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牢，听上去就威严又阴森。这些年清宫戏持续红火，很多人都以为紫禁城中真有那么一处专门囚禁皇亲、大臣的大牢。实际上，清朝真正的天牢只有一处，那是慈禧为了一个曾经的至亲而秘密修建的......
真天牢世人难见 探因由话说从头
随着这些年清宫戏的持续热播，不少好奇者到故宫博物院寻访“天牢”，结果大失所望，专门研究紫禁城的人士，均否认故宫中设过“天牢”。天牢者，皇家之监狱也，又被称为“高墙”、“空房”，系宗人府下属机构，“掌圈禁事务”。据笔者所知，颐和园中曾建过一座特殊的监狱，不妨称之为天牢。这座天牢设于不对外开放的藻鉴堂（原为湖中岛，现系半岛），世人无缘谋面。
藻鉴堂北的天牢所囚禁的亲王，经笔者多方查询，系清末孚郡王之子载澍（孚郡王加亲王衔，故多称其为亲王）。若要明晓载澍进天牢的原因，需从道光的儿辈说起。
道光有九个皇子，前三个均是未成年而早逝，四皇子系袭承了皇位的咸丰皇帝，其余五个皇子均受封王爵。老五系惇亲王奕誴，老六系恭亲王奕，老七系醇亲王奕譞，老八系钟郡王奕詥，老九奕譓（1845～1877）年幼，直到同治二年（1864）才出宫分府，由贝勒晋升为孚郡王，后因是皇叔，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亲王衔。
孚王府位于东城朝内大街，原是怡亲王府。怡亲王允祥系康熙皇帝的十三皇子，以功封亲王，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允祥六世孙载垣在咸丰病故于承德避暑山庄时，和端华、肃顺等八人一同受命为“赞襄政务大臣”。北京政变后两宫（慈禧、慈安）垂帘听政，载垣被处死，夺世袭，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府第由内务府收回。同治三年（1864），赐与奕譓为府第。奕譓一生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只因为是皇上的御弟、皇叔，才成为位极人臣的亲王，但无亲王声威，时人多对其称爷不称王，意在揶揄这位皇叔，至多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奕字辈中的一位“爷”而矣。
奕譓无子，以道光孙辈载澍承其宗，袭贝勒衔。据《光绪东华录》载，载澍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革爵。“孚敬郡王福晋寿辰，该贝勒先期捏情请假。懿旨赏寿物，并未敬诚跪接，本府家庭亦未叩祝，实属胆大藐法，孝道有亏，交宗人府重责八十板，于空室（狱牢）永远圈禁。
革爵、笞刑、圈禁，对于贝勒爷来说是重中又重的惩罚了。因为中国古代有法不加于亲贵之说，爱新觉罗氏在雍正之后，特别注意内部团结，“屈法从恩”是既定的方针。但以区区“小事”却对载澍实施了严刑峻法，究其因，是载澍触犯了以妇人之心治天下的慈禧太后。
光绪
凤戏龙强权婚姻 苦光绪度日如年
慈禧嫁给了道光皇帝的四子咸丰皇帝为贵人，生下了唯一的皇子。母以子贵，在咸丰殡天之后立为西太后，垂帘听政达四十余年之久。慈禧的妹妹“二妞”嫁给了咸丰的七弟醇亲王奕譞，姐俩嫁哥俩的婚姻格局，形成了“大姨子和妹丈联盟”的政治格局，大大加强了老佛爷在爱新觉罗氏家族中的实力。慈禧的娘家系叶赫那拉氏，叶氏和爱新觉罗氏是努尔哈赤时代的仇家。在叶氏被灭之时，有“唯余一女子亦要复仇”之誓。此誓虽是三百年前的旧账，但叶氏在爱氏的心目中，总是有些另类的色彩。慈禧贵为西太后之后，为了让叶氏进一步进军爱氏，改“龙戏凤”为“凤戏龙”，以懿旨“指婚”的方式，将其弟桂祥的“大妞”（隆裕）嫁给了光绪（载湉），“三妞”嫁给了孚亲王之子载澍。光绪和载澍系一爷之孙的堂兄弟。奕譞（光绪生父）和奕譓同系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生。老七和老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从这点上来讲，光绪和载澍在堂兄弟之中最为亲近。由于小哥俩娶了小姐俩，光绪和载澍成了难兄难弟，大妞和三妞成了苦姐苦妹。
