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国难”，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和贪官奸臣相联系，似乎整个国家就是占人口总数的极少数贪官奸臣搞垮的。对此，我想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
固然，像严嵩、魏忠贤、和珅之类的贪官奸臣可恨，他们的无法无天弄得国将不国。可是他们后来终究被历史清算了，其恶名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另外，历史上有一些忠臣贤达对“国难”同样要负一定的历史责任，却没有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也许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个误区。在这里，我就以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历史上的两个杰出的男人，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对他们的道德文章作了一下比较。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上过“三扎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家交给这样杰出的人物治理，自然国泰民安，哪里会亡国破家，民不聊生呢？
可是这两位年龄相差无几的杰出人物偏偏生不逢时，都处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时代，或许也正是因为国家的积贫积弱，所以时势把他们这些杰出人物推上了历史舞台。为了改变国家的积贫积弱现状，两位本来是好朋友的杰出人物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上斗得不可开交，最后分道扬镳。更可悲的是，国家并没有在他们的争斗中富强起来，反而更加倒退了。整个变法在历史上就像小孩玩了一场闹剧。
关于他们之间的争斗，我在我的历史著作《王安石变法》中有详细的记载，在这里就不具体谈了。我只想说明：通过这两位杰出的男人的争斗，折射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尴尬，即“变”与“不变”的尴尬。“不变”吧，大厦将倾，情势迫不得已；“变”吧，又没有证据证明“变”比“不变”好，或许还会加速大厦的垮塌。中国历史就在“变”与“不变”的尴尬中原地打转转，从时间的长河来看就表现为固有的历史周期率。
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个认为必须变，一个认为没有必要变，但谁又不能给对方提供理性证明，北宋王朝在以他们为代表的两派之间的口水战中继续积贫积弱。他们死后不久，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如入无人之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我不是历史学专业，但看了几本宋史方面的参考书，史学家基本上认为王安石变法客观上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我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北宋的灭亡是有一部分历史责任的，尽管他们都是忠臣。
我们不能用道德去谴责他们，因为两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都是无可挑剔的，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道德上的污点。相反，他们还是道德的楷模。例如王安石身为宰相那么多年，不纳妾，不坐轿，死后无任何遗产。又例如司马光的死，震惊了朝野上下，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高太后为之辍朝发丧；百姓为之罢市祭奠，如哭双亲，千里不绝。当今有历史学者评论说，一位古代官僚能够如此深得民心，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戴，不能不说自有其道理所在。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他们的道德光环而忽视他们的历史责任。只有对它们进行理性的、历史的审判，才能有效地走出历史的尴尬，解决历史上的疑难。
我们更不能因为对它们进行了历史的审判就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除了道德光环外，还有对社会进步的探索精神依然值得我们爱戴，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们毕竟受到时代的局限吧。对古人理性认识的同时不能苛求，应该抱着冯友兰先生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目的看待两位杰出男人的战争。
提到“国难”，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和贪官奸臣相联系，似乎整个国家就是占人口总数的极少数贪官奸臣搞垮的。对此，我想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
固然，像严嵩、魏忠贤、和珅之类的贪官奸臣可恨，他们的无法无天弄得国将不国。可是他们后来终究被历史清算了，其恶名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另外，历史上有一些忠臣贤达对“国难”同样要负一定的历史责任，却没有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也许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个误区。在这里，我就以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历史上的两个杰出的男人，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对他们的道德文章作了一下比较。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上过“三扎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家交给这样杰出的人物治理，自然国泰民安，哪里会亡国破家，民不聊生呢？
可是这两位年龄相差无几的杰出人物偏偏生不逢时，都处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时代，或许也正是因为国家的积贫积弱，所以时势把他们这些杰出人物推上了历史舞台。为了改变国家的积贫积弱现状，两位本来是好朋友的杰出人物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上斗得不可开交，最后分道扬镳。更可悲的是，国家并没有在他们的争斗中富强起来，反而更加倒退了。整个变法在历史上就像小孩玩了一场闹剧。
关于他们之间的争斗，我在我的历史著作《王安石变法》中有详细的记载，在这里就不具体谈了。我只想说明：通过这两位杰出的男人的争斗，折射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尴尬，即“变”与“不变”的尴尬。“不变”吧，大厦将倾，情势迫不得已；“变”吧，又没有证据证明“变”比“不变”好，或许还会加速大厦的垮塌。中国历史就在“变”与“不变”的尴尬中原地打转转，从时间的长河来看就表现为固有的历史周期率。
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个认为必须变，一个认为没有必要变，但谁又不能给对方提供理性证明，北宋王朝在以他们为代表的两派之间的口水战中继续积贫积弱。他们死后不久，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如入无人之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我不是历史学专业，但看了几本宋史方面的参考书，史学家基本上认为王安石变法客观上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我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北宋的灭亡是有一部分历史责任的，尽管他们都是忠臣。
我们不能用道德去谴责他们，因为两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都是无可挑剔的，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道德上的污点。相反，他们还是道德的楷模。例如王安石身为宰相那么多年，不纳妾，不坐轿，死后无任何遗产。又例如司马光的死，震惊了朝野上下，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高太后为之辍朝发丧；百姓为之罢市祭奠，如哭双亲，千里不绝。当今有历史学者评论说，一位古代官僚能够如此深得民心，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戴，不能不说自有其道理所在。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他们的道德光环而忽视他们的历史责任。只有对它们进行理性的、历史的审判，才能有效地走出历史的尴尬，解决历史上的疑难。
我们更不能因为对它们进行了历史的审判就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除了道德光环外，还有对社会进步的探索精神依然值得我们爱戴，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们毕竟受到时代的局限吧。对古人理性认识的同时不能苛求，应该抱着冯友兰先生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目的看待两位杰出男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