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最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知道你自己”。二是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知道自己是最平庸、最无能的人。因此我决不自以为是，决不在人前逞能。
诸葛亮的“淡泊”，是为了“明志”；“宁静”是为了“致远”。我既无大志，也不想高飞远�。我之自甘淡泊，企慕宁静，无非是为了求得个自由自在，庶可少惹些无谓的烦恼耳。
――钱谷融《我的座右铭》
三年前学校举办活动，庆祝业师钱谷融先生九十华诞暨从教七十周年，期间《文汇报•笔会》发表的陈永志教授的长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文章引用钱先生1980年代初写给他信中的一段话，钱先生在信中说，尽管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不如人意的坎坷，但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要有一种高远超拔的境界，不要为眼前的个人得失所拘泥。这话是钱先生说给当时个人境遇并不很如意的陈永志教授听的，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人生事业的写照呢？
一
钱先生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时，常常说懒惰散漫，并且说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像他这样年龄和阅历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一些大权在握的人打入另册的，再怎么积极主动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懒惰散漫与其说是消极退让，还不如说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人生姿态。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种低调的生存方式似乎是适宜的。人文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博雅。所谓博，一方面是指学识渊博，而另一方面也是指学者的个人修养，它要求人文学者应该具备开阔的心胸和超拔的意志。所谓雅，除了为文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外，也意味着真正的学者在做人道德上应该具有君子风度。
我随钱先生学习，已有20余年，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着他作为一代名师，所具有的大家风范。钱先生著述不多，但文章出手，大都为精品。像《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等，都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编选出版的英文版《百花时期的中国文学》一书，在选取1950年代中国大陆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文章时，收录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对于钱先生的这些著述，不少人习惯从理论创新的立论方面着眼，强调他的观点新颖和开拓精神。但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就理论观点而言，从1950年代到今天，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论“文学是人学”》中的观点，有一些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常识。但整篇文章所具有的气度和文字境界，却是很难在当今一些文论中见到的。钱先生谈艺论文，注重新意的寻取，但这种新意不是故作姿态的标新立异，而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他重视属于他自己的发现和体会，但这种发现和体会，不是一己私见的沾沾自喜，而是四海之内，常理之中，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人情和温暖。我听钱先生批评一些作家作品，他时常会说，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不喜欢。而他赞赏一位作家作品时，又常常会说：这是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这种鉴赏家的眼光，是他文学世界的出发点。他是真的喜爱文学艺术，并且是真的能够欣赏文学艺术的好处。他与一般评论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是从他个人的艺术喜好入手，谈论文学。所以，不管一些作家作品在当今怎样风行，也不管一些理论家的话语权威在当今如何的不可一世，他都不会有太多的顾及，他的眼睛只关注那些在他看来是真正够格的作家作品，所思考的问题也是针对当代文艺创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他的文学批评不依傍理论教条，尤其是写《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时，正是理论教条最为盛行的时期，好像文章中不援引一些流行的理论教条，说话就没有底气似的。但钱先生的文章不随波逐流，他顺从自己的艺术眼光，观察着眼前创作领域发生的事情，轮到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时，便坦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些意见和看法，因为是平素读书、思考的积累，与急功近利、趋时媚俗的急就章完全不同，有着清新脱俗的特点。所以，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钱先生学术观点的人，一般都会认同他文章写得漂亮。殊不知，这种灵动的文学批评的魅力，是在舒缓自由的心灵空间中慢慢形成的。