叶氏对爱氏“凤戏龙”的格局，使得大妞和三妞敢把丈夫不放在眼里。光绪在慈禧长期的压抑下练就了沉默的本领。对于大妞的政策是“不搭理”、“不失礼”。“不搭理”用另一句北京话来表示就是“干着她”，说白了就是“让她守活寡”。但这一切又都在“宫规”和“祖制”的框架内实行，完全符合皇家的“礼数”。老佛爷对此只能是“干生气”，找不到发作的理由，更无法兴师问罪。于是把怒气、恨气、邪气均转移到珍妃身上。载澍没有光绪的涵养，和三妞针锋相对，在互相诘诋的过程中，把爱氏、叶氏的新仇旧恨尽情地宣泄了出来。桂祥的夫人是个不通情理的悍妇，对于两个女儿的遭遇已是怒气冲天，但对光绪无法兴师问罪，于是去找载澍“拼老命”。载澍对丈母娘的态度一是不予接见，二是下逐客令。以贝勒爷的身份压承恩公（皇帝老丈人例封承恩公）夫人三头。“母老虎”吃了亏后焉能善罢甘休，跑到宫中求大姑姐“做主”，把载澍“恶攻击”的话“上纲上线”。老佛爷听后十分震怒，决定杀鸡给猴看，严惩载澍，镇慑光绪，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严惩载澍，自然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罪名。载澍是个“家居贝勒”，不会有政治问题。对媳妇和丈母娘态度不好，于大清礼法而言难于“无限上纲”，于是抓住了“藐法”事件以大逆不道罪，置载澍于死地。载澍案件由宗人府办理，五爷惇亲王奕时任宗令，以为九爷留嗣后之名苦苦力争，六爷、七爷亦出面求情。三个小叔子结成了同盟，嫂子（慈禧）只得退后半步，于是对载澍从宽处理，重责八十大板后，判处无期徒刑。老佛爷为了让光绪感到“心悸”，在颐和园的藻鉴堂岛上，精心设计了一座“天牢”。牢中的载澍坐井观天，生不如死。让牢外的光绪在心悸之余，能对大妞回心转意。
同治
胡同妞子成太后 老佛爷终下狠手
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任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亏库存银，急病身亡。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清廷责令父债子还，实行“监追”。吉郎阿之子景瑞变卖光家产也无法补齐库亏。在大牢里被锁了两年多，最后的结果是“交佐领看管”。用现代术语来表示，就是“剥夺公民权，交街道管制”。
慈禧的祖父沦为被管制对象后，其母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寄居于尼姑庵中，靠做针线活度日。慈禧入宫前家道早衰，入宫后生下皇子，当日（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被封为懿妃。其父惠征也“父以女贵”，出任了安徽贵池道。道台是四品官，老佛爷也就成了“宦门之后”。惠征福命甚浅，病故于任所，后世也就演义出慈禧扶柩北归，欲卖身葬父的故事。其实，慈禧的出身是“旗籍贫民”，落魄到靠做针线活度日。
慈禧幼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直到要出面接见外国公使，才认识到自己“出言太俗”，于是临时抱佛脚，让侍值（值班）的太医给她补习文化知识。给年已65周岁的老妪补课，实是件难事。慈禧的老年大学是否“毕业”，实难考证。但这位老佛爷赐给臣下的字画，均是如意馆中的画师“精心补成”。西方有“如果一个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搞阴谋勾当时一定颇为能干”之说。此说东方亦然。