等人的退让纵容，使英国侵略者的气焰更为嚣张。他们在广州四郊日夜骚扰、“大肄淫掠，奸及老妇”[2]，无恶不作。
广州人民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民为乡勇的武装机构。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80余乡。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土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
5月29日上午，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兵数名。其余英兵见势不妙，仓皇逃窜。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全村男女老幼齐集村北三元古庙商讨败敌之计。当即决定以随里北帝神俯前的三星旗作抗英令旗，相约“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他们感到一乡力丛毕竟有限，要对付真枪实弹的侵略军，必须把附近各乡群众动员起米，于是即刻派人四处联络。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各丁牧出护。”[3]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由于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l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风
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赶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栏冈进行伏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锨、木棍、刀矛、石镁、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行地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指引我们向前进。[4]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呐，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旌旗蔽野，杀声露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起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很快就达到数万人。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进行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战愈勇。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赂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5]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近午夜，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6]
战斗仍在继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400余乡义勇数千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英军则龟缩在炮台内，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偃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卧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战斗熟视无睹。这一天，义律赶来后也被包围。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义勇必须立即散开．否则英军特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奕山吓坏了，马上派余保纯带领南海、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斥责他“退夷卖国”。余保纯无所施其伎，
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责”。士绅们害怕了，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帮助“劝散”群众。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余保纯在人们的哗笑声中，护着义律和侵略军狼狈撤走。
英国侵略军遭此沉重打击，事后义律竟无耻地贴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示犯。”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等文告，揭露英国的侵略，痛驳义律的谬论：“其时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带，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狠也！”
[7]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强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接再厉，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