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珏 范士陈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4期）
【摘要】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性弱点的彰显、诚信体制的缺失、社会结构的失衡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也同时出现。其诱因主要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膨胀与不对称，市场经济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冲击给社会造成的非均衡发展，“双轨制”经济带来的权力“寻租”。
【关键词】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 非理性趋向 诱因
始于2008年末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非常广泛，欧美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甚。唯物史观认为人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①始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快速社会转型构成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酝酿与全球施虐的时代背景。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同样经历了一场快速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及其诱因将有益于中国应对当前外源性国际金融危机和防控自身内源性经济社会危机。
改革开放的背景分析
计划经济严重限制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制。这样的制度在经济发展初期、战时紧急状态或者经济恢复时期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而一旦提高效率和追求生活质量成为主要诉求时，其劣势就大于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稳定增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也提出，这一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理得过多，统得过死。于是中国在1958开始了以“行政性分权”为思路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然而在1958～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多次进行“体制下放”却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直至1979年，逐步确立了增量改革战略，力图通过变通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一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并提出：改革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实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契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社会普遍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突破，重新树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文化大革命几乎使中国经济停滞了十年的发展，给我们以惨痛的教训，也正因为教训的惨痛才更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解放思想，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试验为中国提供了经验借鉴。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认识到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束缚，并进行了各种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宝贵的改革经验，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总结了几点：一、经济体系的低效率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制度缺陷，不对旧体制彻底改革，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态。二、任何真正的改革总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三、改革需要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进行整体设计，各项改革措施要配套进行并得到良好的实施。四、经济改革必须在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并得到群众的支持。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了良好的外界环境。
中国领导人敏锐的决策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历史上中国改革历程告诉我们，自上而下的改革更容易获得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并取得成功。197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从政治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的伟大决策，改革的春风迅速吹遍祖国大江南北，极大地活跃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和意愿，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
改革开放无疑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其引起的这场快速的社会变迁导致的非理性产物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能从社会层面进行事先的干预和调控，保持社会变迁、转型中目的与价值取向的理性化，就可能会形成中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障碍。
社会阶层失衡化。一、贫富差距加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达到0.496，2007为0.48，2010估计已经超过0.5，已经达到了贫富差距悬殊的界线。③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目前中国这种贫富悬殊的局面已经非常严峻了。二、城乡差别加大。1978～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50倍；而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同期只增长了近40倍。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扩大到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32倍。这说明我国城镇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比农村快，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人性弱点彰显化。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与效率，同时也让广大居民逐渐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为导向的生存机制。在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差别加大的现实情况下，人们的社会需求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人都有对财富的追求欲望，并且在整个社会教育水平与经济水平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在制度的制定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在一部分人和组织中被无限放大，从而导致人性中自私、贪婪的弱点彰显。
社会伦理紧张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如果出了问题，将会使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退化到人类文明的底线以下。在道德的供求上，市场机制存在与生俱来的失灵，市场价格反映的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市场信息不能代替社会人的道德思考与努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快速转变的价值观冲击下，社会道德环境出现了让人忧心的状况，社会伦理趋于紧张，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及个人、企业的信用缺失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社会诟病。
社会规制失范化。我们一直强调“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这不是一句空谈，要靠可行的机制去调控。在中国目前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中，部分人为了个人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乃至践踏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中国社会规制的建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协调，很难通过内部的有效机制调控实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基本均衡，而规制的失范必然带来社会力量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诱因分析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膨胀与不对称的矛盾。一方面，网络带来了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庞大的信息量使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有了更多的选择，思想有了更多创新，但这也使得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感大大降低，给社会伦理及社会规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高的同时，大量信息的传播是在信息技术的掌握者手中，对于没有掌握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掌握较少的人群中存在绝对及相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成为社会两极分化的有利条件。
市场经济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冲击给社会造成的非均衡发展。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行为方式，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消极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价值观，促成了人们追求物质、崇尚享乐、金钱至上、超前消费的社会行为，人性弱点不断彰显。一部分人在这种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引导下，利用政策及制度的不完善，抢先占用了资源和渠道，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当贫富及城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的非均衡收益成为社会非常规变迁的隐患。
“双轨制”经济带来的“寻租”现象。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在基本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的发展并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这就使得中国出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这种经济体制双轨制最集中的表现是生产资料供应和价格的“双轨制”。④一方面，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确实成为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制度的保护下得到了资源的优势，同样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势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压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优势资源集中在权力控制者手中，“双轨制”下的寻租环境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作者分别为海南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副教授；本文系2008年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2008年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0899、hjsk2008-03）
注释
①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2～75页。
②范士陈，宋涛：“中国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学思考”，《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4期，第367～369页。
③刘书艳：“高收入阶层缴个税较少”，《证券日报》，2010年9月11日。
