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在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晋代文献中就有“舜作五扇”的说法，如此追溯起来，扇子的历史至少也有四五千年了。商周时代，人们用雄雉鸡绚丽斑斓的长尾制成“翟扇”，并出现了长柄的“雉扇”，此时，扇子成了帝王威仪的象征并流衍至后世的历代封建皇朝。扇子在古代的别称“摇风”、“凉友”，历代文人留下了许多吟咏扇子的诗文。元朝时一位越南文人叫做莫挺之的，做过一篇《扇子铭》，说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扇子对人的帮助就像古代的贤臣伊尹和周公一样，那么在北风凌冽、风雪载途的冬季，扇子就成了伯夷和叔齐一类不受供养的人物，末了，用《论语》中的名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来赞美扇子，在这里扇子则升华成为了某种道德操守的象征。在众多描绘日常生活的传统绘画中，在各种传统形式的戏曲表演中，扇子更是不可缺少的道具。文学史上的名著南戏传奇《桃花扇》中，桃花扇成为了贯穿剧情的实物线索。所以，在近代以前，扇子或曰扇面和生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小小的扇子已然成为一道文化景观，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一支独秀。 中国文化向来以讲究精致典雅著称，从扇子上便可觌见一斑。在隋朝以前，扇子多以绫绢、禽羽、竹篾等材质制成。隋唐之际，出现了纸扇，后又发展了象牙扇、檀香扇等名贵品种，不但制作材质异常珍贵，而且在制作工艺方面讲究精雕细刻，有一种非常名贵的黑纸扇，从头到尾需要86道工序。扇子按照材质可以分为折扇、竹扇、绢扇、羽扇、葵扇和麦秆扇等几大类。按功能则可分为檀香扇、团扇、挂扇、绸舞扇、广告扇等。明清时苏杭的扇艺代表了中国古代工艺扇的最高峰：苏州的扇子称为“香扇”，杭州的为“雅扇”。至今兴盛不衰的杭州王星记扇业就是杭州“雅扇”的代表。 扇面和中国书画结缘的历史也比较早，史书所载王羲之为老妪书扇而扇价十倍的故事，就是关于扇面书法的较早记载，可惜书圣的题扇作品没有能流传至今，实际情况难免荒邈不可稽考了。不过发展成熟的阶段应该是隋唐之际，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成熟，为扇面书画艺术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扇面书画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因为随着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在唐末、五代基础上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文人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文人画创作高潮。加上皇帝对扇面艺术的重视，书画扇面相应得到飞速发展，臻于顶峰。《书继》中载：“政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画扇书扇的风气在两宋是盛极一时的，创作了大批不朽之作，至今还可以在扇面上饱览两宋书画的高超艺术。扇面也因此部分脱离了实用范畴，成为一种纯艺术形式。宋徽宗赵佶所书团扇 “掠水雁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可谓宋人书扇的杰作，此作用笔凌厉，顿挫自然，如锥画沙，字间行间呼应得体而气韵生动。有张旭之气韵兼怀素之洒脱。显示出精湛的书法造诣和书扇经验。所以扇面在实用的同时，以其精美的制作工艺加上名人书画，成了藏家极为青睐和宝爱的艺术珍品，不惜重金搜讨之，赏玩之，庋藏之 ，在收藏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时至今日的工业化时代，电器技术普及，生活节奏加快，扇面作为农耕社会的日常用具，发挥实用价值的舞台也已经很小，不过，书扇仍然是书法艺术家的兴之所在，把玩书有名家真迹的扇面依然是一种高雅的艺术鉴赏活动，扇面书法的审美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消泯，而且愈发显现着蓬勃的生命力。近年来，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专业大展中，扇面书法展也成了一个专题展事，已经举办了三届，众多的书法家和爱好者积极参与，盛况空前，说明扇面书法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说倒扇面书法，由于受制于特定的空间形式，有它一定的特殊性，颇类似近体诗中的绝句和词中的小令，属于浅斟低唱一类，特别讲究小中见大，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出大气象，注入丰富的艺术信息，有耐得住涵泳回味的艺术含量，所以对创作者驾驭书法艺术语言的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甚至颇为苛刻的。