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为何低调做慈善
“我们集团的慈善行为纯粹是为了回报社会，不希望媒体炒作。”在“上海国际慈善论坛”上，遇见前来参会的上海瀛通集团董事长秘书办公室主任杜南南。
自5月《福布斯》中文版的“2004中国慈善榜”把瀛通集团排在首位以来，她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她告诉记者，是因为目前的环境还不适合对企业的慈善行为进行宣传。
杜南南说，去年，瀛通集团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了3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瀛通慈善基金。目前这项基金已经用掉500万元。5月20日，集团又向基金注资1000万元。
多次捐款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也是“只做不说，多做不说”。今天，美国促进企业慈善委员会执行董事查尔斯·摩尔问：“企业的年报中是否有关于慈善事业的项目？”浦发银行行长金运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是做好事，不求回报。”私下里他也对记者表示：“其实说多了股东也有想法，这是实际情况。”他表示，经常有方方面面的单位来向银行要钱，“除了慈善事业，我们全都挡回去了”。
虽然进入“慈善榜”的企业都不太张扬，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新闻发言人马仲器却非常支持“慈善榜”，还为其提供资料，“我们就是要弘扬这种精神，鼓励先富起来的人从事慈善事业”。不过他也明白企业的顾虑，“现在的社会环境确实会给他们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比如一上榜，税务局就找上门来了，各个方面的关系也找过来了”。
和国内企业的“只做不说”相比，发达国家很多企业把慈善事业作为制度。美国促进企业慈善委员会摩尔认为，慈善事业是一项有利于股东的企业行为，应当被制度化，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企业应对慈善捐赠项目设定明确的目标，进行战略化管理，建立评估标准并制定向高级管理层的汇报体系。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书松是“企业捐赠社会公益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他认为，现在中国企业慈善理念的相对缺失，表现在对“企业公民”理解不一样，参与慈善事业的动机和决策不足，以及企业文化对慈善参与的内在需求不够等方面。同时，中国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有环境制约，主要表现在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明显，公益机构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企业慈善的公众支持力量欠缺。
今天恰好是新《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的第一天。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夏秀蓉说，关于税收优惠目前法律不具有操作性。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正在为基金会的税收优惠制定配套法规。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10年了，它是全国惟一叫“基金会”的慈善组织，而其他省市都是叫“慈善总会”，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后，对其他慈善总会还不适用。
据悉，10年里，这里筹到现金9亿元。加上其他形式捐赠，总价值59．4亿元。而此前，中华慈善总会在7年中，筹集的善款近12亿元。
“《条例》实施后，我们基金会的性质就是非营利法人了，而不是原来的社团法人，我们的工作就是‘管钱’。”马仲器用了个最通俗的说法。
实际上，马仲器本人就参加了《条例》的起草和修改课题组工作。他对记者说，基金会进行资金管理的原则是“专业化定位、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帮助基金会进行资金管理的机构是不收费的，“而且他们要保赚不赔”。
上海瀛通集团把4000万元的瀛通慈善基金全部交给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管理。该基金专门成立了一个投资监管委员会，杜南南是集团派到这个委员会的惟一代表。
本身是律师的马仲器说，基金会除了接受监事会的监督，还接受理事会、捐赠人、媒体和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同时，基金会应当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而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富不仁，几乎是一些中国企业家的特征，但在瀛通不是这样的。”瀛通的人性化管理大概是最为明显的一个特色。
2003年10月的一次“预谋”已久的3000万元现金捐赠，半年后将陈伟峰推上了前台－－“荣登”中国福布斯慈善家榜首，而在由胡润版的《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陈伟峰排名第七。