④林春霞：“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找准‘抓手’？——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占比偏低 居民‘没钱花’‘不敢花’导致内需不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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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性弱点的彰显、诚信体制的缺失、社会结构的失衡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也同时出现。其诱因主要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膨胀与不对称，市场经济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冲击给社会造成的非均衡发展，“双轨制”经济带来的权力“寻租”。
【关键词】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 非理性趋向 诱因
始于2008年末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非常广泛，欧美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甚。唯物史观认为人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①始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快速社会转型构成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酝酿与全球施虐的时代背景。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同样经历了一场快速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及其诱因将有益于中国应对当前外源性国际金融危机和防控自身内源性经济社会危机。
改革开放的背景分析
计划经济严重限制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制。这样的制度在经济发展初期、战时紧急状态或者经济恢复时期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而一旦提高效率和追求生活质量成为主要诉求时，其劣势就大于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稳定增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也提出，这一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理得过多，统得过死。于是中国在1958开始了以“行政性分权”为思路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然而在1958～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多次进行“体制下放”却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直至1979年，逐步确立了增量改革战略，力图通过变通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一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并提出：改革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实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契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社会普遍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突破，重新树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文化大革命几乎使中国经济停滞了十年的发展，给我们以惨痛的教训，也正因为教训的惨痛才更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解放思想，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试验为中国提供了经验借鉴。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认识到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束缚，并进行了各种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宝贵的改革经验，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总结了几点：一、经济体系的低效率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制度缺陷，不对旧体制彻底改革，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态。二、任何真正的改革总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三、改革需要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进行整体设计，各项改革措施要配套进行并得到良好的实施。四、经济改革必须在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并得到群众的支持。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了良好的外界环境。
中国领导人敏锐的决策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历史上中国改革历程告诉我们，自上而下的改革更容易获得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并取得成功。197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从政治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的伟大决策，改革的春风迅速吹遍祖国大江南北，极大地活跃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和意愿，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
改革开放无疑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其引起的这场快速的社会变迁导致的非理性产物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能从社会层面进行事先的干预和调控，保持社会变迁、转型中目的与价值取向的理性化，就可能会形成中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障碍。
社会阶层失衡化。一、贫富差距加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达到0.496，2007为0.48，2010估计已经超过0.5，已经达到了贫富差距悬殊的界线。③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目前中国这种贫富悬殊的局面已经非常严峻了。二、城乡差别加大。1978～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50倍；而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同期只增长了近40倍。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扩大到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32倍。这说明我国城镇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比农村快，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人性弱点彰显化。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与效率，同时也让广大居民逐渐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为导向的生存机制。在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差别加大的现实情况下，人们的社会需求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人都有对财富的追求欲望，并且在整个社会教育水平与经济水平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在制度的制定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在一部分人和组织中被无限放大，从而导致人性中自私、贪婪的弱点彰显。
社会伦理紧张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如果出了问题，将会使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退化到人类文明的底线以下。在道德的供求上，市场机制存在与生俱来的失灵，市场价格反映的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市场信息不能代替社会人的道德思考与努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快速转变的价值观冲击下，社会道德环境出现了让人忧心的状况，社会伦理趋于紧张，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及个人、企业的信用缺失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社会诟病。
社会规制失范化。我们一直强调“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这不是一句空谈，要靠可行的机制去调控。在中国目前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中，部分人为了个人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乃至践踏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中国社会规制的建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协调，很难通过内部的有效机制调控实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基本均衡，而规制的失范必然带来社会力量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诱因分析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膨胀与不对称的矛盾。一方面，网络带来了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庞大的信息量使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有了更多的选择，思想有了更多创新，但这也使得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感大大降低，给社会伦理及社会规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高的同时，大量信息的传播是在信息技术的掌握者手中，对于没有掌握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掌握较少的人群中存在绝对及相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成为社会两极分化的有利条件。
市场经济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冲击给社会造成的非均衡发展。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行为方式，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消极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价值观，促成了人们追求物质、崇尚享乐、金钱至上、超前消费的社会行为，人性弱点不断彰显。一部分人在这种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引导下，利用政策及制度的不完善，抢先占用了资源和渠道，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当贫富及城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的非均衡收益成为社会非常规变迁的隐患。
“双轨制”经济带来的“寻租”现象。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在基本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的发展并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这就使得中国出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这种经济体制双轨制最集中的表现是生产资料供应和价格的“双轨制”。④一方面，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确实成为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制度的保护下得到了资源的优势，同样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势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压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优势资源集中在权力控制者手中，“双轨制”下的寻租环境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作者分别为海南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副教授；本文系2008年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2008年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0899、hjsk2008-03）
注释
①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2～75页。
②范士陈，宋涛：“中国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学思考”，《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4期，第367～369页。
③刘书艳：“高收入阶层缴个税较少”，《证券日报》，2010年9月11日。