明清和近代书家在书扇方面更是累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各种书体各种扇形都可以作为介质，创作出了大量丰神迥异、气格卓荦、各具特色的优秀扇面书法作品，是书法艺术与扇面形式相结合的艺术奇葩，堪为当代扇面书法的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同样是草书折扇，文彭的作品表现出流美婉转、婀娜秀润的绰约风韵，如新柳扶风。而王铎则以峭拔争折又不失沉酣跌宕取胜，如龙蟠凤舞。梁山舟和翁同龢都是清代名书家，梁氏书扇一派天真烂漫，字形变化如碎琼乱玉，而统一在清雅活泼的格调中；翁氏则颇为循规蹈矩，以整饬端严胜，显示出取法苏黄的书卷气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书扇章法上都是为了适应折扇的形状特点，每行字数采用一多一少的安排布局，由此避免逼仄拥塞之弊，是书写折扇的一个基本章法构成。折扇章法构成的另一典型套路是每行字数很少的弧形构成，如王福厂的隶书折扇，每行三字，加大字距，从而别有一种疏密得宜，儒雅端庄的书卷气息。陆维钊的隶书折扇，每行两字，强调字间细微的关和照应，用笔凝练而飞动，又是一种纠结顾盼的生动意境。 团扇相对折扇章法的自由度稍大些，比如赵之谦书《恽南田诗》团扇，基本采用的平匀式布局，适当加大行距，而以字形的参差和用笔的丰富营造出和谐圆融的韵律，彰显北碑书法如棉裹铁的特殊风采。吴昌硕的团扇诗稿，书无言七言诗各一首，更近乎手札一类，率意自然，刚健秀拔，生气郁勃。由于书写两首自作诗，左右字形大小和用笔轻重有变化，不过貌离神合，气势连贯，变化而统一。线条清健圆润，古茂流利，温雅遒美。扇面书法有一定的艺术规律可循，不同书家的作品也展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 著名书法家李刚田先生说的“扇面书法是近观的、静态的，不但要耐“看”，即形式动人，更要耐“读”，即内蕴丰厚。扇面书法在形式上难以出新出奇出与众不同的靓与眩，所以其内在的“文化风格”显得尤为重要。这文化风格不是由顿悟所得，而是渐修而成，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一种境界，是对书法细细品读玩味中的文化感受。”李刚田先生还根据自己的书扇经验指出：写扇面要以静穆安详为审美主调，既使草书，在形质上飞动，仍要神安气闲。扇面书法要耐品读，不但重章法安排与字法结构的空间之美，更重在笔笔生发、点画映带、字势呼应中的时序之美。……写扇面要精准，要求技法的娴熟与胸中积累的丰厚。笔下要松活，秀雅之中有生辣，即不可流于匠俗甜美，又不可蹈入肆野粗劣，要“不激不厉而风归自远”，要如“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这些堪称深得其中三昧的精辟之论。 ○末段引文均见：李刚田《拥雪书扇散记》（《中国书法》2009年第11期）
扇子在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晋代文献中就有“舜作五扇”的说法，如此追溯起来，扇子的历史至少也有四五千年了。商周时代，人们用雄雉鸡绚丽斑斓的长尾制成“翟扇”，并出现了长柄的“雉扇”，此时，扇子成了帝王威仪的象征并流衍至后世的历代封建皇朝。扇子在古代的别称“摇风”、“凉友”，历代文人留下了许多吟咏扇子的诗文。元朝时一位越南文人叫做莫挺之的，做过一篇《扇子铭》，说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扇子对人的帮助就像古代的贤臣伊尹和周公一样，那么在北风凌冽、风雪载途的冬季，扇子就成了伯夷和叔齐一类不受供养的人物，末了，用《论语》中的名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来赞美扇子，在这里扇子则升华成为了某种道德操守的象征。在众多描绘日常生活的传统绘画中，在各种传统形式的戏曲表演中，扇子更是不可缺少的道具。文学史上的名著南戏传奇《桃花扇》中，桃花扇成为了贯穿剧情的实物线索。所以，在近代以前，扇子或曰扇面和生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小小的扇子已然成为一道文化景观，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一支独秀。 中国文化向来以讲究精致典雅著称，从扇子上便可觌见一斑。在隋朝以前，扇子多以绫绢、禽羽、竹篾等材质制成。隋唐之际，出现了纸扇，后又发展了象牙扇、檀香扇等名贵品种，不但制作材质异常珍贵，而且在制作工艺方面讲究精雕细刻，有一种非常名贵的黑纸扇，从头到尾需要86道工序。扇子按照材质可以分为折扇、竹扇、绢扇、羽扇、葵扇和麦秆扇等几大类。按功能则可分为檀香扇、团扇、挂扇、绸舞扇、广告扇等。明清时苏杭的扇艺代表了中国古代工艺扇的最高峰：苏州的扇子称为“香扇”，杭州的为“雅扇”。至今兴盛不衰的杭州王星记扇业就是杭州“雅扇”的代表。 扇面和中国书画结缘的历史也比较早，史书所载王羲之为老妪书扇而扇价十倍的故事，就是关于扇面书法的较早记载，可惜书圣的题扇作品没有能流传至今，实际情况难免荒邈不可稽考了。不过发展成熟的阶段应该是隋唐之际，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成熟，为扇面书画艺术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扇面书画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因为随着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在唐末、五代基础上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文人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文人画创作高潮。