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宋益州铁钱行用不便是纸币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交子经过民办和官办两个阶段,由初期存单性质的凭据演变为市场流通手段,发行制度亦经过了由兑换券向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的变化｡官交子产生后,行用范围不断扩大,弥补国家财用不足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终因发行过滥,导致贬值严重,商民嗟怨｡ 关键词:交子;发行制度;兑换券;信用货币 中图分类号:F8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5-0059-04 宋朝货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在金属货币之外产生了纸币。宋朝纸币的名称很多，初期称交子，后称钱引，再后来称关子、会子等。交子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不仅在中国货币史上，而且在世界货币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文献的简略，实物的遗缺，所以后人对北宋交子的认识，至今仍有不少疏漏，故有必要对宋朝纸币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一番梳理。 一、交子产生的原因 关于交子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 一是交子起源于飞钱说。飞钱也称“便换”。《新唐书》卷54《食货志》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飞钱大约出现在唐德宗至宪宗年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汇兑业务。朱契认为：“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 [1] 。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又称飞子。其后持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 [2] 256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条有：“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二是交子起源于契券说。五代十国时期，“十国”所铸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限于境内流通。史书载，湖南盛产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钱，在国内行用。彭信威认为：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王马殷时期（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纸垛来交易，这已经具有纸币的性质。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3] 。 三是交子起源于柜坊说。日本学者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日益发达，经营货币保管业务的柜坊，渐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逐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 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2] 429 。 四是交子因民间钱少而产生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陈均在《九朝编年纲目备要》 卷7中也持此说， 即交子是因钱荒而产生的。日本学者加藤繁也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 五是交子因钱重行用不便而产生说。北宋初年，益州行用铁钱，因为铁钱重价值小，购买力低下，不便使用，在此情况下出现了纸币交子。文莹在《湘山野录》上卷中最早提出了此说。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7《钱币》中说：“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此外，脱脱的《宋史・食货志》、费著的《褚币谱》、曾巩的《隆平集》、章如愚的《山堂群书考索》等均持此说，可谓是主流说法 [2] 27。 在上述五种说法中，到底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呢？先来看纸币起源于飞钱说。唐代的飞钱，实际上是由异地汇兑业务而产生的汇票，是在甲地汇款，到乙地取款的信用凭证，它本质上是一种汇兑的工具，还不具备货币的职能。 再来看纸币起源于契券说。五代十国的楚国，因以贱金属铅铁铸钱，体大值小，只得堆成垛，大宗货物的交易换来的是成垛的铅钱或铁钱，为了避免搬运的麻烦，买方便用纸质的契券与卖方交易，契券在谁的手里，钱垛就属于谁。这种契券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但只在大宗贸易时使用，有信用工具的性质，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而纸币起源于柜坊说则较为牵强。唐朝的柜坊在办理钱币保管业务活动中，产生了一种信用工具――书帖，是存款人向柜坊发出的要求付款的通知书。存款人有时自己不去柜坊取款，而是将所有权转让给他人，存款人就使用书帖通知柜坊将款项付给第三人。这种书帖类似于现在的支票，与货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书帖是由存款人开出的，而不是由柜坊开出的票据， 柜坊开出的存款收据并不在市场流通，日本学者野开三郎的说法是有误的。 民间钱少而产生纸币交子的说法也有问题。 按这种说法，太宗淳化四年至五年(993-994年)，因为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起义，益州铸钱活动停止，市场上缺少流通手段，有人便发行纸币交子，增加流通手段，以便利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交子一产生就是纯粹的信用货币。而事实上交子开始出现时并不是纯粹的信用货币，而是代用货币，是代替铁钱在市场上行用的纸币。 从交子产生的过程来看， 第五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纸币在四川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达，但市场上行用的却是体重值小的铁钱。