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是不可模仿的 (2011-11-05 14: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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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有种说法：二十不狂是庸人，三十犹狂是妄人。这句话颇有深意，少时若被规则拘束，就会思想拘泥、格局打不开。等年岁渐长较多接触社会后，就该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如果还一味膨胀，说明你没有学习和适应能力，便是妄谬了。言辞之下，说明了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冲突、磨合、互补关系。这样的冲突，世代难了，狂，就成为永恒的话题。有关“狂”的历史记述，有种种可爱、可笑、可敬、可悲、可叹的复杂情感与世道人心在里面。
蒲松龄应该是把狂理解到极致的第一人。他在《聊斋志异》中写了一个秀才，家徒四壁，但以狂著称，且饮酒功夫一流。县令闻之，用其所长，找来专门陪酒。一次席间有言语唐突，县令怒，威胁道：“你不知道有灭门县令之说吗？”秀才从容答:“生员无门可灭。”真真无产阶级，无所畏惧！
“关上城门，只此一个”，徐渭徐文长是史上最有资格狂的第一人，只是这狂来得太苦难，非一般人玩得起。徐渭在胡府做幕客时，深受器重，胡宗宪位高权重，为人严厉，人在其前战战兢兢，不敢仰视，只有徐渭，头戴破巾，身穿破衣，昂首阔步，自来自去。据说，一次幕府深夜有要事相商，急等徐渭，他却早醉倒在外面，胡宗宪不但不怪，还赞赏一句“名士当如斯”一笑了之。后胡宗宪萧山大捷，下令取倭寇心下酒，又对着20多颗匪首头颅狂饮，左右皆失色，只有徐渭谈笑自若，把酒助兴。你看徐渭的画与书法，笔笔如操刀，却又凛冽酣畅，把禅的心性狂次与人生审美融二为一，达到化境，将中国的文人画推向了顶峰。
徐渭的苦，也是天下第一，徐为人敏感猜疑，加上早年家庭变故，才高困顿，后来又受胡宗宪案牵连下大狱，精神上的痛愈演愈烈，竟使他在狱中发狂自杀。徐渭的自杀极其惨烈，据其事后叙述，当时似有鬼神附体，他将钉子塞入左耳，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丝毫不觉痛。还用斧子砍头，把头骨都砍裂了；用利锥把肾囊刺碎。这些残酷极端的自杀方式，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章太炎应该是为狂编出一套“学说”的第一人。章太炎出狱后远走日本，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他。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
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民国时期，是文化狂人尽出的时代，这便给民国动荡的画轴上平添了一抹血性。北伐胜利时，傅斯年等在蔡元培家吃饭，酒醉，傅斯年口出狂言：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统统要“郡县之”。蔡元培幽了他一默：“这除非你作大将。”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待之冷淡，两人很伤感，就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馆，都没能大醉。郁达夫突然冲向街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射击状，大呼：“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民国时期的文人，没有最狂只有更狂。曾做过孙中山秘书、且被蒋介石捧为国宝的刘文典更是狂得生猛。刘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学运之事，当面骂蒋是新军阀，盛怒的蒋扇了刘一耳光，而刘文典更不示弱，马上回敬蒋一个飞脚，踢中蒋的蛋蛋，疼的蒋介石差点没趴下，但刘文典只被拘了七天。从这点看蒋对文人还是十分客气的。
刘文典自称是庄子的知音，认为这世上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另一个就是他自己，剩下半个是谁他没说。如此狂傲的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敬重有加，曾对人说他对陈寅恪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看不起搞文学的，认为文学不算学问。在重庆跑空袭时，有一次刘文典看见沈从文从身边跑过，顿时火起，冲着沈从文大喊：“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在沈从文评教授声称：“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呵呵。
