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收入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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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春华 李东风
引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镇）和农村非农产业转移。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00年，中国大约有7600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这部分人几乎占城镇全部就业者的1／3（蔡昉，2003）。到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调查推算，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规模已达1.2亿，其中进城农村劳动力约1亿人（刘军等，2005）。2006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胡晓义透露，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2亿；还有0.8亿人虽然没有离开农村，但是已经不再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从事加工业等非农产业。计量分析表明：在我国1978年～1997年年均9.4﹪的GDP增长中，有接近2个百分点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接近20﹪（蔡昉等，1999）。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收入较在农村务工有所增长，这从表面上看是一件互利双赢的好事，但在繁荣经济的背后存在诸多的不和谐现象，突出的表现如农民工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劳动环境差且劳保措施缺乏，工作时间长，医疗、教育、居住没有保障等，这些问题已阻碍经济发展。
二、数据分析
1.分析进城务工农民工年龄、婚姻与受教育状况、就业的关系
表1 进城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及婚姻情况
男性 女性
全部
平均 未婚 已婚 平均 未婚 已婚
年龄（岁） 28.3 28.7 23.3 31.7 27.5 22.5 32.9
20岁以下（﹪） 12.5 7.7 19.9 0.8 20.4 38.9 2.3
20岁～24岁（﹪） 27.9 24.8 57.3 6.5 32.9 50.3 15.7
25岁～29岁（﹪） 21.3 24.3 15.5 29.2 16.4 7.4 25.3
30岁～34岁（﹪） 19.3 22.2 3.9 32.4 14.7 2.9 26.4
35岁～39岁（﹪） 9.7 11.3 1.9 16.6 7.1 0.5 13.5
40岁～44岁（﹪） 4.1 4.8 0.5 7.4 2.8 0.0 5.6
45岁以上（﹪） 5.2 4.9 1.0 7.1 5.7 0.0 11.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7月～9月对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东莞等五城市的城市外来劳动力问卷调查数据计算.
从以上数据可知,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3岁，其中男性平均为28.7岁，女性平均为27.5岁。在20岁以下这个年龄段的外出务工人群中，男性只占7.7﹪，而女性比例高达20.4﹪，由此引发了笔者的两点特别关注：（1）低龄就业导致受教育水平低。按照我国适龄入学儿童年龄推算：7岁～13岁读小学，13岁～16岁读初中，16岁～19岁读高中（含中专、技校等中职教育），那么此年龄段的外出女性群体能够接受的教育程度至多为高中（或者类似的中职教育），根本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而实际上大部分女性接受的教育都停留在九年义务教育的边缘——初中阶段。
（2）20岁以下的外出人群中，未婚女性占绝对优势。这些未婚女青年大多想趁年轻没有负担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她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学历学识支撑，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很低并且工资报酬也很低的工种，如企业流水线上的工人、餐厅服务员、保姆等。据有的问卷调查显示：88﹪的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可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并且愿意留在城市；64﹪的女性农民工表示想和城里人结婚而留在城市。基于此想法，大多数年轻女性农民工认为年轻漂亮是她们目前的最大资本，在所谓“学得好不如干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非主流思想作用下，她们中较少人愿意从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上充实自己，反而更愿意从外形上武装自己。
20岁～30岁年龄段是外出务工的主体力量，无论男女几乎都占总量的一半。表1显示：以25岁为界限，无论男女都经历了一个结婚高潮，单身率均下降了42﹪，25岁以后的女性外出务工人数明显下降，直至45岁以后才渐高于男性。针对这一现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来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属于个人的自主性领导，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的责任感鼓励男性外出务工，却是女性外出务工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也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流动。
31岁～45岁青壮年年龄段外出务工男女比例接近，男性略多于女性。数据显示，以35岁为分水岭，超过该年龄段而外出务工的人数明显减少，直至45岁比例才有所回升。该年龄段
外出务工呈现以下特点：（1）夫妻共同外出比例增加；（2）进城务工经商人数增多；（3）条件允许的家庭会把适龄入学儿童带入城市接受教育。
分析人力资本含量对职业分布、工资收入的影响关系
