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

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

唐元隽

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现象十分严重。这已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各种媒体发出的“道德滑坡”的惊呼,也透露了统治当局从上到下无法掩饰的忧虑和无奈心态。---道德的基础是什么?如何重新确立道德理念,进而弘扬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已成为目前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近20年来,中共为巩固统治,在经济方面采取一条务实路线,逐渐由集权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多种所有制出现后,虽然经济的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一些改善,但如其它专制社会一样,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使得统治权力很容易就介入了国家资源的配置。由于当权者缺少监督,又没有自律的精神,普遍的权钱交易就形成,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使社会人际关系在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日趋紧张。

与此同时,在社会商业化的趋势下,不择手段追求私利的做法得到鼓励和确认,各种职业观、义利观的变迁,使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日趋繁杂分离,人与人之间难有赤子之心相待,传统的“仁、义、忠、恕”之道更无可行之处。在原来十分抽象和虚假的“公有制”经济下,原本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对公有设施和财产很难产生爱护的观念,只有漠不关心或侵占、损害。现在由制度不合理压制所带来的遭遇,更直接导致人们道德生活的迷茫、行为规则的混乱。

尽管文明的趋势是永远上升的,但是,社会道德良心已经进入了它的休眠状态。这方面整体堕落的形势十分明显。在这当中,官德、吏德的败坏尤为突出。民间流传有“官场赌场,黑道白道”、“公检法、国地税,流氓地痞黑社会”的说法。在现实官场中,官员们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把追求升官发财、无节制的享受做为为官的目的。而玩忽职守、吹牛拍马、虚浮之风、假话之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官僚主义、媚上压下早已成一代官场风气。更有甚者,官匪勾结鱼肉百姓。这种种败坏行径对当局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意识说教是有力的嘲弄和否定。独裁专制使无道德的政治行为长期泛滥,道德传统尽失、人性回归自然、私欲放纵成灾。这些虽做为官场的外部表现,但与人内心深处长期以来唯上是从、不问真假,进而是非不辨、好坏不分、善恶不明、优劣荣辱不知及腐朽没落人生目标的确认结果有很大关系。

官场的糜费奢侈、不计后果的及时行乐风气,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风俗。吏治的败坏更使它失去了以身示范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上行下效,在严酷而不公正的经济竞争下,面对广告化、千面人,粗俗低下的个人主义道德伦理观在民间的滋生漫延,许多人视道德为儿戏,出现怀疑、否定道德的倾向。职业道德的下降首当

其冲。各行各业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金钱至上观念。从人们日常生活感受到各种大案、要案的出现。党、政、军、司法、工、商、无不腐败。就连一向清白的医疗、教育二界,也只顾捞钱、见死不救、拒学门外。以往“悬壶济世”、“桃李满天下”的赞誉,早已被亵渎。这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堕落之深。假药、假米、假烟酒、假合同、假学历、假新闻、虚报数字的假政绩、以及各种假货充斥市场。 在华而不实、虚假轻浮风气的笼罩下,受愚弄而没有知情权的民众,或者违逆俗流遭受孤独痛苦,或者变成一群利禄之徒。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法轮功健身活动,得到民众的普遍响应和参与,一个“真、善、忍”的信念就吸引了千万人。足见广大民众对自上而下的社会虚假风气的厌恶。

在现今的中国,很少有人关心社会和他人。品德正直、忠于自己的见解、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仗义直言的人逐渐消失。而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言行不一、麻木不仁、随遇而安、毫无原则、见机行事的人,则充斥社会的各个角落。更让人担心的是,年轻一代正在丧失对道德理念的关怀和追求。许多人不问世事、狂热淘金、甚至践踏国法。经济犯罪大有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大量例证可说明这一现象。

