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夜继《狂人日记》之后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也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篇小说。对于这篇小说的创作主旨，鲁迅在作品发表时(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的“附记”中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用意。”显然，作品写的是“或一种生活”。鲁迅后来曾进一步说：“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奚落”。由此可见，小说是把孔乙己作为“苦人”来写其“或一种生活”。 首先，从生存环境看。孔乙己是一个生存在异己环境中的“孤人”。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刻意渲染了“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的咸亨酒店及其顾客中两大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短衣帮”与“穿长衫的”。然而，就是在这个生存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孔乙己却是一个“孤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如果去掉“长衫”站着喝酒，他就类属于“短衣帮”；如果“不站着喝酒”，他就类属于“穿长衫的”。但孔乙己什么都不是，他无“财力”挤身于“踱进店内”“慢慢坐喝”的长衫人物中，又不愿出“体力”苟同于麻木冷漠、平庸世故的短衣帮，于是，他便成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一个被“悬置”于等级秩序之中的形单影只的“孤人”。正因为如此，注定了他孤独无助，他也自然就成了“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共同取笑的“唯一”对象，所以“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小说就是在众人对孔乙己肆意嘲弄中叙写其孤苦的人生的。 其次。从生存状态看，孔乙己是一个生存在弱肉强食社会中的“苦人”。为了深刻地刻画这一“苦人”形象。鲁迅通过摹其“苦形”，绘其“苦态”，写其“苦行”等方面来刻画孔乙己这一形象。 摹其“苦形”，暗示孔乙己“苦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一开始，孔乙己的出场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成亨酒店的：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在这段人物肖像描写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些信息：脸色“青白”，是孔乙己瘦弱贫血、营养奇缺的生活写照，“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是孔乙己时常遭他人凌辱和殴打的明证。“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说明孔乙己年事已高，生活庸懒。至于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更写出孔乙己长期生活困顿的窘境。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则暗示孔乙己是个想“进学”的穷读书人。应该说。这段肖像描写已经将一个“苦人”的一切浓缩其间。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小说最后再次聚焦孔乙己的“苦形”――“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虽然只是寥寥数字，但已经从肖像描写上预示着孔乙己受尽非人折磨之后的“苦人”悲惨命运。 绘其“苦态”，透露孔乙己“苦人”的生存窘态。小说两次写咸亨酒店“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此时的孔乙己却在“快活的空气”显露出“苦人”的生存窘态。 第一窘态出现在有人揭发孔乙己偷了何家的书的时候：“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孔乙己脸色原本“清白”，但当有人肆意嘲弄他，揭发他的酸心隐痛时，他竟急得满脸通红、青筋暴露。孔乙己不是惯偷，只不过是在生活坎坷艰难之时迫不得已偶尔为之而已。 第二窘态出现在当有人问他“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的时候，“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写出孔乙己未能“进学”之后的失望、颓唐和尴尬。 不同场景下的两次窘态，初读看不出其之间的关联，实际上第二窘态写出了孔乙己之所以为“苦人”的原因，而第一窘态则是“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之后不得不行窃度日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孔乙己的困窘，咸亨酒店的人只是哄笑。这不能不说世态对“苦人”是如此的悲凉。 写其“苦行”，凸现孔乙己“苦人”的求生困态。人物的行动描写可以使要刻画的人物“立起来”。小说对孔乙己两次亲手交钱买酒的细节进行浓墨泼写： 第一次是在别人嘲笑他偷了何家的书被打时： 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显然，对“短衣帮”的嘲笑，以“秀才”自居的孔乙己最好的应对是“沉默”，同时用事实予以反击。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排出九文大钱”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孔乙己穷酸而想炫耀的自赏自傲心理。笔者认为。这是穷苦潦倒的“苦人”――孔乙己对“短衣帮”嘲笑的直接而有力的回击。一是在酒的数量上：温“两碗”比站着要“一碗”的“短衣帮”强：二是又“要一碟茴香豆”，这是“短衣帮”不能奢望的大胆举动，不仅如此，还用的是“现钱”而不是“赊账”。“排”则是孔乙己在困境中苦求生活、自我保护的重要举动。 第二次是在丁举人家窃书被打断腿之后， 一天的下半天，……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由于前面已经欠下了十九文，这对一向不大赊账的孔乙己来说，已经对其以“穿长衫的”身份不相称。当他在相隔了数些日子之后再次出现时，孔乙己只能像短衣帮那样要了“一碗酒”，而且是在乞求酒家，不要因为赊账不给酒。因为这次给的是现钱，身上仅有的四文钱。一个“摸”字，尽显孔乙己的沮丧悲苦，穷愁潦倒，也为苦求生活不得的孔乙己未来的命运给读者提供了可能的想象空间和必然的结局。 第三，从生存价值看。孔乙己是一个生存在游离社会秩序的“余人”。小说开始时的叙述以及咸亨酒店中众生相的描写，就写出了以咸亨酒店为背景的生存竞争：上流阶层的有钱有地位的“穿长衫的”，由于处于统治地位，他们以“权力”来享受生存的“乐趣”――“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社会底层的“短衣帮”是以出卖“体力”营生，所以买酒时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以咸亨酒店的掌柜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则是以往酒里羼水等作假手段谋取私利。