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名词解释
1. 神话：是古代人民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口头创作的神异故事，是对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和超现实的形象描述，表现了初民的原始理解力，是借助现象以征服自然力并使之形象化的艺术结晶。它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自然神话和神话了的英雄人物。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我国古代有丰富的神话，但保存下来的极少，主要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
2. 诗经（诗三百）：相传为孔子所编订，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作品。《诗经》原名“诗” 存目311篇，除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外，实有305篇，称为“诗三百”或“诗三百篇”，列为儒家“六艺”之一。到西汉初年，诗三百篇被奉为经典，才尊之为《诗经》。《诗经》依《风》、《雅》《颂》分类编排。《风》即“十五国风”大都是民间歌谣，共160篇，是《诗经》的精华；《雅》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大都是西周王室贵族文人作品，也有少数民谣；《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诗经》是我国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源头，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对我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诗歌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语言质朴，韵律和谐，在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特点。
3. 毛传郑笺：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东汉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4. 诗序：《毛诗》对各诗的解说文，又称《毛诗序》，分小序、大序两种。小序解说各诗主题，列在各诗之首，篇幅均较短。大序总论《诗经》全体，列在《诗经》第一篇《关雎》的小序之后，篇幅较长。《诗序》的解说大多牵强附会，给诗篇强加无根据的政治寓义，但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变风变雅：原出自《诗 "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 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盖指《风》、《雅》中周政衰乱时期的作品，以与“正风”、“正雅”相对。“正”、“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分的。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春秋》:相传孔子曾对它加以修订，以记事为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先秦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时代顺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它对后代的散文有不小的影响。
春秋三传：指《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的，合称“春秋三传”。
《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
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后得33篇，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鉴于此书的性质，有人把它归入诸子类。 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出现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种学术派别。当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招徒授学，宣扬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5. 四家诗：《诗经》虽遭秦火焚毁，但由于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得以保存。至汉复得流
传，当时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简称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成为官学。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自东汉末年，儒家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学习毛诗的人逐渐增多，其后三家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独行于世。
6. 笙诗：又称“六笙诗”，指《诗经 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
《由仪》六篇，有目无辞，据《礼仪》记载，这六篇都以笙奏，故名笙诗。
7. 六义：《毛诗大序》总结了《诗经》的艺术经验，把《周礼 春官大师》中的“六诗”说发
展为“六义”说。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对《诗经》的分类，而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文 大序》“诗有六义”句《疏》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就是所谓“六义”的由来。
8. 风雅颂：这是《诗经》内容的分类，最早见于《荀子 儒效》。“风”也称“国风”，“风”
是乐歌曲调的意思，“国风”包括周南、召南，卫、王等十五个地区的乐歌，共一百六十篇。“雅”是王畿附近的乐曲名称，包括“大雅”“小雅”两部分，“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颂”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是宗庙祭祀的乐歌。（风雅颂分类的依据，主要有音别和义别两说：
1、从音乐角度划分：郑樵“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昆虫草木略 序》）；2、从内容体裁角度划分，《毛诗序》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音乐特点的形成，与其用途和地域的特点也密切相关，而不同特点的音乐，应用场合也不同，风雅颂最初只是一种音乐分类，在流传中，也有了内容的区别。
9. 赋、比、兴：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与风雅颂合称为诗之
“六义”。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
诗人把思想感情及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比兴是《诗经》广泛运用的形象化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三种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
10. 变风、变雅：《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正风”“正雅”是
两周王朝兴盛时的特点，“变风”“变雅”则是西周王朝衰落之后的作品，所谓“王朝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均为“变风”。将《小雅》中《鹿鸣》至《菁菁者x》十六篇，《大雅》中《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列为“正雅”，认为它们是文王、武王、成王时期的作品，其余则都属“变雅”，认为是西周中衰之后厉、宣、幽三朝的作品。正变说反映了汉儒将作品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
11. 大、小雅：《毛诗序》说“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孔颖达疏则云：“诗人
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
12.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收
藏的重要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论文的选编。原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尚”通“上”《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儒家列入“六经”，故又称《书经》。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不外政府文告，主上誓言，君王命令，贵族戒词。