不良的道德情感所导致的堕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它降低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损害了我们民族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成为今后国家发展进步的障碍。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道德堕落使社会人际关系正陷入分崩离析的可怕状态中;社会生活的无序化,使社会成员无所适从,从而产生强烈的焦虑和痛苦感;道德真空带来的麻烦不断增多;人的行为很难再找到共同的伦理依据;人们对环境和国家资源的破坏现象日益增多---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也窒息了人的生活空间,阻碍了物质生活的继续提高。目前的中国,人心混乱、犯罪率上升。我们民族正失去面对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精神力量。

政府重视发展经济,并极力保持所谓的“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它对思想、文化、以及公民的基本自由,采取控制压制的作法。这使人民的精神财富处于匮乏状态,势必造成人们心灵上的畸型。当局宣传媒体在较早前曾将“道德滑坡”归结于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输入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所致,甚至以此为借口反对自由化思潮。其逻辑十分荒谬。官方靠政权力量推行灌输的“共产主义道德意识”在中国起主导作用。部份历代相沿的、如“仁、义、忠、孝”等传统道德对民间意识也起一定支配作用。道德意识一经形成,具有相当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无论怎样看来,也不可能被西方腐朽思想一触即溃。事有必致、理有固然。我们只能从统治当局所提倡和维护的道德体系的真实与合理性上寻找原因,来分析一下它的本质。

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一般民众所秉持的道德理念由官方提倡、建立的道德和传统道德二部份组成。在中国,前者是官方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伦理”;后者是人民世代相传所保持的道德传统。道德由调整社会关系不同,可分为公德和私德。公德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私德则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亚当斯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没有私德,公德就不可能存在,而公德是共和政体的唯一基础”。

私德作为公德、乃至整个道德体系的基础,它的理念及规范主要来自于传统。传统道德的许多内容,在不同时代都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样的道德规范是能世代延续的。但公德部份内容的泛政治化,不仅冲击了有价值的传统道德,也直接破坏了社会监督功能。环境影响和人从众心理的作用,也不利于公德观念的形成。 目前官方推行的道德包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国家、提倡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个人服从组织、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再加上近年来极力提倡的民族主义等等。中共提倡的道德伦理,除部份内容与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恭敬、扶困济贫、热爱劳动、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精神相重合,还有从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独特内涵。主要有三点。

(一)保持一惯的警惕性和对敌人的残酷狠毒---在夺取政权的战争时期,严酷多变的环境和党内不间断的严厉的屠杀清洗制度,使领导者们具有超常的自我护卫和防范意识。他们以 “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眼光审视周围的人和事物,进而不相信任何人、不容忍任何反对的观点,不择手段地保卫专制权力。其手段多是铁幕下的黑箱作业。在建国后的和平时期,他们还将这种品质在党内长期固定下来。领导人在建政后发动 “肃反”、“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乃致后来对民主运动的镇压,都使这种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道德责任的单向性---官僚机器的权力结构,犹如一个金字塔。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习惯,上对下权力的过分膨涨,伴随着各种监督和约束力而向下逐渐减弱。普通百姓若循入党做官之路,官做得越大,约束越少,也越可为所欲为。

(三)提倡乖张的道德---政治色彩浓厚,从阶级意识出发,对人民进行敌我或等级划分,思维极端化,非友即敌,阶级意识指导人们只关心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权巩固,以对党和领袖的忠心与否,做为人行为评价标准,而不管人之间的真诚守信。这些长期实际支配中国人民的官方泛政治化道德意识,对人的价值缺少充分的肯定和尊重,甚至压制个人的权力。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笼罩下,民众禁若寒蝉,缺少独立的判断和理性的自觉,公民意识觉醒缓慢。在世界向文明进步的方向快速发展的今天,当局仍以思想意识形态和阶级背景,来确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致使整个社会缺少平等精神。

无疑,倡行德政、与民修睦的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与官方道德,在理念上有许多矛盾之处。更不用说它与世界多元化道德理念的冲突。而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来就是在这大量道德选择和冲突中发展过来的。

