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史、军事史乃至哲学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辛亥革命中,阎锡山主政的山西是第二个响应孙中山举义的省份。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严峻对峙的夹缝中,阎锡山化左右为难为左右逢源,直至孙、袁都把他认作自己人,官至山西大都督、一等侯同武大将军;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中,阎锡山周旋于蒋介石、冯玉祥等势同水火的军阀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箭双雕一石数鸟,上演了现代版的“捉放曹”;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阎锡山在日、蒋、共“三颗鸡蛋上跳舞”,见风使舵游刃有余;直至1948年解放军兵临城下危如累卵,阎锡山在生死抉择关口,仍能瞻前顾后全身而退,留下“五百壮士殉田横”的耐人寻味的历史疑团…… 阎锡山的人生经历成为回眸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折射点。 【在孙中山、袁世凯之间首鼠两端】 阎锡山在自己《早年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自白:“出国之前,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所谓五大宪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留日期间,阎锡山不仅广泛结交同盟会革命党人士,还与孙中山有了直接接触。在听完孙中山的一次长篇演讲后,阎锡山反复体味讲话精神,后来他曾多次提到:“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觉的德慧,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时代的前边,领导革命,遂能一呼万应,全国同心,不久实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孙中山对于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高度评价。1912年9月19日上午,太原各界在文瀛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孙中山在演讲中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由北京前来山西,在太原逗留了两天三夜。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莅临山西。这段史实,成为阎锡山日后的政治资本以及不断向人炫耀的话题:一、孙中山与阎锡山单独合影留念;二、孙中山手书“博爱”条幅赠阎;三、孙中山私下里特别嘱咐阎:“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山西这一块根据地。” 然而阎锡山在辛亥革命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可说是“举孙中山的旗,打袁世凯的牌”。 朱建华在《蒋介石与阎锡山:30年的周旋与斗法》一书中,描述了阎锡山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强对峙中的首鼠两端: 阎锡山深感仅有孙中山这条渠道还是不够的,必须直接打通和袁世凯的关系,才能取得袁的信任,他挖空心思,物色了一个合适人选。此人为董崇仁……从此,阎锡山就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采取依附袁世凯,以保其都督地位的政策。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私下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民政。”阎锡山听到了有人转告的这句话,一颗颤抖的心才安定下来。 阎锡山在孙中山与袁世凯南北两大板块的冲撞中,终于化“左右为难”成“左右逢源”。 王振华在《阎锡山传》一书中(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版),对阎锡山在袁世凯称帝前后的表演进行了描述: 对袁世凯称帝一事,阎锡山是有看法的,因此开始时动摇不定,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后来劝进风声日盛,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他权衡利弊,反复斟酌,认为不管办什么事,只要有利于巩固他在山西的独尊地位,有利于保护他的既得利益,就得去干,否则就会自掘坟墓……于是乎,积极加入了“劝进”合唱团的行列。 阎锡山因劝进有功,袁世凯登基称帝后,加封他为同武将军,一等侯。 得到袁皇帝的“圣赐”,阎锡山深以为荣,深以为得计。笔者前不久在阎锡山五台原籍看到,阎当年在河边村故居“都督府”的后面,建了一座红楼,共三层,飞檐凌空,青瓦红壁,取名“得一楼”,以纪念被封“一等侯”。这座楼高出都督府,登楼远望,河边村尽收眼底,由五台县进入河边村,老远即可望见“得一楼”。 阎锡山还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牌楼,上面镌刻着“同武将军府”。时过境迁,阎锡山此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经历中抹不掉的劣迹。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委任阎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已到,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于6月3日宣誓就职,“城头变幻大王旗”,把北洋军阀时期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阎锡山说过这样的观点:“政务识见要识势。势,外力也。乘势而行,势为我助,难者亦易;逆势而行,势为我阻,易者亦难。但势力有宜乘其头者,有宜乘其腰者,有宜乘其尾者,乘之不当,效力并减。”阎锡山还说:“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以上诸般言论,也不妨看作袁世凯对自己辛亥革命十数年来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内心独白。 【与蒋介石、冯玉祥周旋一箭双雕】 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政治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大剧。阎锡山在这一政治历史舞台上充当的角色及其表演是耐人寻味的。 《蒋介石与阎锡山:30年的周旋与斗法》一书中,对这一历史场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南方混乱之机,改变拉阎打冯的策略,同时进攻阎冯,并且分化阎、冯内部,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冯玉祥的日子也不大好过……阎锡山正在憋着一肚子闷气,积极利用太原兵工厂大量生产武器弹药,同时,也从日本购买大批武器,整编军队,准备伺机与张作霖再战。因此,这时冯玉祥拉他共同拥蒋复职,正合阎锡山的心意。阎立即复电,称冯此举为“大公无私”…… 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冯、阎联合请他出山各有自己的打算,也是各揣心腹事。但是,眼下也只有依靠冯、阎这两支军事强大的势力,才能借以发展和稳固自己的权势。权衡轻重,经过一番考虑,在他接到阎、冯电报之后,便立即从命,遂由日本返回上海,与阎、冯二人沟通联络,准备大干一场。
