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再度下落，7天跌去107美元/盎司，把4月以来抄底的“中国大妈”悉数套牢。黄金和美元，曾经的一对避险品种，如今泾渭分明，反而是黄金的跌势成就了美元的坚挺。5月17日美元指数涨至84.37点，近3年来的新高。信贷危机以来，美元曾因全球性危机而成避风港，因欧债危机而强势，现在则是因大宗商品和黄金的光环消退，商品货币走软而凸显。几乎所有商品货币均遭沦陷，成就了美元的强悍地位。 全球堪称商品货币的币种，包括澳元、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挪威克朗和加拿大元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盛产煤炭、铁矿石以及铜、铝、羊毛等工业品和棉纺品，在国际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其商品货币的特征最为明显。而其他国家，虽然严重依赖出口，但缺乏占优势地位的商品，因此和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的联动关系没有这两种货币强。近年来很多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异军突起，出口在GDP中比例颇高，也具有了一定的商品货币特征，如巴西雷亚尔和俄罗斯卢布等。今年3月份以来价格回落，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的逻辑广泛受到质疑，所有这些商品货币均有不同程度下落。 商品货币中波动最大的当属澳元。5月17日，澳元/美元跌至0.9723，5月的短短13个交易日已经下跌了5%。一年中大多数时间澳元均超过了美元平价，最贵的时候1澳元能兑换1.10美元。因为拥有全球最“值钱”的货币，澳大利亚也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至少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上如此，其2012年人均国民产值是欧洲国家均值的1.5倍，甚至比北美国家也高出近1/3。成就了澳大利亚在发达经济体中优势地位的，是来自中国的矿石等资源需求，澳大利亚出口至全球的总货物中有1/4都销至中国，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货物自2001年的88亿元飙涨至2011年的771亿元，年增长率大约为25%。10年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很少超过30美元/吨，随后的年度长协矿谈判却很快把矿价推高到150美元/吨的高度，澳元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 如果说这一段时间的铁矿石价格和澳元汇率还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必然的联系，信贷危机后的商品起落和澳元走势的再度重合无疑提供了又一次证明。信贷危机曾重挫澳元，当铁矿石严重堆港，三大铁矿商不得不把矿石价压低到60美元/吨的2009年，澳元最廉价时只能兑换0.64美元。随着商品价格重归牛市，矿商地位再显强势，矿石价格飙涨了两倍，澳元也在两年的时间里对美元升值了近80%。危机前，中国钢铁厂进口最贵的铁矿石是2008年90美元/吨的均价，那时澳元最高也未触及到美元平价；2010年后，当铁矿石价格过百成为常态，澳元比美元贵也成为常态了。 那些原材料生产主导着经济格局的国家，实际上也一直努力摆脱只生产初级产品的形象，提高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澳大利亚近年来在机械设备、电子元件和组装汽车上都有所发展，尤其在吸引亚洲国家留学、移民、旅游的服务业领域增长迅速。但具有资源禀赋的国家，当资源价格急剧上涨的时候，却可能受到资源的诅咒，患上“荷兰病”，即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通货膨胀和工资上涨，继之形成了国内制造业衰退的去工业化。初级产品在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中曾经降到了2002年度的30%，2011年回升到了62.8%。几乎可以说是对中国的资源进口托举着澳元，尤其是在2012年后，铁矿石和能源价格虽有所回落，但来自中国的进口量增加了，被称为矿产之都的西澳大利亚增势强劲，抵消了东部的停滞。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说，贸易国之间因地制宜，形成各自独特的产业优势是经济规律使然。但靠出卖资源谋求发展显然不是一个长久的发展模式，尤其在资源枯竭之后留给资源国的将是一个悲惨的前景。即使资源仍在，只是价格低廉，这些国家也面临着棘手的就业和外汇收支的麻烦。这个意义上，新兴经济体比发达国家更容易被资源诅咒，作为和中国并驾齐驱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广袤田野中生长出来的大豆被一船船运往中国，淡水河谷则加足马力开采着铁矿石和铜等中国城镇化急需的建筑材料，最近发现的海底油田更可能使之成为第二个沙特。但越来越贵的用工成本却使得巴西的国产货变得昂贵，被中国货取代。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漫长而复杂，一旦停滞了，就很难重上轨道。 对资源型国家，“荷兰病”的后遗症将是继商品价格回落后对币值冲击的又一个因素，很长时间内汇率都难再强势。