13.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不
详，司马迁认为是鲁人左丘明。其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记载了255年的历史。此外还附录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左传》比较系统详细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方面的活动，真实描写了当时从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到诸侯衰落、大夫专权的重大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历史事件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14. 《战国策》：一部战国时期史料汇编，其作者已无可考。西汉刘向整理得文三十三篇，按
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燕、魏、韩、宋、卫、中山十二国策，定其名为《战国策》。记载了自战国初年至秦灭六国前二百三四十年间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动态以及策士们游说诸侯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同时也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复杂激烈的斗争。书中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言行，映现着当时政治，外交上重大事件和纷纭复杂的历史。其思想内容主要是重士尚利，重权借。此书在文学上有较高成就：善于运用寓言和比喻说理，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叙事说理气势奔放、语言流畅，对后世散文、辞赋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前人称其为“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
15. 春秋三传：解释和补注《春秋》的三部历史著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合称，又
简称《三传》。《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相传作者为左丘明，难以考证。《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作者是齐人公羊高，《谷梁传》又名《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作者是鲁人谷梁赤，《三传》中《左转》的成就最高，《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二书文学价值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
16. 春秋笔法：原指《春秋》作者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
的思想倾向的写作方法。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委婉含蓄，用于准确，浅显平实，表现出修辞学的发展，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严格的倾向性，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后来，人们把文笔含蓄蕴藉，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褒贬的文字，也称为春秋笔法。
17. 百家争鸣：这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学术界相互论辩和驳难的概况说法。“百家”是对当
时各个学术流派的总称。春秋末期，由于士的阶层的兴起，这些人致力于各种理论学说的创造，产生了具有不同思想、学术倾向的诸子百家，并相互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正所谓“百家竞起”“九流互作”，形成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在诸子百家中，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名的有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各家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有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百家争鸣——由于战国时期，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其代表人物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
18. 诸子散文——战国诸子百家的散文。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权威不复存在，多个政治中心
并存使得不同学说得以自由发展。于是，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形成了诸子百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个性鲜明，针贬时弊，推动了各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其代表作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以及纵横家的《战国策》等。其中以《庄子》的文学性最高。而《荀子》《韩非子》在体式和技巧上则达到了成熟。诸子散文的整个发展过程是由语录体，如《论语》逐渐演变为像《韩非子》一类的论说文。由集体记录发展为个人记录，体式与手法都日益完善。
《孟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儒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孟子晚年和弟子万章等人编撰的，全书包括《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仁政思想）。
19. 浩然之气——孟子提出的道德修养主张“吾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通过“义”
的积累而成，“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孟子重视道德修养，他把孔子的“仁”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仁义，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修养方法。浩然之气就是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到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自觉实行仁义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之上，他的舍生取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20. 《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仅存三
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庄子》是战国中期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
后学之手。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在统一中略有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观点。
21. 逍遥游——《庄子》里的第一篇文章，“逍遥游”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
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在世间生活，受到社会的各种束缚，自身的限制等诸多因素，为了实现人生自由，就必须使自己从世俗的价值标准、外在功利和一己小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和一的境界。逍遥游是心灵的遨游，但并非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后世也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境界。
22. 楚辞：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其本义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