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线的中国传统道德,几经历史演变发展到今天。它的理念既有超功利性,又日益世俗化,理论也十分精致。但因现实社会巨大发展、变化,传统的纲常伦理到近代开始瓦解。原有的部份价值观念,由于脱离人的基本发展需要而遭到摒弃。实用理性和科学知识的出现、普及,也使大多数百姓不再信仰和支持古老的“天命”观及各种神仙佛鬼等神秘力量所维持的道德观念。只有以仁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恕等”、可以用来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规范,仍然是现代中国人所赞美的德行。这当中包涵着对人的尊

重、关爱,以及做人的诚实守信原则。传统道德对公德表述较少,而私德内容丰富。但这些原则无疑地具有普世的价值。

道德是人长期形成的、靠内心善恶观做标准来约束行为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古人谈道德,“道”,原指人行的路,在此表示事物的本体及变化所遵循的规律。而“德”和“得”意义相近,指人的行为由“道”所得的规律或性质。“德”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许慎语)。从伦理学角度说,它是“以善念存于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以善德施于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

有西方学者认为:“道德是人控制低意识激情,找出一个内心理性的代言人,即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外界和内心的规范的适应力量”。西方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巴德法则)及“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道德思想。 用来调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道德理念规范,来自人性的基本需求。人要求爱与被爱的欲望,决定道德理念按照善的原则建立起来。人对他人所具有的善念、支持的精神活动,是道德的源泉。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众德之德”,而“恻隐之心”是人同情亲爱他人的心理活动。 虽然现代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理念有极大影响,但它超功利性的特点十分突出。人一出生便处于家庭道德培养和熏陶之中;略长大后受进一步的道德影响;这期间主要由学校教育来完成。毕业后,人们走向社会进入独立生活,受社会教育,常从事受道德评价的活动。人从幼年开始、经以上过程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道德意识,一般可保持终生,除非遇有重大生活变故所导至的思想影响令其改变。 道德作为心理活动,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这种力量依赖道德的维持方式,也就是对人道德意识及规范的形成和维系起决定作用的外在形式。

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道德,无论从主要内涵或目标上看,都是在于使社会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社会成员各取所得、相安相好,整个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道德意识和规范有所不同,但人类道德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爱。 从整个人类来看,既然人性的基本性质如此相近,那么所有的人的社会相处相安的共同规则一定存在。也就是说,存在着普世的、具全人类性的道德规则。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道德已具有较多的宽容性;人的价值观也具有多元化的倾向。所有这些有效地协调了各种价值取向。以致最具全人类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精神,在人类步入世界大家庭的关健时刻,正逐渐占领人们的心灵。

如果将人类社会按历史先后和生产方式根本差别做出划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二类情况。

第一种: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包括古代游牧业)在东方,这主要指中国19世纪以前,而西方大约到17世纪前后。在这个时期,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那时的社会成员大多为农民,从事现在所说的个体劳动。从社群角度来看,人们处在一种孤立分散状态,没有丰富的社会交往和获取信息的手段,没有形成共同的生产关系,缺少大范围的全国性的联系。农业社会的人,对自然条件过分依赖,使自己与自然界未能完全区分开来。他们最初的道德意识,带有古代氏族时期保留的纯朴性。在普遍贫穷匮乏情况下,只要尚能生存,人们对自身与他人或社会之间利益关系有认同感。此时的人们,生产能力低下,产品主要满足自身需要,少有流通。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相对简单。

这时的人类社会,纯朴的风俗习惯易于保持。宗教力量和神仙鬼佛等神秘力量,足以使人产生敬畏的心理,进而支配人的思想和灵魂。人内心的道德信念,多半靠这神秘力量和有威力的官方说教来维持;以我国古代为例,主要有各种长期沉积在人心理活动中、并表现在生活中的习俗、家训、神灵崇拜(如祭祀)等。民间如此,官场有御使谏官制度,对官吏违法和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加以监督、批评,甚至针对皇帝。帝王若昏庸无道,诛杀谏官之事常有发生。文死于谏,武死于战,为此死难的忠臣义士倒史不绝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维持方式。 第二种:工商业社会的生产方式