表2 农村进城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异
受教育年限 8.72 3.05 11.71 2.89 2.99
离散变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差异
受过培训 9.89 13.36 3.4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岁～2002年对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等五城市的城市以及外来劳动力问卷调查数据计算。
由表2可知，城市本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值为11.71年，按照小学6年，初中高中各3年计算，他们平均接受的教育程度为高中（或类似的中职）；农村进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2年，按上述学习年限推算，他们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两者从年限上相差了3年，从受教育层次上相差了一个层次。同时城市本地劳动力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数量13.36﹪远远高于同期的农村进城劳动力的9.89﹪。表2清楚地呈现了一个客观事实——农村进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远远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
表3 农村进城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分布与受教育年限
“白领”职业 “蓝领”职业
就业比例（﹪） 受教育年限（年） 就业比例（﹪） 受教育年限（年）
进城劳动力 7.7 10.88 92.30 8.74
城市劳动力 32.17 12.75 67.83 9.29
高工资行业 低工资行业
就业比例（﹪） 受教育年限（年） 就业比例（﹪） 受教育年限（年）
进城劳动力 5.23 9.33 94.77 8.88
城市劳动力 23.16 11.97 76.84 9.93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长表1﹪抽样数据计算。
结合表3的数据可以明确得出职业分布、薪酬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的职业越好并且薪酬越高。
表3中的白领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有关人员”等；蓝领主要是指“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等。由分类可知：白领的工作单位大多具有稳定、高收入、高福利、社会地位高等特点；而且白领从事的职业大多是复杂的脑力劳动，要求从业人员的学历学识较高。蓝领的工作单位大多具有不稳定、收入水平偏低、福利待遇偏低、社会评价不高等特点；蓝领从事的职业大多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因而对从业人员的学历水平要求不是很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可将劳动依照其复杂性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所谓简单劳动就是不需要经过专门培训和培养的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而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才能从事的劳动称之为复杂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复杂劳动是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受教育程度可以决定人们能否从事相对应的复杂劳动或简单劳动，从而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关于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参阅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相同。”他认为由于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不同，技能最高的白领雇员工资可以是技能最低者的农场劳动者工资的9倍之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正比关系愈发明显。1990年，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与大专文化以上学历就业者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1.2；1996年该比例为1：1.5；同时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与大学本科学历就业者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1.7。教育的重要性仅通过受教育者的职业、工资这两个指标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进城农民工也像城市本地劳动力那样重视教育问题，只是广大农民工群体最关注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而非对本人人力资本的投资。2008年《江南都市报》对江西籍农民工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他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子女的教育问题，90﹪以上的农民工希望子女能在城市接受教育，几乎没有人关心自己受教育的问题。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依次是：工资水平（79.2﹪）、工作环境（46.9﹪）、工作时间（44.7﹪）、社会保障（39.4﹪）、工资偿付（25.5﹪）、孩子入学（23.6﹪）、买房（22.7﹪）、劳动合同（17.1﹪）。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关注自身低水平工资、抱怨工作辛苦的同时，却极少有人深层次反思低工资产生的原因，极少从自身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改善农民工低收入现状的政策建议
