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脚下的大地早已是满目疮痍，溃伤累累。当今中国人受到政治腐败和环境溃烂的双重折磨，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为什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此的严重？为什么，在有了发达国家工业化对环境破坏的经验教训后，在具备“后发优势”的情况下，在拥有可以不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环保技术的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还得重蹈先行国家的覆辙？而且还更加严重呢？
根本的原由就是当今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没有了自己的家园，对自己劳作与生活之上的脚下的土地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没有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本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对自然尊崇有加，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包含有和谐的自然观。按说中国人应该比西方人更注重保护环境，更注重与环境的协调。但现在事实上不是如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人更注重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得很好，经济发展也很好。
要知道，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自然更为亲近，对自然更为尊重。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大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供人栖息繁衍之所。在西方文化看来，大自然是人的对象，而并非人的精神来源，人的精神来源于神。所以，西方更容易将自然看成一个探索、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西方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比中国人彻底得多。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认为，人乃万物之灵，是从自然中孕育出来的。无论是中国的天命观、人生观以及道德观都是从自然现象和规律中拟化出来的。易经《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儒家认为：“仁”为天地之心。儒家还有“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之说。道家更是法象自然。因而传统中国人与自然有很强的精神和情感联系，对自然敬畏有加。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山水画中看出中国人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而从风水术中也能看出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追求居所顺应环境的强烈企图。我们得承认，对自然的敬畏对保护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在传统中国人的意识中，不能滥伐树木，因为那会破坏“龙脉”，破坏“风水”，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而这按照现代科学的解释，是因为滥伐树木会造成水土流失，从而破坏了环境。虽然风水术与科学相比，其解释力相差很远，但却起到了很好的保护环境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中，宗法家族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对地方事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决策权，是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虽说相对于皇权，它的力量很微弱，但至少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为了家族的繁衍和安居，宗法家族依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自觉地承担起保护群落生存环境的责任。因而，在传统社会中，“和谐的自然观”和宗法家族的利益机制对保护环境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很好地杜绝了破坏环境的行为。因而我们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自己的家园，并能够有效地保护好自己的家园。传统中国人，有归属感，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家园。所以，他们即使终年在外谋生做事，到老也有“叶落归根”的强烈愿望。而现在的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然而，在传统社会解体与传统价值被否定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自然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洋务运动”始，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普遍接受，使得中国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分离。自然不再是人精神之源和生活的母体，而如西方般成为人的对象，成为人改善福利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成为人的认识、征服与改造的对象。人们对自然不再存有神秘感。不再有敬畏，人们感觉到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定”。现今，中国人的主流意识中最多也只残留一些亲近自然，从自然中寻求情感寄托的文化传统，其它的都荡然无存。
而宗法家族制也自“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消亡，最终以共产党在乡村建立起基层政权而灭绝。用“郡县乡村制”代替了“郡县宗族制”。自此，中国人就完全彻底地被“君权”所控制，这才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完全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只不过古今的“君权”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在“郡县乡村制”下，国民没有那怕短暂的土地的所有权，其占有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得不到保障。国民对他们劳作与生活之上的脚下土地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没有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而由生活在这土地之外的意志来主宰，来分配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自己的家园。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但他们却对那个地方没有归属感。他们徒然拥有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人的身份，但这个身份却并没有赋予他们主人的权利，没有给他们带来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足和安宁；只有在受蒙蔽情况下的狂妄和愚昧，在清醒后的空荡和绝望。虽然拥有中国人的身份，中国人却不能在中国拥有或有保障的占有和使用一小块土地，也不能自由地在中国迁徙定居；中国人的心灵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无根地游荡，终其一生，找不到归宿，得不到安宁。到了临死之时，只能落得个“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装大模样和空荡荡的感觉而被烧成灰。可怜的中国人，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家园都消失了，都被夺走了。