这可以引伸到17世纪前或更早期的西方社会,如古代商业繁荣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国家,以及后来工业革命的英国。中国主要从19世纪后期开始步入工商业时代。由于工业生产和商业传输,形成密切的社会协作关系,进而资讯发达,信息交通日益便利,大资本的形成和流通,加上技术进步,使人类各种资源开发、利用速度一日千里。物质条件的进步,也激发了人们的各种动机和情欲。遏制人们之不合理欲望和行为的法规相继出现。各国、各地交往频繁。人们取长补短,生活范围和内容变得广阔而丰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愈来愈复杂、多变。传统习俗不再是道德的主要维持方式。随着实用理性、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超现实的神秘力量(如东方的佛鬼神仙)对道德的维持作用逐渐减弱、丧失。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主要基于理性,保持对是非、荣辱的判断,并以此判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做为行动的依据。理性的判断有二个重要条件。一是人们能公开发表意见,并可就重大问题形成探求和争论。这对人的智慧是最好的运用。任何问题可越辩越明。人们最终掌握真理。二是人们对社会事务有知情权,且有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的权利。这两点都有赖于人有自由提出问题和表达意见,进而以社会舆论等形式表现出来。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道德维持方式。从人内心来看,基于对真正事实的理解而平等发表意见或争论问题,会增进人之间诚实交往。阻断人在公开场合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便无法形成高尚诚实的品质。《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传统道德的基础,也是一切道德的基础。

没有道德,物质文明何用?

民众基于理性的正义的表达,是唤醒社会良知和重建中国社会道德系统的关键所在。社会舆论是在市场经济导致人的观念世俗化及不断形成功利实效价值标准情况下,使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不脱离道德原则的、最重要的维持方式。

没有道德,由人的智慧要素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友有什么用处呢?它带给人们的,决不会是幸福。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任何民族情感和凝聚力的努力,都会被厌恶和疏离所代替。现实的确向我们昭示一种人们极不情愿看到的悲凉画面。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深思。纠正和反省的力量正在我们中国人自己身上。

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

唐元隽

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现象十分严重。这已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各种媒体发出的“道德滑坡”的惊呼,也透露了统治当局从上到下无法掩饰的忧虑和无奈心态。---道德的基础是什么?如何重新确立道德理念,进而弘扬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已成为目前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近20年来,中共为巩固统治,在经济方面采取一条务实路线,逐渐由集权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多种所有制出现后,虽然经济的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一些改善,但如其它专制社会一样,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使得统治权力很容易就介入了国家资源的配置。由于当权者缺少监督,又没有自律的精神,普遍的权钱交易就形成,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使社会人际关系在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日趋紧张。

与此同时,在社会商业化的趋势下,不择手段追求私利的做法得到鼓励和确认,各种职业观、义利观的变迁,使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日趋繁杂分离,人与人之间难有赤子之心相待,传统的“仁、义、忠、恕”之道更无可行之处。在原来十分抽象和虚假的“公有制”经济下,原本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对公有设施和财产很难产生爱护的观念,只有漠不关心或侵占、损害。现在由制度不合理压制所带来的遭遇,更直接导致人们道德生活的迷茫、行为规则的混乱。

尽管文明的趋势是永远上升的,但是,社会道德良心已经进入了它的休眠状态。这方面整体堕落的形势十分明显。在这当中,官德、吏德的败坏尤为突出。民间流传有“官场赌场,黑道白道”、“公检法、国地税,流氓地痞黑社会”的说法。在现实官场中,官员们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把追求升官发财、无节制的享受做为为官的目的。而玩忽职守、吹牛拍马、虚浮之风、假话之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官僚主义、媚上压下早已成一代官场风气。更有甚者,官匪勾结鱼肉百姓。这种种败坏行径对当局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意识说教是有力的嘲弄和否定。独裁专制使无道德的政治行为长期泛滥,道德传统尽失、人性回归自然、私欲放纵成灾。这些虽做为官场的外部表现,但与人内心深处长期以来唯上是从、不问真假,进而是非不辨、好坏不分、善恶不明、优劣荣辱不知及腐朽没落人生目标的确认结果有很大关系。