名物而创作的诗赋，“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场”（宋黄伯恩《翼骚序》），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大的区别。它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以六字为基本句式，并大量运用语气词“兮”，形式自由，句式多变，极富表现力，表现楚国的风俗民情，又吸收楚地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浪漫主义情调。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吧楚辞称为“赋”。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注：名词解释部分也需要阐述历史沿革，等等，其中一定要交代清楚。注意一下。6.楚辞——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诗歌多用“兮”字咏叹。
23.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再创作而成的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依
旧保留了歌、舞、乐三者相结合的特点，并袭用古曲之名。《九歌》原为古曲之名，据《山海经》记载，说它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九歌》之名，即袭用古曲之名。“九，”非实指，乃表多数，即由多篇乐章组成的歌。屈原《九歌》也并非九篇，乃是十一篇，包括《东太皇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内容看，《九歌》非作于一时一地。除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其余每篇各主祀一神。
24.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
《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九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25. 山海经：我国一部最古的地理书，主要记载古代传说中的地理知识，成书于春秋、战国之
时，秦汉间又有附益。现有晋郭璞注本，全书共十八卷，约三万一千字。书中记述各地山川、道里、部落、物产、民俗等情况，多及异物灵怪，充满了神奇色彩，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宝库。
26. 淮南子：是西汉皇室贵族淮南子刘安招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两汉一部大著述。
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以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27. 楚辞章句：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完成的《楚辞》注本，西汉成帝时，刘向辑“楚辞”
十六卷二十五篇，东汉王逸增入已作《七思》一篇，或《楚辞章句》十七卷，并为之作注，在资料训诂方面，多有依据。保存了不少汉代的旧说。
28. 风骚：《诗经》和《楚辞》代称，《国风》和《离骚》分别是《诗经》和《楚辞》最具代表
性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高峰，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典范。“风骚”的优良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远。
29. 庄骚：《庄子》和《楚辞》的并称，语出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庄子》是我国第一部体现
浪漫主义风格的散文著作，与屈原《楚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其相似之处，故庄骚并称。
30. 寓言：寓言是采用虚构假设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化来来寄寓某种事理的一种文学样式。
寓言和故事有区别，它以寓意为本体，有比喻寄托，主旨多借此寓彼，借古喻今，以物喻人，把抽象深奥的道理寓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中。寓言和比喻有区别，它以虚构的故事为喻体，用简单的对话或细节刻画成故事情节，其故事本身就含有比喻和象征的意思。
31. 毛诗序：秦火之后，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是后来齐鲁韩三家都失传了，
只有毛诗一直流传至今。毛诗在每篇均有题解，而《关雎》一篇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人遂称各篇题解为小序，总论为大序。关于诗序的作者，郑玄《诗谱序》说是《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三国吴人路现《毛诗草木虫直疏》谓东汉时东海卫宏所作，一直没有定论。从《毛诗序》内容看《小序》恐非成于一人之手，其中不少说法在先秦可以找到根据，可能是毛公传诗时已有，后人又作过修订补充。《大序》思想与《乐记》一致，有的文字则抄自《乐记》，可能是毛苌所作。卫宏也许作过一些修订。《毛诗大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说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
32. 汉赋（新体赋、骚体赋）新体赋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屈宋等作家的楚辞富于楚国的地
方特色，是一种形式自由，句法散文化，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主的诗歌体裁。新体赋首先在内容上改革为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形式上则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新体赋的根本特色，就是以铺张为能事，以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所以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 诠赋》）。新体赋的散文化以及经常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都与这一根本特色有关。与汉人所称的“楚辞”为“赋”分开。
33. 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
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七发》的结构形式引起后世很多人模仿，如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马融有《七广》，曹植有《七启》，徐干有《七喻》，张协有《七命》等等，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特立“七体”，所以“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而各称始见于《文选》。（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
34. “发愤著书”说：“发愤著书”出自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他认为，《周易》《春
秋》《离骚》《诗三百》等著作的作者们，都是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
事著述的。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恰可以激励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愁怨悲愤倾诉于作品之中，因此与后人的某些意见，如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还是有区别的。但这一提法对后世文学批评是有影响的。
（一方面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符合于对黑暗现实极其愤慨的特点。）
35. 互见法：《史记》中描写人物的一种方法，为了不伤害人物的统一性，而同时又能忠实于
史实，司马迁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的传记中显示，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的塑造，使得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这就是所谓的“互见法”。
36. 散体大赋：汉代辞赋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从战国时期纵横学说发展而来，其文风与先秦
诸子有很大联系。大多数是空有讽刺之名，而似贬实褒、似讽实劝的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不仅在形式上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而且都是假设三、两人，让他们互相攻驳辨难，最后让代表天子立场的一方获胜。其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
37. 《古诗十九首》：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最初载于《昭明文选》，萧统将东汉末
年一些无名氏作家的作品十九首选编在一起，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泛题为“古诗”称为《古诗十九首》。这些诗篇反映了当时下层文人彷徨失意、感时伤世的苦闷，充斥着一股忧郁感伤的情调。《古诗十九首》艺术成就很高，叙事、写景、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标志着古代诗歌发展的新阶段。
