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分配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袁春晖（盐城工学院，江苏盐城224051）分配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回首六十年，我国分配机制的每一次变化，无不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社会各领域掀起革命性回应。所以，认真总结我国建国后分配制度的变化发展，及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我国分配制度的历史演进（一）平均主义分配机制（1949年~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分配领域实行平均分配，结果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出工不出力和磨洋工成为普遍现象。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结果严重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旦分配制度失去了激励作用不仅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追求的国家昌盛、社会和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大力挖掘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二）单一的按劳分配机制（1978年~1987年）这一阶段是我党摒弃传统观念，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针对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所造成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并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
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接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深刻剖析了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危害，指出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第一次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在理论上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个人收入方面引入和体现利益机制，否定了在分配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实践中全面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阶段，我国平均主义分配机制基本得到了制止，按劳分配的原则基本得到贯彻，较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经济日益按商品经济规律来运行，纯粹的按劳动量分配的单一的按劳分配机制已经容纳不了日益丰富的利益分配主体，这个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愈显尖锐。探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机制新格局的问题已迫在眉睫。（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机制（1987年至今）【摘要】建国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平均分配-单一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个阶段。文章通过分析分配制度的变化对社会和谐的影响，指出加强政府调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关键词】分配制度；和谐社会；政府调节【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768（2009）02-0082-04 【收稿日期】2008-03-25 【基金项目】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07SJB790024）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袁春晖（1969-），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研究》No.2.2009 輬輰这一阶段，我党不断探索和完善既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又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指出，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这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巨大进步。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框架。突破了十三大提出的“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收入问题上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对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比较详细和完善的分配政策，特别指出，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我国的分配制度和分配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分配制度的改革是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六大的主要突破表现为：提出了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比
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分配体制改革任务。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监管等具体措施。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特别强调“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了具体部署，到2020年，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二、分配制度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之初，我国分配制度总的特点是平均与不平均分配并存。平均分配的表现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城市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农村的基尼系数在0.21~0.24之间。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基尼系数则在0.37~0.43之间，农村的基尼系数则在0.34~0.40之间。因此，可以说我国在改革以前是一个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而不平均分配的表现是：（1）人为的城乡分割和工业战略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据世界银行的计算，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2.5（1979年），比亚洲其他低收入的国家要高（平均约为1.5），稍大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平均约为2.2）。（2）在实物分配的情况下，80%的农村居民并不享有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补贴。（3）凭借权力参与分配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4）工资的长期冻结。可以说，平等中存在着不平等，不平等中又存在着
平等的状况，这种分配制度既没有合理拉开收入的差距，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没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导致了共同贫穷。这种貌似公平实为极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引起人们的不满，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反”等社会运动连接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与人之间，甚至是家庭成员之间失去了相互的关爱和基本的信任，人人自危，安全感和责任感严重缺失，偏离了和谐社会的发展轨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分配性质的认识和分配制度的变迁，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特点是平均分配被打破，不平均分配出现新的特点。平均分配被打破的主要表现是基尼系数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是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为0.417，2004年为0.469，2007年为0.48，这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从国际范围内看，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很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平均分配，或者说收入差距出现的复杂变化，按照形成的原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合理合法收入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激励效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此处的“理”是指市场经济的公开、公平、自由的竞争原则；“法”则是指各级政府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但是如果造成过大的分配差距，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由于多种要素参与分配，劳动分配比重逐渐减少，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的偏移。2003年我国劳动分配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7.6%，2005年则降为41.4%，两年之内下降16个輬輱百分点。与此对应的则是资本分配的比重提高，达到了1/3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2）合法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由于计算口径和方法的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也往往不一致。但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的总趋势的判断是没什么分歧的。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超过2极为罕见。但我国在1995年这一比率已达到2.5。根据2002年3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官方数据，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其比率也达