慈禧不是个政治家，所以谈不上“维新”和“守旧”，也不懂得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亦不懂得皇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只有可怜的“小我”。所以她敢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使翁同龢“浚昆明湖以易渤海，成万寿山将失辽东”之叹，不幸而言中。亦敢于破坏戊戌变法，慈禧和光绪之争不是变法与不变法的问题，而是权力之争，更确切些说是“斗气”。慈禧主持下的“新政”，比光绪主持的“变法”要爽快得多，而两者相隔不到三年。
同治皇帝是慈禧唯一的儿子。同治的老丈人崇绮是唯一的旗籍状元，同治和皇后恩恩爱爱。虽说虎毒不食子，可是老佛爷却把同治夫妻置于死地。光绪是慈禧的侄子，亦是外甥。光绪的老丈人是慈禧唯一的胞弟桂祥。这位国舅爷、国丈爷，是何许人也，正史不见所载。桂祥早婚，娶妻之时绝不是道台公子。四品衙内说什么也不会娶个品貌不端的女人为妻，想必是个“胡同妞子”，不但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达事理，“性格至死不悔改，谁劝和谁梗脖子”。
桂祥夫妻均没有从政，桂祥不但不问国政，而且不问家政，府中诸事一切由夫人做主。夫人不但不知国事，而且连家事也闹不清，仗着“大姑姐”的天威，要两个女儿也演一出“凤压龙”，不但真戏真做，而且一演到底。殊不知没有皇帝，焉有皇后。没有贝勒，焉有福晋（夫人）。于是闹剧发展成恶剧，恶剧发展成悲剧。
宗令、宗正们在宗人府奉懿旨会审载澍。爱新觉罗氏奕字辈的王爷会聚一堂。此时载澍只有“服罪”的份。如果公爵夫人稍微有一点理智，有理有利地了结这场官司，三妞在孚王府真能唱“凤压龙”了。但“一条牛筋”非要置载澍于死地不可，结果是载澍被夺爵，杖八十板。贝勒爷被夺爵，三妞也就失去了贝勒福晋之贵。宗人府“杖责”本来是一种形式，例无真打。板数喊完了，“杖责”也就“刑毕”。但打载澍时，公爵夫人派人监刑，声言如果杖刑从轻，就奏告太后，告宗人府“舞弊”。吓得掌刑的人板下“从严从重”。八十大板打完后，载澍不但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血肉和裤子混成一体，令人目不忍睹。老北京有句俗话说“亲家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监刑”的结果是亲家真的“打断了筋”。三妞只能从孚王府“荣归故里”。比寡妇、弃妇还要惨。清廷定制，旗籍“寡妇半俸半粮”，也就是说能享受丈夫生前经济待遇之半，由亲王福晋到兵丁妻子皆然。“弃妇”虽然被丈夫所弃，但名分犹存，也就是说政治待遇不变。在桂公府家居的三妞，真是欲为寡妇、弃妇而不可求。静思载澍之时，是解气、解恨，还是悔恨，唯有心知。
“一条牛筋”的大妞，假“大姑妈（慈禧）”的淫威，一直和丈夫为敌，直到光绪去世前十几天，还在病榻前当“坐探”。光绪盛怒之下，奋起身来，用手一抻隆裕的发髻让她出去，把一支玉簪都摔在地上。但光绪临终之时，大妞突然明白了过来，“没有了皇帝，焉有皇后”。慈禧若是再过继一个载字辈的当皇帝，自己也就只有走同治皇后的路了——绝食而死。同治是慈禧亲儿子尚且如此。明白了，也太晚了。据老太监信修明回忆，隆裕明白了之后，到光绪床前哭了一场，吐了真情。光绪也原谅了她，把“杀袁世凯”的朱谕交给了她执行。好在光绪死后第二天，老佛爷亦驾鹤西游。隆裕也就当上了皇太后。
