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5月14日 16:17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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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最后，录一则他饮酒的趣事。《履常斋石刻》一则不知致何人的书简云：“前日饮酒殊欢，遂至过量，醉中不能相别，还家遽已颓然。小儿生六七岁者，未识乃翁醉，皆惊呼戏笑之。凌晨食肝生，颇觉当年情味犹在，但老不任酒力矣。”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5月6日B07版 作者：陈尚君 原题为：关于新发现的欧阳修佚简
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东英寿教授，在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宋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中发现中国传本没有的九十六封佚简，在不久前的日本中国学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4日以《欧阳修书信现东瀛》为题作了报道，新华网11月15日也以《国宝级文物欧阳修九十六封书信现日本》为题予以介绍。东英寿介绍研究论文及全部佚简，经陈翀博士翻译，已在2012年第一期的《中华文史论丛》发表。我认为其可靠性无可置疑，且对欧阳修与宋代政治、文学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乃就初读的感受略申所见。
原件均署收信人的最高官职。为适应一般读者阅读，本文一律径称姓名，且不加书名号，以免冗漫。
欧阳修佚简的发现和鉴别
欧阳修平生交游广泛，来往信件数量巨大。他晚年自编《居士集》，书信仅存八封。后人续编《居士外集》，收录四十七件。是皆选择最重要者。其后续编《书简》十卷，收四百五十三则。南宋中期周必大在庐陵邀集乡贤编次欧阳修除正史和《诗本义》以外的所有著作，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八卷，历代通行。天理图书馆存宋本欧集，早经著录，学者也颇有知闻，一般认为就是周编欧集的善本。
东英寿教授在仔细比读存世的几个宋本欧集后，发现元明以后通行欧集源自周必大所编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宫内厅藏宋本则为第一次增补本，前者所收书简，较初刻增加十九篇，而天理本则为更后的增补本，较国图本又增九十六篇。由于该本流传较少，未为元明后刻本继承，而天理本在日本被定为国宝，很少为学者所知，因而长期湮没不闻。其实同一文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藏残本，书简十卷仅存四卷，佚简有三十六篇，可惜一直未被重视。
这批佚简在周本《书简》十卷中，凡原书有收信人者，皆存于该卷之后，故各卷多寡不一。如卷二增三十九件，卷九增二十二件，卷五增十四件，卷八增十二件，而卷四、卷六仅增一件，卷一则未有增补。而新增各简下，都说明佚简来源。如与吕公著三十一帖，来自公著元孙伯寿；与孙元规四简，引汪逵说来自外家；与韩维、丁元珍、陆经帖说真迹在汪逵家，与韩绛帖注真迹藏吕家；与王素帖，真迹在三衢范侍读家。还有不少来自石刻，所引有《履常斋石刻》、《荣今堂石刻》、《豫章卷雨楼续帖》、江西运司石刻等。因此，这批佚简的真实可靠没有问题。文学史上一流大家有如此诸多的佚文发现，确实难能可贵。
与范仲淹关系的新史料
范仲淹景祐间因言事贬谪，欧阳修时为馆阁校勘，不负言责，但起而直言，坐贬夷陵。范仲淹起复后主管陕西军事，念及欧阳修的奥援，推荐他任自己的掌书记，欧阳修拒绝了，并告诉梅尧臣，范“直以见召掌笺奏”而不去，是为二人最初之隔膜。庆历新政间，欧阳修建议时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与参知政事王举正职务对调，使范归朝主持改革。但范在遭遇挫折后主动请辞，导致追随者多遭累贬逐，欧、梅颇有不满。朱东润先生曾评价范仲淹是行政官气味较重的人物，在考量如何做好事情的同时，先考虑自身的安全；而梅尧臣、欧阳修则书生气味较重，只是按照书上的准则提出要求，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为再次隔膜。这些矛盾在范去世后爆发。欧阳修撰范神道碑，有这样一段：“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引起欧与范仲淹子范纯仁等剧烈的冲突。现在一般认为吕夷简是保守派的领袖，范即因他而被贬。其实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范西行经洛阳曾专程看望吕，吕对其举措得失颇有指点。吕家保存范《上吕相公书》，南宋时由吕祖谦收入《宋文鉴》。信中范特别提到唐代郭子仪与李光弼“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以比况二人为国家利益可以弃前嫌而合作，正可以为上引碑中的这段话作注脚。