商人为了携持方便，把铁钱存入成都的商户之处，由商户给存款人开出存款凭证，存款人可随时到商户处取出现钱，“交子”即为交券取钱之意。所以交子最初时只是一种存单，不是货币，更不是强制流通的纸币，并不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起媒介的作用。使交子发生质的变化的，是其由存单转化为铁钱的替代品在市场流通，行使货币职能。交子一旦介入了市场，替代铁钱行使了货币职能，其纸币轻便的优越性和铁钱沉重难用的弊端便更加显现出来，于是欲罢交子已经不再可能，当交子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改造交子，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使之真正货币化。 二、私交子向官交子的演变过程 北宋交子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两个大的阶段，即民办阶段和官办阶段。在这两个大的阶段中，又可分成几个小的时期。 （一）民办阶段 1.自由发行时期。最初的交子是在宋咸平元年（998年）前后，在民间出现的，不过在当时还只是个别和较小范围内的现象。“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①这对商品流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分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例如，四川铁钱中的小平钱并不比铜钱小，可是其购买力很低，一匹罗卖到2万钱②，有130斤重，商人出货之后携带铁钱实在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益州的商户开办了替行旅商人保管铁钱的业务，即行旅商人把铁钱交给商户暂存，商户给存款人开出收据，并承诺随时可以兑换现钱。开始，交子同普通存款收据无多大差别，由各个商户分散开出，应商民要求，交来多少现钱即开给多少数目的交子，证明存放钱币的数量，待要用钱的时候，便可凭交子到商户处兑现。当时票面金额临时填写，两面都有印记（发行人图章），有密码花押，样式也不统一。发行交子的商户备有铁钱做准备金，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30文，作为印刷费用的补偿。最初的交子是存单的性质，尚未货币化。但接下来就是“私以交子为市”，即人们自发地把手中的交子参与了市场流通，替代铁钱行使货币的职能。交子的这一属性，最初是民间自发赋予的，它经历了由偶然替代铁钱行用到人们普遍使用交子交易，并视交子为铁钱的过程。
2.联合发行时期。联合发行时期始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真宗景德初年，由川蜀地方官张咏主持，对前期分散发行、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整顿， 使成都府16家商户主持其事。这16家商户称为交子铺或交子户，16家商户以连保的方式发行交子。此时的交子已经有了统一的印制规格和发行制度，16家商户对政府要担负一定的责任， 益州地方政府已经承认交子在益州具有区域性货币的职能。发行交子的商户还开展其他经营活动，如在收割季节，交子户利用发行交子贱价收购米麦，从中可获得很大利润。但是后来发行交子的商户把收进的现钱用来“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或做其他经营，由于经营不善，资财趋于衰落，而发行交子的商户其准备金（铁钱）又不备足。在现钱被挪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持有交子的人拿来兑现，有时就不能给付，从而发生争执乃至挤兑之事，交子户闭门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后来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由于交子户不能给交子的持有者足额兑现，加之假交子也纷纷出笼，“兴行词讼不少”③。发行交子本意是方便贸易流通，可到后来却“奸弊百出，讼狱滋多”④，其存废产生很大的争论。面对交子户与交子持有者的紧张状态，真宗大中祥符末年（1016年），知成都府事寇�到任之后，即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桌，更不出放……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单毁弃论”。⑤同时规定成都府今后不再置交子铺。交子的民办阶段宣告结束。 （二）官办阶段 第二阶段是官交子时期。交子最终收归官办，由地方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交子务来印制、发行和管理，最终实现货币化。 1.官办交子建议的提出。私交子停发后，市面上不见了纸币。北宋大中祥符末年（1016年）朝廷把薛田从河东（今山西）派往四川益州担任管理财政的转运使。薛田上任后，了解到前期民间因铁钱笨重而用交子流通交易的情况，于是他将流通领域的情况上奏朝廷， 建议国家设立纸币专门管理机构，变交子发行由私营为官办， 由政府发行交子。《宋朝事实》记录下了他奏请的理由：“川界用铁钱， 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一斤，街市买卖至二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若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另置一务”。《山西通志・薛田传》 也有记述：“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富家专其事，数至争讼。薛田请置交子务，以权出入。蜀人便之”。身为转运使的薛田力主设置交子务发行交子，方便商民交易流通。可当时益州的知成都府事谏议大夫寇�却奏请废除交子不用。薛田、寇�两位官员意见相驳的奏折上报朝廷后，真宗赵恒的态度是将此事搁置，没有结果。这之后，寇�因故去职离蜀，薛田接任。薛田再次提出自己的纸币发行观点。同时，他和转运使张若谷联名上奏寇�在任期间废除私交子所带来的市场交易不便的各种弊病，再次提出官办交子的主张。 2.官办交子的正式实施。薛、张的联名奏书上报之后，由于寇�已调离益州，官办交子已无反对意见，加之皇帝也由真宗赵恒变为仁宗赵祯。仁宗初理朝政，思想激进、开明。薛、张的“置务行钞”主张很快在天圣元年（1023年）变为现实。这年十一月有诏批准了薛、张的奏请，成立了益州交子务，主持发行纸币的工作，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起，开始进入官办交子阶段。 官交子的宽窄大小及其图案和私交子差别并不大，不同的是官交子上盖有益州交子务铜印，并加盖益州观察使印记。票面金额还是临时填写，不过有一定的等级，起初自1贯到10贯；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10贯和5贯，并规定发行额中八成是10贯，二成是5贯。