钱先生在做人和治学方面偏向于真率，讲究性情，他不喜欢那种掉书袋，曲里拐弯的论文方式。《论“文学是人学”》很多人喜欢，观点立意引发读者共鸣当然是一个方面，另外很重要的方面可能就是文章的文采和情致了。钱先生对文章的写作是非常讲究的。考研究生前就听说考生的作文钱先生一定是自己批改，可见其对写作能力的重视。北大教授陈平原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谈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提到钱先生带研究生注重写作的方式在国内自成一家。陈平原教授的话说对了一半，其实还有另一半，就是钱先生不是单单就写作论写作，他对文字表述能力的重视，与他对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情操的看重分不开。一般人仅仅是将写作视为文字表述能力，在钱先生眼里，可能还体现为人的思想能力和情感力度。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位师兄以鲁迅研究为毕业论文，文章的观点应该说很有深度，写作能力也没有什么问题。钱先生赞同其中的观点，但他不喜欢这篇论文的腔调。1980年代学人喜欢在论文前引一些西方理论，然后再展开自己的看法，钱先生不喜欢这些。他坚持要求自己的学生将原有的框架推倒重来，不要生拉硬扯地援引西方理论以助声威，而是就研究对象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师兄当时很沮丧，回来对我说：“论文是越改越差了。”因为那些所谓的西方理论被删得几乎一丝不剩。但钱先生非常自信地说：“我看论文是越改越好了！”数年后这部论文出版，赢得了学术界很好的评价。平心而论，这与钱先生的坚持是分不开的。假如论文还是像以前那样全篇西洋腔，那么，时过境迁，西方的理论一变，这篇论文的价值就会折去很多。再退一步讲，西方的理论不管怎么研究，总是没有办法超过西方人，在学术上要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和思想方式。借别人的思想以自重，在学术研究上有时是没有办法，但未必是最理想的治学方式。在学术问题上，钱先生的确是非常固执，他从来不拿学术做人情交易。他的成名作就是很好的榜样。在《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钱先生说：这篇文章写成后，就有人提醒他不要发表，免得被引蛇出洞。但他还是坚持发表。后来果然招致批判。面对批判，钱先生坦率地谈自己对文学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多少年后被作为一个时期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保留了下来。假如当初钱先生真的像那些好心的劝阻者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些妥协，写一些不痛不痒、不三不四的文字，大概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学术声望了。
《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名文，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集一定会选录这篇文章。像《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理论卷》，像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卷》等都收录了此文。研究论著中，像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等也反复强调钱谷融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钱先生自己在文章中认为，他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当年文学理论领域风行一时的“工具论”。他说：“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的描写，是绝对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是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后，《文汇报》起先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加以介绍，但没过多久，政治形势突变，报纸的风向转为批判，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批判他的文章曾结集出版过两种。一种是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收录了包括李希凡等人写的七篇大批判文章；另一种是1960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编的《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及其他》，收录了钱先生的主要言论。后一本书的出版说明，倒是很好的反映了钱先生当时的思想状态：“钱谷融曾在一九五七年五月《文艺月报》上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这是一篇系统的宣扬修正主义的文章，当时文艺界就开展了批判。此后，钱谷融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钱谷融继续坚持修正主义文艺观点。”正是因为钱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很长时间，他是被视为革命派之外的异类，讲师做了38年。但事后想想，这也是在当时做学问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假如钱先生跟风转，变来变去，个人境遇可能会得到一点改善，但学者钱谷融大概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钱先生谈文学评论的写作心得，他说写文章不要像吵架，而是应该像与朋友谈天那样推心置腹地娓娓道来，再高明的理论，总是要以服人为第一要义，写文章要讲理，不能意气用事。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不是学术正道。这是一种君子论道的谦和作风。时至今日，当代文学评论中，那种言辞激烈、门庭森严的党阀风气依然浓厚。但钱先生不党不派，心无渣滓，为文和为人都保持在一种学者的尺度之内，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人和为文境界。钱先生反复强调为文与为人的统一，我以为像他这样的学者，探讨其文艺思想的渊源关系，的确是不能完全限定在知识论的范畴内，就专业论专业，就知识论知识。他的知识的积累和养成，都是与其人格修养、道德习性的形成浑然一体的。钱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谈及母亲和大学时期的老师对他思想性格的影响。在《我的母亲》一文中，钱先生说他的母亲“不识字，是个文盲，但她秉性善良。心地慈祥，心肠特别软，同情心特别强。不论是看到或听到有人遭了不幸，她总会从心底里发出同情的叹息；必要时还会尽可能给予及时的援助”。钱先生的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先后生过9个孩子，存活的有6个。所以，家境非常艰苦，其母亲的操劳可以想见。1933年因遭受灾害，农田颗粒无收，家里无钱为孩子提供上学费用。中学校长找到钱先生的父母，希望家里继续为孩子提供上学机会，为了孩子的前途，母亲顾不得许多，硬是从并不富裕的亲戚朋友那里寻求到帮助，保证了钱先生继续求学。钱先生说，当他可以续学时，那几天母亲最高兴，连晚上做梦都笑。抗战期间，钱先生孤身一人在重庆中央大学学习，母亲的牵挂可想而知。当战后钱先生回到江苏武进家里时，最高兴的依然是他母亲，高兴之余，母亲认为是她平日念佛，虔诚所致，所以，一定要钱先生到菩萨庙里磕头还愿。这种知恩图报、至诚知礼的做人方式，深深影响着钱先生，使他对人情和人际之间的情感交流，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这种敏感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所必须具备的禀赋。