1.加强进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虽然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年均达1200万～1300万，但农民工整体技能水平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虽高达3200万人，但其中参加过培训的人不足10﹪。而与此同时的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家此比例均达70﹪以上。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股历史洪流，应对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拓展，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日益
深入，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提高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任务迫在眉睫。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让他们花三、四年时间去接受高等教育，以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几乎是不现实的事情，财力不允许、时间不允许、精力不允许，因而对他们因地制宜地实行短期技能培训才是切实可行的。
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增强其人力资本含量的同时，应注意培训内容设置的合理性，理论知识不能太多，实践的比例应占得大些。在这方面，浙江衢州保姆培训模式十分值得借鉴。衢州龙游模环培训中心在20天的短期培训内，按照7：3的时间比例，安排实践操作与理论知识学习，大大增强了保姆实践操作能力。理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基本法律知识、安全知识、护理知识、家庭餐饮知识、家电基本原理、衣物熨烫知识、花卉护理知识等；实践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设置模拟教室、情景模拟等方式进行实践操作。2004年衢州龙游县培训保姆1853人，输出1621人，输出率为87﹪。输出保姆的平均月工资为700元，比同期的一般保姆多200元～300元左右（2004年南昌市场上保姆的价格为400元～500元）。粗略计算龙游县输出1600人，每人年工资7000元（以10个月计算），那么龙游县保姆总收入为1120万元，整个衢州市保姆的年收入约为6000万元。
在职业技能培训的作用下产生了一批知名劳务品牌，如“六安保安”、“攸县的哥”、“长垣厨师”、“林州建筑工”等。在深圳，有3万多保安是安徽六安人，60﹪以上的“的士”司机是湖南攸县人；素有“厨师之乡”的长垣县有2.3万人在全国各地主厨掌勺，“建筑之乡”林州市有14.5万人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脚手架上。品牌就是生产力，现如今许多精明的企业对农民工的技能要求都比较高，而且越来越重视知名培训品牌，于是部分企业招工人员表示只从培训学校招人，没有经过培训的劳动力一概不要。
培训后找工作比以前要容易而且工资水平更高，这是广大农民工的共识。在广东，普通农民工的月薪只有800元左右，但有汽修技术的人员工资可达2000元～3000元，技术好的人员工资可达3000元～4000元。一般工程师的月薪只有2000-3000元，但模具专业的高级技工工资水平高达8000元～10000元。通过学习增强技能，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改善工资、福利水平，不失为进城农民工迅速改变命运的好路径。
2.地方政府应积极组织、引导、帮助农民工就业
地方政府要在组织、引导、帮助农民工就业的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努力实现政府与个人的双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从而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有效途径。
劳务输出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劳务输出的重要性，于是纷纷由政府出面争取劳务订单。2004年3月，长沙市市长等政府官员南下广州、深圳推介该地区剩余劳动力，为农民工寻到8.68万个岗位。4月，他们北上找到2.3万“北京饭碗”。5月，东进上海，签下2.48万就业岗位。在成功实施四次劳务推介后，一共为该地区谋求13.46万珍贵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这些农民工家庭每年可以直接增加万元收入，全市可以增加13亿元劳务收入。用人单位也十分喜欢政府出面组织的劳务推介会，这样一来可以减少由于零星招工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进城务工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更加放心。
政府在帮扶就业上有独特的整合资源优势。笔者以衢州龙游县保姆培训运作模式为例进行分析。整个技能培训是由县农办组织的，首先由县妇联对广大有意向从事保姆行业的农妇进行宣传，鼓励动员她们参加培训。在妇联报名缴费之后，农妇们开始在县培训中心进行短期培训。乡政府是培训的具体负责机构，除日常管理之外，还负责从妇保医院、职业技术学校、经贸局等单位聘请教师授课。农妇们进行了一段时期的培训学习后参加由县劳动部门、农函大等机构组织的考试，考试合格发给相应的证书。毕业后想进城务工的农妇们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的就业平台（衢州有关政府部门已经与杭州、上海、义乌等城市的多家家政公司签订了用工协议）较顺利地就业，节省了大量搜寻工作的成本，深得进城农民工群体的赞赏。
衢州保姆培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政府的牵头下，培训费用的承担呈现“多主体”的特点，分别由农民、政府、用工单位、培训学校等多主体共同承担。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大凡培训机构的费用都是由受益者——农民工个人承担，但衢州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使培训费用按照“政府拨一点，联系部门助一点，用工单位补一点，培训学校让一点，受益个人付一点”的倾民政策向农民工群体倾斜，从而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培训。这样的实惠政策不但吸引了大批农民工前来培训，而且做大做强了培训学校，市场订单式的运作模式满足了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政府则从一系列的惠民措施中发展了地方经济。