官交子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以二年为一界而换之”。第一次官交子发行额为1 256 340缗，备本钱（铁钱）36万缗，以备兑换，准备金占发行额的28％强，是以铁钱为准备金的兑换券。 三、交子发行制度的演变 北宋交子按其信用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可随时兑换金属货币的纸币，即兑换券；另一种是国家强制流通的、不能兑换的纸币。在私交子阶段，发行者为交子户，交子户收进现钱，开出交子，为“纳钱请交”，持有交子者可随时到交子户处将交子换成现钱，因此私交子是可兑换纸币。官办初期交子的发行仍然如此，即“纳钱请交”和见交付钱。但交子由官办之后，交子被政府用于解决财政困难成为可能，一旦交子的发行由“纳钱请交”变为财政发行，政府就可以不设准备金，交子也就由可兑换纸币变为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 交子从可兑换纸币向不可兑换纸币的变化始自仁宗庆历年间。史载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七年（1047年），因西夏侵扰，西北边防吃紧，前后两次有60万贯交子借支给秦州（支付给入中粮草的商人）。 皇�三年三司使田况曾论及此事：“自天圣元年薛田擘画兴置益州交子至今， 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行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文彦博也曾奏论：“今因秦州入中粮草，两次支却六十万贯交子，元未有封桩见钱准备向去给还客人，深虑将来一二年间界份欲满，客人将交子赴官，却无钱给还，有误请领，便却坏交子之法，公私受弊，深为不便。”从田况和文彦博的议论中可知，秦州从益州两次借支交子，是“坏却元法”之始，即政府把交子变为财政发行，却没有设置兑付的准备金。而在此之前，交子是严格执行“纳钱请交”制度的。 庆历时交子已有财政发行，但数量并不大，两次财政发行额只有六十万贯。仁宗皇�三年（1051年），又有过从益州借支交子给秦州的情况，数量也有限。交子改以财政发行为主是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史料记载，当时因西北用兵，政府便把四川交子向西北推行，熙宁二年（1069年）在河东设潞州交子务；熙宁四年（1071年）交子行于陕西。史料多有熙宁时期财政发行交子的记载，如熙宁四年正月“赐提举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钱二十万缗为青苗本钱”。 同年二月“赐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宋史》食货下三记载：熙宁五年（1072年），在交子二十三界未满期间，二十四界已大量发行，支出的渠道并非民间请交而出，而是政府用交子作为财政支出。就是说，熙宁五年，交子增加了一界，而这界交子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而发行的。 交子成为不兑换纸币后，如果发行量过大，必然会出现贬值现象。熙宁年间，已有交子贬值的记载，“见今实值，第二十七界交子卖九百六十，茶场司指挥作一贯文支用”。“第二十六界交子卖九百四十，茶场司指挥作九百六十文用。”元�三年苏辙说：“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蜀中旧使交子，唯茶山交易最为浩繁，今官自卖茶，交子因此价贱。”交子的贬值说明在发行制度上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会用现钱去换取已经贬值的交子，即流通中的交子不是人们“纳钱请交”而出的，而是由财政支出渠道发行的。交子成为不兑换纸币，发行者就不必设置准备金。而政府根据财政需要任意发行纸币，其币值必然难以稳定。史料记载：“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就是说，在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9年）及其以后，交子的财政发行原因不仅是向西部借支，支援战事，而且还有成都财政困难时，用增发交子来弥补。到宋徽宗时（1101-1125年），“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交子发行和收兑制度的变化，说明它已由可兑换纸币变成了由国家强制流通的纸币，交子的信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子是兑换券时，其信用保证是发行者的准备金；交子成为国家强制流通的不兑换纸币时，其信用基础是国家承认其偿付的合法地位，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征收税赋时对交子的承认和接受。
从相关史料不难看出，自北宋熙宁以后，交子不仅发行量巨增，而且完全不设准备金，演变为国家信用支持的纸币。有的教科书和文章把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在杭州设行在会子务，赐左藏钱十万缗为本说成是发行会子的准备金，实为误解。实际上，这十万缗钱只是印造会子的经费，并非是为兑换会子而设立的准备金。南宋时期，包括会子在内的纸币信用实为国家提供。 可见，交子发行制度经过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纳钱请交”，包括私交子时期（998-1016年）和官交子初期（1024-1043年）。第二阶段是既有“纳钱请交”，也有财政发行，时间是从庆历四年（1044年）秦州借支交子开始，到元�九年（1093年）。此阶段交子的财政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交子不能按其面额兑换为现钱，出现交子贬值现象。第三阶段是从绍圣元年（1094年）以后，交子基本上演变成了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不兑换纸币。 四、宋朝纸币行用范围的扩大和名称的变化 初时益州交子务发行的官交子，以楮纸印制，分界发行，分界发行的原因一是因为楮纸虽然较为耐用但仍不能长期行用，二是防止伪钞的出现。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熙宁五年（1072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限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宝元二年（1039年）定为五贯和十贯，熙宁元年（1068年）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官交子发行后，由于准备金充足，发行额又加以控制，所以信誉很好，不仅给商民带来诸多便利，朝廷也获得了发行收入。朝廷看到交子的良好发展前景，于是给予大力支持，到北宋中后期，交子推行的范围逐步扩大。 