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钱先生十分感念他大学时代的这位恩师。伍叔傥先生是一位名士，从不为著述所累，但读书勤奋，深有所得。他早年与罗家伦等同为北京大学学生，但追随刘师培的“国故派”。俞平伯早年日记中曾记录过伍叔傥先生对他的劝告，劝俞平伯不要学富家子弟那种游手好闲的坏习惯，而应该多看书多学习。伍叔傥先生到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时，正值壮年，凭他与国民党高官朱家骅的亲戚关系，是可以谋到一个官僚职位的，但他好像更喜欢在大学教书，整天与学者、学生打交道。钱先生回忆他的老师“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缜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而对于自己的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平日里常喊学生与他一起吃饭喝酒，吃饭时无所不谈，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教育学生什么，也不摆老师的架子，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当年中央大学的教授朱东润先生在晚年写就的回忆录中，也提及伍叔傥先生平日喜欢喊学生一起吃饭喝酒，或介绍工作。不过朱东润先生写回忆录时，“文革”的阴霾还没有散尽，所以，文章中对伍叔傥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总要批判几句，如说他请学生吃饭喝酒，是拉拢学生。其实，能够这样来“拉拢”人的老师，对学生而言，是最可亲可爱的。伍叔傥先生这种率性而行、自由开放、厌恶虚假的作风，深深影响着钱先生一生的为人和为学。好像有一位前辈学者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心里能够对自己的老师常怀一颗感念的心，这人一定是心地善良的，至少不会是坏人。钱先生似乎正是这样的善者。他是从善如流，以德报怨，很少有那种让人难堪的激烈做派。我做他学生20年，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地训斥别人，就是遇上不愉快的事，他说话的声调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保持沉默而已。像当年批判过他的学生戴厚英，“文革”结束后职称评审无专家愿意写推荐意见，钱先生念及师生情谊，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甚至在戴厚英过世后，还写文章表示悼念。这样的胸襟和情怀，让很多人在感佩的同时，也暗暗有些不解：钱先生是不是生性懦弱，吃苦不计苦呢？其实，他不是不分善恶，做人没有原则，而是他愿意相信人心总是善良的多。
三
钱先生从来不以学者自诩，别人要他谈谈自己，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教书的，教了一辈子书，而且，他是以教书为乐事。那些1950年代毕业的学生，写过不少文章记录钱先生当年讲课时的风采。1990年，轮到我做钱先生的研究生时，他已经不上本科生的课了，而是改为博士生每周一次面谈。社会上有一种误传，说钱先生给研究生上课很简单，只是随便谈谈，但我自己经历到的却不是那样的情况。钱先生非常注重研究生的阅读情况，每次上课前都要询问最近看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他听得很仔细，有时还针对你看的书给一些建议。对于那些他认为没有多少价值的书，他会很坦率地告诉你，不要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这上面。我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推荐的是朱光潜和冯友兰的书，认为文字表述很清楚，值得学习。他后来还推荐过梁宗岱的《诗论》，认为有见识、有才情。研究生的课主要是研究生围绕专题讲自己的看法。开头几次，钱先生会给你算时间，看你能够讲多少时间，点评你的语气、音调和思路是不是对头，如果遇到一些他不满意的地方，他会提出意见。时间长了，他觉得这些方面的问题研究生开始有自我意识了，他又会对学生提出其他方面的要求，譬如看书的节奏，论文的写作速度，文章发表的数量等。我感觉，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心里有一盘棋，希望自己的学生每一步都能够紧紧跟上，这样一环紧扣一环，循序渐进，功到自然成。
钱先生培养研究生有一套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这在国内学术界很多人都知道。他手里调教出一批高质量的高端研究人才。像许子东、戴光宗、王晓明、殷国明、陈惠芬、钱虹、李�、夏志厚、吴俊、徐麟、胡河清、刘洪涛、高恒文、格非等，都先后出自他门下，还有一批学者虽不是他的研究生，但也一直追随钱先生，向他问学多年，如陈子善、袁进、鲁枢元等。有文章以“钱门弟子”来形容钱先生的这批学生。钱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所做出的成绩，常常有一种自豪感，他曾因为培养研究生工作出色，而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对于自己的研究生，钱先生的确是严格要求，这种严格既表现在严格做人的要求上，也表现在坚持学问的严肃态度上。钱先生常常说：我是希望学生们少受挫折，顺利成才。他不像有的教授是为了装门面、摆架子而故作严肃状，钱先生是因为自己当年有过坎坷的经历，将心比心，希望这样的挫折再也不要落到自己的学生身上，所以说他是怀着一种期待之心，默默地期待着学生们的成长。师兄王晓明、殷国明和李�在文章中都曾谈到钱先生为培养他们所付出的心血。钱先生与许杰先生合招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有戴光宗、许子东、王晓明等6人。王晓明在文章中说，记得钱先生给他们上课，讲得最多的是做人和作文的关系。（参见王晓明《严酷时代里的证词》）殷国明是钱先生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他是从新疆大学考到钱先生门下的。对这样一位偏远地方来的考生，钱先生不抱任何偏见，录取后而且有一段时间让殷国明帮他抄写文章，这种训练其实暗含着钱先生的一番苦心，他是用这样一种最原始的方法来驯化野性十足的殷师兄啊！