38. （汉）乐府：乐府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国家设立的诗、乐、舞三者相结合的音
乐机构，至六朝，人们对此机构制作、采集的可以和乐而歌的诗也称乐府，乐府便由机构名称变为一种带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同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楚辞：“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
间的诗歌；《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歌总集。它们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故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骚”也因此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
《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让题与《离骚》近似。《九辩》:《九辩》之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天乐，宋玉写的《九辩》只是袭用古乐之名而作，在内容上已非其本来面目。《九辩》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
“美政”理想：屈原“美政”理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佞。另外，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总之，相对于楚国的现实而言，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
“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参见“香草美人”）
“香草美人”：《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汉乐府：汉代官家掌握音乐的机关叫“乐府”，汉乐府就是对汉代由这一音乐机构所收集、编制的“歌诗”的称呼，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一种诗体的名称。《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有名的佳作。
乐府：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秦代已有之。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演变成为一种诗体名称。沿用到后世，涵义进一步扩大，如宋人把词，元、明人把散曲也称作乐府。
骚体赋：赋的一种，指体制上模拟楚辞而以赋名篇的作品。以“兮”字句为主，句式已经散文化。汉初骚体赋最流行，后世各代皆有创作。
班马：班马指的是汉代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简称，“班”指班固，“马”指司马迁。司马迁写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班固写有断代史《后汉书》，这两部著作是“前四史”之一。班马的创作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
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汉赋：汉代流行的文学体裁。从《楚辞》发展而来﹐并吸取了荀子《赋篇》的体制和纵横家的铺张手法。有小赋和大赋两种。小赋多为抒情作品。大赋多写宫观园苑之盛和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绮靡富丽﹐为当时统治者所喜爱。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劝百讽一：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创作时代为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世，思想内容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都带有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感伤色彩。艺术上浑然天成，言近旨远，语短情长，耐人寻味。是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
39.
先秦文学名词解释
1. 神话：是古代人民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口头创作的神异故事，是对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和超现实的形象描述，表现了初民的原始理解力，是借助现象以征服自然力并使之形象化的艺术结晶。它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自然神话和神话了的英雄人物。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我国古代有丰富的神话，但保存下来的极少，主要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
2. 诗经（诗三百）：相传为孔子所编订，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作品。《诗经》原名“诗” 存目311篇，除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外，实有305篇，称为“诗三百”或“诗三百篇”，列为儒家“六艺”之一。到西汉初年，诗三百篇被奉为经典，才尊之为《诗经》。《诗经》依《风》、《雅》《颂》分类编排。《风》即“十五国风”大都是民间歌谣，共160篇，是《诗经》的精华；《雅》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大都是西周王室贵族文人作品，也有少数民谣；《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诗经》是我国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源头，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对我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诗歌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语言质朴，韵律和谐，在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特点。
3. 毛传郑笺：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东汉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4. 诗序：《毛诗》对各诗的解说文，又称《毛诗序》，分小序、大序两种。小序解说各诗主题，列在各诗之首，篇幅均较短。大序总论《诗经》全体，列在《诗经》第一篇《关雎》的小序之后，篇幅较长。《诗序》的解说大多牵强附会，给诗篇强加无根据的政治寓义，但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变风变雅：原出自《诗 "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 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盖指《风》、《雅》中周政衰乱时期的作品，以与“正风”、“正雅”相对。“正”、“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分的。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春秋》:相传孔子曾对它加以修订，以记事为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先秦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时代顺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它对后代的散文有不小的影响。
春秋三传：指《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的，合称“春秋三传”。
《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
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后得33篇，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鉴于此书的性质，有人把它归入诸子类。 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出现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种学术派别。当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招徒授学，宣扬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5. 四家诗：《诗经》虽遭秦火焚毁，但由于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得以保存。至汉复得流