官场的糜费奢侈、不计后果的及时行乐风气,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风俗。吏治的败坏更使它失去了以身示范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上行下效,在严酷而不公正的经济竞争下,面对广告化、千面人,粗俗低下的个人主义道德伦理观在民间的滋生漫延,许多人视道德为儿戏,出现怀疑、否定道德的倾向。职业道德的下降首当

其冲。各行各业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金钱至上观念。从人们日常生活感受到各种大案、要案的出现。党、政、军、司法、工、商、无不腐败。就连一向清白的医疗、教育二界,也只顾捞钱、见死不救、拒学门外。以往“悬壶济世”、“桃李满天下”的赞誉,早已被亵渎。这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堕落之深。假药、假米、假烟酒、假合同、假学历、假新闻、虚报数字的假政绩、以及各种假货充斥市场。 在华而不实、虚假轻浮风气的笼罩下,受愚弄而没有知情权的民众,或者违逆俗流遭受孤独痛苦,或者变成一群利禄之徒。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法轮功健身活动,得到民众的普遍响应和参与,一个“真、善、忍”的信念就吸引了千万人。足见广大民众对自上而下的社会虚假风气的厌恶。

在现今的中国,很少有人关心社会和他人。品德正直、忠于自己的见解、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仗义直言的人逐渐消失。而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言行不一、麻木不仁、随遇而安、毫无原则、见机行事的人,则充斥社会的各个角落。更让人担心的是,年轻一代正在丧失对道德理念的关怀和追求。许多人不问世事、狂热淘金、甚至践踏国法。经济犯罪大有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大量例证可说明这一现象。

不良的道德情感所导致的堕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它降低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损害了我们民族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成为今后国家发展进步的障碍。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道德堕落使社会人际关系正陷入分崩离析的可怕状态中;社会生活的无序化,使社会成员无所适从,从而产生强烈的焦虑和痛苦感;道德真空带来的麻烦不断增多;人的行为很难再找到共同的伦理依据;人们对环境和国家资源的破坏现象日益增多---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也窒息了人的生活空间,阻碍了物质生活的继续提高。目前的中国,人心混乱、犯罪率上升。我们民族正失去面对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精神力量。

政府重视发展经济,并极力保持所谓的“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它对思想、文化、以及公民的基本自由,采取控制压制的作法。这使人民的精神财富处于匮乏状态,势必造成人们心灵上的畸型。当局宣传媒体在较早前曾将“道德滑坡”归结于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输入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所致,甚至以此为借口反对自由化思潮。其逻辑十分荒谬。官方靠政权力量推行灌输的“共产主义道德意识”在中国起主导作用。部份历代相沿的、如“仁、义、忠、孝”等传统道德对民间意识也起一定支配作用。道德意识一经形成,具有相当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无论怎样看来,也不可能被西方腐朽思想一触即溃。事有必致、理有固然。我们只能从统治当局所提倡和维护的道德体系的真实与合理性上寻找原因,来分析一下它的本质。

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一般民众所秉持的道德理念由官方提倡、建立的道德和传统道德二部份组成。在中国,前者是官方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伦理”;后者是人民世代相传所保持的道德传统。道德由调整社会关系不同,可分为公德和私德。公德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私德则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亚当斯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没有私德,公德就不可能存在,而公德是共和政体的唯一基础”。

私德作为公德、乃至整个道德体系的基础,它的理念及规范主要来自于传统。传统道德的许多内容,在不同时代都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样的道德规范是能世代延续的。但公德部份内容的泛政治化,不仅冲击了有价值的传统道德,也直接破坏了社会监督功能。环境影响和人从众心理的作用,也不利于公德观念的形成。 目前官方推行的道德包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国家、提倡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个人服从组织、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再加上近年来极力提倡的民族主义等等。中共提倡的道德伦理,除部份内容与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恭敬、扶困济贫、热爱劳动、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精神相重合,还有从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独特内涵。主要有三点。

