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迦南市场，很多广州人都未必十分熟悉，可是这儿却是非洲的外贸商人实现淘金梦的天堂。六年前建成的这座外贸服装批发市场的买家绝大多数都来自非洲各地。就因为这个市场对非洲商人的吸引力，非洲的肯尼亚航空公司将广州作为首条直飞中国航线的终点站。迦南市场的附近也成为了身在羊城的非洲人的聚居区，因而这里也被的哥戏称为“巧克力城”。
迦南市场位于广州寸土寸金的广元西路上，市场外面的人行道被小商贩层层占据，他们售卖的商品从足球运动衣到手工定制的西装，从号称纯鳄鱼皮的皮鞋到卖价不菲的防弹背心，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可真正的大生意还是要在市场内部才能做成，商人们在这里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工厂退货的Prada、Lacoste和Polo这样的大牌货。在这里的生意全都是现金交易，也跨越了国界，真正实现了全球分工。
在2002年到2007年间，中非间贸易的主要项目为石油、木材、钻石和铜矿石，而贸易总额增长了700％，中国也成为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非洲商人向中国南方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益恶劣的经济环境逼迫非洲商人必须从吉隆坡和曼谷迁出。而中国南方城市的繁荣商业气氛成为了非洲商人的天堂。从2002年到2005年间，中国驻非洲使馆签发的旅游护照数量翻了两番，达到了3.2万个。现在在广州的非洲商人总计超过2万，这个数字超过在北京和上海的非洲人口总和，而其中有超过50％来自尼日利亚。大批早早来到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已经取得了定居许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也接到了广州，孩子在广州的大学接受教育。但很多现在来到中国的新非洲淘金客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中国仅给尼日利亚商人颁发不超过三个月的旅行护照，很多尼日利亚人被迫在广州非法居留。很多初来乍到广州的非洲商人都从自己和朋友的教训中学到，要想在中国挣到钱，必须先留在中国，监督生意中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十年前就在中国落脚的鞋商埃马一直到2004年才赚了些小钱，他随后下了个大单，一次购买了10集装箱的鞋。但直到货运到手上，他才发现制造商使用了劣质的胶水，鞋运到尼日利亚都散成了很多块。从那以后，他才痛下决心，搬到了广州居住。
在广州的非洲人并没有什么社交活动，绝大多数淘金客都是年轻的单身汉，满怀着对中国的幻想远赴异乡，渴望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对很多笃信基督教的尼日利亚人来说，在广州圣心天主教堂每周日下午3点30分举行的弥撒，成为了他们一周中最为重要的活动。这唯一的一场英文弥撒会的参加信众基本上全都是非洲人。每次教堂举办弥撒时都人满为患，不仅所有的座位被占满，所有的走道和教堂后面都站满了人，连教堂外面在弥撒时都有很多人守候。在这些移民中，各类的委员会也不断成立。每十几二十个人聚集在一起，便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些小型的委员会承担着会员们包括婚丧嫁娶在内的各种生活集会的组织和管理，可这些委员会彼此之间也为了权力大小争吵不休。有些委员会还印制了专门的会员证来方便会籍管理。
不断增长的非洲人口也给当地政府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2004年，中国官方设立了中国的“绿卡”。获得绿卡的外国人可以十年内在中国自由居住而不需更新。但因为中国并非移民国家，这种绿卡制度的设置也是为了便利外国高级人才的居住和工作。中国法规规定，中方雇主、大学和跨国公司都能够为外国人申请取得更新居住许可。对于来自非洲的个体商人而言，他们要想在中国取得合法的居留权还是困难重重，大多只能延期出境。去年，根据广州当地的报纸报道，这一“三无人群”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万人。而广州作为非洲淘金客心目中的遍地黄金之地，也成为了很多不法分子骗钱的乐土。不仅出现了专门的地下假护照市场，还随之出现了众多诈骗形式。比如在尼日利亚的经济首都拉各斯和政治首都阿布贾，有些签证中介会欺骗急于前往广州淘金的人，向他们收取大笔费用，声称可以帮助他们前往广州，很多人倾家荡产凑齐了钱，却发现自己上了当。
与此同时，少数非洲不法商人的贩毒、制假、贩假等行为也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关注，广州警方也加紧了对非法居留广州的外国人口的清查和管理。目前有将近200位尼日利亚非法入境者正等待被遣送回国，每周大约有10～20名非洲人会被遣送。而正如居住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所说，他们也在反思自己在中国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大家都认识到需要联合起来遵守法律，扭转非洲人在中国的形象。一些积极分子还开始游说政府在广州设立领事馆，并希望可以刊发自己的杂志、开办音乐会，甚至设立一个节日。正如在尼日利亚有七座“中国城”一样，尼日利亚人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聚居地。
