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ZT)
内容提要 梁武帝本人是一个极好美色的风流皇帝，其子女无论从遗传基因还是生活好尚都受到他的重要影响，形成独特的重色家风，并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又因为梁武帝父子——特别是萧纲萧绎兄弟——在文坛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生活好尚和文学旨趣又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这是宫体诗形成、兴盛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梁武帝 萧纲 重色家风 宫体诗
作者胡旭，男，1970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
在正文之前，需要说明三个问题。（1）什么是宫体诗？这是一个被学者们争论了很久的问题，如何界定，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宫体诗最招责难的地方在于其创作题材的“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帏之内”（《隋书·经籍志》），这其实也是宫体诗概念的核心所在。本文论述的主要是这一类宫体诗。（2）有些学者认为，综观历史，封建帝王生活糜烂，文人士大夫饮酒狎妓者，何止齐梁？ 以此反驳宫体诗是淫糜生活的产物。[1] 这个结论是靠不住的。首先，历代帝王生活淫糜者虽多，但其中能文者毕竟很少，像梁武帝父子这样文风一脉相承的更少。而且能文的帝王大多喜欢宫体类诗文，如魏文帝、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等，且以亡国者居多。其次，文人士大夫饮酒狎妓者虽多，却究竟不能像能文的统治者那样有力地影响文学创作的风尚。而且，如果与统治者创作旨趣有异，可能还会影响自己的前程。以梁人而言，吴均、何逊当为典型。（3）宫体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本文只从其中的一个角度进行探讨，旨在丰富宫体诗形成原因的研究，而无意于否定其他研究者的正确观点。
一
南朝梁代文坛上最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可能是宫体诗的盛行。宫体诗是在太子东宫蔚为大观的，因而不少人将其归罪于萧纲及其周围文人。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梁武帝父子皆为能文之士，周围聚集着众多宫廷文人，这是宫体诗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而梁武帝的家风则是宫体诗形成的土壤或温床。
梁武帝一生崇儒佞佛，始终是以圣人或清教徒的面目出现的，如果说梁武帝是一个极好美色的风流皇帝，定会受到一些质疑，然而梁武帝实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梁武帝的第一个妻子是郗徽，生永兴公主等三女，永元元年（499 年）八月卒于襄阳，年三十二。武帝即位后，追赠为皇后。据说郗皇后醋意是极大的，《南史》载其死后化为毒龙入于后宫井内，不时通梦于梁武帝，导致梁武帝一辈子没敢再立皇后。这个记载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梁武帝没置皇后却是事实。从郗皇后非常强烈的醋意上，至少可以反映出梁武帝并不是多么安分的人。这一点在史书上颇能得到印证。据《通鉴》卷一百四十四载，梁武帝的军队攻下建业后，东昏侯宫中的著名美人几乎全被他据为己有。第一美人潘妃“有国色，衍欲留之，以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遗外议。’乃缢杀于狱”。可见萧衍杀潘妃，实在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至于东昏侯的第二美人余妃，梁武帝就老实不客气地霸占了，而且沉迷于美色中不能自拔，《通鉴》卷一四五云：
梁公纳东宫余妃，颇妨政事，范云以为言，梁公未之从。云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同入见，云曰：“昔沛公入关，妇女无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望风，奈何袭乱亡之迹，以女德为累乎？”梁公默然。云即请以余氏赉王茂。梁公贤其意而许之。
这一时期对于梁武帝的创业说来是至关重要的，他也基本上能用理智战胜感情，放弃了两个国色天香的尤物，但我们也不难看出美色对梁武帝的巨大吸引力。事实上，梁武帝根本没有放过东昏侯宫中的其他美女，有点姿色的尽入其囊中。《南史·萧综传》云：“初，综母吴淑媛在齐东宫，宠在潘、余之亚。”《梁书·阮修容传》云：“高祖阮修容讳令嬴，本姓石，会稽余姚人也。齐始安王遥光纳焉，遥光败，入东昏宫，建康城平，高祖纳为采女。”从这些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武帝好色的一个侧面。但梁武帝有时好色得过了头。《南史·萧宏传》云：“宏爱妾江氏，寝膳不能暂离。上他日送盛馔于江曰：‘当来就汝欢宴。’唯携布衣之旧邱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虽然据史书载，梁武帝是因听说萧宏造铠仗，故意来察看虚实，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要送盛馔给江氏，而且十分暧昧地要与人家“欢宴”。梁武帝是崇儒讲礼之人，却与其弟最宠爱的女人一起推杯换盏，与他一贯标榜的“人君之懿”是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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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梁武帝最喜欢将自己打扮成“清教徒”，其实不过是做给别人看而已。可以欺骗大部分不明真相的臣民，却难以欺骗自己身边的亲人，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好尚。梁武帝的子女中最能继承他这种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的，首推永兴公主，。永兴公主嫁于武帝少时好友殷睿之子殷钧，然不守妇道，极重男色。公主憎恶殷钧形貌短小，与其叔临川王萧宏私通。萧宏其人，《南史》本传称“美须眉，容止可观”，是一个风流美男子。二人彼此为色所迷，竟至于乱伦。曾给梁武帝做过儿子、颇受他爱护的侄儿萧正德，也是一个好色的典型。《南史·萧正德传》载：