多少年后，殷国明感慨钱先生为人风格上的“抱一守诚”，教育他做什么事都要真诚、执着，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沉不下心来。（参见殷国明发言，收入《钱谷融和他的?�散淡人生?�座谈纪要》）李�兄在《我眼里的钱先生》一文中，揭示了钱先生性格中人情味十足的豁达一面，同时又指出这种豁达是与他身上的平民精神息息相关。钱先生不重功名，不随波逐流，他招收的研究生大都是平民子弟，他对于学生的希望就是早日成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对于像李�兄这样嫉恶如仇、个性鲜明的学者，钱先生的确没少操心。我印象最深的事，是1990年代初学校当时的领导因为集体宿舍分配上的纠纷而扬言要以违纪的名义处分李�兄，钱先生大为震怒，让我转告学校有关领导，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就要公诸社会舆论。这是我多年来见到钱先生唯一一次动怒，而动怒的原因就是为了自己的学生。当然，后来中文系出面，很好地平息了这件事。可能在一些人眼里会觉得钱先生偏袒自己的学生，但我以为钱先生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上为学者的合理要求争取权利。像李�这样的学者，当时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宿舍，好不容易分到一间宿舍，有关人员还百般刁难，一些管理人员宁肯将房间空着，也不让青年教师入住；而那些可以入住的青年教师，因为没有各种关系而被分到朝北或面积很小的房间。绝大多数青年教师对此都选择了忍受，或是通过私人关系来疏通关节，但李�的脾气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为自己寻找落脚的空间，他看准有一间空闲的集体宿舍就自己搬进去。在今天这样较为宽松的环境气氛中，学校领导或许会为引进人才而不惜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但当时根本无人敢想。李�的超前行为无非是想给自己的工作争取一个空间，但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却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而钱先生从大处着眼，力挺李�，这样的做法我想今天的校领导如有远见，当感谢老先生。这不是在为李�一人争辩，而是在为那些无权无势、埋头专业的青年学者争取生存的空间。
钱先生对自己学生的要求是从来都不含糊的。一是在做人上如有亏损，钱先生一定非常严肃对待。二是学术上不求上进，钱先生也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见过钱先生对一位学生非常之冷淡，事后他告诉我，这人做人不行，人品有问题。还有一次，一位已毕业多年的研究生来看钱先生，钱先生当面告诉他，这么多年你在学术上没有什么进步啊。正是因为有钱先生这样的老师在不断督促，做学生的才不敢懈怠。记得王元化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我喜欢钱先生和他的学生，钱先生自己不做官，他的学生也不做官，大多数都在做专业。
四
做当代评论的，才子多，学者少。钱先生有才子气，但成就的事业是学者的。所谓才子气，一般都是贬义的多，但我以为，在钱先生身上表现为不拘一格，率性自由，没有城府。他是不喜欢繁文缛节的客套，但讲究人情。钱先生是一个念旧的人，对于自己的老师、同事、朋友和学生，只要对方做人品德方面没有特别的瑕疵，他是乐意与之交往，而且，还愿意帮助他们。说到钱先生的学生，很多人会想到一些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名声响亮的名字。其实，这只是钱先生培养的一部分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还是很平凡的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作者。其中一些五十年代钱先生教过的学生，如今已六七十岁了，这些人都已退休，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惦记着自己的老师，不时相约一起来看钱先生，钱先生并不因为这些学生没有做出显赫的成绩而冷淡他们，相反，见到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钱先生的不拘一格，还表现在读书上没有禁忌，只要有兴趣的书，他都愿意拿来翻翻，这种做法与一些大学教授读书讲究家法的读书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当然，钱先生最喜欢的是《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用他的话来说，一杯清茶加陶渊明和《世说新语》足矣。我想，这是他明志的一种方式。有人用“闲静斋”来命名钱先生那堆得乱糟糟的书房，其实他自己的理路清晰得很。92岁高寿的老人，谈起某部作品，兴致所至，会起身从那一堆书中捡出一本，让你见证所谈内容是有来历的。这种做派，不是乱翻书的才子们所具有的，而是显示出学者的严谨。记得钱先生曾告诉我，做文学评论眼界要高，要多看好书。而研究文学史，要准确，各种材料都要看，这样才能有所取舍，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学者的清名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但没有几个人仔细想过，学者的敌人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名利。今天一些教授，在大学和社会上担任各种行政职务，忙得没有时间看书学习。对此，钱先生是不喜欢的。为事务所累，没有自由的空气，没有时间看书写作，这是钱先生平生最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对照钱先生的身份地位，很多人会羡慕他的名教授地位。但是很多人只是看到声誉热烈的一面，而没有体会过盛名之下的重负。自觉隔绝名利的诱惑，是一个学者头脑清醒的表现。对此，钱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自省。钱先生推崇古希腊的名言――“知道你自己”。1998年，80岁的钱先生写过一篇短文，收入自选集时取名为《悔之晚矣》。在文章中，他检讨自己后半生忙忙碌碌，“简直看不到有什么成绩。”这种忽然涌动的内心焦虑，其实在很多文化老人身上都发生过。像曹禺晚年在病床上对他女儿说，我真想写作啊，可惜以前浪费的时间太多了。钱先生在郭沫若百岁诞辰纪念会上发言，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味，他说：我感到困惑，像郭沫若这样的天才，为什么后来再也写不出《女神》这样的杰作了呢？他绝不是江郎才尽，工作太忙也不是理由。钱先生为郭沫若惋惜，但我以为这是钱先生说给自己听的，是夫子自道。很多名人在忙碌之余，不会有自省；有时有自省，但热闹的事一来，便又一头扎进去，什么都忘了。钱先生对学者的自处是认真想过的，用他的话来说，读书人应该像个读书人的样子。这样的话说来简单，但要身体力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责任编辑 李秀龙