佚简中所收与吕夷简子吕公著书信达三十一封之多，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显示欧与吕家关系之密切。在与孙元规的佚简中，欧阳修谈到听闻范病危时的感慨：“哀苦中，又闻希文病，病势不好，元料恐难起。希文材行高，忌嫉众，若非圣君仁明，朝家以忠厚为治，不能保此始终。今年过六十，官爵不卑，于希文不少，所惜用于时者，万不伸一，为国家惜耳。”“保此始终”，正是范上吕书“今擢处方面，非朝廷委曲照临，则败辱久矣”的意思。而“材行高，忌嫉众”，指范有能力但得罪人也多。欧感慨他虽亦至参政，官职不卑，但平生抱负未能施展，总是国家的遗憾。
在致同人的另一简中，欧阳修提到范临终前的遗言：“范公平生磊落，其终也昏迷，盖病之然。如公所示，其心未必不分明也。只是治命与母坟同域，此理似未安，如何？虽不可移，亦须思虑，后事皆托明公矣。”范仲淹临终遗言要求与母亲同坟域而葬，在以往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似乎欧阳修也不至于虚构事实。欧在范碑中讲到范的家世：“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其父范墉早卒，母谢氏再嫁朱氏，仲淹也随母冒姓朱，直到二十三岁始知家世真相，于是发愤以求自立。至二十八岁进士及第后，方改姓归宗，并接母侍奉。有关情况，司马光在《涑水记闻》、梅尧臣在《碧云騢》中都有详细记载。范仲淹临终前想到母亲，希望去世后仍能随侍在母亲身边，正是他孤儿失怙，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感情归依，是最真实的流露。虽然欧阳修受限于世俗礼数的规定，认为是他临终昏迷之言，难以遵从。但留下的这段记录，则极其珍贵。刘永翔教授告，现知范墓即与其母墓相邻。
范碑是欧阳修最用心撰写的文字。他在母忧服除后即黾勉撰文，累年方竣，初稿后请韩琦多处修改而定稿。但主持范后事的富弼先致不满，认为没有“使为恶者稍知戒”，“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一）。所作范墓志，欧阳修认为“嫉恶之心胜”（《与渑池徐宰无党》），范纯仁更说“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墨庄漫录》卷八），在刊碑上石时坚持将欧文中的前引一节文字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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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5月6日B07版 作者：陈尚君 原题为：关于新发现的欧阳修佚简
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东英寿教授，在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宋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中发现中国传本没有的九十六封佚简，在不久前的日本中国学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4日以《欧阳修书信现东瀛》为题作了报道，新华网11月15日也以《国宝级文物欧阳修九十六封书信现日本》为题予以介绍。东英寿介绍研究论文及全部佚简，经陈翀博士翻译，已在2012年第一期的《中华文史论丛》发表。我认为其可靠性无可置疑，且对欧阳修与宋代政治、文学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乃就初读的感受略申所见。
原件均署收信人的最高官职。为适应一般读者阅读，本文一律径称姓名，且不加书名号，以免冗漫。
欧阳修佚简的发现和鉴别
欧阳修平生交游广泛，来往信件数量巨大。他晚年自编《居士集》，书信仅存八封。后人续编《居士外集》，收录四十七件。是皆选择最重要者。其后续编《书简》十卷，收四百五十三则。南宋中期周必大在庐陵邀集乡贤编次欧阳修除正史和《诗本义》以外的所有著作，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八卷，历代通行。天理图书馆存宋本欧集，早经著录，学者也颇有知闻，一般认为就是周编欧集的善本。
东英寿教授在仔细比读存世的几个宋本欧集后，发现元明以后通行欧集源自周必大所编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宫内厅藏宋本则为第一次增补本，前者所收书简，较初刻增加十九篇，而天理本则为更后的增补本，较国图本又增九十六篇。由于该本流传较少，未为元明后刻本继承，而天理本在日本被定为国宝，很少为学者所知，因而长期湮没不闻。其实同一文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藏残本，书简十卷仅存四卷，佚简有三十六篇，可惜一直未被重视。