2.899。同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大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有了明显的扩大。例如1978年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87%，到了1995年则高出124%。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的职工年人均工资与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职工年人均工资相比，1978年是1.81倍，1980年缩小至1.68倍，1985年又扩大到1.81倍。此后呈缩小趋势，1987年降至1.58倍，但其后又开始扩大，到1990年达1.76倍，1995年增至2.23倍，1999年增至2.49倍。行业间收入差距与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呈加速化倾向。普通职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仅过低，而且增长慢，过大的收入差距，甚至使“平均工资”指标难以反映普通职工真实的收入增长情况。以
北京为例，2006年北京市年平均工资为36097元，但有60.7%的职工达不到这个平均数；从全国来看，我国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一些企业工人说：“这年头，职工收入增长在爬，社会保障在晃悠，只有物价在飞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偏向城市、关于优先发展的旧战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倾斜政策以及拥有垄断资源的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的垄断收入。（3）不合法收入，主要是通过“寻租”行为和内部人控制以及权钱交易，加上其他非法行为获得的非法收入。“寻租”活动扩大了收入的差距，并且是形成高收入阶层的重要因素。内部人通过控制公有资产占有量而转化为本部门、本地区和本单位乃至有关个人的利益。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很不透明，也很不均等。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通常与内部人控制有关，权钱交易所造成的分配不均，更是法理难容。一项测算表明，如果把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0.397作为正常收入差异程度，若把一系列非规范和非法收入等估算在内，居民基尼系数会达到0.45左右。可见，这些非法收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趋势，世界银行的评价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因为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影响人们工作和生产的效率，甚至会成为社会不安
定的根源。收入差距过大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损害了公众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信任，对改革和政府的信心，甚至引发劳动者的一些过激行为，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阿瑟·奥肯说过：“源于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我们要特别关注老百姓对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三、加强政府调节，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作了《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吻合。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在短时期不会缩小收入差距，需要政府插手进行管理，积极作为。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社会和谐问题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强调“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注重社会公平特
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这輬輲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2下载券 48人已下载下载还剩2页未读，继续阅读说明我们党和政府正在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努力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目标和要求：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到2020年，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整顿分配秩序，创造机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正逐步走上和谐社会的发展道路。要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政府还应从以下三方面加强调节。（一）充分重视分配差距拉大，对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对于我国这样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基尼系数显示的分配差距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相比，意味着问题更大。理由很简单：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里，在多数人比较富裕的基础上出现少数人暴富现象（体现为较高的基尼系数），对社会稳定与和谐不太容易构成大的威胁，但在我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里，较高的基尼系数（分配差距拉大）是在多数人温饱、少数人暴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过高且仍在扩大的分配差距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构成的威胁，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因而应高度重视分配差距拉大问题。（二）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分配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按照党的十
七大报告的要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认真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调节。从前面分析可知，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加以肯定。第二种情况中的垄断收入应该由政府来加以限制，应当按照《反垄断法》的要求，积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取消社会资金进入的限制，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使资源优化配置，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得以缩小；对于在一定时期必须保留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其收入分配标准应纳入国家监管之下。鼓励干部和人才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与发达地区享受到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实施城乡并重战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缩小“二元化”收入差距。要依法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要建立企业工资增长集体协商机制，企业职工收入将会随着企业的发展有一个较快的提高，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提出的增加居民收入的新举措。对于第三种情况，国家应凭借暴力的手段坚决消除。（三）要充分认识当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1.要把抑制通货膨胀置于优先的政策议程。在
收入差距拉大的形势下，目前主要由食品价格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极易影响人心并影响社会稳定，因而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出台这方面的政策，需要与打击垄断、价格欺诈和增加拨款以救助低收入阶层的措施结合起来。从更长远一点来看，我国尤其需要加大力量建立一个有效和可靠的社会安全网。2.想方设法，扩大就业。就业问题，是我国将来一段时间内比较棘手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大量失业现象，也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产业，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指导，这些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产业发展不起来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失业以及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3.创新政府预算制度。近年来，在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比以前要富裕得多，但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把钱投向对低收入群体尤为重要的关键性公共服务领域。我国各级政府正忙于花掉这些钱（搞大量的政绩工程、买公车、建办公楼等），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于重建社会安全网和帮助贫困阶层。因此，急需政府预算制度创新，当然，我们还需要其他广泛意义上的政策创新，包括那些旨在将低收入阶层带入发展进程的一系列政策创新。