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收入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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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春华 李东风
引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镇）和农村非农产业转移。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00年，中国大约有7600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这部分人几乎占城镇全部就业者的1／3（蔡昉，2003）。到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调查推算，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规模已达1.2亿，其中进城农村劳动力约1亿人（刘军等，2005）。2006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胡晓义透露，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2亿；还有0.8亿人虽然没有离开农村，但是已经不再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从事加工业等非农产业。计量分析表明：在我国1978年～1997年年均9.4﹪的GDP增长中，有接近2个百分点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接近20﹪（蔡昉等，1999）。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收入较在农村务工有所增长，这从表面上看是一件互利双赢的好事，但在繁荣经济的背后存在诸多的不和谐现象，突出的表现如农民工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劳动环境差且劳保措施缺乏，工作时间长，医疗、教育、居住没有保障等，这些问题已阻碍经济发展。
二、数据分析
1.分析进城务工农民工年龄、婚姻与受教育状况、就业的关系
表1 进城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及婚姻情况
男性 女性
全部
平均 未婚 已婚 平均 未婚 已婚
年龄（岁） 28.3 28.7 23.3 31.7 27.5 22.5 32.9
20岁以下（﹪） 12.5 7.7 19.9 0.8 20.4 38.9 2.3
20岁～24岁（﹪） 27.9 24.8 57.3 6.5 32.9 50.3 15.7
25岁～29岁（﹪） 21.3 24.3 15.5 29.2 16.4 7.4 25.3
30岁～34岁（﹪） 19.3 22.2 3.9 32.4 14.7 2.9 26.4
35岁～39岁（﹪） 9.7 11.3 1.9 16.6 7.1 0.5 13.5
40岁～44岁（﹪） 4.1 4.8 0.5 7.4 2.8 0.0 5.6
45岁以上（﹪） 5.2 4.9 1.0 7.1 5.7 0.0 11.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7月～9月对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东莞等五城市的城市外来劳动力问卷调查数据计算.
从以上数据可知,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3岁，其中男性平均为28.7岁，女性平均为27.5岁。在20岁以下这个年龄段的外出务工人群中，男性只占7.7﹪，而女性比例高达20.4﹪，由此引发了笔者的两点特别关注：（1）低龄就业导致受教育水平低。按照我国适龄入学儿童年龄推算：7岁～13岁读小学，13岁～16岁读初中，16岁～19岁读高中（含中专、技校等中职教育），那么此年龄段的外出女性群体能够接受的教育程度至多为高中（或者类似的中职教育），根本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而实际上大部分女性接受的教育都停留在九年义务教育的边缘——初中阶段。
（2）20岁以下的外出人群中，未婚女性占绝对优势。这些未婚女青年大多想趁年轻没有负担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她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学历学识支撑，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很低并且工资报酬也很低的工种，如企业流水线上的工人、餐厅服务员、保姆等。据有的问卷调查显示：88﹪的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可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并且愿意留在城市；64﹪的女性农民工表示想和城里人结婚而留在城市。基于此想法，大多数年轻女性农民工认为年轻漂亮是她们目前的最大资本，在所谓“学得好不如干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非主流思想作用下，她们中较少人愿意从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上充实自己，反而更愿意从外形上武装自己。
20岁～30岁年龄段是外出务工的主体力量，无论男女几乎都占总量的一半。表1显示：以25岁为界限，无论男女都经历了一个结婚高潮，单身率均下降了42﹪，25岁以后的女性外出务工人数明显下降，直至45岁以后才渐高于男性。针对这一现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来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属于个人的自主性领导，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的责任感鼓励男性外出务工，却是女性外出务工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也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流动。
31岁～45岁青壮年年龄段外出务工男女比例接近，男性略多于女性。数据显示，以35岁为分水岭，超过该年龄段而外出务工的人数明显减少，直至45岁比例才有所回升。该年龄段
外出务工呈现以下特点：（1）夫妻共同外出比例增加；（2）进城务工经商人数增多；（3）条件允许的家庭会把适龄入学儿童带入城市接受教育。
分析人力资本含量对职业分布、工资收入的影响关系
表2 农村进城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异