上已述及，因西夏侵扰，西北边防吃紧，仁宗庆历年间开始有交子借支给秦州， 交子第一次越出了益州地域范围。皇�、熙宁年间因西北用兵，又把益州交子向西北推行，熙宁二年（1069年）在河东设潞州交子务；熙宁四年（1071年）交子行于陕西。神宗时，发行了500文和1贯文两种小面额的交子（分别占40％和60％）。 官办交子初期，每界发行额125万余贯（铁钱），折合铜钱不过12.5万余贯，同商品流通、市场的需要量相当，交子的发行量是适中的。由于得到官府的认可，政府的重视，交子不但是市场上公认的流通工具， 而且国家征收税赋均予接纳，社会各界皆乐于使用交子。由于准备金充足，“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而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神宗时发行的两种小额交子，加强了小农小工同市场的联系， 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西州之楮币，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徽宗时进一步把纸币推广于四川以外诸路。 崇宁二年（1103年）京西路（今洛阳）行用交子；崇宁四年（1105年）政府把交子更名为钱引，推广到更多的地区。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 但是币值却由稳定向不稳定逆转，其原因是朝廷蔡京集团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发行额陡增，大观元年（1107年）“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 两界并用则逾40倍，结果造成交子贬值75％。 南宋时铜钱不足，以印发纸币为出路。纸币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纸币的种类也日益增多。最初发行的是“关子”。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交通不便，召商人以现钱在婺州换取关子，然后到设在临安的榷货务兑换铜钱或者盐引、茶引等。绍兴五年（1135年），都督张浚的部将王彦为知荆州，“时军储不继， 彦乃仿川钱引法造交子，行于荆南境内。”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关子又行于淮西、淮东和湖广三路。 南宋的另一纸币是会子，先在临安行用，后推广到其他地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钱端礼知临安府，收会子为官营，初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地区，纳税和交易都可使用。面额最初以1贯为1会，后来增发200文、300文及500文三种，“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会子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以区别于地方性纸币；又因主要流通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会子”。此后因宋金战事频繁，军费开支巨大，会子越发越多，导致贬值严重。朝廷虽采取称提之术及用新会折价收兑旧会子等办法，但终未达到预期目的。 另外，南宋还先后发行过几种地区性的纸币，在当地各自流通。如“河池银会子”，是绍兴七年（1137年）川陕宣抚副使在河池发行的，以白银为单位的纸币，分一钱、半钱两种。“铁钱会子”，行于兴元府、金洋等州（今陕西安康），以铁钱作准备金。“淮交”， 即两淮交子， 是专门行使于两淮地区的纸币，面额有200文、300文、500文、1贯四种。“湖会”，即湖广会子，行使于京西、湖北路，面额有500文和1贯两种。由于纸币具有地方性，“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加之发行额过滥，贬值严重，因而商民嗟怨。 后来会子越发越滥， 流通数量越来越多， 至开禧年间（1205-1207年），会子改为三界并行，总流通量达到近7000万贯，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4700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嘉定年间（1208-1224年）经过多次称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1贯值钱700，地方半之的水平。随后南宋的财政日益恶化，绍定五年（1232年）流通量竟达到了二亿二千九百多万贯， 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境地。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称提的措施使会子币值有所稳定，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财政严重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滥发会子以救一时之需，饮鸩止渴的后果是滥发的会子变得如同废纸一般毫无价值。 为了挽救几近崩溃的纸币，南宋在景定五年（1264年）决定发行“铜钱关子”，是年十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成第十八界会子， 然后宣布按一比三的比值使用铜钱关子。因为铜钱关子虽然号称以铜钱为本， 但是并无相应的准备金，依然是一种无本虚钞，所以它的发行未能改变南宋纸币恶性贬值的局面。在关子发行十余年后，急剧贬值的纸币随着南宋的灭亡一起走进了历史。 参考文献： ［1］朱契. 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M］. 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14. ［2］刘厚滋． 宋金以来之钞币［Ａ］. 中德学志（第六卷），1944． ［3］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4］高聪明. 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5］高英民，张金乾. 中国古代钱币略说［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 ［6］叶世昌. 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7］千家驹，郭彦岗. 中国货币演变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吴慧. 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9］戴志强.有关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J].中国钱币，2006（3）. （责任编辑：李丹；校对：龙会芳）