传，当时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简称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成为官学。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自东汉末年，儒家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学习毛诗的人逐渐增多，其后三家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独行于世。
6. 笙诗：又称“六笙诗”，指《诗经 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
《由仪》六篇，有目无辞，据《礼仪》记载，这六篇都以笙奏，故名笙诗。
7. 六义：《毛诗大序》总结了《诗经》的艺术经验，把《周礼 春官大师》中的“六诗”说发
展为“六义”说。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对《诗经》的分类，而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文 大序》“诗有六义”句《疏》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就是所谓“六义”的由来。
8. 风雅颂：这是《诗经》内容的分类，最早见于《荀子 儒效》。“风”也称“国风”，“风”
是乐歌曲调的意思，“国风”包括周南、召南，卫、王等十五个地区的乐歌，共一百六十篇。“雅”是王畿附近的乐曲名称，包括“大雅”“小雅”两部分，“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颂”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是宗庙祭祀的乐歌。（风雅颂分类的依据，主要有音别和义别两说：
1、从音乐角度划分：郑樵“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昆虫草木略 序》）；2、从内容体裁角度划分，《毛诗序》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音乐特点的形成，与其用途和地域的特点也密切相关，而不同特点的音乐，应用场合也不同，风雅颂最初只是一种音乐分类，在流传中，也有了内容的区别。
9. 赋、比、兴：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与风雅颂合称为诗之
“六义”。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
诗人把思想感情及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比兴是《诗经》广泛运用的形象化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三种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
10. 变风、变雅：《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正风”“正雅”是
两周王朝兴盛时的特点，“变风”“变雅”则是西周王朝衰落之后的作品，所谓“王朝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均为“变风”。将《小雅》中《鹿鸣》至《菁菁者x》十六篇，《大雅》中《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列为“正雅”，认为它们是文王、武王、成王时期的作品，其余则都属“变雅”，认为是西周中衰之后厉、宣、幽三朝的作品。正变说反映了汉儒将作品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
11. 大、小雅：《毛诗序》说“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孔颖达疏则云：“诗人
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
12.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收
藏的重要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论文的选编。原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尚”通“上”《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儒家列入“六经”，故又称《书经》。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不外政府文告，主上誓言，君王命令，贵族戒词。
13.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不
详，司马迁认为是鲁人左丘明。其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记载了255年的历史。此外还附录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左传》比较系统详细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方面的活动，真实描写了当时从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到诸侯衰落、大夫专权的重大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历史事件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14. 《战国策》：一部战国时期史料汇编，其作者已无可考。西汉刘向整理得文三十三篇，按
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燕、魏、韩、宋、卫、中山十二国策，定其名为《战国策》。记载了自战国初年至秦灭六国前二百三四十年间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动态以及策士们游说诸侯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同时也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复杂激烈的斗争。书中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言行，映现着当时政治，外交上重大事件和纷纭复杂的历史。其思想内容主要是重士尚利，重权借。此书在文学上有较高成就：善于运用寓言和比喻说理，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叙事说理气势奔放、语言流畅，对后世散文、辞赋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前人称其为“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
15. 春秋三传：解释和补注《春秋》的三部历史著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合称，又
简称《三传》。《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相传作者为左丘明，难以考证。《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作者是齐人公羊高，《谷梁传》又名《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作者是鲁人谷梁赤，《三传》中《左转》的成就最高，《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二书文学价值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
16. 春秋笔法：原指《春秋》作者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
的思想倾向的写作方法。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委婉含蓄，用于准确，浅显平实，表现出修辞学的发展，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严格的倾向性，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后来，人们把文笔含蓄蕴藉，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褒贬的文字，也称为春秋笔法。
17. 百家争鸣：这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学术界相互论辩和驳难的概况说法。“百家”是对当
时各个学术流派的总称。春秋末期，由于士的阶层的兴起，这些人致力于各种理论学说的创造，产生了具有不同思想、学术倾向的诸子百家，并相互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正所谓“百家竞起”“九流互作”，形成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在诸子百家中，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名的有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各家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有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百家争鸣——由于战国时期，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其代表人物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