应该说，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手段在为“生存”而竞争，而且在以各自的方式维持这个社会的生存秩序。惟有孔乙己，想“穿长衫”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又不甘心脱掉“又脏又破的长衫”做“短衣帮”，即使想做“短衣帮”又“手无缚鸡之力”。可见，孔乙己本身就是科举制度戕害下的游走在社会阶层间的“怪胎”。但作为生命体的人，要维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温饱”，而孔乙己唯一的营生手段就是“偷”。然而，即使是“偷”，孔乙己也不是一个“成功”的小偷，他本可以偷些价值贵重的东西，但他常偷的只是书籍、纸张、笔砚之类不值钱的小东西，而且总是被抓。然后是被打，因而时常脸上有新伤。更为可悲的是，“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结果是“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只能“坐着用手走来的”。这样的结局非常悲惨，也令人目不忍睹。他活着被人取笑，他为了活被人打，最后连“站着”喝酒的“两条腿”也失去了，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腿走路，而是用自己的手，拖着自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艰难地爬行――他的生命之腿被打断了，最后异化成非人，甚至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余人”――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孔乙己，是因为粉板上“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负十九个钱”就是他留给这个社会的全部人生价值。当然，孔乙己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他那些本应保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如热心帮助小伙计。爱护小孩子，也被扭曲变形成可笑的笑料。孔乙己，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能在这个社会生存。 小说通过孔乙己“或一种生活”的状写。表现了鲁迅先生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发掘，体现着鲁迅先生小说特有的特质。鲁迅说：“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小说中的孔乙己就是一个几乎无事的悲剧人物――一个从“站着”喝酒到“坐着”用手走路的人，最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就在这平静、平常、平淡的艺术留白中引发人们对孔乙己命运的深思：人生究竟是否值得活下去，也就是人的存在意义到底在哪里?小说鲜明的主题体现了启蒙思想家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907年《文化偏至论》)。但孔乙己却是一个“立”不起来的“人”，因为他不仅是生活在一个“凉薄”社会里，更生活在一个“求取功名”到了极致甚至到了除了满嘴“之乎者”而四体不勤无法营生的非人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他也只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孤人”、“苦人”和“余人”。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夜继《狂人日记》之后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也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篇小说。对于这篇小说的创作主旨，鲁迅在作品发表时(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的“附记”中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用意。”显然，作品写的是“或一种生活”。鲁迅后来曾进一步说：“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奚落”。由此可见，小说是把孔乙己作为“苦人”来写其“或一种生活”。 首先，从生存环境看。孔乙己是一个生存在异己环境中的“孤人”。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刻意渲染了“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的咸亨酒店及其顾客中两大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短衣帮”与“穿长衫的”。然而，就是在这个生存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孔乙己却是一个“孤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如果去掉“长衫”站着喝酒，他就类属于“短衣帮”；如果“不站着喝酒”，他就类属于“穿长衫的”。但孔乙己什么都不是，他无“财力”挤身于“踱进店内”“慢慢坐喝”的长衫人物中，又不愿出“体力”苟同于麻木冷漠、平庸世故的短衣帮，于是，他便成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一个被“悬置”于等级秩序之中的形单影只的“孤人”。正因为如此，注定了他孤独无助，他也自然就成了“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共同取笑的“唯一”对象，所以“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小说就是在众人对孔乙己肆意嘲弄中叙写其孤苦的人生的。 其次。从生存状态看，孔乙己是一个生存在弱肉强食社会中的“苦人”。为了深刻地刻画这一“苦人”形象。鲁迅通过摹其“苦形”，绘其“苦态”，写其“苦行”等方面来刻画孔乙己这一形象。 摹其“苦形”，暗示孔乙己“苦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一开始，孔乙己的出场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成亨酒店的：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在这段人物肖像描写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些信息：脸色“青白”，是孔乙己瘦弱贫血、营养奇缺的生活写照，“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是孔乙己时常遭他人凌辱和殴打的明证。“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说明孔乙己年事已高，生活庸懒。至于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更写出孔乙己长期生活困顿的窘境。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则暗示孔乙己是个想“进学”的穷读书人。应该说。这段肖像描写已经将一个“苦人”的一切浓缩其间。