我平生最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知道你自己”。二是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知道自己是最平庸、最无能的人。因此我决不自以为是，决不在人前逞能。
诸葛亮的“淡泊”，是为了“明志”；“宁静”是为了“致远”。我既无大志，也不想高飞远�。我之自甘淡泊，企慕宁静，无非是为了求得个自由自在，庶可少惹些无谓的烦恼耳。
――钱谷融《我的座右铭》
三年前学校举办活动，庆祝业师钱谷融先生九十华诞暨从教七十周年，期间《文汇报•笔会》发表的陈永志教授的长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文章引用钱先生1980年代初写给他信中的一段话，钱先生在信中说，尽管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不如人意的坎坷，但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要有一种高远超拔的境界，不要为眼前的个人得失所拘泥。这话是钱先生说给当时个人境遇并不很如意的陈永志教授听的，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人生事业的写照呢？
一
钱先生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时，常常说懒惰散漫，并且说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像他这样年龄和阅历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一些大权在握的人打入另册的，再怎么积极主动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懒惰散漫与其说是消极退让，还不如说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人生姿态。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种低调的生存方式似乎是适宜的。人文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博雅。所谓博，一方面是指学识渊博，而另一方面也是指学者的个人修养，它要求人文学者应该具备开阔的心胸和超拔的意志。所谓雅，除了为文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外，也意味着真正的学者在做人道德上应该具有君子风度。
我随钱先生学习，已有20余年，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着他作为一代名师，所具有的大家风范。钱先生著述不多，但文章出手，大都为精品。像《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等，都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编选出版的英文版《百花时期的中国文学》一书，在选取1950年代中国大陆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文章时，收录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对于钱先生的这些著述，不少人习惯从理论创新的立论方面着眼，强调他的观点新颖和开拓精神。但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就理论观点而言，从1950年代到今天，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论“文学是人学”》中的观点，有一些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常识。但整篇文章所具有的气度和文字境界，却是很难在当今一些文论中见到的。钱先生谈艺论文，注重新意的寻取，但这种新意不是故作姿态的标新立异，而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他重视属于他自己的发现和体会，但这种发现和体会，不是一己私见的沾沾自喜，而是四海之内，常理之中，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人情和温暖。我听钱先生批评一些作家作品，他时常会说，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不喜欢。而他赞赏一位作家作品时，又常常会说：这是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这种鉴赏家的眼光，是他文学世界的出发点。他是真的喜爱文学艺术，并且是真的能够欣赏文学艺术的好处。他与一般评论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是从他个人的艺术喜好入手，谈论文学。所以，不管一些作家作品在当今怎样风行，也不管一些理论家的话语权威在当今如何的不可一世，他都不会有太多的顾及，他的眼睛只关注那些在他看来是真正够格的作家作品，所思考的问题也是针对当代文艺创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他的文学批评不依傍理论教条，尤其是写《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时，正是理论教条最为盛行的时期，好像文章中不援引一些流行的理论教条，说话就没有底气似的。但钱先生的文章不随波逐流，他顺从自己的艺术眼光，观察着眼前创作领域发生的事情，轮到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时，便坦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些意见和看法，因为是平素读书、思考的积累，与急功近利、趋时媚俗的急就章完全不同，有着清新脱俗的特点。所以，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钱先生学术观点的人，一般都会认同他文章写得漂亮。殊不知，这种灵动的文学批评的魅力，是在舒缓自由的心灵空间中慢慢形成的。