18. 诸子散文——战国诸子百家的散文。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权威不复存在，多个政治中心
并存使得不同学说得以自由发展。于是，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形成了诸子百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个性鲜明，针贬时弊，推动了各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其代表作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以及纵横家的《战国策》等。其中以《庄子》的文学性最高。而《荀子》《韩非子》在体式和技巧上则达到了成熟。诸子散文的整个发展过程是由语录体，如《论语》逐渐演变为像《韩非子》一类的论说文。由集体记录发展为个人记录，体式与手法都日益完善。
《孟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儒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孟子晚年和弟子万章等人编撰的，全书包括《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仁政思想）。
19. 浩然之气——孟子提出的道德修养主张“吾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通过“义”
的积累而成，“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孟子重视道德修养，他把孔子的“仁”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仁义，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修养方法。浩然之气就是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到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自觉实行仁义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之上，他的舍生取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20. 《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仅存三
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庄子》是战国中期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
后学之手。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在统一中略有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观点。
21. 逍遥游——《庄子》里的第一篇文章，“逍遥游”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
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在世间生活，受到社会的各种束缚，自身的限制等诸多因素，为了实现人生自由，就必须使自己从世俗的价值标准、外在功利和一己小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和一的境界。逍遥游是心灵的遨游，但并非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后世也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境界。
22. 楚辞：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其本义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
名物而创作的诗赋，“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场”（宋黄伯恩《翼骚序》），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大的区别。它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以六字为基本句式，并大量运用语气词“兮”，形式自由，句式多变，极富表现力，表现楚国的风俗民情，又吸收楚地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浪漫主义情调。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吧楚辞称为“赋”。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注：名词解释部分也需要阐述历史沿革，等等，其中一定要交代清楚。注意一下。6.楚辞——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诗歌多用“兮”字咏叹。
23.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再创作而成的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依
旧保留了歌、舞、乐三者相结合的特点，并袭用古曲之名。《九歌》原为古曲之名，据《山海经》记载，说它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九歌》之名，即袭用古曲之名。“九，”非实指，乃表多数，即由多篇乐章组成的歌。屈原《九歌》也并非九篇，乃是十一篇，包括《东太皇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内容看，《九歌》非作于一时一地。除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其余每篇各主祀一神。
24.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
《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九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25. 山海经：我国一部最古的地理书，主要记载古代传说中的地理知识，成书于春秋、战国之
时，秦汉间又有附益。现有晋郭璞注本，全书共十八卷，约三万一千字。书中记述各地山川、道里、部落、物产、民俗等情况，多及异物灵怪，充满了神奇色彩，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宝库。
26. 淮南子：是西汉皇室贵族淮南子刘安招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两汉一部大著述。
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以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27. 楚辞章句：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完成的《楚辞》注本，西汉成帝时，刘向辑“楚辞”
十六卷二十五篇，东汉王逸增入已作《七思》一篇，或《楚辞章句》十七卷，并为之作注，在资料训诂方面，多有依据。保存了不少汉代的旧说。
28. 风骚：《诗经》和《楚辞》代称，《国风》和《离骚》分别是《诗经》和《楚辞》最具代表
性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高峰，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典范。“风骚”的优良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远。
29. 庄骚：《庄子》和《楚辞》的并称，语出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庄子》是我国第一部体现
浪漫主义风格的散文著作，与屈原《楚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其相似之处，故庄骚并称。
30. 寓言：寓言是采用虚构假设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化来来寄寓某种事理的一种文学样式。
寓言和故事有区别，它以寓意为本体，有比喻寄托，主旨多借此寓彼，借古喻今，以物喻人，把抽象深奥的道理寓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中。寓言和比喻有区别，它以虚构的故事为喻体，用简单的对话或细节刻画成故事情节，其故事本身就含有比喻和象征的意思。
31. 毛诗序：秦火之后，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是后来齐鲁韩三家都失传了，
只有毛诗一直流传至今。毛诗在每篇均有题解，而《关雎》一篇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人遂称各篇题解为小序，总论为大序。关于诗序的作者，郑玄《诗谱序》说是《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三国吴人路现《毛诗草木虫直疏》谓东汉时东海卫宏所作，一直没有定论。从《毛诗序》内容看《小序》恐非成于一人之手，其中不少说法在先秦可以找到根据，可能是毛公传诗时已有，后人又作过修订补充。《大序》思想与《乐记》一致，有的文字则抄自《乐记》，可能是毛苌所作。卫宏也许作过一些修订。《毛诗大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说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