桂祥夫人和大姑姐均是旗门的“胡同妞子”，成了皇太后和承恩公夫人之后，“胡同意识”犹存，所争所斗在一个“气”字，考虑问题的范围和角度是“大我”尚且不知，何况国家、民族、社会。但“胡同妞子”偏偏成了皇太后和承恩公夫人，于是家斗、家争变成了宫斗、宫争。宫斗、宫争上升为国斗、国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戊戌变法的流产了。姑妄言之，如果承恩公夫人是个颇有正统闺德、闺懿闺范的女性，把两个女儿也教育成从夫、敬夫、爱夫的贤妻，清末的政治舞台或许能“被其德”。承恩公夫人如果也是个大烟鬼，在府中备下四个烟榻和丈夫一同“腾云驾雾，”清末的宫廷舞台或许也能消停些。可是桂祥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不但不知算大账，糊涂到连小账也不会算，什么是个人的根本利益也闹不清楚，为了“斗气”不断给慈禧火上浇油，伤口上撒盐，慈禧本是个以怨妇、悍妇、恶妇、泼妇……之心待天下、治天下的变态妇人，天下大事不可为矣！姑不言天下大事，以妇人之心、妇人之道御天下，奈何能“垂帘听政”四十余载？答案很简单，对手太弱了。同治、光绪都是没有父教的孩子，皇上对皇子的父教就是如何当皇帝。也就是说，同治、光绪都是不知如何当皇帝的皇帝。爱新觉罗氏奕字辈的王爷已不是挥戈入关时的军事、政治强人，而是府中养尊处优的“富翁”，马上腿软，马下手软。出难为将，归难为相，虽居中枢之位，难当中轴之任。朝中大臣尽是只知“率由旧章”的食古不化之士，各省疆吏虽据地拥兵，但恪守为臣之道。概而言之，慈禧的对手是浸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之道，自觉地遵行理学的片面义务的忠顺奴才。王爷不敢抗上，大臣只知道遵命，而慈禧偏偏是个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胡同妞子”，其手段是妇人争风吃醋、争强夺胜的伎俩。其御下之道、御下之术就是恶婆娘整治家人、下人的雕虫小技。但家人、下人均是逆来顺受的奴才。以曾国藩而言，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据天下强兵，据天下富地，如招抚太平天国余部挥军北上，取爱新觉罗氏而代之，易如反掌。但曾氏恪守为臣之道。英国的政治家对此十分不解。曾不造反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个理学家，可以承担片面义务。
袁世凯是个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野心家，系“营混子”出身，只相信枪杆子。曾国藩的湘军是杀场上凝聚成的乡情铁血子弟兵，曾国藩有夺天下之势，但无夺天下之志。袁世凯有夺天下之志，于是看准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如果慈禧晚死三年，“老胡同妞子”也绝不是“营混子”的对手，只能和“小胡同妞子”一起唱出“让成都”。因为两者均是“理论上一窍不通，搞阴谋勾当却颇为能干之人”。“胡同妞子”当然斗不过“兵痞子”，“妇人之道”是软硬兼施，以硬济软，以软济硬，突出一个“恶”字。“兵痞之道”是软硬都不吃，怎么实在就怎么干，突出一个“强”字。恶人遇强人，也就恶不起来了。
颐和园中的天牢是慈禧给载澍修的，给光绪看的。其实，这座天牢是她灵魂深处的“天牢”的物化。慈禧两度垂帘听政，恣睢祸世四十余载。但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她的思想意识，考虑问题的角度，仍然囿于灵魂深处的“天牢”之中，这座天牢是根深蒂固的胡同意识筑成的，不以四海为家、九州为业。贵为皇太后，不知国家、皇家，在自家之中亦困于“小我”，盘算的问题可谓小哉小哉。旧京梨园界有“老佛爷看戏，万岁爷掏钱”之喻，出处是慈禧看完戏后，颁赏钱，群伶谢恩，老佛爷突然宣布，“这是万岁爷赏的”。光绪只好从自己的宫费中开支这笔赏钱。慈禧的胸襟，就像胡同里打麻将的老太太，一心惦念着散桌后怎么敲别人一顿饭，但却输了牌局。输了牌局还至死不后悔，敢于宣布“吾家天下，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真是“喝豆汁，老太太好稀”。
天牢，听上去就威严又阴森。这些年清宫戏持续红火，很多人都以为紫禁城中真有那么一处专门囚禁皇亲、大臣的大牢。实际上，清朝真正的天牢只有一处，那是慈禧为了一个曾经的至亲而秘密修建的......