我国分配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袁春晖（盐城工学院，江苏盐城224051）分配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回首六十年，我国分配机制的每一次变化，无不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社会各领域掀起革命性回应。所以，认真总结我国建国后分配制度的变化发展，及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我国分配制度的历史演进（一）平均主义分配机制（1949年~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分配领域实行平均分配，结果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出工不出力和磨洋工成为普遍现象。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结果严重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旦分配制度失去了激励作用不仅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追求的国家昌盛、社会和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大力挖掘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二）单一的按劳分配机制（1978年~1987年）这一阶段是我党摒弃传统观念，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针对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所造成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并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
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接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深刻剖析了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危害，指出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第一次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在理论上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个人收入方面引入和体现利益机制，否定了在分配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实践中全面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阶段，我国平均主义分配机制基本得到了制止，按劳分配的原则基本得到贯彻，较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经济日益按商品经济规律来运行，纯粹的按劳动量分配的单一的按劳分配机制已经容纳不了日益丰富的利益分配主体，这个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愈显尖锐。探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机制新格局的问题已迫在眉睫。（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机制（1987年至今）【摘要】建国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平均分配-单一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个阶段。文章通过分析分配制度的变化对社会和谐的影响，指出加强政府调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关键词】分配制度；和谐社会；政府调节【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768（2009）02-0082-04 【收稿日期】2008-03-25 【基金项目】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07SJB790024）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袁春晖（1969-），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研究》No.2.2009 輬輰这一阶段，我党不断探索和完善既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又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指出，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这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巨大进步。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框架。突破了十三大提出的“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收入问题上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对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比较详细和完善的分配政策，特别指出，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我国的分配制度和分配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分配制度的改革是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六大的主要突破表现为：提出了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比
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分配体制改革任务。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监管等具体措施。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特别强调“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了具体部署，到2020年，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二、分配制度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之初，我国分配制度总的特点是平均与不平均分配并存。平均分配的表现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城市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农村的基尼系数在0.21~0.24之间。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基尼系数则在0.37~0.43之间，农村的基尼系数则在0.34~0.40之间。因此，可以说我国在改革以前是一个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而不平均分配的表现是：（1）人为的城乡分割和工业战略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据世界银行的计算，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2.5（1979年），比亚洲其他低收入的国家要高（平均约为1.5），稍大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平均约为2.2）。（2）在实物分配的情况下，80%的农村居民并不享有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补贴。（3）凭借权力参与分配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4）工资的长期冻结。可以说，平等中存在着不平等，不平等中又存在着
平等的状况，这种分配制度既没有合理拉开收入的差距，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没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导致了共同贫穷。这种貌似公平实为极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引起人们的不满，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反”等社会运动连接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与人之间，甚至是家庭成员之间失去了相互的关爱和基本的信任，人人自危，安全感和责任感严重缺失，偏离了和谐社会的发展轨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分配性质的认识和分配制度的变迁，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特点是平均分配被打破，不平均分配出现新的特点。平均分配被打破的主要表现是基尼系数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是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为0.417，2004年为0.469，2007年为0.48，这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从国际范围内看，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很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平均分配，或者说收入差距出现的复杂变化，按照形成的原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合理合法收入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激励效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此处的“理”是指市场经济的公开、公平、自由的竞争原则；“法”则是指各级政府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但是如果造成过大的分配差距，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由于多种要素参与分配，劳动分配比重逐渐减少，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的偏移。2003年我国劳动分配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7.6%，2005年则降为41.4%，两年之内下降16个輬輱百分点。与此对应的则是资本分配的比重提高，达到了1/3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2）合法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由于计算口径和方法的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也往往不一致。但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的总趋势的判断是没什么分歧的。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超过2极为罕见。但我国在1995年这一比率已达到2.5。根据2002年3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官方数据，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其比率也达