摘 要:北宋益州铁钱行用不便是纸币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交子经过民办和官办两个阶段,由初期存单性质的凭据演变为市场流通手段,发行制度亦经过了由兑换券向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的变化｡官交子产生后,行用范围不断扩大,弥补国家财用不足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终因发行过滥,导致贬值严重,商民嗟怨｡ 关键词:交子;发行制度;兑换券;信用货币 中图分类号:F8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5-0059-04 宋朝货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在金属货币之外产生了纸币。宋朝纸币的名称很多，初期称交子，后称钱引，再后来称关子、会子等。交子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不仅在中国货币史上，而且在世界货币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文献的简略，实物的遗缺，所以后人对北宋交子的认识，至今仍有不少疏漏，故有必要对宋朝纸币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一番梳理。 一、交子产生的原因 关于交子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 一是交子起源于飞钱说。飞钱也称“便换”。《新唐书》卷54《食货志》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飞钱大约出现在唐德宗至宪宗年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汇兑业务。朱契认为：“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 [1] 。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又称飞子。其后持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 [2] 256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条有：“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二是交子起源于契券说。五代十国时期，“十国”所铸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限于境内流通。史书载，湖南盛产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钱，在国内行用。彭信威认为：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王马殷时期（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纸垛来交易，这已经具有纸币的性质。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3] 。 三是交子起源于柜坊说。日本学者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日益发达，经营货币保管业务的柜坊，渐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逐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 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2] 429 。 四是交子因民间钱少而产生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陈均在《九朝编年纲目备要》 卷7中也持此说， 即交子是因钱荒而产生的。日本学者加藤繁也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 五是交子因钱重行用不便而产生说。北宋初年，益州行用铁钱，因为铁钱重价值小，购买力低下，不便使用，在此情况下出现了纸币交子。文莹在《湘山野录》上卷中最早提出了此说。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7《钱币》中说：“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此外，脱脱的《宋史・食货志》、费著的《褚币谱》、曾巩的《隆平集》、章如愚的《山堂群书考索》等均持此说，可谓是主流说法 [2] 27。 在上述五种说法中，到底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呢？先来看纸币起源于飞钱说。唐代的飞钱，实际上是由异地汇兑业务而产生的汇票，是在甲地汇款，到乙地取款的信用凭证，它本质上是一种汇兑的工具，还不具备货币的职能。 再来看纸币起源于契券说。五代十国的楚国，因以贱金属铅铁铸钱，体大值小，只得堆成垛，大宗货物的交易换来的是成垛的铅钱或铁钱，为了避免搬运的麻烦，买方便用纸质的契券与卖方交易，契券在谁的手里，钱垛就属于谁。这种契券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但只在大宗贸易时使用，有信用工具的性质，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而纸币起源于柜坊说则较为牵强。唐朝的柜坊在办理钱币保管业务活动中，产生了一种信用工具――书帖，是存款人向柜坊发出的要求付款的通知书。存款人有时自己不去柜坊取款，而是将所有权转让给他人，存款人就使用书帖通知柜坊将款项付给第三人。这种书帖类似于现在的支票，与货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书帖是由存款人开出的，而不是由柜坊开出的票据， 柜坊开出的存款收据并不在市场流通，日本学者野开三郎的说法是有误的。 民间钱少而产生纸币交子的说法也有问题。 按这种说法，太宗淳化四年至五年(993-994年)，因为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起义，益州铸钱活动停止，市场上缺少流通手段，有人便发行纸币交子，增加流通手段，以便利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交子一产生就是纯粹的信用货币。而事实上交子开始出现时并不是纯粹的信用货币，而是代用货币，是代替铁钱在市场上行用的纸币。 从交子产生的过程来看， 第五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纸币在四川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达，但市场上行用的却是体重值小的铁钱。