真天牢世人难见 探因由话说从头
随着这些年清宫戏的持续热播，不少好奇者到故宫博物院寻访“天牢”，结果大失所望，专门研究紫禁城的人士，均否认故宫中设过“天牢”。天牢者，皇家之监狱也，又被称为“高墙”、“空房”，系宗人府下属机构，“掌圈禁事务”。据笔者所知，颐和园中曾建过一座特殊的监狱，不妨称之为天牢。这座天牢设于不对外开放的藻鉴堂（原为湖中岛，现系半岛），世人无缘谋面。
藻鉴堂北的天牢所囚禁的亲王，经笔者多方查询，系清末孚郡王之子载澍（孚郡王加亲王衔，故多称其为亲王）。若要明晓载澍进天牢的原因，需从道光的儿辈说起。
道光有九个皇子，前三个均是未成年而早逝，四皇子系袭承了皇位的咸丰皇帝，其余五个皇子均受封王爵。老五系惇亲王奕誴，老六系恭亲王奕，老七系醇亲王奕譞，老八系钟郡王奕詥，老九奕譓（1845～1877）年幼，直到同治二年（1864）才出宫分府，由贝勒晋升为孚郡王，后因是皇叔，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亲王衔。
孚王府位于东城朝内大街，原是怡亲王府。怡亲王允祥系康熙皇帝的十三皇子，以功封亲王，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允祥六世孙载垣在咸丰病故于承德避暑山庄时，和端华、肃顺等八人一同受命为“赞襄政务大臣”。北京政变后两宫（慈禧、慈安）垂帘听政，载垣被处死，夺世袭，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府第由内务府收回。同治三年（1864），赐与奕譓为府第。奕譓一生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只因为是皇上的御弟、皇叔，才成为位极人臣的亲王，但无亲王声威，时人多对其称爷不称王，意在揶揄这位皇叔，至多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奕字辈中的一位“爷”而矣。
奕譓无子，以道光孙辈载澍承其宗，袭贝勒衔。据《光绪东华录》载，载澍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革爵。“孚敬郡王福晋寿辰，该贝勒先期捏情请假。懿旨赏寿物，并未敬诚跪接，本府家庭亦未叩祝，实属胆大藐法，孝道有亏，交宗人府重责八十板，于空室（狱牢）永远圈禁。
革爵、笞刑、圈禁，对于贝勒爷来说是重中又重的惩罚了。因为中国古代有法不加于亲贵之说，爱新觉罗氏在雍正之后，特别注意内部团结，“屈法从恩”是既定的方针。但以区区“小事”却对载澍实施了严刑峻法，究其因，是载澍触犯了以妇人之心治天下的慈禧太后。
光绪
凤戏龙强权婚姻 苦光绪度日如年
慈禧嫁给了道光皇帝的四子咸丰皇帝为贵人，生下了唯一的皇子。母以子贵，在咸丰殡天之后立为西太后，垂帘听政达四十余年之久。慈禧的妹妹“二妞”嫁给了咸丰的七弟醇亲王奕譞，姐俩嫁哥俩的婚姻格局，形成了“大姨子和妹丈联盟”的政治格局，大大加强了老佛爷在爱新觉罗氏家族中的实力。慈禧的娘家系叶赫那拉氏，叶氏和爱新觉罗氏是努尔哈赤时代的仇家。在叶氏被灭之时，有“唯余一女子亦要复仇”之誓。此誓虽是三百年前的旧账，但叶氏在爱氏的心目中，总是有些另类的色彩。慈禧贵为西太后之后，为了让叶氏进一步进军爱氏，改“龙戏凤”为“凤戏龙”，以懿旨“指婚”的方式，将其弟桂祥的“大妞”（隆裕）嫁给了光绪（载湉），“三妞”嫁给了孚亲王之子载澍。光绪和载澍系一爷之孙的堂兄弟。奕譞（光绪生父）和奕譓同系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生。老七和老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从这点上来讲，光绪和载澍在堂兄弟之中最为亲近。由于小哥俩娶了小姐俩，光绪和载澍成了难兄难弟，大妞和三妞成了苦姐苦妹。