加上皇帝对扇面艺术的重视，书画扇面相应得到飞速发展，臻于顶峰。《书继》中载：“政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画扇书扇的风气在两宋是盛极一时的，创作了大批不朽之作，至今还可以在扇面上饱览两宋书画的高超艺术。扇面也因此部分脱离了实用范畴，成为一种纯艺术形式。宋徽宗赵佶所书团扇 “掠水雁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可谓宋人书扇的杰作，此作用笔凌厉，顿挫自然，如锥画沙，字间行间呼应得体而气韵生动。有张旭之气韵兼怀素之洒脱。显示出精湛的书法造诣和书扇经验。所以扇面在实用的同时，以其精美的制作工艺加上名人书画，成了藏家极为青睐和宝爱的艺术珍品，不惜重金搜讨之，赏玩之，庋藏之 ，在收藏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时至今日的工业化时代，电器技术普及，生活节奏加快，扇面作为农耕社会的日常用具，发挥实用价值的舞台也已经很小，不过，书扇仍然是书法艺术家的兴之所在，把玩书有名家真迹的扇面依然是一种高雅的艺术鉴赏活动，扇面书法的审美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消泯，而且愈发显现着蓬勃的生命力。近年来，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专业大展中，扇面书法展也成了一个专题展事，已经举办了三届，众多的书法家和爱好者积极参与，盛况空前，说明扇面书法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说倒扇面书法，由于受制于特定的空间形式，有它一定的特殊性，颇类似近体诗中的绝句和词中的小令，属于浅斟低唱一类，特别讲究小中见大，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出大气象，注入丰富的艺术信息，有耐得住涵泳回味的艺术含量，所以对创作者驾驭书法艺术语言的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甚至颇为苛刻的。明清和近代书家在书扇方面更是累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各种书体各种扇形都可以作为介质，创作出了大量丰神迥异、气格卓荦、各具特色的优秀扇面书法作品，是书法艺术与扇面形式相结合的艺术奇葩，堪为当代扇面书法的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同样是草书折扇，文彭的作品表现出流美婉转、婀娜秀润的绰约风韵，如新柳扶风。而王铎则以峭拔争折又不失沉酣跌宕取胜，如龙蟠凤舞。梁山舟和翁同龢都是清代名书家，梁氏书扇一派天真烂漫，字形变化如碎琼乱玉，而统一在清雅活泼的格调中；翁氏则颇为循规蹈矩，以整饬端严胜，显示出取法苏黄的书卷气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书扇章法上都是为了适应折扇的形状特点，每行字数采用一多一少的安排布局，由此避免逼仄拥塞之弊，是书写折扇的一个基本章法构成。折扇章法构成的另一典型套路是每行字数很少的弧形构成，如王福厂的隶书折扇，每行三字，加大字距，从而别有一种疏密得宜，儒雅端庄的书卷气息。陆维钊的隶书折扇，每行两字，强调字间细微的关和照应，用笔凝练而飞动，又是一种纠结顾盼的生动意境。 团扇相对折扇章法的自由度稍大些，比如赵之谦书《恽南田诗》团扇，基本采用的平匀式布局，适当加大行距，而以字形的参差和用笔的丰富营造出和谐圆融的韵律，彰显北碑书法如棉裹铁的特殊风采。吴昌硕的团扇诗稿，书无言七言诗各一首，更近乎手札一类，率意自然，刚健秀拔，生气郁勃。由于书写两首自作诗，左右字形大小和用笔轻重有变化，不过貌离神合，气势连贯，变化而统一。线条清健圆润，古茂流利，温雅遒美。扇面书法有一定的艺术规律可循，不同书家的作品也展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 著名书法家李刚田先生说的“扇面书法是近观的、静态的，不但要耐“看”，即形式动人，更要耐“读”，即内蕴丰厚。扇面书法在形式上难以出新出奇出与众不同的靓与眩，所以其内在的“文化风格”显得尤为重要。这文化风格不是由顿悟所得，而是渐修而成，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一种境界，是对书法细细品读玩味中的文化感受。”李刚田先生还根据自己的书扇经验指出：写扇面要以静穆安详为审美主调，既使草书，在形质上飞动，仍要神安气闲。扇面书法要耐品读，不但重章法安排与字法结构的空间之美，更重在笔笔生发、点画映带、字势呼应中的时序之美。……写扇面要精准，要求技法的娴熟与胸中积累的丰厚。笔下要松活，秀雅之中有生辣，即不可流于匠俗甜美，又不可蹈入肆野粗劣，要“不激不厉而风归自远”，要如“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这些堪称深得其中三昧的精辟之论。 ○末段引文均见：李刚田《拥雪书扇散记》（《中国书法》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