商人为了携持方便，把铁钱存入成都的商户之处，由商户给存款人开出存款凭证，存款人可随时到商户处取出现钱，“交子”即为交券取钱之意。所以交子最初时只是一种存单，不是货币，更不是强制流通的纸币，并不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起媒介的作用。使交子发生质的变化的，是其由存单转化为铁钱的替代品在市场流通，行使货币职能。交子一旦介入了市场，替代铁钱行使了货币职能，其纸币轻便的优越性和铁钱沉重难用的弊端便更加显现出来，于是欲罢交子已经不再可能，当交子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改造交子，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使之真正货币化。 二、私交子向官交子的演变过程 北宋交子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两个大的阶段，即民办阶段和官办阶段。在这两个大的阶段中，又可分成几个小的时期。 （一）民办阶段 1.自由发行时期。最初的交子是在宋咸平元年（998年）前后，在民间出现的，不过在当时还只是个别和较小范围内的现象。“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①这对商品流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分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例如，四川铁钱中的小平钱并不比铜钱小，可是其购买力很低，一匹罗卖到2万钱②，有130斤重，商人出货之后携带铁钱实在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益州的商户开办了替行旅商人保管铁钱的业务，即行旅商人把铁钱交给商户暂存，商户给存款人开出收据，并承诺随时可以兑换现钱。开始，交子同普通存款收据无多大差别，由各个商户分散开出，应商民要求，交来多少现钱即开给多少数目的交子，证明存放钱币的数量，待要用钱的时候，便可凭交子到商户处兑现。当时票面金额临时填写，两面都有印记（发行人图章），有密码花押，样式也不统一。发行交子的商户备有铁钱做准备金，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30文，作为印刷费用的补偿。最初的交子是存单的性质，尚未货币化。但接下来就是“私以交子为市”，即人们自发地把手中的交子参与了市场流通，替代铁钱行使货币的职能。交子的这一属性，最初是民间自发赋予的，它经历了由偶然替代铁钱行用到人们普遍使用交子交易，并视交子为铁钱的过程。
2.联合发行时期。联合发行时期始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真宗景德初年，由川蜀地方官张咏主持，对前期分散发行、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整顿， 使成都府16家商户主持其事。这16家商户称为交子铺或交子户，16家商户以连保的方式发行交子。此时的交子已经有了统一的印制规格和发行制度，16家商户对政府要担负一定的责任， 益州地方政府已经承认交子在益州具有区域性货币的职能。发行交子的商户还开展其他经营活动，如在收割季节，交子户利用发行交子贱价收购米麦，从中可获得很大利润。但是后来发行交子的商户把收进的现钱用来“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或做其他经营，由于经营不善，资财趋于衰落，而发行交子的商户其准备金（铁钱）又不备足。在现钱被挪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持有交子的人拿来兑现，有时就不能给付，从而发生争执乃至挤兑之事，交子户闭门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后来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由于交子户不能给交子的持有者足额兑现，加之假交子也纷纷出笼，“兴行词讼不少”③。发行交子本意是方便贸易流通，可到后来却“奸弊百出，讼狱滋多”④，其存废产生很大的争论。面对交子户与交子持有者的紧张状态，真宗大中祥符末年（1016年），知成都府事寇�到任之后，即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桌，更不出放……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单毁弃论”。⑤同时规定成都府今后不再置交子铺。交子的民办阶段宣告结束。 （二）官办阶段 第二阶段是官交子时期。交子最终收归官办，由地方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交子务来印制、发行和管理，最终实现货币化。 1.官办交子建议的提出。私交子停发后，市面上不见了纸币。北宋大中祥符末年（1016年）朝廷把薛田从河东（今山西）派往四川益州担任管理财政的转运使。薛田上任后，了解到前期民间因铁钱笨重而用交子流通交易的情况，于是他将流通领域的情况上奏朝廷， 建议国家设立纸币专门管理机构，变交子发行由私营为官办， 由政府发行交子。《宋朝事实》记录下了他奏请的理由：“川界用铁钱， 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一斤，街市买卖至二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若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另置一务”。《山西通志・薛田传》 也有记述：“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富家专其事，数至争讼。薛田请置交子务，以权出入。蜀人便之”。身为转运使的薛田力主设置交子务发行交子，方便商民交易流通。可当时益州的知成都府事谏议大夫寇�却奏请废除交子不用。薛田、寇�两位官员意见相驳的奏折上报朝廷后，真宗赵恒的态度是将此事搁置，没有结果。这之后，寇�因故去职离蜀，薛田接任。薛田再次提出自己的纸币发行观点。同时，他和转运使张若谷联名上奏寇�在任期间废除私交子所带来的市场交易不便的各种弊病，再次提出官办交子的主张。 2.官办交子的正式实施。薛、张的联名奏书上报之后，由于寇�已调离益州，官办交子已无反对意见，加之皇帝也由真宗赵恒变为仁宗赵祯。仁宗初理朝政，思想激进、开明。薛、张的“置务行钞”主张很快在天圣元年（1023年）变为现实。这年十一月有诏批准了薛、张的奏请，成立了益州交子务，主持发行纸币的工作，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起，开始进入官办交子阶段。 官交子的宽窄大小及其图案和私交子差别并不大，不同的是官交子上盖有益州交子务铜印，并加盖益州观察使印记。票面金额还是临时填写，不过有一定的等级，起初自1贯到10贯；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10贯和5贯，并规定发行额中八成是10贯，二成是5贯。