(一)保持一惯的警惕性和对敌人的残酷狠毒---在夺取政权的战争时期,严酷多变的环境和党内不间断的严厉的屠杀清洗制度,使领导者们具有超常的自我护卫和防范意识。他们以 “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眼光审视周围的人和事物,进而不相信任何人、不容忍任何反对的观点,不择手段地保卫专制权力。其手段多是铁幕下的黑箱作业。在建国后的和平时期,他们还将这种品质在党内长期固定下来。领导人在建政后发动 “肃反”、“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乃致后来对民主运动的镇压,都使这种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道德责任的单向性---官僚机器的权力结构,犹如一个金字塔。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习惯,上对下权力的过分膨涨,伴随着各种监督和约束力而向下逐渐减弱。普通百姓若循入党做官之路,官做得越大,约束越少,也越可为所欲为。

(三)提倡乖张的道德---政治色彩浓厚,从阶级意识出发,对人民进行敌我或等级划分,思维极端化,非友即敌,阶级意识指导人们只关心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权巩固,以对党和领袖的忠心与否,做为人行为评价标准,而不管人之间的真诚守信。这些长期实际支配中国人民的官方泛政治化道德意识,对人的价值缺少充分的肯定和尊重,甚至压制个人的权力。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笼罩下,民众禁若寒蝉,缺少独立的判断和理性的自觉,公民意识觉醒缓慢。在世界向文明进步的方向快速发展的今天,当局仍以思想意识形态和阶级背景,来确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致使整个社会缺少平等精神。

无疑,倡行德政、与民修睦的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与官方道德,在理念上有许多矛盾之处。更不用说它与世界多元化道德理念的冲突。而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来就是在这大量道德选择和冲突中发展过来的。

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线的中国传统道德,几经历史演变发展到今天。它的理念既有超功利性,又日益世俗化,理论也十分精致。但因现实社会巨大发展、变化,传统的纲常伦理到近代开始瓦解。原有的部份价值观念,由于脱离人的基本发展需要而遭到摒弃。实用理性和科学知识的出现、普及,也使大多数百姓不再信仰和支持古老的“天命”观及各种神仙佛鬼等神秘力量所维持的道德观念。只有以仁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恕等”、可以用来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规范,仍然是现代中国人所赞美的德行。这当中包涵着对人的尊

重、关爱,以及做人的诚实守信原则。传统道德对公德表述较少,而私德内容丰富。但这些原则无疑地具有普世的价值。

道德是人长期形成的、靠内心善恶观做标准来约束行为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古人谈道德,“道”,原指人行的路,在此表示事物的本体及变化所遵循的规律。而“德”和“得”意义相近,指人的行为由“道”所得的规律或性质。“德”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许慎语)。从伦理学角度说,它是“以善念存于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以善德施于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

有西方学者认为:“道德是人控制低意识激情,找出一个内心理性的代言人,即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外界和内心的规范的适应力量”。西方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巴德法则)及“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道德思想。 用来调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道德理念规范,来自人性的基本需求。人要求爱与被爱的欲望,决定道德理念按照善的原则建立起来。人对他人所具有的善念、支持的精神活动,是道德的源泉。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众德之德”,而“恻隐之心”是人同情亲爱他人的心理活动。 虽然现代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理念有极大影响,但它超功利性的特点十分突出。人一出生便处于家庭道德培养和熏陶之中;略长大后受进一步的道德影响;这期间主要由学校教育来完成。毕业后,人们走向社会进入独立生活,受社会教育,常从事受道德评价的活动。人从幼年开始、经以上过程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道德意识,一般可保持终生,除非遇有重大生活变故所导至的思想影响令其改变。 道德作为心理活动,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这种力量依赖道德的维持方式,也就是对人道德意识及规范的形成和维系起决定作用的外在形式。