人性瀛通
陈伟峰，上海瀛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位极其低调的人。
瀛通集团作为具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的集团公司，名列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第8位、上海百强私营企业第11位，但是知之者寡少。如果不是慈善榜的推出，陈伟峰的名字不会引起业界特别的关注。
瀛通集团办公室的徐建培对记者说，你们不要找陈董，他不可能接受采访。没有理由认为陈的慈善捐赠有商业性的图谋。
陈伟峰的个性赢得了集团员工的信服。在上海北外滩，瀛通集团的浦江名邸楼盘销售员韩玮莉说，在其他企业，一般而言，员工对老总都有敬畏之意，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尊敬，而“陈董是一位和善的老板，除非错误太严重，陈董从不轻易批评任何人。瀛通的人性化管理大概是最为明显的一个特色。”
正在建设中的崇明明珠花苑项目，工地的外来劳务工多达四五千人，陈伟峰拨款一百多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建立了明珠花苑项目外来劳务工联合工会和流动党员服务站。
陈伟峰承诺，给公司员工以同行业中最高的工资标准和最优的福利待遇。2002年公司员工的平均年收入达5万元，2003年达6万多元。而集团有员工180多名，陈伟峰即先后选派近二十名优秀骨干攻读复旦、同济两校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高级研修班。
“为富不仁，几乎是一些中国企业家的特征，但在瀛通不是这样的。”一位不愿向外界透露姓名的瀛通中层对记者说。
崇明起步
陈伟峰，1961年7月出生于崇明。在崇明，陈伟峰曾经有过不错的过去－－在县公安局工作，但他最终还是下海了。1992年底，瀛通集团的前身上海申茜实业公司成立了。从这家很小的贸易公司起步，陈伟峰开始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1994年初，陈伟峰开始转行－－上海建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企业转身建筑安装市场。
1995年底，瀛通才开始“现身”，由建筑转向上游的房产开发－－上海瀛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第一个项目即为9万平方米的“永凤花园”，这也是崇明县的第一个完整小区。 瀛通集团的员工称，陈伟峰在地产方面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缘于陈对地产“超乎寻常的热情”。陈起步于大上海最为边远的崇明县，但陈的地产观念一直超前。2000年，瀛通投资7.2亿元开发建设了崇明最大规模的旧区改造项目－－“宝岛世纪园”，陈将它建成园林式生态区，并荣获2003年全国人居规划综合大奖。
在崇明，瀛通的地产霸主地位稳固。2001年10月，陈伟峰开始“试水”上海。2002年，上海北外滩“浦江名邸”先后获首届“全国新世纪人居经典住宅小区方案竞赛综合奖”、上海2002年十大经典楼盘第一名，上海2002年商品房预售排名第一位。
陈伟峰在资本市场也长袖善舞，以扩大集团规模。2001年，瀛通成功收购兼并了航天工业部属下的恒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时投资山东烟台渔港码头，此外，瀛通集团还还经营石油，以及投资电脑网络软件。
目前，瀛通集团旗下，全资及控股公司达13家，2003年，集团总资产达16亿，实现产值14亿元，利税2亿元。
瀛通慈善基金
崇明县慈善基金会社会科科长施圣杰对记者说，陈伟峰荣当首位慈善富豪并非偶然。 1998年－－当时的瀛通公司刚在永凤花园项目上有所斩获，瀛通便斥资600万元，在城桥镇建造当时上海郊区规模最大的再就业服务中心－－4000平米的“城桥社区服务中心”，免费为下待岗职工提供经商摊位。
陈伟峰除了工作，惟一的爱好大概就要算喜好社会公益性事业。截至去年上半年，，陈伟峰累计捐赠款达2000多万元。而去年，是瀛通集团业绩最好的一年，也是陈伟峰慈善事业的“高峰期。
为长期资助崇明县慈善事业，陈伟峰与当地政府，以及上海市、崇明县慈善基金会协商后，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3000万元，成为上海慈善基金会成立10年来最大的单笔捐赠。
这是一笔专款专用的慈善基金，为此，上海慈善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民间管理机构－－瀛通慈善基金崇明管委会，来专门管理这笔基金。该笔3000万基金由上海慈善基金会专门投资管理，锁定的年利息回报为185万元－－此笔利息即用于崇明县“安老、扶幼、助学、济困”。
●浙商慈善特征
特征一：不爱留名
昨天，记者从浙江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了解到，去年一整年浙江人有记录的慈善捐助超过13亿元，这还不包括非公开的个人捐赠行为。