2.899。同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大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有了明显的扩大。例如1978年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87%，到了1995年则高出124%。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的职工年人均工资与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职工年人均工资相比，1978年是1.81倍，1980年缩小至1.68倍，1985年又扩大到1.81倍。此后呈缩小趋势，1987年降至1.58倍，但其后又开始扩大，到1990年达1.76倍，1995年增至2.23倍，1999年增至2.49倍。行业间收入差距与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呈加速化倾向。普通职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仅过低，而且增长慢，过大的收入差距，甚至使“平均工资”指标难以反映普通职工真实的收入增长情况。以
北京为例，2006年北京市年平均工资为36097元，但有60.7%的职工达不到这个平均数；从全国来看，我国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一些企业工人说：“这年头，职工收入增长在爬，社会保障在晃悠，只有物价在飞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偏向城市、关于优先发展的旧战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倾斜政策以及拥有垄断资源的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的垄断收入。（3）不合法收入，主要是通过“寻租”行为和内部人控制以及权钱交易，加上其他非法行为获得的非法收入。“寻租”活动扩大了收入的差距，并且是形成高收入阶层的重要因素。内部人通过控制公有资产占有量而转化为本部门、本地区和本单位乃至有关个人的利益。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很不透明，也很不均等。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通常与内部人控制有关，权钱交易所造成的分配不均，更是法理难容。一项测算表明，如果把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0.397作为正常收入差异程度，若把一系列非规范和非法收入等估算在内，居民基尼系数会达到0.45左右。可见，这些非法收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趋势，世界银行的评价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因为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影响人们工作和生产的效率，甚至会成为社会不安
定的根源。收入差距过大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损害了公众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信任，对改革和政府的信心，甚至引发劳动者的一些过激行为，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阿瑟·奥肯说过：“源于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我们要特别关注老百姓对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三、加强政府调节，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作了《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吻合。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在短时期不会缩小收入差距，需要政府插手进行管理，积极作为。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社会和谐问题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强调“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注重社会公平特
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这輬輲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2下载券 48人已下载下载还剩2页未读，继续阅读说明我们党和政府正在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努力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目标和要求：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到2020年，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整顿分配秩序，创造机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正逐步走上和谐社会的发展道路。要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政府还应从以下三方面加强调节。（一）充分重视分配差距拉大，对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对于我国这样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基尼系数显示的分配差距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相比，意味着问题更大。理由很简单：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里，在多数人比较富裕的基础上出现少数人暴富现象（体现为较高的基尼系数），对社会稳定与和谐不太容易构成大的威胁，但在我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里，较高的基尼系数（分配差距拉大）是在多数人温饱、少数人暴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过高且仍在扩大的分配差距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构成的威胁，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因而应高度重视分配差距拉大问题。（二）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分配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按照党的十
七大报告的要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认真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调节。从前面分析可知，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加以肯定。第二种情况中的垄断收入应该由政府来加以限制，应当按照《反垄断法》的要求，积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取消社会资金进入的限制，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使资源优化配置，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得以缩小；对于在一定时期必须保留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其收入分配标准应纳入国家监管之下。鼓励干部和人才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与发达地区享受到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实施城乡并重战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缩小“二元化”收入差距。要依法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要建立企业工资增长集体协商机制，企业职工收入将会随着企业的发展有一个较快的提高，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提出的增加居民收入的新举措。对于第三种情况，国家应凭借暴力的手段坚决消除。（三）要充分认识当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1.要把抑制通货膨胀置于优先的政策议程。在
收入差距拉大的形势下，目前主要由食品价格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极易影响人心并影响社会稳定，因而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出台这方面的政策，需要与打击垄断、价格欺诈和增加拨款以救助低收入阶层的措施结合起来。从更长远一点来看，我国尤其需要加大力量建立一个有效和可靠的社会安全网。2.想方设法，扩大就业。就业问题，是我国将来一段时间内比较棘手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大量失业现象，也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产业，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指导，这些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产业发展不起来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失业以及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3.创新政府预算制度。近年来，在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比以前要富裕得多，但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把钱投向对低收入群体尤为重要的关键性公共服务领域。我国各级政府正忙于花掉这些钱（搞大量的政绩工程、买公车、建办公楼等），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于重建社会安全网和帮助贫困阶层。因此，急需政府预算制度创新，当然，我们还需要其他广泛意义上的政策创新，包括那些旨在将低收入阶层带入发展进程的一系列政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