受教育年限 8.72 3.05 11.71 2.89 2.99
离散变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差异
受过培训 9.89 13.36 3.4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岁～2002年对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等五城市的城市以及外来劳动力问卷调查数据计算。
由表2可知，城市本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值为11.71年，按照小学6年，初中高中各3年计算，他们平均接受的教育程度为高中（或类似的中职）；农村进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2年，按上述学习年限推算，他们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两者从年限上相差了3年，从受教育层次上相差了一个层次。同时城市本地劳动力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数量13.36﹪远远高于同期的农村进城劳动力的9.89﹪。表2清楚地呈现了一个客观事实——农村进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远远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
表3 农村进城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分布与受教育年限
“白领”职业 “蓝领”职业
就业比例（﹪） 受教育年限（年） 就业比例（﹪） 受教育年限（年）
进城劳动力 7.7 10.88 92.30 8.74
城市劳动力 32.17 12.75 67.83 9.29
高工资行业 低工资行业
就业比例（﹪） 受教育年限（年） 就业比例（﹪） 受教育年限（年）
进城劳动力 5.23 9.33 94.77 8.88
城市劳动力 23.16 11.97 76.84 9.93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长表1﹪抽样数据计算。
结合表3的数据可以明确得出职业分布、薪酬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的职业越好并且薪酬越高。
表3中的白领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有关人员”等；蓝领主要是指“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等。由分类可知：白领的工作单位大多具有稳定、高收入、高福利、社会地位高等特点；而且白领从事的职业大多是复杂的脑力劳动，要求从业人员的学历学识较高。蓝领的工作单位大多具有不稳定、收入水平偏低、福利待遇偏低、社会评价不高等特点；蓝领从事的职业大多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因而对从业人员的学历水平要求不是很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可将劳动依照其复杂性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所谓简单劳动就是不需要经过专门培训和培养的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而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才能从事的劳动称之为复杂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复杂劳动是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受教育程度可以决定人们能否从事相对应的复杂劳动或简单劳动，从而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关于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参阅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相同。”他认为由于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不同，技能最高的白领雇员工资可以是技能最低者的农场劳动者工资的9倍之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正比关系愈发明显。1990年，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与大专文化以上学历就业者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1.2；1996年该比例为1：1.5；同时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与大学本科学历就业者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1.7。教育的重要性仅通过受教育者的职业、工资这两个指标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进城农民工也像城市本地劳动力那样重视教育问题，只是广大农民工群体最关注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而非对本人人力资本的投资。2008年《江南都市报》对江西籍农民工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他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子女的教育问题，90﹪以上的农民工希望子女能在城市接受教育，几乎没有人关心自己受教育的问题。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依次是：工资水平（79.2﹪）、工作环境（46.9﹪）、工作时间（44.7﹪）、社会保障（39.4﹪）、工资偿付（25.5﹪）、孩子入学（23.6﹪）、买房（22.7﹪）、劳动合同（17.1﹪）。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关注自身低水平工资、抱怨工作辛苦的同时，却极少有人深层次反思低工资产生的原因，极少从自身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改善农民工低收入现状的政策建议