黄金再度下落，7天跌去107美元/盎司，把4月以来抄底的“中国大妈”悉数套牢。黄金和美元，曾经的一对避险品种，如今泾渭分明，反而是黄金的跌势成就了美元的坚挺。5月17日美元指数涨至84.37点，近3年来的新高。信贷危机以来，美元曾因全球性危机而成避风港，因欧债危机而强势，现在则是因大宗商品和黄金的光环消退，商品货币走软而凸显。几乎所有商品货币均遭沦陷，成就了美元的强悍地位。 全球堪称商品货币的币种，包括澳元、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挪威克朗和加拿大元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盛产煤炭、铁矿石以及铜、铝、羊毛等工业品和棉纺品，在国际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其商品货币的特征最为明显。而其他国家，虽然严重依赖出口，但缺乏占优势地位的商品，因此和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的联动关系没有这两种货币强。近年来很多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异军突起，出口在GDP中比例颇高，也具有了一定的商品货币特征，如巴西雷亚尔和俄罗斯卢布等。今年3月份以来价格回落，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的逻辑广泛受到质疑，所有这些商品货币均有不同程度下落。 商品货币中波动最大的当属澳元。5月17日，澳元/美元跌至0.9723，5月的短短13个交易日已经下跌了5%。一年中大多数时间澳元均超过了美元平价，最贵的时候1澳元能兑换1.10美元。因为拥有全球最“值钱”的货币，澳大利亚也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至少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上如此，其2012年人均国民产值是欧洲国家均值的1.5倍，甚至比北美国家也高出近1/3。成就了澳大利亚在发达经济体中优势地位的，是来自中国的矿石等资源需求，澳大利亚出口至全球的总货物中有1/4都销至中国，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货物自2001年的88亿元飙涨至2011年的771亿元，年增长率大约为25%。10年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很少超过30美元/吨，随后的年度长协矿谈判却很快把矿价推高到150美元/吨的高度，澳元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 如果说这一段时间的铁矿石价格和澳元汇率还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必然的联系，信贷危机后的商品起落和澳元走势的再度重合无疑提供了又一次证明。信贷危机曾重挫澳元，当铁矿石严重堆港，三大铁矿商不得不把矿石价压低到60美元/吨的2009年，澳元最廉价时只能兑换0.64美元。随着商品价格重归牛市，矿商地位再显强势，矿石价格飙涨了两倍，澳元也在两年的时间里对美元升值了近80%。危机前，中国钢铁厂进口最贵的铁矿石是2008年90美元/吨的均价，那时澳元最高也未触及到美元平价；2010年后，当铁矿石价格过百成为常态，澳元比美元贵也成为常态了。 那些原材料生产主导着经济格局的国家，实际上也一直努力摆脱只生产初级产品的形象，提高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澳大利亚近年来在机械设备、电子元件和组装汽车上都有所发展，尤其在吸引亚洲国家留学、移民、旅游的服务业领域增长迅速。但具有资源禀赋的国家，当资源价格急剧上涨的时候，却可能受到资源的诅咒，患上“荷兰病”，即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通货膨胀和工资上涨，继之形成了国内制造业衰退的去工业化。初级产品在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中曾经降到了2002年度的30%，2011年回升到了62.8%。几乎可以说是对中国的资源进口托举着澳元，尤其是在2012年后，铁矿石和能源价格虽有所回落，但来自中国的进口量增加了，被称为矿产之都的西澳大利亚增势强劲，抵消了东部的停滞。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说，贸易国之间因地制宜，形成各自独特的产业优势是经济规律使然。但靠出卖资源谋求发展显然不是一个长久的发展模式，尤其在资源枯竭之后留给资源国的将是一个悲惨的前景。即使资源仍在，只是价格低廉，这些国家也面临着棘手的就业和外汇收支的麻烦。这个意义上，新兴经济体比发达国家更容易被资源诅咒，作为和中国并驾齐驱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广袤田野中生长出来的大豆被一船船运往中国，淡水河谷则加足马力开采着铁矿石和铜等中国城镇化急需的建筑材料，最近发现的海底油田更可能使之成为第二个沙特。但越来越贵的用工成本却使得巴西的国产货变得昂贵，被中国货取代。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漫长而复杂，一旦停滞了，就很难重上轨道。 对资源型国家，“荷兰病”的后遗症将是继商品价格回落后对币值冲击的又一个因素，很长时间内汇率都难再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