④林春霞：“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找准‘抓手’？——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占比偏低 居民‘没钱花’‘不敢花’导致内需不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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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珏 范士陈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4期）
【摘要】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性弱点的彰显、诚信体制的缺失、社会结构的失衡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也同时出现。其诱因主要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膨胀与不对称，市场经济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冲击给社会造成的非均衡发展，“双轨制”经济带来的权力“寻租”。
【关键词】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 非理性趋向 诱因
始于2008年末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非常广泛，欧美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甚。唯物史观认为人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①始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快速社会转型构成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酝酿与全球施虐的时代背景。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同样经历了一场快速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及其诱因将有益于中国应对当前外源性国际金融危机和防控自身内源性经济社会危机。
改革开放的背景分析
计划经济严重限制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制。这样的制度在经济发展初期、战时紧急状态或者经济恢复时期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而一旦提高效率和追求生活质量成为主要诉求时，其劣势就大于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稳定增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也提出，这一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理得过多，统得过死。于是中国在1958开始了以“行政性分权”为思路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然而在1958～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多次进行“体制下放”却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直至1979年，逐步确立了增量改革战略，力图通过变通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一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并提出：改革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实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契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社会普遍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突破，重新树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文化大革命几乎使中国经济停滞了十年的发展，给我们以惨痛的教训，也正因为教训的惨痛才更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解放思想，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试验为中国提供了经验借鉴。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认识到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束缚，并进行了各种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宝贵的改革经验，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总结了几点：一、经济体系的低效率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制度缺陷，不对旧体制彻底改革，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态。二、任何真正的改革总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三、改革需要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进行整体设计，各项改革措施要配套进行并得到良好的实施。四、经济改革必须在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并得到群众的支持。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了良好的外界环境。
中国领导人敏锐的决策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历史上中国改革历程告诉我们，自上而下的改革更容易获得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并取得成功。197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从政治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的伟大决策，改革的春风迅速吹遍祖国大江南北，极大地活跃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和意愿，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
改革开放无疑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其引起的这场快速的社会变迁导致的非理性产物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能从社会层面进行事先的干预和调控，保持社会变迁、转型中目的与价值取向的理性化，就可能会形成中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障碍。
社会阶层失衡化。一、贫富差距加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达到0.496，2007为0.48，2010估计已经超过0.5，已经达到了贫富差距悬殊的界线。③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目前中国这种贫富悬殊的局面已经非常严峻了。二、城乡差别加大。1978～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50倍；而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同期只增长了近40倍。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扩大到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32倍。这说明我国城镇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比农村快，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人性弱点彰显化。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与效率，同时也让广大居民逐渐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为导向的生存机制。在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差别加大的现实情况下，人们的社会需求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人都有对财富的追求欲望，并且在整个社会教育水平与经济水平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在制度的制定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在一部分人和组织中被无限放大，从而导致人性中自私、贪婪的弱点彰显。
社会伦理紧张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如果出了问题，将会使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退化到人类文明的底线以下。在道德的供求上，市场机制存在与生俱来的失灵，市场价格反映的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市场信息不能代替社会人的道德思考与努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快速转变的价值观冲击下，社会道德环境出现了让人忧心的状况，社会伦理趋于紧张，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及个人、企业的信用缺失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社会诟病。
社会规制失范化。我们一直强调“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这不是一句空谈，要靠可行的机制去调控。在中国目前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中，部分人为了个人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乃至践踏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中国社会规制的建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协调，很难通过内部的有效机制调控实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基本均衡，而规制的失范必然带来社会力量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诱因分析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膨胀与不对称的矛盾。一方面，网络带来了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庞大的信息量使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有了更多的选择，思想有了更多创新，但这也使得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感大大降低，给社会伦理及社会规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高的同时，大量信息的传播是在信息技术的掌握者手中，对于没有掌握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掌握较少的人群中存在绝对及相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成为社会两极分化的有利条件。
市场经济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冲击给社会造成的非均衡发展。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行为方式，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消极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价值观，促成了人们追求物质、崇尚享乐、金钱至上、超前消费的社会行为，人性弱点不断彰显。一部分人在这种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引导下，利用政策及制度的不完善，抢先占用了资源和渠道，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当贫富及城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的非均衡收益成为社会非常规变迁的隐患。
“双轨制”经济带来的“寻租”现象。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在基本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的发展并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这就使得中国出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这种经济体制双轨制最集中的表现是生产资料供应和价格的“双轨制”。④一方面，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确实成为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制度的保护下得到了资源的优势，同样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势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压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优势资源集中在权力控制者手中，“双轨制”下的寻租环境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作者分别为海南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副教授；本文系2008年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2008年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0899、hjsk2008-03）
注释
①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2～75页。
②范士陈，宋涛：“中国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学思考”，《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4期，第367～369页。