叶氏对爱氏“凤戏龙”的格局，使得大妞和三妞敢把丈夫不放在眼里。光绪在慈禧长期的压抑下练就了沉默的本领。对于大妞的政策是“不搭理”、“不失礼”。“不搭理”用另一句北京话来表示就是“干着她”，说白了就是“让她守活寡”。但这一切又都在“宫规”和“祖制”的框架内实行，完全符合皇家的“礼数”。老佛爷对此只能是“干生气”，找不到发作的理由，更无法兴师问罪。于是把怒气、恨气、邪气均转移到珍妃身上。载澍没有光绪的涵养，和三妞针锋相对，在互相诘诋的过程中，把爱氏、叶氏的新仇旧恨尽情地宣泄了出来。桂祥的夫人是个不通情理的悍妇，对于两个女儿的遭遇已是怒气冲天，但对光绪无法兴师问罪，于是去找载澍“拼老命”。载澍对丈母娘的态度一是不予接见，二是下逐客令。以贝勒爷的身份压承恩公（皇帝老丈人例封承恩公）夫人三头。“母老虎”吃了亏后焉能善罢甘休，跑到宫中求大姑姐“做主”，把载澍“恶攻击”的话“上纲上线”。老佛爷听后十分震怒，决定杀鸡给猴看，严惩载澍，镇慑光绪，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严惩载澍，自然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罪名。载澍是个“家居贝勒”，不会有政治问题。对媳妇和丈母娘态度不好，于大清礼法而言难于“无限上纲”，于是抓住了“藐法”事件以大逆不道罪，置载澍于死地。载澍案件由宗人府办理，五爷惇亲王奕时任宗令，以为九爷留嗣后之名苦苦力争，六爷、七爷亦出面求情。三个小叔子结成了同盟，嫂子（慈禧）只得退后半步，于是对载澍从宽处理，重责八十大板后，判处无期徒刑。老佛爷为了让光绪感到“心悸”，在颐和园的藻鉴堂岛上，精心设计了一座“天牢”。牢中的载澍坐井观天，生不如死。让牢外的光绪在心悸之余，能对大妞回心转意。
同治
胡同妞子成太后 老佛爷终下狠手
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任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亏库存银，急病身亡。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清廷责令父债子还，实行“监追”。吉郎阿之子景瑞变卖光家产也无法补齐库亏。在大牢里被锁了两年多，最后的结果是“交佐领看管”。用现代术语来表示，就是“剥夺公民权，交街道管制”。
慈禧的祖父沦为被管制对象后，其母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寄居于尼姑庵中，靠做针线活度日。慈禧入宫前家道早衰，入宫后生下皇子，当日（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被封为懿妃。其父惠征也“父以女贵”，出任了安徽贵池道。道台是四品官，老佛爷也就成了“宦门之后”。惠征福命甚浅，病故于任所，后世也就演义出慈禧扶柩北归，欲卖身葬父的故事。其实，慈禧的出身是“旗籍贫民”，落魄到靠做针线活度日。
慈禧幼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直到要出面接见外国公使，才认识到自己“出言太俗”，于是临时抱佛脚，让侍值（值班）的太医给她补习文化知识。给年已65周岁的老妪补课，实是件难事。慈禧的老年大学是否“毕业”，实难考证。但这位老佛爷赐给臣下的字画，均是如意馆中的画师“精心补成”。西方有“如果一个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搞阴谋勾当时一定颇为能干”之说。此说东方亦然。慈禧不是个政治家，所以谈不上“维新”和“守旧”，也不懂得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亦不懂得皇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只有可怜的“小我”。所以她敢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使翁同龢“浚昆明湖以易渤海，成万寿山将失辽东”之叹，不幸而言中。亦敢于破坏戊戌变法，慈禧和光绪之争不是变法与不变法的问题，而是权力之争，更确切些说是“斗气”。慈禧主持下的“新政”，比光绪主持的“变法”要爽快得多，而两者相隔不到三年。