对于来自于传统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的消失，这并不必然造成中国人会不注重保护环境。接受科学技术，利用科学技术来造福国民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人类早期对技术的应用确实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这引起了许多敏感地憧憬美好生活的人的反感，如苏格兰的诗人彭斯，就崇尚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反感工业化带来的繁华与污染同在的城市生活。但是，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得人们认识到人对自然的改造会带来对环境的破坏，在获得经济资源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利于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人的生活品质。同时，科学技术也使得人们可以在利用自然的活动中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利用环保技术来保护环境。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污染排放，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实现“零排放”。科学已经让全世界，让中国人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发展出相应的环境保护的技术和方法。可以说，在认识上，中国人大多数都明白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都明白什么样的行为会造成对环境的破坏。所以，在认识上，虽然我们没有了来自于传统自然观的保护环境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意识，但我们已经有了更具有解释力的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用科学的解释代替了风水术的解释，用科学的环保观代替了风水术的环保观。
但是，宗法家族的自治组织消亡后，却没有别的自治组织来代替它。中国集权政治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和从最高层延伸到最低层的的政党组织形式，强化了集权政治控制力，扩展了集权政治的控制范围，完全肢解和代替了地方的宗法家族制的权力结构。我们承认，宗法家族制有很大的弊端，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弊端与“君权”一样，同样是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压抑人性。宗法家族制是应当被铲除，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宗法家族制被铲除，代替它的应该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地方自治，而不应该是大一统的集权政治权力。这个结果比同时存在集权政治和能微弱抗衡集权政治的宗法家族或许更糟糕。
地方利益代言人的消失，而被更强大的集权政治权力所代替，这一结果在中国造成了任何某一地方的民众，他们对与他们利害攸关的公共事务都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生活在某一地方的民众，他们对这一地方的资源没有支配权和收益权。当自己生活的地方被这地方之外的意志所主宰，那么，因为主宰者不会在这里长久生活，他就不会那么在乎对这里是否会造成破坏，至少他不会将这里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比如说大跃进为了政治利益对环境的破坏；比如说为了GDP的增长而对环境的破坏；比如说开发矿产资源，收益大部分不归当地，滥采滥伐还造成的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当地民众还得承受环境污染和破坏带来的伤害，等等。我们看到，不论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集权政治不择手段地追求政治目标，还是在市场经济年代集权政治掠夺式地追求经济目标，都对环境造成了惊人的破坏。之所以如此，根本原由就在于中国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对家园的决定权。
要防止我们的家园继续被毁坏，我们就必须拥有家园。而要拥有家园，就必须用民主自治代替集权政治。我们要争取决定我们自己家园事务的权利。只有有了对自己家园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我们才能承担起责任，我们才有维护我们家园，维护我们自身利益的能力。我们对家园的热爱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而不仅仅停留在情感的层面。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意义地来运用我们知识，广泛征集意见和讨论，来判断什么对我们的家园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最后付诸于实施。
让我们为拥有家园而努力抗争！
我们脚下的大地早已是满目疮痍，溃伤累累。当今中国人受到政治腐败和环境溃烂的双重折磨，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为什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此的严重？为什么，在有了发达国家工业化对环境破坏的经验教训后，在具备“后发优势”的情况下，在拥有可以不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环保技术的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还得重蹈先行国家的覆辙？而且还更加严重呢？
根本的原由就是当今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没有了自己的家园，对自己劳作与生活之上的脚下的土地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没有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本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对自然尊崇有加，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包含有和谐的自然观。按说中国人应该比西方人更注重保护环境，更注重与环境的协调。但现在事实上不是如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人更注重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得很好，经济发展也很好。
要知道，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自然更为亲近，对自然更为尊重。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大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供人栖息繁衍之所。在西方文化看来，大自然是人的对象，而并非人的精神来源，人的精神来源于神。所以，西方更容易将自然看成一个探索、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西方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比中国人彻底得多。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认为，人乃万物之灵，是从自然中孕育出来的。无论是中国的天命观、人生观以及道德观都是从自然现象和规律中拟化出来的。易经《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儒家认为：“仁”为天地之心。儒家还有“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之说。道家更是法象自然。因而传统中国人与自然有很强的精神和情感联系，对自然敬畏有加。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山水画中看出中国人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而从风水术中也能看出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追求居所顺应环境的强烈企图。我们得承认，对自然的敬畏对保护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在传统中国人的意识中，不能滥伐树木，因为那会破坏“龙脉”，破坏“风水”，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而这按照现代科学的解释，是因为滥伐树木会造成水土流失，从而破坏了环境。虽然风水术与科学相比，其解释力相差很远，但却起到了很好的保护环境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中，宗法家族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对地方事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决策权，是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虽说相对于皇权，它的力量很微弱，但至少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为了家族的繁衍和安居，宗法家族依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自觉地承担起保护群落生存环境的责任。