“目前，浙江慈善公益性质的基金会有近200个，浙江人做慈善一直是比较踊跃的，比如全国第一个非公募基金就是在浙江的永嘉成立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黄元龙处长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与李亚鹏和王菲合作的中国微笑行动在杭州设有办事处，“中国微笑行动是专门为患有唇腭裂及其他头面部畸形的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的非盈利性慈善机构，集中免费手术活动是微笑行动的传统模式。”吴先生是中国微笑行动工作部驻杭州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由于这种专项行动更容易看到直接的慈善效果，也逐渐受到浙商们的关注，“目前有30多家浙江企业参与了这个行动。捐助一两万，就能帮1个孩子完成手术。3年时间有5000个家庭受益。”
吴先生透露，目前捐助最多的款项是一次性50万元，“是余杭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名企业老总表示，捐助的前提是不出席任何仪式，不做任何宣传，只需要收到受捐助孩子的资料。”他告诉记者，这样的捐助者占多数。
中华文化中有不希望露富的传统，这是黄元龙认为多数企业家不爱公布自己慈善行为的原因，“4个字，怕惹麻烦。”
特征二：爱一对一
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富豪 “灰色收入”有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很多中国富豪选择低调行事，不愿露富，惟恐树大招风，有些富豪对于如何将财富以最佳方式返还社会，只有比较模糊的想法。
对此，黄元龙处长表示，这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慈善观念是知恩图报，知道感恩，他们更喜欢做一些面对面的捐助。而西方的理念则是生活共同体的理念，即把我的善心放进慈善机构，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我有困难时同样会受到慈善机构帮助。”
黄元龙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的慈善行为主要有6种，其中就包括一对一的捐赠行为，“如有些人为家乡的村庄修路，或者自己开车运载救济物资给贫困地区，这也是目前浙江存在最多也是无法统计的慈善行为。”
“也许你并不知道，慈善一词，在最老的辞海中是个贬义词，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他认为，人们正在改变对慈善的看法，社会进步了，慈善事业自然也会进步，不应只倡导富人做慈善，更应该提倡平民慈善和全民慈善的概念。”
“我们缺乏慈善信息统计平台。”黄元龙分析，这也是“诈捐门”、“被慈善”等词语常常成为媒体热点报道的原因。
“目前我们这个机构的目标是打造慈善家的透明口袋。”国务院在民政部门设立福利和慈善促进处也只是去年的事，这个部门主要引导基金会如何自律，监督慈善团体必须设立理事会，监督这些机构定期公布善款使用情况，并每年进行专项审计。
要从行动上做好慈善，而不要“被慈善”，这是黄元龙的观点。
中国企业家为何低调做慈善
“我们集团的慈善行为纯粹是为了回报社会，不希望媒体炒作。”在“上海国际慈善论坛”上，遇见前来参会的上海瀛通集团董事长秘书办公室主任杜南南。
自5月《福布斯》中文版的“2004中国慈善榜”把瀛通集团排在首位以来，她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她告诉记者，是因为目前的环境还不适合对企业的慈善行为进行宣传。
杜南南说，去年，瀛通集团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了3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瀛通慈善基金。目前这项基金已经用掉500万元。5月20日，集团又向基金注资1000万元。
多次捐款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也是“只做不说，多做不说”。今天，美国促进企业慈善委员会执行董事查尔斯·摩尔问：“企业的年报中是否有关于慈善事业的项目？”浦发银行行长金运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是做好事，不求回报。”私下里他也对记者表示：“其实说多了股东也有想法，这是实际情况。”他表示，经常有方方面面的单位来向银行要钱，“除了慈善事业，我们全都挡回去了”。
虽然进入“慈善榜”的企业都不太张扬，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新闻发言人马仲器却非常支持“慈善榜”，还为其提供资料，“我们就是要弘扬这种精神，鼓励先富起来的人从事慈善事业”。不过他也明白企业的顾虑，“现在的社会环境确实会给他们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比如一上榜，税务局就找上门来了，各个方面的关系也找过来了”。
和国内企业的“只做不说”相比，发达国家很多企业把慈善事业作为制度。美国促进企业慈善委员会摩尔认为，慈善事业是一项有利于股东的企业行为，应当被制度化，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企业应对慈善捐赠项目设定明确的目标，进行战略化管理，建立评估标准并制定向高级管理层的汇报体系。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书松是“企业捐赠社会公益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他认为，现在中国企业慈善理念的相对缺失，表现在对“企业公民”理解不一样，参与慈善事业的动机和决策不足，以及企业文化对慈善参与的内在需求不够等方面。同时，中国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有环境制约，主要表现在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明显，公益机构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企业慈善的公众支持力量欠缺。