钱先生在做人和治学方面偏向于真率，讲究性情，他不喜欢那种掉书袋，曲里拐弯的论文方式。《论“文学是人学”》很多人喜欢，观点立意引发读者共鸣当然是一个方面，另外很重要的方面可能就是文章的文采和情致了。钱先生对文章的写作是非常讲究的。考研究生前就听说考生的作文钱先生一定是自己批改，可见其对写作能力的重视。北大教授陈平原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谈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提到钱先生带研究生注重写作的方式在国内自成一家。陈平原教授的话说对了一半，其实还有另一半，就是钱先生不是单单就写作论写作，他对文字表述能力的重视，与他对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情操的看重分不开。一般人仅仅是将写作视为文字表述能力，在钱先生眼里，可能还体现为人的思想能力和情感力度。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位师兄以鲁迅研究为毕业论文，文章的观点应该说很有深度，写作能力也没有什么问题。钱先生赞同其中的观点，但他不喜欢这篇论文的腔调。1980年代学人喜欢在论文前引一些西方理论，然后再展开自己的看法，钱先生不喜欢这些。他坚持要求自己的学生将原有的框架推倒重来，不要生拉硬扯地援引西方理论以助声威，而是就研究对象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师兄当时很沮丧，回来对我说：“论文是越改越差了。”因为那些所谓的西方理论被删得几乎一丝不剩。但钱先生非常自信地说：“我看论文是越改越好了！”数年后这部论文出版，赢得了学术界很好的评价。平心而论，这与钱先生的坚持是分不开的。假如论文还是像以前那样全篇西洋腔，那么，时过境迁，西方的理论一变，这篇论文的价值就会折去很多。再退一步讲，西方的理论不管怎么研究，总是没有办法超过西方人，在学术上要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和思想方式。借别人的思想以自重，在学术研究上有时是没有办法，但未必是最理想的治学方式。在学术问题上，钱先生的确是非常固执，他从来不拿学术做人情交易。他的成名作就是很好的榜样。在《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钱先生说：这篇文章写成后，就有人提醒他不要发表，免得被引蛇出洞。但他还是坚持发表。后来果然招致批判。面对批判，钱先生坦率地谈自己对文学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多少年后被作为一个时期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保留了下来。假如当初钱先生真的像那些好心的劝阻者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些妥协，写一些不痛不痒、不三不四的文字，大概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学术声望了。
《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名文，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集一定会选录这篇文章。像《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理论卷》，像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卷》等都收录了此文。研究论著中，像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等也反复强调钱谷融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钱先生自己在文章中认为，他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当年文学理论领域风行一时的“工具论”。他说：“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的描写，是绝对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是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后，《文汇报》起先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加以介绍，但没过多久，政治形势突变，报纸的风向转为批判，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批判他的文章曾结集出版过两种。一种是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收录了包括李希凡等人写的七篇大批判文章；另一种是1960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编的《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及其他》，收录了钱先生的主要言论。后一本书的出版说明，倒是很好的反映了钱先生当时的思想状态：“钱谷融曾在一九五七年五月《文艺月报》上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这是一篇系统的宣扬修正主义的文章，当时文艺界就开展了批判。此后，钱谷融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钱谷融继续坚持修正主义文艺观点。”正是因为钱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很长时间，他是被视为革命派之外的异类，讲师做了38年。但事后想想，这也是在当时做学问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假如钱先生跟风转，变来变去，个人境遇可能会得到一点改善，但学者钱谷融大概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钱先生谈文学评论的写作心得，他说写文章不要像吵架，而是应该像与朋友谈天那样推心置腹地娓娓道来，再高明的理论，总是要以服人为第一要义，写文章要讲理，不能意气用事。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不是学术正道。这是一种君子论道的谦和作风。时至今日，当代文学评论中，那种言辞激烈、门庭森严的党阀风气依然浓厚。但钱先生不党不派，心无渣滓，为文和为人都保持在一种学者的尺度之内，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人和为文境界。钱先生反复强调为文与为人的统一，我以为像他这样的学者，探讨其文艺思想的渊源关系，的确是不能完全限定在知识论的范畴内，就专业论专业，就知识论知识。他的知识的积累和养成，都是与其人格修养、道德习性的形成浑然一体的。钱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谈及母亲和大学时期的老师对他思想性格的影响。在《我的母亲》一文中，钱先生说他的母亲“不识字，是个文盲，但她秉性善良。心地慈祥，心肠特别软，同情心特别强。不论是看到或听到有人遭了不幸，她总会从心底里发出同情的叹息；必要时还会尽可能给予及时的援助”。钱先生的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先后生过9个孩子，存活的有6个。所以，家境非常艰苦，其母亲的操劳可以想见。1933年因遭受灾害，农田颗粒无收，家里无钱为孩子提供上学费用。中学校长找到钱先生的父母，希望家里继续为孩子提供上学机会，为了孩子的前途，母亲顾不得许多，硬是从并不富裕的亲戚朋友那里寻求到帮助，保证了钱先生继续求学。钱先生说，当他可以续学时，那几天母亲最高兴，连晚上做梦都笑。抗战期间，钱先生孤身一人在重庆中央大学学习，母亲的牵挂可想而知。当战后钱先生回到江苏武进家里时，最高兴的依然是他母亲，高兴之余，母亲认为是她平日念佛，虔诚所致，所以，一定要钱先生到菩萨庙里磕头还愿。这种知恩图报、至诚知礼的做人方式，深深影响着钱先生，使他对人情和人际之间的情感交流，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这种敏感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所必须具备的禀赋。