32. 汉赋（新体赋、骚体赋）新体赋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屈宋等作家的楚辞富于楚国的地
方特色，是一种形式自由，句法散文化，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主的诗歌体裁。新体赋首先在内容上改革为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形式上则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新体赋的根本特色，就是以铺张为能事，以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所以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 诠赋》）。新体赋的散文化以及经常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都与这一根本特色有关。与汉人所称的“楚辞”为“赋”分开。
33. 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
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七发》的结构形式引起后世很多人模仿，如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马融有《七广》，曹植有《七启》，徐干有《七喻》，张协有《七命》等等，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特立“七体”，所以“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而各称始见于《文选》。（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
34. “发愤著书”说：“发愤著书”出自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他认为，《周易》《春
秋》《离骚》《诗三百》等著作的作者们，都是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
事著述的。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恰可以激励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愁怨悲愤倾诉于作品之中，因此与后人的某些意见，如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还是有区别的。但这一提法对后世文学批评是有影响的。
（一方面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符合于对黑暗现实极其愤慨的特点。）
35. 互见法：《史记》中描写人物的一种方法，为了不伤害人物的统一性，而同时又能忠实于
史实，司马迁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的传记中显示，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的塑造，使得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这就是所谓的“互见法”。
36. 散体大赋：汉代辞赋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从战国时期纵横学说发展而来，其文风与先秦
诸子有很大联系。大多数是空有讽刺之名，而似贬实褒、似讽实劝的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不仅在形式上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而且都是假设三、两人，让他们互相攻驳辨难，最后让代表天子立场的一方获胜。其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
37. 《古诗十九首》：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最初载于《昭明文选》，萧统将东汉末
年一些无名氏作家的作品十九首选编在一起，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泛题为“古诗”称为《古诗十九首》。这些诗篇反映了当时下层文人彷徨失意、感时伤世的苦闷，充斥着一股忧郁感伤的情调。《古诗十九首》艺术成就很高，叙事、写景、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标志着古代诗歌发展的新阶段。
38. （汉）乐府：乐府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国家设立的诗、乐、舞三者相结合的音
乐机构，至六朝，人们对此机构制作、采集的可以和乐而歌的诗也称乐府，乐府便由机构名称变为一种带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同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楚辞：“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
间的诗歌；《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歌总集。它们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故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骚”也因此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
《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让题与《离骚》近似。《九辩》:《九辩》之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天乐，宋玉写的《九辩》只是袭用古乐之名而作，在内容上已非其本来面目。《九辩》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
“美政”理想：屈原“美政”理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佞。另外，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总之，相对于楚国的现实而言，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
“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参见“香草美人”）
“香草美人”：《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汉乐府：汉代官家掌握音乐的机关叫“乐府”，汉乐府就是对汉代由这一音乐机构所收集、编制的“歌诗”的称呼，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一种诗体的名称。《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有名的佳作。
乐府：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秦代已有之。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演变成为一种诗体名称。沿用到后世，涵义进一步扩大，如宋人把词，元、明人把散曲也称作乐府。
骚体赋：赋的一种，指体制上模拟楚辞而以赋名篇的作品。以“兮”字句为主，句式已经散文化。汉初骚体赋最流行，后世各代皆有创作。
班马：班马指的是汉代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简称，“班”指班固，“马”指司马迁。司马迁写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班固写有断代史《后汉书》，这两部著作是“前四史”之一。班马的创作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
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汉赋：汉代流行的文学体裁。从《楚辞》发展而来﹐并吸取了荀子《赋篇》的体制和纵横家的铺张手法。有小赋和大赋两种。小赋多为抒情作品。大赋多写宫观园苑之盛和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绮靡富丽﹐为当时统治者所喜爱。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劝百讽一：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创作时代为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世，思想内容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都带有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感伤色彩。艺术上浑然天成，言近旨远，语短情长，耐人寻味。是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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