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道德,无论从主要内涵或目标上看,都是在于使社会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社会成员各取所得、相安相好,整个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道德意识和规范有所不同,但人类道德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爱。 从整个人类来看,既然人性的基本性质如此相近,那么所有的人的社会相处相安的共同规则一定存在。也就是说,存在着普世的、具全人类性的道德规则。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道德已具有较多的宽容性;人的价值观也具有多元化的倾向。所有这些有效地协调了各种价值取向。以致最具全人类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精神,在人类步入世界大家庭的关健时刻,正逐渐占领人们的心灵。

如果将人类社会按历史先后和生产方式根本差别做出划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二类情况。

第一种: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包括古代游牧业)在东方,这主要指中国19世纪以前,而西方大约到17世纪前后。在这个时期,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那时的社会成员大多为农民,从事现在所说的个体劳动。从社群角度来看,人们处在一种孤立分散状态,没有丰富的社会交往和获取信息的手段,没有形成共同的生产关系,缺少大范围的全国性的联系。农业社会的人,对自然条件过分依赖,使自己与自然界未能完全区分开来。他们最初的道德意识,带有古代氏族时期保留的纯朴性。在普遍贫穷匮乏情况下,只要尚能生存,人们对自身与他人或社会之间利益关系有认同感。此时的人们,生产能力低下,产品主要满足自身需要,少有流通。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相对简单。

这时的人类社会,纯朴的风俗习惯易于保持。宗教力量和神仙鬼佛等神秘力量,足以使人产生敬畏的心理,进而支配人的思想和灵魂。人内心的道德信念,多半靠这神秘力量和有威力的官方说教来维持;以我国古代为例,主要有各种长期沉积在人心理活动中、并表现在生活中的习俗、家训、神灵崇拜(如祭祀)等。民间如此,官场有御使谏官制度,对官吏违法和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加以监督、批评,甚至针对皇帝。帝王若昏庸无道,诛杀谏官之事常有发生。文死于谏,武死于战,为此死难的忠臣义士倒史不绝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维持方式。 第二种:工商业社会的生产方式

这可以引伸到17世纪前或更早期的西方社会,如古代商业繁荣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国家,以及后来工业革命的英国。中国主要从19世纪后期开始步入工商业时代。由于工业生产和商业传输,形成密切的社会协作关系,进而资讯发达,信息交通日益便利,大资本的形成和流通,加上技术进步,使人类各种资源开发、利用速度一日千里。物质条件的进步,也激发了人们的各种动机和情欲。遏制人们之不合理欲望和行为的法规相继出现。各国、各地交往频繁。人们取长补短,生活范围和内容变得广阔而丰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愈来愈复杂、多变。传统习俗不再是道德的主要维持方式。随着实用理性、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超现实的神秘力量(如东方的佛鬼神仙)对道德的维持作用逐渐减弱、丧失。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主要基于理性,保持对是非、荣辱的判断,并以此判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做为行动的依据。理性的判断有二个重要条件。一是人们能公开发表意见,并可就重大问题形成探求和争论。这对人的智慧是最好的运用。任何问题可越辩越明。人们最终掌握真理。二是人们对社会事务有知情权,且有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的权利。这两点都有赖于人有自由提出问题和表达意见,进而以社会舆论等形式表现出来。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道德维持方式。从人内心来看,基于对真正事实的理解而平等发表意见或争论问题,会增进人之间诚实交往。阻断人在公开场合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便无法形成高尚诚实的品质。《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传统道德的基础,也是一切道德的基础。

没有道德,物质文明何用?

民众基于理性的正义的表达,是唤醒社会良知和重建中国社会道德系统的关键所在。社会舆论是在市场经济导致人的观念世俗化及不断形成功利实效价值标准情况下,使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不脱离道德原则的、最重要的维持方式。

没有道德,由人的智慧要素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友有什么用处呢?它带给人们的,决不会是幸福。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任何民族情感和凝聚力的努力,都会被厌恶和疏离所代替。现实的确向我们昭示一种人们极不情愿看到的悲凉画面。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深思。纠正和反省的力量正在我们中国人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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