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付林《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15日 13 版）
当下的中国，正向现代、流动的工业社会急遽转型，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传统农业文明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原始农耕或游牧的文明形态遭遇挑战，“现代性焦虑”进一步发酵，乡村那些曾经固定的时空安排、生活方式、心理经验、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正在“烟消云散”，但担当“根”之角色的乡土，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审美资源，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世界中依然占据着显赫位置，乡土小说创作数量节节攀升，艺术品质日趋成熟，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图景。许多作家不仅依然守望着那块属于自己的乡土领地，如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贾平凹之于商州、张炜之于胶东半岛、迟子建之于大兴安岭山林等，而且以多样的叙事姿态直面当今乡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地域色彩的描摹和风土人情的展现中，他们呈现传统乡土的生存本相与蜕变历程，书写乡土裂变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或拷问历史，或审视现实，或展开文化批判，或寄寓精神旨归，优秀作品大量出现。然而，当下乡土小说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潜伏着不少隐忧。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好似地下矿苗中未经洗练的纯金”。真正有为的乡土作家，能够“深掘、广采、炼合金”，想方设法把纯金洗练出来，进而“熔化在优美的形式里”，使自己的作品精纯而有硬度。鲁迅笔下的乡土人物形象之所以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就在于作者能够从辛亥革命前后的乡土底层中发掘“真金”。深掘生活的矿藏，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当下乡土小说世界中出现的人物难以给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生活在都市的作家，没有真正走进农村和乡土，远离底层，生活隔膜。虽然高扬乡土精神的当代作家不少，却少有人愿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很少有人以“乡土的儿子”自居来塑造乡土母亲的复杂形象。因此，当下许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者的乡村经验是模糊的。他们或者没有乡土生活的亲身历练和从未有过面对新的乡土现实生活的经验，或者是乡土经验日渐逼仄和简单，因而资源不丰、根基不牢，生活链条的断裂和生活经验的欠缺使其失却了人物描写的方向感，不能把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感性材料精粹化、艺术化，而是进行虚构乃至虚假描写。按理说，当下乡土作家亟待去寻找丰富的生活、思想和价值资源，一步步“走回记忆的乡村，并在现实的乡村驻足”，但事实却是大批作家安然地坐在狭小的书斋里写一个急就章，原本就只有一点点生活积累，瞬间就挥霍殆尽。在生活资源非常有限又日益枯竭的写作情境中，乡土小说作家在描写丰富复杂的乡村生活时，只能凭着贫瘠的生活记忆和窄化的艺术想象进行宣泄式表达，一味采取批判的立场，信手拈来，对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过度激愤，进而想当然地塑造人物。表面看来，这些小说似乎关注着农民的卑微人生，倾听着弱者的心率，把握着底层的脉动，实质上已落入了视角狭窄、低级模仿的想象式写作陷阱，流露出思想肤浅、精神缺钙、浅薄无聊的人道主义温情，普适性人文关切力度薄弱，故而无限放大当下农村社会的病象和恶意误读当今广大农民的精神状态，因此难以刻画出丰满、鲜活和具有感染力、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不少作家仅仅根据想象草率地指认善恶，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自然是一个个坚硬而冰冷的悲剧性农民形象，这种虚构的农民形象具有粉饰性和虚幻性。
翻阅新世纪乡土小说，发现活跃其间的人物形象，虽然既关乎在乡的乡村农民，但缺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为不少乡土作家无论对于“在乡农民”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于“流动农民”形象的刻画，都把农民形象作为猎奇的对象。纵观中外文学发展史，小说写“人”要着力塑造性格化的艺术典型。而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重要标志的乡土小说，理所当然应该让人物形象成为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一个”。因为一个典型形象就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如过往的闰土、祥林嫂、老通宝、高加林、白嘉轩等。然而，当下乡土小说世界中如此典型的“这一个”太少，大多没有自己的“名字”与“性格”，完全就是一种表象或一个符号，民工、窃贼、杀手、罪犯、保姆、服务员、拾荒者是一些当代作家笔下农民的形象标签。这些类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迎合了城市容积不断在扩大、乡土家园逐渐被蚕食的发展趋势，大多数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者，也不再是骑在马背上驰骋的牧歌人，但大多数农耕者和牧歌人的身份无论在乡、进城还是返乡都是复杂而多元的，绝非上述几种类型人物所能涵盖和包容。即使这些类型人物的刻画，在诸多乡土小说的书写中也缺乏性格的独特性和思想的内涵性，雷同而类似，一窝蜂式的人物描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脏、乱、差”。对这些“城市里的异乡人”和“大地上的游走者”的描写，不少乡土小说作者抱持冷漠的态度，农民形象的塑造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困境，缺少呼唤爱、表现爱、看取光明、引人向善、给人希望、具有正面精神价值力量的人物形象，温情脉脉的人伦面纱被撕碎，让人感到冰冷而绝望，文学的审美性情和诗性想象被庸俗化、功利性叙事所消解。回避乡土农民自身因袭的黑暗固然是一种“道德伪善与审美怯弱”，但过度集中和无限夸大畸形、怪诞的农民形象，实质上也背离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走势，因为文学需要张扬健康而完美的人性，促进人类的美好和完善。
在市场化、消费化和网络化的社会语境中，虽然类型化、低俗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和引发社会的关注，但简单化、扁平化、符号化人物形象的批量出现，只能是当下乡土小说精神滑落的先声和艺术溃败的征兆。事实上，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存在的问题和病症值得深思，亟待疗救。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卢付林《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15日 13 版）