1.加强进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虽然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年均达1200万～1300万，但农民工整体技能水平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虽高达3200万人，但其中参加过培训的人不足10﹪。而与此同时的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家此比例均达70﹪以上。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股历史洪流，应对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拓展，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日益
深入，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提高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任务迫在眉睫。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让他们花三、四年时间去接受高等教育，以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几乎是不现实的事情，财力不允许、时间不允许、精力不允许，因而对他们因地制宜地实行短期技能培训才是切实可行的。
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增强其人力资本含量的同时，应注意培训内容设置的合理性，理论知识不能太多，实践的比例应占得大些。在这方面，浙江衢州保姆培训模式十分值得借鉴。衢州龙游模环培训中心在20天的短期培训内，按照7：3的时间比例，安排实践操作与理论知识学习，大大增强了保姆实践操作能力。理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基本法律知识、安全知识、护理知识、家庭餐饮知识、家电基本原理、衣物熨烫知识、花卉护理知识等；实践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设置模拟教室、情景模拟等方式进行实践操作。2004年衢州龙游县培训保姆1853人，输出1621人，输出率为87﹪。输出保姆的平均月工资为700元，比同期的一般保姆多200元～300元左右（2004年南昌市场上保姆的价格为400元～500元）。粗略计算龙游县输出1600人，每人年工资7000元（以10个月计算），那么龙游县保姆总收入为1120万元，整个衢州市保姆的年收入约为6000万元。
在职业技能培训的作用下产生了一批知名劳务品牌，如“六安保安”、“攸县的哥”、“长垣厨师”、“林州建筑工”等。在深圳，有3万多保安是安徽六安人，60﹪以上的“的士”司机是湖南攸县人；素有“厨师之乡”的长垣县有2.3万人在全国各地主厨掌勺，“建筑之乡”林州市有14.5万人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脚手架上。品牌就是生产力，现如今许多精明的企业对农民工的技能要求都比较高，而且越来越重视知名培训品牌，于是部分企业招工人员表示只从培训学校招人，没有经过培训的劳动力一概不要。
培训后找工作比以前要容易而且工资水平更高，这是广大农民工的共识。在广东，普通农民工的月薪只有800元左右，但有汽修技术的人员工资可达2000元～3000元，技术好的人员工资可达3000元～4000元。一般工程师的月薪只有2000-3000元，但模具专业的高级技工工资水平高达8000元～10000元。通过学习增强技能，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改善工资、福利水平，不失为进城农民工迅速改变命运的好路径。
2.地方政府应积极组织、引导、帮助农民工就业
地方政府要在组织、引导、帮助农民工就业的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努力实现政府与个人的双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从而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有效途径。
劳务输出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劳务输出的重要性，于是纷纷由政府出面争取劳务订单。2004年3月，长沙市市长等政府官员南下广州、深圳推介该地区剩余劳动力，为农民工寻到8.68万个岗位。4月，他们北上找到2.3万“北京饭碗”。5月，东进上海，签下2.48万就业岗位。在成功实施四次劳务推介后，一共为该地区谋求13.46万珍贵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这些农民工家庭每年可以直接增加万元收入，全市可以增加13亿元劳务收入。用人单位也十分喜欢政府出面组织的劳务推介会，这样一来可以减少由于零星招工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进城务工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更加放心。
政府在帮扶就业上有独特的整合资源优势。笔者以衢州龙游县保姆培训运作模式为例进行分析。整个技能培训是由县农办组织的，首先由县妇联对广大有意向从事保姆行业的农妇进行宣传，鼓励动员她们参加培训。在妇联报名缴费之后，农妇们开始在县培训中心进行短期培训。乡政府是培训的具体负责机构，除日常管理之外，还负责从妇保医院、职业技术学校、经贸局等单位聘请教师授课。农妇们进行了一段时期的培训学习后参加由县劳动部门、农函大等机构组织的考试，考试合格发给相应的证书。毕业后想进城务工的农妇们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的就业平台（衢州有关政府部门已经与杭州、上海、义乌等城市的多家家政公司签订了用工协议）较顺利地就业，节省了大量搜寻工作的成本，深得进城农民工群体的赞赏。
衢州保姆培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政府的牵头下，培训费用的承担呈现“多主体”的特点，分别由农民、政府、用工单位、培训学校等多主体共同承担。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大凡培训机构的费用都是由受益者——农民工个人承担，但衢州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使培训费用按照“政府拨一点，联系部门助一点，用工单位补一点，培训学校让一点，受益个人付一点”的倾民政策向农民工群体倾斜，从而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培训。这样的实惠政策不但吸引了大批农民工前来培训，而且做大做强了培训学校，市场订单式的运作模式满足了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政府则从一系列的惠民措施中发展了地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