就是这个猖介的刘文典，却在建国50年代的大批判中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自毁声誉，诋毁自己。不仅向旧识、学生、同仁低头，而且向政府低头，并承认“与女艺人周旋”及“一肚子黄色东西”等莫须有罪状。即便这样，仍没有得到社会和热血青年们的宽大，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一批再批，最终因患肺癌而突发脑溢血死亡。这位连蒋介石都敢骂的民国狂人，终究没有扛过毛燃起的时代烈火。不知他在弥留之际是否意识到，当年正是蒋介石的宽容，才成就了他的恃才傲物。而他所选择的新社会，给予他的只有毁灭。
这些人往往被称为“狂士”“狂生”之类。“狂”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亚文化，一种官场文化外的精神逃逸所。士即知识分子，有知识就可以狂一点。但在社会的底层阶层中，狂基本是个贬义词。如果有人个性张扬，快意恩仇，事做得漂亮，不叫狂，冠之以“侠”。
即使思想有点保守主义色彩的孔老夫子，对狂也有相当的理解和宽容。《论语》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所谓狂，指一种狂傲张扬的人生态度，一种入世的态度；所谓狷，指一种耿介不合群的人生态度，一种避世或出世的态度。狂、狷之间有共性，都是取个性第一的立场。但二者的表现方式不同，前者采取了张扬之态，后者采取了自守之势。
孔子生于乱世，对礼崩乐坏很是痛苦。因此他希望这个世界能变得有规矩点，能有人出来为世立则，协调万事万物。他的最高人格理想是中庸，即一种具有协调的品格和能力。孔子最不喜欢的品格是乡愿，一种趋炎附势与媚俗的品格，称之为德之贼。在无法做到中庸时，孔子宁肯选择狂狷，甚至视之为第二人格：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至于说到学禅人的狂，“狂者胸次，赤手搏龙蛇”，则是游戏三昧，自有一种人生审美底色在其中，正所谓“禅师的脾气大，法师的架子大”，却是俗世的眼光不能看穿的了。
当今中国也是狂人辈出，但对当代的狂与狂人，我有几点告诫：“狂”是不可模仿的。狂，只有作为原生态才可能有价值，模仿者一般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社会对“狂”要有较大的宽容度，因为这可能是社会突破既有格局的生机所在。其次，“狂”最好是少数人的专利，不要出现举世若狂的局面。因为，举世若狂的危险性和灾难性太大，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举世若狂之时，对常规的坚守，就成为拯救内心的稀有品格了
狂”是不可模仿的 (2011-11-05 14: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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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说法：二十不狂是庸人，三十犹狂是妄人。这句话颇有深意，少时若被规则拘束，就会思想拘泥、格局打不开。等年岁渐长较多接触社会后，就该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如果还一味膨胀，说明你没有学习和适应能力，便是妄谬了。言辞之下，说明了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冲突、磨合、互补关系。这样的冲突，世代难了，狂，就成为永恒的话题。有关“狂”的历史记述，有种种可爱、可笑、可敬、可悲、可叹的复杂情感与世道人心在里面。
蒲松龄应该是把狂理解到极致的第一人。他在《聊斋志异》中写了一个秀才，家徒四壁，但以狂著称，且饮酒功夫一流。县令闻之，用其所长，找来专门陪酒。一次席间有言语唐突，县令怒，威胁道：“你不知道有灭门县令之说吗？”秀才从容答:“生员无门可灭。”真真无产阶级，无所畏惧！
“关上城门，只此一个”，徐渭徐文长是史上最有资格狂的第一人，只是这狂来得太苦难，非一般人玩得起。徐渭在胡府做幕客时，深受器重，胡宗宪位高权重，为人严厉，人在其前战战兢兢，不敢仰视，只有徐渭，头戴破巾，身穿破衣，昂首阔步，自来自去。据说，一次幕府深夜有要事相商，急等徐渭，他却早醉倒在外面，胡宗宪不但不怪，还赞赏一句“名士当如斯”一笑了之。后胡宗宪萧山大捷，下令取倭寇心下酒，又对着20多颗匪首头颅狂饮，左右皆失色，只有徐渭谈笑自若，把酒助兴。你看徐渭的画与书法，笔笔如操刀，却又凛冽酣畅，把禅的心性狂次与人生审美融二为一，达到化境，将中国的文人画推向了顶峰。
徐渭的苦，也是天下第一，徐为人敏感猜疑，加上早年家庭变故，才高困顿，后来又受胡宗宪案牵连下大狱，精神上的痛愈演愈烈，竟使他在狱中发狂自杀。徐渭的自杀极其惨烈，据其事后叙述，当时似有鬼神附体，他将钉子塞入左耳，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丝毫不觉痛。还用斧子砍头，把头骨都砍裂了；用利锥把肾囊刺碎。这些残酷极端的自杀方式，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章太炎应该是为狂编出一套“学说”的第一人。章太炎出狱后远走日本，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他。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