今天恰好是新《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的第一天。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夏秀蓉说，关于税收优惠目前法律不具有操作性。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正在为基金会的税收优惠制定配套法规。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10年了，它是全国惟一叫“基金会”的慈善组织，而其他省市都是叫“慈善总会”，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后，对其他慈善总会还不适用。
据悉，10年里，这里筹到现金9亿元。加上其他形式捐赠，总价值59．4亿元。而此前，中华慈善总会在7年中，筹集的善款近12亿元。
“《条例》实施后，我们基金会的性质就是非营利法人了，而不是原来的社团法人，我们的工作就是‘管钱’。”马仲器用了个最通俗的说法。
实际上，马仲器本人就参加了《条例》的起草和修改课题组工作。他对记者说，基金会进行资金管理的原则是“专业化定位、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帮助基金会进行资金管理的机构是不收费的，“而且他们要保赚不赔”。
上海瀛通集团把4000万元的瀛通慈善基金全部交给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管理。该基金专门成立了一个投资监管委员会，杜南南是集团派到这个委员会的惟一代表。
本身是律师的马仲器说，基金会除了接受监事会的监督，还接受理事会、捐赠人、媒体和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同时，基金会应当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而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富不仁，几乎是一些中国企业家的特征，但在瀛通不是这样的。”瀛通的人性化管理大概是最为明显的一个特色。
2003年10月的一次“预谋”已久的3000万元现金捐赠，半年后将陈伟峰推上了前台－－“荣登”中国福布斯慈善家榜首，而在由胡润版的《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陈伟峰排名第七。
人性瀛通
陈伟峰，上海瀛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位极其低调的人。
瀛通集团作为具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的集团公司，名列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第8位、上海百强私营企业第11位，但是知之者寡少。如果不是慈善榜的推出，陈伟峰的名字不会引起业界特别的关注。
瀛通集团办公室的徐建培对记者说，你们不要找陈董，他不可能接受采访。没有理由认为陈的慈善捐赠有商业性的图谋。
陈伟峰的个性赢得了集团员工的信服。在上海北外滩，瀛通集团的浦江名邸楼盘销售员韩玮莉说，在其他企业，一般而言，员工对老总都有敬畏之意，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尊敬，而“陈董是一位和善的老板，除非错误太严重，陈董从不轻易批评任何人。瀛通的人性化管理大概是最为明显的一个特色。”
正在建设中的崇明明珠花苑项目，工地的外来劳务工多达四五千人，陈伟峰拨款一百多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建立了明珠花苑项目外来劳务工联合工会和流动党员服务站。
陈伟峰承诺，给公司员工以同行业中最高的工资标准和最优的福利待遇。2002年公司员工的平均年收入达5万元，2003年达6万多元。而集团有员工180多名，陈伟峰即先后选派近二十名优秀骨干攻读复旦、同济两校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高级研修班。
“为富不仁，几乎是一些中国企业家的特征，但在瀛通不是这样的。”一位不愿向外界透露姓名的瀛通中层对记者说。
崇明起步
陈伟峰，1961年7月出生于崇明。在崇明，陈伟峰曾经有过不错的过去－－在县公安局工作，但他最终还是下海了。1992年底，瀛通集团的前身上海申茜实业公司成立了。从这家很小的贸易公司起步，陈伟峰开始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1994年初，陈伟峰开始转行－－上海建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企业转身建筑安装市场。
1995年底，瀛通才开始“现身”，由建筑转向上游的房产开发－－上海瀛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第一个项目即为9万平方米的“永凤花园”，这也是崇明县的第一个完整小区。 瀛通集团的员工称，陈伟峰在地产方面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缘于陈对地产“超乎寻常的热情”。陈起步于大上海最为边远的崇明县，但陈的地产观念一直超前。2000年，瀛通投资7.2亿元开发建设了崇明最大规模的旧区改造项目－－“宝岛世纪园”，陈将它建成园林式生态区，并荣获2003年全国人居规划综合大奖。