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钱先生十分感念他大学时代的这位恩师。伍叔傥先生是一位名士，从不为著述所累，但读书勤奋，深有所得。他早年与罗家伦等同为北京大学学生，但追随刘师培的“国故派”。俞平伯早年日记中曾记录过伍叔傥先生对他的劝告，劝俞平伯不要学富家子弟那种游手好闲的坏习惯，而应该多看书多学习。伍叔傥先生到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时，正值壮年，凭他与国民党高官朱家骅的亲戚关系，是可以谋到一个官僚职位的，但他好像更喜欢在大学教书，整天与学者、学生打交道。钱先生回忆他的老师“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缜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而对于自己的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平日里常喊学生与他一起吃饭喝酒，吃饭时无所不谈，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教育学生什么，也不摆老师的架子，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当年中央大学的教授朱东润先生在晚年写就的回忆录中，也提及伍叔傥先生平日喜欢喊学生一起吃饭喝酒，或介绍工作。不过朱东润先生写回忆录时，“文革”的阴霾还没有散尽，所以，文章中对伍叔傥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总要批判几句，如说他请学生吃饭喝酒，是拉拢学生。其实，能够这样来“拉拢”人的老师，对学生而言，是最可亲可爱的。伍叔傥先生这种率性而行、自由开放、厌恶虚假的作风，深深影响着钱先生一生的为人和为学。好像有一位前辈学者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心里能够对自己的老师常怀一颗感念的心，这人一定是心地善良的，至少不会是坏人。钱先生似乎正是这样的善者。他是从善如流，以德报怨，很少有那种让人难堪的激烈做派。我做他学生20年，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地训斥别人，就是遇上不愉快的事，他说话的声调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保持沉默而已。像当年批判过他的学生戴厚英，“文革”结束后职称评审无专家愿意写推荐意见，钱先生念及师生情谊，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甚至在戴厚英过世后，还写文章表示悼念。这样的胸襟和情怀，让很多人在感佩的同时，也暗暗有些不解：钱先生是不是生性懦弱，吃苦不计苦呢？其实，他不是不分善恶，做人没有原则，而是他愿意相信人心总是善良的多。
三
钱先生从来不以学者自诩，别人要他谈谈自己，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教书的，教了一辈子书，而且，他是以教书为乐事。那些1950年代毕业的学生，写过不少文章记录钱先生当年讲课时的风采。1990年，轮到我做钱先生的研究生时，他已经不上本科生的课了，而是改为博士生每周一次面谈。社会上有一种误传，说钱先生给研究生上课很简单，只是随便谈谈，但我自己经历到的却不是那样的情况。钱先生非常注重研究生的阅读情况，每次上课前都要询问最近看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他听得很仔细，有时还针对你看的书给一些建议。对于那些他认为没有多少价值的书，他会很坦率地告诉你，不要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这上面。我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推荐的是朱光潜和冯友兰的书，认为文字表述很清楚，值得学习。他后来还推荐过梁宗岱的《诗论》，认为有见识、有才情。研究生的课主要是研究生围绕专题讲自己的看法。开头几次，钱先生会给你算时间，看你能够讲多少时间，点评你的语气、音调和思路是不是对头，如果遇到一些他不满意的地方，他会提出意见。时间长了，他觉得这些方面的问题研究生开始有自我意识了，他又会对学生提出其他方面的要求，譬如看书的节奏，论文的写作速度，文章发表的数量等。我感觉，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心里有一盘棋，希望自己的学生每一步都能够紧紧跟上，这样一环紧扣一环，循序渐进，功到自然成。
钱先生培养研究生有一套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这在国内学术界很多人都知道。他手里调教出一批高质量的高端研究人才。像许子东、戴光宗、王晓明、殷国明、陈惠芬、钱虹、李�、夏志厚、吴俊、徐麟、胡河清、刘洪涛、高恒文、格非等，都先后出自他门下，还有一批学者虽不是他的研究生，但也一直追随钱先生，向他问学多年，如陈子善、袁进、鲁枢元等。有文章以“钱门弟子”来形容钱先生的这批学生。钱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所做出的成绩，常常有一种自豪感，他曾因为培养研究生工作出色，而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对于自己的研究生，钱先生的确是严格要求，这种严格既表现在严格做人的要求上，也表现在坚持学问的严肃态度上。钱先生常常说：我是希望学生们少受挫折，顺利成才。他不像有的教授是为了装门面、摆架子而故作严肃状，钱先生是因为自己当年有过坎坷的经历，将心比心，希望这样的挫折再也不要落到自己的学生身上，所以说他是怀着一种期待之心，默默地期待着学生们的成长。师兄王晓明、殷国明和李�在文章中都曾谈到钱先生为培养他们所付出的心血。钱先生与许杰先生合招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有戴光宗、许子东、王晓明等6人。王晓明在文章中说，记得钱先生给他们上课，讲得最多的是做人和作文的关系。（参见王晓明《严酷时代里的证词》）殷国明是钱先生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他是从新疆大学考到钱先生门下的。对这样一位偏远地方来的考生，钱先生不抱任何偏见，录取后而且有一段时间让殷国明帮他抄写文章，这种训练其实暗含着钱先生的一番苦心，他是用这样一种最原始的方法来驯化野性十足的殷师兄啊！多少年后，殷国明感慨钱先生为人风格上的“抱一守诚”，教育他做什么事都要真诚、执着，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沉不下心来。