官交子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以二年为一界而换之”。第一次官交子发行额为1 256 340缗，备本钱（铁钱）36万缗，以备兑换，准备金占发行额的28％强，是以铁钱为准备金的兑换券。 三、交子发行制度的演变 北宋交子按其信用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可随时兑换金属货币的纸币，即兑换券；另一种是国家强制流通的、不能兑换的纸币。在私交子阶段，发行者为交子户，交子户收进现钱，开出交子，为“纳钱请交”，持有交子者可随时到交子户处将交子换成现钱，因此私交子是可兑换纸币。官办初期交子的发行仍然如此，即“纳钱请交”和见交付钱。但交子由官办之后，交子被政府用于解决财政困难成为可能，一旦交子的发行由“纳钱请交”变为财政发行，政府就可以不设准备金，交子也就由可兑换纸币变为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 交子从可兑换纸币向不可兑换纸币的变化始自仁宗庆历年间。史载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七年（1047年），因西夏侵扰，西北边防吃紧，前后两次有60万贯交子借支给秦州（支付给入中粮草的商人）。 皇�三年三司使田况曾论及此事：“自天圣元年薛田擘画兴置益州交子至今， 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行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文彦博也曾奏论：“今因秦州入中粮草，两次支却六十万贯交子，元未有封桩见钱准备向去给还客人，深虑将来一二年间界份欲满，客人将交子赴官，却无钱给还，有误请领，便却坏交子之法，公私受弊，深为不便。”从田况和文彦博的议论中可知，秦州从益州两次借支交子，是“坏却元法”之始，即政府把交子变为财政发行，却没有设置兑付的准备金。而在此之前，交子是严格执行“纳钱请交”制度的。 庆历时交子已有财政发行，但数量并不大，两次财政发行额只有六十万贯。仁宗皇�三年（1051年），又有过从益州借支交子给秦州的情况，数量也有限。交子改以财政发行为主是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史料记载，当时因西北用兵，政府便把四川交子向西北推行，熙宁二年（1069年）在河东设潞州交子务；熙宁四年（1071年）交子行于陕西。史料多有熙宁时期财政发行交子的记载，如熙宁四年正月“赐提举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钱二十万缗为青苗本钱”。 同年二月“赐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宋史》食货下三记载：熙宁五年（1072年），在交子二十三界未满期间，二十四界已大量发行，支出的渠道并非民间请交而出，而是政府用交子作为财政支出。就是说，熙宁五年，交子增加了一界，而这界交子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而发行的。 交子成为不兑换纸币后，如果发行量过大，必然会出现贬值现象。熙宁年间，已有交子贬值的记载，“见今实值，第二十七界交子卖九百六十，茶场司指挥作一贯文支用”。“第二十六界交子卖九百四十，茶场司指挥作九百六十文用。”元�三年苏辙说：“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蜀中旧使交子，唯茶山交易最为浩繁，今官自卖茶，交子因此价贱。”交子的贬值说明在发行制度上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会用现钱去换取已经贬值的交子，即流通中的交子不是人们“纳钱请交”而出的，而是由财政支出渠道发行的。交子成为不兑换纸币，发行者就不必设置准备金。而政府根据财政需要任意发行纸币，其币值必然难以稳定。史料记载：“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就是说，在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9年）及其以后，交子的财政发行原因不仅是向西部借支，支援战事，而且还有成都财政困难时，用增发交子来弥补。到宋徽宗时（1101-1125年），“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交子发行和收兑制度的变化，说明它已由可兑换纸币变成了由国家强制流通的纸币，交子的信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子是兑换券时，其信用保证是发行者的准备金；交子成为国家强制流通的不兑换纸币时，其信用基础是国家承认其偿付的合法地位，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征收税赋时对交子的承认和接受。
从相关史料不难看出，自北宋熙宁以后，交子不仅发行量巨增，而且完全不设准备金，演变为国家信用支持的纸币。有的教科书和文章把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在杭州设行在会子务，赐左藏钱十万缗为本说成是发行会子的准备金，实为误解。实际上，这十万缗钱只是印造会子的经费，并非是为兑换会子而设立的准备金。南宋时期，包括会子在内的纸币信用实为国家提供。 可见，交子发行制度经过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纳钱请交”，包括私交子时期（998-1016年）和官交子初期（1024-1043年）。第二阶段是既有“纳钱请交”，也有财政发行，时间是从庆历四年（1044年）秦州借支交子开始，到元�九年（1093年）。此阶段交子的财政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交子不能按其面额兑换为现钱，出现交子贬值现象。第三阶段是从绍圣元年（1094年）以后，交子基本上演变成了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不兑换纸币。 四、宋朝纸币行用范围的扩大和名称的变化 初时益州交子务发行的官交子，以楮纸印制，分界发行，分界发行的原因一是因为楮纸虽然较为耐用但仍不能长期行用，二是防止伪钞的出现。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熙宁五年（1072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限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宝元二年（1039年）定为五贯和十贯，熙宁元年（1068年）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官交子发行后，由于准备金充足，发行额又加以控制，所以信誉很好，不仅给商民带来诸多便利，朝廷也获得了发行收入。朝廷看到交子的良好发展前景，于是给予大力支持，到北宋中后期，交子推行的范围逐步扩大。 上已述及，因西夏侵扰，西北边防吃紧，仁宗庆历年间开始有交子借支给秦州， 交子第一次越出了益州地域范围。