说到迦南市场，很多广州人都未必十分熟悉，可是这儿却是非洲的外贸商人实现淘金梦的天堂。六年前建成的这座外贸服装批发市场的买家绝大多数都来自非洲各地。就因为这个市场对非洲商人的吸引力，非洲的肯尼亚航空公司将广州作为首条直飞中国航线的终点站。迦南市场的附近也成为了身在羊城的非洲人的聚居区，因而这里也被的哥戏称为“巧克力城”。
迦南市场位于广州寸土寸金的广元西路上，市场外面的人行道被小商贩层层占据，他们售卖的商品从足球运动衣到手工定制的西装，从号称纯鳄鱼皮的皮鞋到卖价不菲的防弹背心，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可真正的大生意还是要在市场内部才能做成，商人们在这里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工厂退货的Prada、Lacoste和Polo这样的大牌货。在这里的生意全都是现金交易，也跨越了国界，真正实现了全球分工。
在2002年到2007年间，中非间贸易的主要项目为石油、木材、钻石和铜矿石，而贸易总额增长了700％，中国也成为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非洲商人向中国南方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益恶劣的经济环境逼迫非洲商人必须从吉隆坡和曼谷迁出。而中国南方城市的繁荣商业气氛成为了非洲商人的天堂。从2002年到2005年间，中国驻非洲使馆签发的旅游护照数量翻了两番，达到了3.2万个。现在在广州的非洲商人总计超过2万，这个数字超过在北京和上海的非洲人口总和，而其中有超过50％来自尼日利亚。大批早早来到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已经取得了定居许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也接到了广州，孩子在广州的大学接受教育。但很多现在来到中国的新非洲淘金客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中国仅给尼日利亚商人颁发不超过三个月的旅行护照，很多尼日利亚人被迫在广州非法居留。很多初来乍到广州的非洲商人都从自己和朋友的教训中学到，要想在中国挣到钱，必须先留在中国，监督生意中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十年前就在中国落脚的鞋商埃马一直到2004年才赚了些小钱，他随后下了个大单，一次购买了10集装箱的鞋。但直到货运到手上，他才发现制造商使用了劣质的胶水，鞋运到尼日利亚都散成了很多块。从那以后，他才痛下决心，搬到了广州居住。
在广州的非洲人并没有什么社交活动，绝大多数淘金客都是年轻的单身汉，满怀着对中国的幻想远赴异乡，渴望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对很多笃信基督教的尼日利亚人来说，在广州圣心天主教堂每周日下午3点30分举行的弥撒，成为了他们一周中最为重要的活动。这唯一的一场英文弥撒会的参加信众基本上全都是非洲人。每次教堂举办弥撒时都人满为患，不仅所有的座位被占满，所有的走道和教堂后面都站满了人，连教堂外面在弥撒时都有很多人守候。在这些移民中，各类的委员会也不断成立。每十几二十个人聚集在一起，便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些小型的委员会承担着会员们包括婚丧嫁娶在内的各种生活集会的组织和管理，可这些委员会彼此之间也为了权力大小争吵不休。有些委员会还印制了专门的会员证来方便会籍管理。
不断增长的非洲人口也给当地政府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2004年，中国官方设立了中国的“绿卡”。获得绿卡的外国人可以十年内在中国自由居住而不需更新。但因为中国并非移民国家，这种绿卡制度的设置也是为了便利外国高级人才的居住和工作。中国法规规定，中方雇主、大学和跨国公司都能够为外国人申请取得更新居住许可。对于来自非洲的个体商人而言，他们要想在中国取得合法的居留权还是困难重重，大多只能延期出境。去年，根据广州当地的报纸报道，这一“三无人群”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万人。而广州作为非洲淘金客心目中的遍地黄金之地，也成为了很多不法分子骗钱的乐土。不仅出现了专门的地下假护照市场，还随之出现了众多诈骗形式。比如在尼日利亚的经济首都拉各斯和政治首都阿布贾，有些签证中介会欺骗急于前往广州淘金的人，向他们收取大笔费用，声称可以帮助他们前往广州，很多人倾家荡产凑齐了钱，却发现自己上了当。
与此同时，少数非洲不法商人的贩毒、制假、贩假等行为也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关注，广州警方也加紧了对非法居留广州的外国人口的清查和管理。目前有将近200位尼日利亚非法入境者正等待被遣送回国，每周大约有10～20名非洲人会被遣送。而正如居住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所说，他们也在反思自己在中国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大家都认识到需要联合起来遵守法律，扭转非洲人在中国的形象。一些积极分子还开始游说政府在广州设立领事馆，并希望可以刊发自己的杂志、开办音乐会，甚至设立一个节日。正如在尼日利亚有七座“中国城”一样，尼日利亚人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