阎锡山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史、军事史乃至哲学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辛亥革命中,阎锡山主政的山西是第二个响应孙中山举义的省份。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严峻对峙的夹缝中,阎锡山化左右为难为左右逢源,直至孙、袁都把他认作自己人,官至山西大都督、一等侯同武大将军;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中,阎锡山周旋于蒋介石、冯玉祥等势同水火的军阀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箭双雕一石数鸟,上演了现代版的“捉放曹”;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阎锡山在日、蒋、共“三颗鸡蛋上跳舞”,见风使舵游刃有余;直至1948年解放军兵临城下危如累卵,阎锡山在生死抉择关口,仍能瞻前顾后全身而退,留下“五百壮士殉田横”的耐人寻味的历史疑团…… 阎锡山的人生经历成为回眸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折射点。 【在孙中山、袁世凯之间首鼠两端】 阎锡山在自己《早年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自白:“出国之前,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所谓五大宪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留日期间,阎锡山不仅广泛结交同盟会革命党人士,还与孙中山有了直接接触。在听完孙中山的一次长篇演讲后,阎锡山反复体味讲话精神,后来他曾多次提到:“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觉的德慧,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时代的前边,领导革命,遂能一呼万应,全国同心,不久实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孙中山对于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高度评价。1912年9月19日上午,太原各界在文瀛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孙中山在演讲中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由北京前来山西,在太原逗留了两天三夜。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莅临山西。这段史实,成为阎锡山日后的政治资本以及不断向人炫耀的话题:一、孙中山与阎锡山单独合影留念;二、孙中山手书“博爱”条幅赠阎;三、孙中山私下里特别嘱咐阎:“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山西这一块根据地。” 然而阎锡山在辛亥革命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可说是“举孙中山的旗,打袁世凯的牌”。 朱建华在《蒋介石与阎锡山:30年的周旋与斗法》一书中,描述了阎锡山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强对峙中的首鼠两端: 阎锡山深感仅有孙中山这条渠道还是不够的,必须直接打通和袁世凯的关系,才能取得袁的信任,他挖空心思,物色了一个合适人选。此人为董崇仁……从此,阎锡山就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采取依附袁世凯,以保其都督地位的政策。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私下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民政。”阎锡山听到了有人转告的这句话,一颗颤抖的心才安定下来。 阎锡山在孙中山与袁世凯南北两大板块的冲撞中,终于化“左右为难”成“左右逢源”。 王振华在《阎锡山传》一书中(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版),对阎锡山在袁世凯称帝前后的表演进行了描述: 对袁世凯称帝一事,阎锡山是有看法的,因此开始时动摇不定,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后来劝进风声日盛,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他权衡利弊,反复斟酌,认为不管办什么事,只要有利于巩固他在山西的独尊地位,有利于保护他的既得利益,就得去干,否则就会自掘坟墓……于是乎,积极加入了“劝进”合唱团的行列。 阎锡山因劝进有功,袁世凯登基称帝后,加封他为同武将军,一等侯。 得到袁皇帝的“圣赐”,阎锡山深以为荣,深以为得计。笔者前不久在阎锡山五台原籍看到,阎当年在河边村故居“都督府”的后面,建了一座红楼,共三层,飞檐凌空,青瓦红壁,取名“得一楼”,以纪念被封“一等侯”。这座楼高出都督府,登楼远望,河边村尽收眼底,由五台县进入河边村,老远即可望见“得一楼”。 阎锡山还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牌楼,上面镌刻着“同武将军府”。时过境迁,阎锡山此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经历中抹不掉的劣迹。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委任阎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已到,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于6月3日宣誓就职,“城头变幻大王旗”,把北洋军阀时期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阎锡山说过这样的观点:“政务识见要识势。势,外力也。乘势而行,势为我助,难者亦易;逆势而行,势为我阻,易者亦难。但势力有宜乘其头者,有宜乘其腰者,有宜乘其尾者,乘之不当,效力并减。”阎锡山还说:“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以上诸般言论,也不妨看作袁世凯对自己辛亥革命十数年来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内心独白。 【与蒋介石、冯玉祥周旋一箭双雕】 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政治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大剧。阎锡山在这一政治历史舞台上充当的角色及其表演是耐人寻味的。 《蒋介石与阎锡山:30年的周旋与斗法》一书中,对这一历史场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南方混乱之机,改变拉阎打冯的策略,同时进攻阎冯,并且分化阎、冯内部,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冯玉祥的日子也不大好过……阎锡山正在憋着一肚子闷气,积极利用太原兵工厂大量生产武器弹药,同时,也从日本购买大批武器,整编军队,准备伺机与张作霖再战。因此,这时冯玉祥拉他共同拥蒋复职,正合阎锡山的心意。阎立即复电,称冯此举为“大公无私”…… 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冯、阎联合请他出山各有自己的打算,也是各揣心腹事。但是,眼下也只有依靠冯、阎这两支军事强大的势力,才能借以发展和稳固自己的权势。权衡轻重,经过一番考虑,在他接到阎、冯电报之后,便立即从命,遂由日本返回上海,与阎、冯二人沟通联络,准备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