因而，在传统社会中，“和谐的自然观”和宗法家族的利益机制对保护环境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很好地杜绝了破坏环境的行为。因而我们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自己的家园，并能够有效地保护好自己的家园。传统中国人，有归属感，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家园。所以，他们即使终年在外谋生做事，到老也有“叶落归根”的强烈愿望。而现在的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然而，在传统社会解体与传统价值被否定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自然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洋务运动”始，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普遍接受，使得中国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分离。自然不再是人精神之源和生活的母体，而如西方般成为人的对象，成为人改善福利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成为人的认识、征服与改造的对象。人们对自然不再存有神秘感。不再有敬畏，人们感觉到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定”。现今，中国人的主流意识中最多也只残留一些亲近自然，从自然中寻求情感寄托的文化传统，其它的都荡然无存。
而宗法家族制也自“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消亡，最终以共产党在乡村建立起基层政权而灭绝。用“郡县乡村制”代替了“郡县宗族制”。自此，中国人就完全彻底地被“君权”所控制，这才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完全彻底地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只不过古今的“君权”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在“郡县乡村制”下，国民没有那怕短暂的土地的所有权，其占有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得不到保障。国民对他们劳作与生活之上的脚下土地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没有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而由生活在这土地之外的意志来主宰，来分配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自己的家园。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但他们却对那个地方没有归属感。他们徒然拥有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人的身份，但这个身份却并没有赋予他们主人的权利，没有给他们带来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足和安宁；只有在受蒙蔽情况下的狂妄和愚昧，在清醒后的空荡和绝望。虽然拥有中国人的身份，中国人却不能在中国拥有或有保障的占有和使用一小块土地，也不能自由地在中国迁徙定居；中国人的心灵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无根地游荡，终其一生，找不到归宿，得不到安宁。到了临死之时，只能落得个“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装大模样和空荡荡的感觉而被烧成灰。可怜的中国人，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家园都消失了，都被夺走了。
对于来自于传统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的消失，这并不必然造成中国人会不注重保护环境。接受科学技术，利用科学技术来造福国民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人类早期对技术的应用确实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这引起了许多敏感地憧憬美好生活的人的反感，如苏格兰的诗人彭斯，就崇尚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反感工业化带来的繁华与污染同在的城市生活。但是，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得人们认识到人对自然的改造会带来对环境的破坏，在获得经济资源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利于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人的生活品质。同时，科学技术也使得人们可以在利用自然的活动中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利用环保技术来保护环境。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污染排放，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实现“零排放”。科学已经让全世界，让中国人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发展出相应的环境保护的技术和方法。可以说，在认识上，中国人大多数都明白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都明白什么样的行为会造成对环境的破坏。所以，在认识上，虽然我们没有了来自于传统自然观的保护环境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意识，但我们已经有了更具有解释力的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用科学的解释代替了风水术的解释，用科学的环保观代替了风水术的环保观。
但是，宗法家族的自治组织消亡后，却没有别的自治组织来代替它。中国集权政治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和从最高层延伸到最低层的的政党组织形式，强化了集权政治控制力，扩展了集权政治的控制范围，完全肢解和代替了地方的宗法家族制的权力结构。我们承认，宗法家族制有很大的弊端，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弊端与“君权”一样，同样是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压抑人性。宗法家族制是应当被铲除，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宗法家族制被铲除，代替它的应该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地方自治，而不应该是大一统的集权政治权力。这个结果比同时存在集权政治和能微弱抗衡集权政治的宗法家族或许更糟糕。
地方利益代言人的消失，而被更强大的集权政治权力所代替，这一结果在中国造成了任何某一地方的民众，他们对与他们利害攸关的公共事务都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生活在某一地方的民众，他们对这一地方的资源没有支配权和收益权。当自己生活的地方被这地方之外的意志所主宰，那么，因为主宰者不会在这里长久生活，他就不会那么在乎对这里是否会造成破坏，至少他不会将这里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比如说大跃进为了政治利益对环境的破坏；比如说为了GDP的增长而对环境的破坏；比如说开发矿产资源，收益大部分不归当地，滥采滥伐还造成的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当地民众还得承受环境污染和破坏带来的伤害，等等。我们看到，不论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集权政治不择手段地追求政治目标，还是在市场经济年代集权政治掠夺式地追求经济目标，都对环境造成了惊人的破坏。之所以如此，根本原由就在于中国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对家园的决定权。
要防止我们的家园继续被毁坏，我们就必须拥有家园。而要拥有家园，就必须用民主自治代替集权政治。我们要争取决定我们自己家园事务的权利。只有有了对自己家园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我们才能承担起责任，我们才有维护我们家园，维护我们自身利益的能力。我们对家园的热爱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而不仅仅停留在情感的层面。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意义地来运用我们知识，广泛征集意见和讨论，来判断什么对我们的家园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最后付诸于实施。
让我们为拥有家园而努力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