（参见殷国明发言，收入《钱谷融和他的?�散淡人生?�座谈纪要》）李�兄在《我眼里的钱先生》一文中，揭示了钱先生性格中人情味十足的豁达一面，同时又指出这种豁达是与他身上的平民精神息息相关。钱先生不重功名，不随波逐流，他招收的研究生大都是平民子弟，他对于学生的希望就是早日成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对于像李�兄这样嫉恶如仇、个性鲜明的学者，钱先生的确没少操心。我印象最深的事，是1990年代初学校当时的领导因为集体宿舍分配上的纠纷而扬言要以违纪的名义处分李�兄，钱先生大为震怒，让我转告学校有关领导，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就要公诸社会舆论。这是我多年来见到钱先生唯一一次动怒，而动怒的原因就是为了自己的学生。当然，后来中文系出面，很好地平息了这件事。可能在一些人眼里会觉得钱先生偏袒自己的学生，但我以为钱先生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上为学者的合理要求争取权利。像李�这样的学者，当时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宿舍，好不容易分到一间宿舍，有关人员还百般刁难，一些管理人员宁肯将房间空着，也不让青年教师入住；而那些可以入住的青年教师，因为没有各种关系而被分到朝北或面积很小的房间。绝大多数青年教师对此都选择了忍受，或是通过私人关系来疏通关节，但李�的脾气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为自己寻找落脚的空间，他看准有一间空闲的集体宿舍就自己搬进去。在今天这样较为宽松的环境气氛中，学校领导或许会为引进人才而不惜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但当时根本无人敢想。李�的超前行为无非是想给自己的工作争取一个空间，但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却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而钱先生从大处着眼，力挺李�，这样的做法我想今天的校领导如有远见，当感谢老先生。这不是在为李�一人争辩，而是在为那些无权无势、埋头专业的青年学者争取生存的空间。
钱先生对自己学生的要求是从来都不含糊的。一是在做人上如有亏损，钱先生一定非常严肃对待。二是学术上不求上进，钱先生也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见过钱先生对一位学生非常之冷淡，事后他告诉我，这人做人不行，人品有问题。还有一次，一位已毕业多年的研究生来看钱先生，钱先生当面告诉他，这么多年你在学术上没有什么进步啊。正是因为有钱先生这样的老师在不断督促，做学生的才不敢懈怠。记得王元化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我喜欢钱先生和他的学生，钱先生自己不做官，他的学生也不做官，大多数都在做专业。
四
做当代评论的，才子多，学者少。钱先生有才子气，但成就的事业是学者的。所谓才子气，一般都是贬义的多，但我以为，在钱先生身上表现为不拘一格，率性自由，没有城府。他是不喜欢繁文缛节的客套，但讲究人情。钱先生是一个念旧的人，对于自己的老师、同事、朋友和学生，只要对方做人品德方面没有特别的瑕疵，他是乐意与之交往，而且，还愿意帮助他们。说到钱先生的学生，很多人会想到一些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名声响亮的名字。其实，这只是钱先生培养的一部分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还是很平凡的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作者。其中一些五十年代钱先生教过的学生，如今已六七十岁了，这些人都已退休，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惦记着自己的老师，不时相约一起来看钱先生，钱先生并不因为这些学生没有做出显赫的成绩而冷淡他们，相反，见到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钱先生的不拘一格，还表现在读书上没有禁忌，只要有兴趣的书，他都愿意拿来翻翻，这种做法与一些大学教授读书讲究家法的读书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当然，钱先生最喜欢的是《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用他的话来说，一杯清茶加陶渊明和《世说新语》足矣。我想，这是他明志的一种方式。有人用“闲静斋”来命名钱先生那堆得乱糟糟的书房，其实他自己的理路清晰得很。92岁高寿的老人，谈起某部作品，兴致所至，会起身从那一堆书中捡出一本，让你见证所谈内容是有来历的。这种做派，不是乱翻书的才子们所具有的，而是显示出学者的严谨。记得钱先生曾告诉我，做文学评论眼界要高，要多看好书。而研究文学史，要准确，各种材料都要看，这样才能有所取舍，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学者的清名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但没有几个人仔细想过，学者的敌人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名利。今天一些教授，在大学和社会上担任各种行政职务，忙得没有时间看书学习。对此，钱先生是不喜欢的。为事务所累，没有自由的空气，没有时间看书写作，这是钱先生平生最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对照钱先生的身份地位，很多人会羡慕他的名教授地位。但是很多人只是看到声誉热烈的一面，而没有体会过盛名之下的重负。自觉隔绝名利的诱惑，是一个学者头脑清醒的表现。对此，钱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自省。钱先生推崇古希腊的名言――“知道你自己”。1998年，80岁的钱先生写过一篇短文，收入自选集时取名为《悔之晚矣》。在文章中，他检讨自己后半生忙忙碌碌，“简直看不到有什么成绩。”这种忽然涌动的内心焦虑，其实在很多文化老人身上都发生过。像曹禺晚年在病床上对他女儿说，我真想写作啊，可惜以前浪费的时间太多了。钱先生在郭沫若百岁诞辰纪念会上发言，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味，他说：我感到困惑，像郭沫若这样的天才，为什么后来再也写不出《女神》这样的杰作了呢？他绝不是江郎才尽，工作太忙也不是理由。钱先生为郭沫若惋惜，但我以为这是钱先生说给自己听的，是夫子自道。很多名人在忙碌之余，不会有自省；有时有自省，但热闹的事一来，便又一头扎进去，什么都忘了。钱先生对学者的自处是认真想过的，用他的话来说，读书人应该像个读书人的样子。这样的话说来简单，但要身体力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