同治皇帝是慈禧唯一的儿子。同治的老丈人崇绮是唯一的旗籍状元，同治和皇后恩恩爱爱。虽说虎毒不食子，可是老佛爷却把同治夫妻置于死地。光绪是慈禧的侄子，亦是外甥。光绪的老丈人是慈禧唯一的胞弟桂祥。这位国舅爷、国丈爷，是何许人也，正史不见所载。桂祥早婚，娶妻之时绝不是道台公子。四品衙内说什么也不会娶个品貌不端的女人为妻，想必是个“胡同妞子”，不但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达事理，“性格至死不悔改，谁劝和谁梗脖子”。
桂祥夫妻均没有从政，桂祥不但不问国政，而且不问家政，府中诸事一切由夫人做主。夫人不但不知国事，而且连家事也闹不清，仗着“大姑姐”的天威，要两个女儿也演一出“凤压龙”，不但真戏真做，而且一演到底。殊不知没有皇帝，焉有皇后。没有贝勒，焉有福晋（夫人）。于是闹剧发展成恶剧，恶剧发展成悲剧。
宗令、宗正们在宗人府奉懿旨会审载澍。爱新觉罗氏奕字辈的王爷会聚一堂。此时载澍只有“服罪”的份。如果公爵夫人稍微有一点理智，有理有利地了结这场官司，三妞在孚王府真能唱“凤压龙”了。但“一条牛筋”非要置载澍于死地不可，结果是载澍被夺爵，杖八十板。贝勒爷被夺爵，三妞也就失去了贝勒福晋之贵。宗人府“杖责”本来是一种形式，例无真打。板数喊完了，“杖责”也就“刑毕”。但打载澍时，公爵夫人派人监刑，声言如果杖刑从轻，就奏告太后，告宗人府“舞弊”。吓得掌刑的人板下“从严从重”。八十大板打完后，载澍不但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血肉和裤子混成一体，令人目不忍睹。老北京有句俗话说“亲家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监刑”的结果是亲家真的“打断了筋”。三妞只能从孚王府“荣归故里”。比寡妇、弃妇还要惨。清廷定制，旗籍“寡妇半俸半粮”，也就是说能享受丈夫生前经济待遇之半，由亲王福晋到兵丁妻子皆然。“弃妇”虽然被丈夫所弃，但名分犹存，也就是说政治待遇不变。在桂公府家居的三妞，真是欲为寡妇、弃妇而不可求。静思载澍之时，是解气、解恨，还是悔恨，唯有心知。
“一条牛筋”的大妞，假“大姑妈（慈禧）”的淫威，一直和丈夫为敌，直到光绪去世前十几天，还在病榻前当“坐探”。光绪盛怒之下，奋起身来，用手一抻隆裕的发髻让她出去，把一支玉簪都摔在地上。但光绪临终之时，大妞突然明白了过来，“没有了皇帝，焉有皇后”。慈禧若是再过继一个载字辈的当皇帝，自己也就只有走同治皇后的路了——绝食而死。同治是慈禧亲儿子尚且如此。明白了，也太晚了。据老太监信修明回忆，隆裕明白了之后，到光绪床前哭了一场，吐了真情。光绪也原谅了她，把“杀袁世凯”的朱谕交给了她执行。好在光绪死后第二天，老佛爷亦驾鹤西游。隆裕也就当上了皇太后。
桂祥夫人和大姑姐均是旗门的“胡同妞子”，成了皇太后和承恩公夫人之后，“胡同意识”犹存，所争所斗在一个“气”字，考虑问题的范围和角度是“大我”尚且不知，何况国家、民族、社会。但“胡同妞子”偏偏成了皇太后和承恩公夫人，于是家斗、家争变成了宫斗、宫争。宫斗、宫争上升为国斗、国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戊戌变法的流产了。姑妄言之，如果承恩公夫人是个颇有正统闺德、闺懿闺范的女性，把两个女儿也教育成从夫、敬夫、爱夫的贤妻，清末的政治舞台或许能“被其德”。