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民国时期，是文化狂人尽出的时代，这便给民国动荡的画轴上平添了一抹血性。北伐胜利时，傅斯年等在蔡元培家吃饭，酒醉，傅斯年口出狂言：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统统要“郡县之”。蔡元培幽了他一默：“这除非你作大将。”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待之冷淡，两人很伤感，就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馆，都没能大醉。郁达夫突然冲向街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射击状，大呼：“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民国时期的文人，没有最狂只有更狂。曾做过孙中山秘书、且被蒋介石捧为国宝的刘文典更是狂得生猛。刘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学运之事，当面骂蒋是新军阀，盛怒的蒋扇了刘一耳光，而刘文典更不示弱，马上回敬蒋一个飞脚，踢中蒋的蛋蛋，疼的蒋介石差点没趴下，但刘文典只被拘了七天。从这点看蒋对文人还是十分客气的。
刘文典自称是庄子的知音，认为这世上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另一个就是他自己，剩下半个是谁他没说。如此狂傲的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敬重有加，曾对人说他对陈寅恪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看不起搞文学的，认为文学不算学问。在重庆跑空袭时，有一次刘文典看见沈从文从身边跑过，顿时火起，冲着沈从文大喊：“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在沈从文评教授声称：“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呵呵。
就是这个猖介的刘文典，却在建国50年代的大批判中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自毁声誉，诋毁自己。不仅向旧识、学生、同仁低头，而且向政府低头，并承认“与女艺人周旋”及“一肚子黄色东西”等莫须有罪状。即便这样，仍没有得到社会和热血青年们的宽大，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一批再批，最终因患肺癌而突发脑溢血死亡。这位连蒋介石都敢骂的民国狂人，终究没有扛过毛燃起的时代烈火。不知他在弥留之际是否意识到，当年正是蒋介石的宽容，才成就了他的恃才傲物。而他所选择的新社会，给予他的只有毁灭。
这些人往往被称为“狂士”“狂生”之类。“狂”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亚文化，一种官场文化外的精神逃逸所。士即知识分子，有知识就可以狂一点。但在社会的底层阶层中，狂基本是个贬义词。如果有人个性张扬，快意恩仇，事做得漂亮，不叫狂，冠之以“侠”。
即使思想有点保守主义色彩的孔老夫子，对狂也有相当的理解和宽容。《论语》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所谓狂，指一种狂傲张扬的人生态度，一种入世的态度；所谓狷，指一种耿介不合群的人生态度，一种避世或出世的态度。狂、狷之间有共性，都是取个性第一的立场。但二者的表现方式不同，前者采取了张扬之态，后者采取了自守之势。
孔子生于乱世，对礼崩乐坏很是痛苦。因此他希望这个世界能变得有规矩点，能有人出来为世立则，协调万事万物。他的最高人格理想是中庸，即一种具有协调的品格和能力。孔子最不喜欢的品格是乡愿，一种趋炎附势与媚俗的品格，称之为德之贼。在无法做到中庸时，孔子宁肯选择狂狷，甚至视之为第二人格：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至于说到学禅人的狂，“狂者胸次，赤手搏龙蛇”，则是游戏三昧，自有一种人生审美底色在其中，正所谓“禅师的脾气大，法师的架子大”，却是俗世的眼光不能看穿的了。
当今中国也是狂人辈出，但对当代的狂与狂人，我有几点告诫：“狂”是不可模仿的。狂，只有作为原生态才可能有价值，模仿者一般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社会对“狂”要有较大的宽容度，因为这可能是社会突破既有格局的生机所在。其次，“狂”最好是少数人的专利，不要出现举世若狂的局面。因为，举世若狂的危险性和灾难性太大，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举世若狂之时，对常规的坚守，就成为拯救内心的稀有品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