③刘书艳：“高收入阶层缴个税较少”，《证券日报》，2010年9月11日。
④林春霞：“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找准‘抓手’？——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占比偏低 居民‘没钱花’‘不敢花’导致内需不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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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 非理性趋向 诱因
始于2008年末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非常广泛，欧美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甚。唯物史观认为人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①始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快速社会转型构成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酝酿与全球施虐的时代背景。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同样经历了一场快速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及其诱因将有益于中国应对当前外源性国际金融危机和防控自身内源性经济社会危机。
改革开放的背景分析
计划经济严重限制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制。这样的制度在经济发展初期、战时紧急状态或者经济恢复时期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而一旦提高效率和追求生活质量成为主要诉求时，其劣势就大于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稳定增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也提出，这一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理得过多，统得过死。于是中国在1958开始了以“行政性分权”为思路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然而在1958～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多次进行“体制下放”却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直至1979年，逐步确立了增量改革战略，力图通过变通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一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并提出：改革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实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契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社会普遍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突破，重新树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文化大革命几乎使中国经济停滞了十年的发展，给我们以惨痛的教训，也正因为教训的惨痛才更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解放思想，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试验为中国提供了经验借鉴。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认识到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束缚，并进行了各种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宝贵的改革经验，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总结了几点：一、经济体系的低效率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制度缺陷，不对旧体制彻底改革，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态。二、任何真正的改革总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三、改革需要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进行整体设计，各项改革措施要配套进行并得到良好的实施。四、经济改革必须在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并得到群众的支持。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了良好的外界环境。
中国领导人敏锐的决策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历史上中国改革历程告诉我们，自上而下的改革更容易获得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并取得成功。197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从政治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的伟大决策，改革的春风迅速吹遍祖国大江南北，极大地活跃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和意愿，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趋向
改革开放无疑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其引起的这场快速的社会变迁导致的非理性产物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能从社会层面进行事先的干预和调控，保持社会变迁、转型中目的与价值取向的理性化，就可能会形成中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障碍。
社会阶层失衡化。一、贫富差距加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达到0.496，2007为0.48，2010估计已经超过0.5，已经达到了贫富差距悬殊的界线。③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目前中国这种贫富悬殊的局面已经非常严峻了。二、城乡差别加大。1978～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50倍；而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同期只增长了近40倍。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扩大到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32倍。这说明我国城镇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比农村快，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人性弱点彰显化。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与效率，同时也让广大居民逐渐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为导向的生存机制。在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差别加大的现实情况下，人们的社会需求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人都有对财富的追求欲望，并且在整个社会教育水平与经济水平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在制度的制定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在一部分人和组织中被无限放大，从而导致人性中自私、贪婪的弱点彰显。
社会伦理紧张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如果出了问题，将会使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退化到人类文明的底线以下。在道德的供求上，市场机制存在与生俱来的失灵，市场价格反映的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市场信息不能代替社会人的道德思考与努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快速转变的价值观冲击下，社会道德环境出现了让人忧心的状况，社会伦理趋于紧张，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及个人、企业的信用缺失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社会诟病。
社会规制失范化。我们一直强调“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这不是一句空谈，要靠可行的机制去调控。在中国目前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中，部分人为了个人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乃至践踏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中国社会规制的建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协调，很难通过内部的有效机制调控实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基本均衡，而规制的失范必然带来社会力量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非理性诱因分析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膨胀与不对称的矛盾。一方面，网络带来了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庞大的信息量使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有了更多的选择，思想有了更多创新，但这也使得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感大大降低，给社会伦理及社会规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高的同时，大量信息的传播是在信息技术的掌握者手中，对于没有掌握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掌握较少的人群中存在绝对及相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成为社会两极分化的有利条件。
市场经济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冲击给社会造成的非均衡发展。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行为方式，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消极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价值观，促成了人们追求物质、崇尚享乐、金钱至上、超前消费的社会行为，人性弱点不断彰显。一部分人在这种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引导下，利用政策及制度的不完善，抢先占用了资源和渠道，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当贫富及城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的非均衡收益成为社会非常规变迁的隐患。
“双轨制”经济带来的“寻租”现象。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在基本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的发展并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这就使得中国出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这种经济体制双轨制最集中的表现是生产资料供应和价格的“双轨制”。④一方面，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确实成为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制度的保护下得到了资源的优势，同样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势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压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优势资源集中在权力控制者手中，“双轨制”下的寻租环境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作者分别为海南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副教授；本文系2008年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2008年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0899、hjsk2008-03）
注释
①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2～75页。
②范士陈，宋涛：“中国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学思考”，《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4期，第367～369页。
③刘书艳：“高收入阶层缴个税较少”，《证券日报》，2010年9月11日。
④林春霞：“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找准‘抓手’？——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占比偏低 居民‘没钱花’‘不敢花’导致内需不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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