在崇明，瀛通的地产霸主地位稳固。2001年10月，陈伟峰开始“试水”上海。2002年，上海北外滩“浦江名邸”先后获首届“全国新世纪人居经典住宅小区方案竞赛综合奖”、上海2002年十大经典楼盘第一名，上海2002年商品房预售排名第一位。
陈伟峰在资本市场也长袖善舞，以扩大集团规模。2001年，瀛通成功收购兼并了航天工业部属下的恒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时投资山东烟台渔港码头，此外，瀛通集团还还经营石油，以及投资电脑网络软件。
目前，瀛通集团旗下，全资及控股公司达13家，2003年，集团总资产达16亿，实现产值14亿元，利税2亿元。
瀛通慈善基金
崇明县慈善基金会社会科科长施圣杰对记者说，陈伟峰荣当首位慈善富豪并非偶然。 1998年－－当时的瀛通公司刚在永凤花园项目上有所斩获，瀛通便斥资600万元，在城桥镇建造当时上海郊区规模最大的再就业服务中心－－4000平米的“城桥社区服务中心”，免费为下待岗职工提供经商摊位。
陈伟峰除了工作，惟一的爱好大概就要算喜好社会公益性事业。截至去年上半年，，陈伟峰累计捐赠款达2000多万元。而去年，是瀛通集团业绩最好的一年，也是陈伟峰慈善事业的“高峰期。
为长期资助崇明县慈善事业，陈伟峰与当地政府，以及上海市、崇明县慈善基金会协商后，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3000万元，成为上海慈善基金会成立10年来最大的单笔捐赠。
这是一笔专款专用的慈善基金，为此，上海慈善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民间管理机构－－瀛通慈善基金崇明管委会，来专门管理这笔基金。该笔3000万基金由上海慈善基金会专门投资管理，锁定的年利息回报为185万元－－此笔利息即用于崇明县“安老、扶幼、助学、济困”。
●浙商慈善特征
特征一：不爱留名
昨天，记者从浙江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了解到，去年一整年浙江人有记录的慈善捐助超过13亿元，这还不包括非公开的个人捐赠行为。
“目前，浙江慈善公益性质的基金会有近200个，浙江人做慈善一直是比较踊跃的，比如全国第一个非公募基金就是在浙江的永嘉成立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黄元龙处长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与李亚鹏和王菲合作的中国微笑行动在杭州设有办事处，“中国微笑行动是专门为患有唇腭裂及其他头面部畸形的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的非盈利性慈善机构，集中免费手术活动是微笑行动的传统模式。”吴先生是中国微笑行动工作部驻杭州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由于这种专项行动更容易看到直接的慈善效果，也逐渐受到浙商们的关注，“目前有30多家浙江企业参与了这个行动。捐助一两万，就能帮1个孩子完成手术。3年时间有5000个家庭受益。”
吴先生透露，目前捐助最多的款项是一次性50万元，“是余杭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名企业老总表示，捐助的前提是不出席任何仪式，不做任何宣传，只需要收到受捐助孩子的资料。”他告诉记者，这样的捐助者占多数。
中华文化中有不希望露富的传统，这是黄元龙认为多数企业家不爱公布自己慈善行为的原因，“4个字，怕惹麻烦。”
特征二：爱一对一
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富豪 “灰色收入”有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很多中国富豪选择低调行事，不愿露富，惟恐树大招风，有些富豪对于如何将财富以最佳方式返还社会，只有比较模糊的想法。
对此，黄元龙处长表示，这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慈善观念是知恩图报，知道感恩，他们更喜欢做一些面对面的捐助。而西方的理念则是生活共同体的理念，即把我的善心放进慈善机构，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我有困难时同样会受到慈善机构帮助。”
黄元龙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的慈善行为主要有6种，其中就包括一对一的捐赠行为，“如有些人为家乡的村庄修路，或者自己开车运载救济物资给贫困地区，这也是目前浙江存在最多也是无法统计的慈善行为。”
“也许你并不知道，慈善一词，在最老的辞海中是个贬义词，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他认为，人们正在改变对慈善的看法，社会进步了，慈善事业自然也会进步，不应只倡导富人做慈善，更应该提倡平民慈善和全民慈善的概念。”
“我们缺乏慈善信息统计平台。”黄元龙分析，这也是“诈捐门”、“被慈善”等词语常常成为媒体热点报道的原因。
“目前我们这个机构的目标是打造慈善家的透明口袋。”国务院在民政部门设立福利和慈善促进处也只是去年的事，这个部门主要引导基金会如何自律，监督慈善团体必须设立理事会，监督这些机构定期公布善款使用情况，并每年进行专项审计。
要从行动上做好慈善，而不要“被慈善”，这是黄元龙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