承恩公夫人如果也是个大烟鬼，在府中备下四个烟榻和丈夫一同“腾云驾雾，”清末的宫廷舞台或许也能消停些。可是桂祥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不但不知算大账，糊涂到连小账也不会算，什么是个人的根本利益也闹不清楚，为了“斗气”不断给慈禧火上浇油，伤口上撒盐，慈禧本是个以怨妇、悍妇、恶妇、泼妇……之心待天下、治天下的变态妇人，天下大事不可为矣！姑不言天下大事，以妇人之心、妇人之道御天下，奈何能“垂帘听政”四十余载？答案很简单，对手太弱了。同治、光绪都是没有父教的孩子，皇上对皇子的父教就是如何当皇帝。也就是说，同治、光绪都是不知如何当皇帝的皇帝。爱新觉罗氏奕字辈的王爷已不是挥戈入关时的军事、政治强人，而是府中养尊处优的“富翁”，马上腿软，马下手软。出难为将，归难为相，虽居中枢之位，难当中轴之任。朝中大臣尽是只知“率由旧章”的食古不化之士，各省疆吏虽据地拥兵，但恪守为臣之道。概而言之，慈禧的对手是浸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之道，自觉地遵行理学的片面义务的忠顺奴才。王爷不敢抗上，大臣只知道遵命，而慈禧偏偏是个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胡同妞子”，其手段是妇人争风吃醋、争强夺胜的伎俩。其御下之道、御下之术就是恶婆娘整治家人、下人的雕虫小技。但家人、下人均是逆来顺受的奴才。以曾国藩而言，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据天下强兵，据天下富地，如招抚太平天国余部挥军北上，取爱新觉罗氏而代之，易如反掌。但曾氏恪守为臣之道。英国的政治家对此十分不解。曾不造反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个理学家，可以承担片面义务。
袁世凯是个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野心家，系“营混子”出身，只相信枪杆子。曾国藩的湘军是杀场上凝聚成的乡情铁血子弟兵，曾国藩有夺天下之势，但无夺天下之志。袁世凯有夺天下之志，于是看准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如果慈禧晚死三年，“老胡同妞子”也绝不是“营混子”的对手，只能和“小胡同妞子”一起唱出“让成都”。因为两者均是“理论上一窍不通，搞阴谋勾当却颇为能干之人”。“胡同妞子”当然斗不过“兵痞子”，“妇人之道”是软硬兼施，以硬济软，以软济硬，突出一个“恶”字。“兵痞之道”是软硬都不吃，怎么实在就怎么干，突出一个“强”字。恶人遇强人，也就恶不起来了。
颐和园中的天牢是慈禧给载澍修的，给光绪看的。其实，这座天牢是她灵魂深处的“天牢”的物化。慈禧两度垂帘听政，恣睢祸世四十余载。但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她的思想意识，考虑问题的角度，仍然囿于灵魂深处的“天牢”之中，这座天牢是根深蒂固的胡同意识筑成的，不以四海为家、九州为业。贵为皇太后，不知国家、皇家，在自家之中亦困于“小我”，盘算的问题可谓小哉小哉。旧京梨园界有“老佛爷看戏，万岁爷掏钱”之喻，出处是慈禧看完戏后，颁赏钱，群伶谢恩，老佛爷突然宣布，“这是万岁爷赏的”。光绪只好从自己的宫费中开支这笔赏钱。慈禧的胸襟，就像胡同里打麻将的老太太，一心惦念着散桌后怎么敲别人一顿饭，但却输了牌局。输了牌局还至死不后悔，敢于宣布“吾家天下，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真是“喝豆汁，老太太好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