这批佚简在周本《书简》十卷中，凡原书有收信人者，皆存于该卷之后，故各卷多寡不一。如卷二增三十九件，卷九增二十二件，卷五增十四件，卷八增十二件，而卷四、卷六仅增一件，卷一则未有增补。而新增各简下，都说明佚简来源。如与吕公著三十一帖，来自公著元孙伯寿；与孙元规四简，引汪逵说来自外家；与韩维、丁元珍、陆经帖说真迹在汪逵家，与韩绛帖注真迹藏吕家；与王素帖，真迹在三衢范侍读家。还有不少来自石刻，所引有《履常斋石刻》、《荣今堂石刻》、《豫章卷雨楼续帖》、江西运司石刻等。因此，这批佚简的真实可靠没有问题。文学史上一流大家有如此诸多的佚文发现，确实难能可贵。
与范仲淹关系的新史料
范仲淹景祐间因言事贬谪，欧阳修时为馆阁校勘，不负言责，但起而直言，坐贬夷陵。范仲淹起复后主管陕西军事，念及欧阳修的奥援，推荐他任自己的掌书记，欧阳修拒绝了，并告诉梅尧臣，范“直以见召掌笺奏”而不去，是为二人最初之隔膜。庆历新政间，欧阳修建议时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与参知政事王举正职务对调，使范归朝主持改革。但范在遭遇挫折后主动请辞，导致追随者多遭累贬逐，欧、梅颇有不满。朱东润先生曾评价范仲淹是行政官气味较重的人物，在考量如何做好事情的同时，先考虑自身的安全；而梅尧臣、欧阳修则书生气味较重，只是按照书上的准则提出要求，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为再次隔膜。这些矛盾在范去世后爆发。欧阳修撰范神道碑，有这样一段：“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引起欧与范仲淹子范纯仁等剧烈的冲突。现在一般认为吕夷简是保守派的领袖，范即因他而被贬。其实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范西行经洛阳曾专程看望吕，吕对其举措得失颇有指点。吕家保存范《上吕相公书》，南宋时由吕祖谦收入《宋文鉴》。信中范特别提到唐代郭子仪与李光弼“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以比况二人为国家利益可以弃前嫌而合作，正可以为上引碑中的这段话作注脚。
佚简中所收与吕夷简子吕公著书信达三十一封之多，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显示欧与吕家关系之密切。在与孙元规的佚简中，欧阳修谈到听闻范病危时的感慨：“哀苦中，又闻希文病，病势不好，元料恐难起。希文材行高，忌嫉众，若非圣君仁明，朝家以忠厚为治，不能保此始终。今年过六十，官爵不卑，于希文不少，所惜用于时者，万不伸一，为国家惜耳。”“保此始终”，正是范上吕书“今擢处方面，非朝廷委曲照临，则败辱久矣”的意思。而“材行高，忌嫉众”，指范有能力但得罪人也多。欧感慨他虽亦至参政，官职不卑，但平生抱负未能施展，总是国家的遗憾。
在致同人的另一简中，欧阳修提到范临终前的遗言：“范公平生磊落，其终也昏迷，盖病之然。如公所示，其心未必不分明也。只是治命与母坟同域，此理似未安，如何？虽不可移，亦须思虑，后事皆托明公矣。”范仲淹临终遗言要求与母亲同坟域而葬，在以往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似乎欧阳修也不至于虚构事实。欧在范碑中讲到范的家世：“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其父范墉早卒，母谢氏再嫁朱氏，仲淹也随母冒姓朱，直到二十三岁始知家世真相，于是发愤以求自立。至二十八岁进士及第后，方改姓归宗，并接母侍奉。有关情况，司马光在《涑水记闻》、梅尧臣在《碧云騢》中都有详细记载。范仲淹临终前想到母亲，希望去世后仍能随侍在母亲身边，正是他孤儿失怙，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感情归依，是最真实的流露。虽然欧阳修受限于世俗礼数的规定，认为是他临终昏迷之言，难以遵从。但留下的这段记录，则极其珍贵。刘永翔教授告，现知范墓即与其母墓相邻。
范碑是欧阳修最用心撰写的文字。他在母忧服除后即黾勉撰文，累年方竣，初稿后请韩琦多处修改而定稿。但主持范后事的富弼先致不满，认为没有“使为恶者稍知戒”，“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一）。所作范墓志，欧阳修认为“嫉恶之心胜”（《与渑池徐宰无党》），范纯仁更说“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墨庄漫录》卷八），在刊碑上石时坚持将欧文中的前引一节文字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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