当下的中国，正向现代、流动的工业社会急遽转型，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传统农业文明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原始农耕或游牧的文明形态遭遇挑战，“现代性焦虑”进一步发酵，乡村那些曾经固定的时空安排、生活方式、心理经验、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正在“烟消云散”，但担当“根”之角色的乡土，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审美资源，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世界中依然占据着显赫位置，乡土小说创作数量节节攀升，艺术品质日趋成熟，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图景。许多作家不仅依然守望着那块属于自己的乡土领地，如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贾平凹之于商州、张炜之于胶东半岛、迟子建之于大兴安岭山林等，而且以多样的叙事姿态直面当今乡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地域色彩的描摹和风土人情的展现中，他们呈现传统乡土的生存本相与蜕变历程，书写乡土裂变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或拷问历史，或审视现实，或展开文化批判，或寄寓精神旨归，优秀作品大量出现。然而，当下乡土小说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潜伏着不少隐忧。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好似地下矿苗中未经洗练的纯金”。真正有为的乡土作家，能够“深掘、广采、炼合金”，想方设法把纯金洗练出来，进而“熔化在优美的形式里”，使自己的作品精纯而有硬度。鲁迅笔下的乡土人物形象之所以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就在于作者能够从辛亥革命前后的乡土底层中发掘“真金”。深掘生活的矿藏，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当下乡土小说世界中出现的人物难以给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生活在都市的作家，没有真正走进农村和乡土，远离底层，生活隔膜。虽然高扬乡土精神的当代作家不少，却少有人愿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很少有人以“乡土的儿子”自居来塑造乡土母亲的复杂形象。因此，当下许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者的乡村经验是模糊的。他们或者没有乡土生活的亲身历练和从未有过面对新的乡土现实生活的经验，或者是乡土经验日渐逼仄和简单，因而资源不丰、根基不牢，生活链条的断裂和生活经验的欠缺使其失却了人物描写的方向感，不能把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感性材料精粹化、艺术化，而是进行虚构乃至虚假描写。按理说，当下乡土作家亟待去寻找丰富的生活、思想和价值资源，一步步“走回记忆的乡村，并在现实的乡村驻足”，但事实却是大批作家安然地坐在狭小的书斋里写一个急就章，原本就只有一点点生活积累，瞬间就挥霍殆尽。在生活资源非常有限又日益枯竭的写作情境中，乡土小说作家在描写丰富复杂的乡村生活时，只能凭着贫瘠的生活记忆和窄化的艺术想象进行宣泄式表达，一味采取批判的立场，信手拈来，对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过度激愤，进而想当然地塑造人物。表面看来，这些小说似乎关注着农民的卑微人生，倾听着弱者的心率，把握着底层的脉动，实质上已落入了视角狭窄、低级模仿的想象式写作陷阱，流露出思想肤浅、精神缺钙、浅薄无聊的人道主义温情，普适性人文关切力度薄弱，故而无限放大当下农村社会的病象和恶意误读当今广大农民的精神状态，因此难以刻画出丰满、鲜活和具有感染力、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不少作家仅仅根据想象草率地指认善恶，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自然是一个个坚硬而冰冷的悲剧性农民形象，这种虚构的农民形象具有粉饰性和虚幻性。
翻阅新世纪乡土小说，发现活跃其间的人物形象，虽然既关乎在乡的乡村农民，但缺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为不少乡土作家无论对于“在乡农民”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于“流动农民”形象的刻画，都把农民形象作为猎奇的对象。纵观中外文学发展史，小说写“人”要着力塑造性格化的艺术典型。而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重要标志的乡土小说，理所当然应该让人物形象成为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一个”。因为一个典型形象就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如过往的闰土、祥林嫂、老通宝、高加林、白嘉轩等。然而，当下乡土小说世界中如此典型的“这一个”太少，大多没有自己的“名字”与“性格”，完全就是一种表象或一个符号，民工、窃贼、杀手、罪犯、保姆、服务员、拾荒者是一些当代作家笔下农民的形象标签。这些类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迎合了城市容积不断在扩大、乡土家园逐渐被蚕食的发展趋势，大多数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者，也不再是骑在马背上驰骋的牧歌人，但大多数农耕者和牧歌人的身份无论在乡、进城还是返乡都是复杂而多元的，绝非上述几种类型人物所能涵盖和包容。即使这些类型人物的刻画，在诸多乡土小说的书写中也缺乏性格的独特性和思想的内涵性，雷同而类似，一窝蜂式的人物描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脏、乱、差”。对这些“城市里的异乡人”和“大地上的游走者”的描写，不少乡土小说作者抱持冷漠的态度，农民形象的塑造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困境，缺少呼唤爱、表现爱、看取光明、引人向善、给人希望、具有正面精神价值力量的人物形象，温情脉脉的人伦面纱被撕碎，让人感到冰冷而绝望，文学的审美性情和诗性想象被庸俗化、功利性叙事所消解。回避乡土农民自身因袭的黑暗固然是一种“道德伪善与审美怯弱”，但过度集中和无限夸大畸形、怪诞的农民形象，实质上也背离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走势，因为文学需要张扬健康而完美的人性，促进人类的美好和完善。
在市场化、消费化和网络化的社会语境中，虽然类型化、低俗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和引发社会的关注，但简单化、扁平化、符号化人物形象的批量出现，只能是当下乡土小说精神滑落的先声和艺术溃败的征兆。事实上，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存在的问题和病症值得深思，亟待疗救。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