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小说最后再次聚焦孔乙己的“苦形”――“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虽然只是寥寥数字，但已经从肖像描写上预示着孔乙己受尽非人折磨之后的“苦人”悲惨命运。 绘其“苦态”，透露孔乙己“苦人”的生存窘态。小说两次写咸亨酒店“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此时的孔乙己却在“快活的空气”显露出“苦人”的生存窘态。 第一窘态出现在有人揭发孔乙己偷了何家的书的时候：“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孔乙己脸色原本“清白”，但当有人肆意嘲弄他，揭发他的酸心隐痛时，他竟急得满脸通红、青筋暴露。孔乙己不是惯偷，只不过是在生活坎坷艰难之时迫不得已偶尔为之而已。 第二窘态出现在当有人问他“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的时候，“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写出孔乙己未能“进学”之后的失望、颓唐和尴尬。 不同场景下的两次窘态，初读看不出其之间的关联，实际上第二窘态写出了孔乙己之所以为“苦人”的原因，而第一窘态则是“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之后不得不行窃度日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孔乙己的困窘，咸亨酒店的人只是哄笑。这不能不说世态对“苦人”是如此的悲凉。 写其“苦行”，凸现孔乙己“苦人”的求生困态。人物的行动描写可以使要刻画的人物“立起来”。小说对孔乙己两次亲手交钱买酒的细节进行浓墨泼写： 第一次是在别人嘲笑他偷了何家的书被打时： 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显然，对“短衣帮”的嘲笑，以“秀才”自居的孔乙己最好的应对是“沉默”，同时用事实予以反击。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排出九文大钱”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孔乙己穷酸而想炫耀的自赏自傲心理。笔者认为。这是穷苦潦倒的“苦人”――孔乙己对“短衣帮”嘲笑的直接而有力的回击。一是在酒的数量上：温“两碗”比站着要“一碗”的“短衣帮”强：二是又“要一碟茴香豆”，这是“短衣帮”不能奢望的大胆举动，不仅如此，还用的是“现钱”而不是“赊账”。“排”则是孔乙己在困境中苦求生活、自我保护的重要举动。 第二次是在丁举人家窃书被打断腿之后， 一天的下半天，……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由于前面已经欠下了十九文，这对一向不大赊账的孔乙己来说，已经对其以“穿长衫的”身份不相称。当他在相隔了数些日子之后再次出现时，孔乙己只能像短衣帮那样要了“一碗酒”，而且是在乞求酒家，不要因为赊账不给酒。因为这次给的是现钱，身上仅有的四文钱。一个“摸”字，尽显孔乙己的沮丧悲苦，穷愁潦倒，也为苦求生活不得的孔乙己未来的命运给读者提供了可能的想象空间和必然的结局。 第三，从生存价值看。孔乙己是一个生存在游离社会秩序的“余人”。小说开始时的叙述以及咸亨酒店中众生相的描写，就写出了以咸亨酒店为背景的生存竞争：上流阶层的有钱有地位的“穿长衫的”，由于处于统治地位，他们以“权力”来享受生存的“乐趣”――“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社会底层的“短衣帮”是以出卖“体力”营生，所以买酒时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以咸亨酒店的掌柜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则是以往酒里羼水等作假手段谋取私利。应该说，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手段在为“生存”而竞争，而且在以各自的方式维持这个社会的生存秩序。惟有孔乙己，想“穿长衫”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又不甘心脱掉“又脏又破的长衫”做“短衣帮”，即使想做“短衣帮”又“手无缚鸡之力”。可见，孔乙己本身就是科举制度戕害下的游走在社会阶层间的“怪胎”。但作为生命体的人，要维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温饱”，而孔乙己唯一的营生手段就是“偷”。然而，即使是“偷”，孔乙己也不是一个“成功”的小偷，他本可以偷些价值贵重的东西，但他常偷的只是书籍、纸张、笔砚之类不值钱的小东西，而且总是被抓。然后是被打，因而时常脸上有新伤。更为可悲的是，“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结果是“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只能“坐着用手走来的”。这样的结局非常悲惨，也令人目不忍睹。他活着被人取笑，他为了活被人打，最后连“站着”喝酒的“两条腿”也失去了，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腿走路，而是用自己的手，拖着自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艰难地爬行――他的生命之腿被打断了，最后异化成非人，甚至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余人”――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孔乙己，是因为粉板上“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负十九个钱”就是他留给这个社会的全部人生价值。当然，孔乙己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他那些本应保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如热心帮助小伙计。爱护小孩子，也被扭曲变形成可笑的笑料。孔乙己，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能在这个社会生存。 小说通过孔乙己“或一种生活”的状写。表现了鲁迅先生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发掘，体现着鲁迅先生小说特有的特质。鲁迅说：“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小说中的孔乙己就是一个几乎无事的悲剧人物――一个从“站着”喝酒到“坐着”用手走路的人，最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就在这平静、平常、平淡的艺术留白中引发人们对孔乙己命运的深思：人生究竟是否值得活下去，也就是人的存在意义到底在哪里?小说鲜明的主题体现了启蒙思想家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907年《文化偏至论》)。但孔乙己却是一个“立”不起来的“人”，因为他不仅是生活在一个“凉薄”社会里，更生活在一个“求取功名”到了极致甚至到了除了满嘴“之乎者”而四体不勤无法营生的非人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他也只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孤人”、“苦人”和“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