皇�、熙宁年间因西北用兵，又把益州交子向西北推行，熙宁二年（1069年）在河东设潞州交子务；熙宁四年（1071年）交子行于陕西。神宗时，发行了500文和1贯文两种小面额的交子（分别占40％和60％）。 官办交子初期，每界发行额125万余贯（铁钱），折合铜钱不过12.5万余贯，同商品流通、市场的需要量相当，交子的发行量是适中的。由于得到官府的认可，政府的重视，交子不但是市场上公认的流通工具， 而且国家征收税赋均予接纳，社会各界皆乐于使用交子。由于准备金充足，“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而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神宗时发行的两种小额交子，加强了小农小工同市场的联系， 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西州之楮币，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徽宗时进一步把纸币推广于四川以外诸路。 崇宁二年（1103年）京西路（今洛阳）行用交子；崇宁四年（1105年）政府把交子更名为钱引，推广到更多的地区。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 但是币值却由稳定向不稳定逆转，其原因是朝廷蔡京集团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发行额陡增，大观元年（1107年）“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 两界并用则逾40倍，结果造成交子贬值75％。 南宋时铜钱不足，以印发纸币为出路。纸币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纸币的种类也日益增多。最初发行的是“关子”。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交通不便，召商人以现钱在婺州换取关子，然后到设在临安的榷货务兑换铜钱或者盐引、茶引等。绍兴五年（1135年），都督张浚的部将王彦为知荆州，“时军储不继， 彦乃仿川钱引法造交子，行于荆南境内。”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关子又行于淮西、淮东和湖广三路。 南宋的另一纸币是会子，先在临安行用，后推广到其他地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钱端礼知临安府，收会子为官营，初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地区，纳税和交易都可使用。面额最初以1贯为1会，后来增发200文、300文及500文三种，“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会子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以区别于地方性纸币；又因主要流通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会子”。此后因宋金战事频繁，军费开支巨大，会子越发越多，导致贬值严重。朝廷虽采取称提之术及用新会折价收兑旧会子等办法，但终未达到预期目的。 另外，南宋还先后发行过几种地区性的纸币，在当地各自流通。如“河池银会子”，是绍兴七年（1137年）川陕宣抚副使在河池发行的，以白银为单位的纸币，分一钱、半钱两种。“铁钱会子”，行于兴元府、金洋等州（今陕西安康），以铁钱作准备金。“淮交”， 即两淮交子， 是专门行使于两淮地区的纸币，面额有200文、300文、500文、1贯四种。“湖会”，即湖广会子，行使于京西、湖北路，面额有500文和1贯两种。由于纸币具有地方性，“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加之发行额过滥，贬值严重，因而商民嗟怨。 后来会子越发越滥， 流通数量越来越多， 至开禧年间（1205-1207年），会子改为三界并行，总流通量达到近7000万贯，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4700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嘉定年间（1208-1224年）经过多次称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1贯值钱700，地方半之的水平。随后南宋的财政日益恶化，绍定五年（1232年）流通量竟达到了二亿二千九百多万贯， 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境地。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称提的措施使会子币值有所稳定，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财政严重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滥发会子以救一时之需，饮鸩止渴的后果是滥发的会子变得如同废纸一般毫无价值。 为了挽救几近崩溃的纸币，南宋在景定五年（1264年）决定发行“铜钱关子”，是年十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成第十八界会子， 然后宣布按一比三的比值使用铜钱关子。因为铜钱关子虽然号称以铜钱为本， 但是并无相应的准备金，依然是一种无本虚钞，所以它的发行未能改变南宋纸币恶性贬值的局面。在关子发行十余年后，急剧贬值的纸币随着南宋的灭亡一起走进了历史。 参考文献： ［1］朱契. 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M］. 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14. ［2］刘厚滋． 宋金以来之钞币［Ａ］. 中德学志（第六卷），1944． ［3］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4］高聪明. 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5］高英民，张金乾. 中国古代钱币略说［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 ［6］叶世昌. 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7］千家驹，郭彦岗. 中国货币演变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吴慧. 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9］戴志强.有关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J].中国钱币，2006（3）. （责任编辑：李丹；校对：龙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