正德妹长乐主适陈郡谢氏。正德奸之，烧主第，缚一婢，加玉钏于手，以金宝附身，声云主被烧死，检取婢尸并金玉葬之。仍与主通，呼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风声渐露。后黄门郎张准有一雉媒，正德见而夺之。寻会重云殿为净供，皇储以下莫不毕集。准于众中叱骂曰：“张准雉媒非长乐主，何可略夺！”皇太子恐帝闻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还之。
萧正德和他的妹妹长乐公主的乱伦，在当时已不是什么秘密，皇太子诸人皆知，只不过瞒着梁武帝而已。又如梁武帝的第二子萧综，“每出藩，其母吴淑媛恒随之镇。综年十五，尚裸袒嬉戏于前，昼夜无别，内外咸有秽声”（《南史·萧综传》）。可见其时宫廷内外，到处弥漫着淫荡气息。即便是素以仁德著称的昭明太子，死前的溺水也是“姬人荡舟”所致。简文帝萧纲曾说过“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与当阳公大心书》），然而侯景攻下东宫后，一下子就从中取出数百女妓赏给军士。侯景指责简文帝“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通鉴》卷一六二），恐怕还并不是夸大其辞，可见简文帝的立身不过是貌似谨重，其实放荡。梁元帝萧绎生活的放荡可能也不亚于乃兄。《南史·萧续传》云：“元帝之临荆州，有宫人李桃儿者，以才慧得进。及还，以李氏行。时行宫户禁重，续具状以闻。元帝泣对使诉于简文，简文和之得止。元帝犹惧，送李氏还荆州。世所谓‘西归内人’者。”
梁武帝的家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重色欲，而梁武帝父子皆为能文之士，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二
梁武帝深深地迷恋于南朝民歌中的男欢女爱之作，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模拟创作，因而艳情诗的数量很多，质量也很高，如《子夜歌》、《团扇歌》、《上声歌》、《碧玉歌》、《欢闻变歌》、《子夜四时歌》、《河中之水歌》等，兴趣所至，精力所至，几可乱真。如《子夜歌》其一：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
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朝日照绮窗，光风动纨罗。
巧笑茜两犀，美目扬双蛾。
又如《子夜四时歌·夏歌》其一：
江南莲花开，红光覆碧水。
色同心复同，藕异心复异。
别时鸟啼户，今晨雪满墀。
过此君不返，但悲绿鬓哀。
梁武帝的这一类诗歌常常被混入民歌，或者说民歌常常混入梁武帝的诗歌，这只能说明二者风格酷似。南朝民歌多艳情，这与梁武帝的生活好尚非常契合。如果追究艳情诗风在梁朝文坛上的蔓延，梁武帝是难辞其咎的。《梁书·徐摛传》载梁武帝曾为宫体诗风的盛行而十分震怒，召徐摛加以责让。这似乎是一对矛盾。骆玉明师认为，梁武帝的发怒与其时的政治背景有关，并不见得就是发自内心的真正不满。[2] 此外，梁武帝此时已进入晚年，心态与青壮年时也有了很大不同，诚如钱钟书先生论唐宋诗之争时所云：“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谈艺录》）况佞佛崇儒也让梁武帝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创作的旨趣和情调的变化也是正常的。
然而，必须承认，梁武帝的生活经历和萧纲、萧绎兄弟大不相同，前者自幼生于忧患，前半生迭经政治风波，戎马倥偬，阅历相当丰富，精神境界亦较高，故其爱美色学民歌，深得民歌之精神。后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锦衣玉食，骨脆肤柔，既没有高远的志向，又没有动荡的经历，承平日久，歌吹沸天，越女侍前，齐姬在后。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深受重色家风熏染而又极有文学天赋的纲、绎兄弟而言，创作上的取向是不言而喻的。萧纲的诗作中，那些描写艳情的宫体诗历来是被抨击的焦点，如《咏内人昼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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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帐，插戾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
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这是写内人昼眠的情形，细致幽微，具体可感，但徒有其表，缺乏神韵。再从作者的着眼点来看，我们看他注意了些什么，“梦笑”二句，犹有可说；“簟文”二句，则实在是一种撩拨；“夫婿”二句，欲盖弥彰，尤显轻佻。难怪闻一多先生说他们“眼角里流露着淫荡”。[3] 又如《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一诗中的“履高疑上砌，裾开特畏风”、“衫轻见跳脱，珠概杂青虫”以及《娼妇离情诗十二韵》中的“斜灯入锦帐，微烟入玉床。六安双玳瑁，八幅两鸳鸯”等诗句，都可以感受到萧纲的目光所向，以及其心中滚动着的情欲。追求色欲走向极端的时候，甚至不管赏玩对象的性别，萧纲的《娈童》堪称代表：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
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
翠被含鸳色，雕床镂象牙。
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
袖裁连璧锦，戋织细重花。
揽裤青红出，回头双眄斜。
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
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
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
很难想象，这里描写的是一个男人。梁代以前，爱好龙阳之趣者也代不乏人，但很少有公开细致的描写。西晋的张翰有一首《周小史诗》，是描写男色的，还有点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一到萧纲时代，同性恋的题材就堂堂正正进入了诗歌，且舒眉展颜，声色大开。用正统文化的目光来审视，把一个男人描写的如此妖冶，很让人觉得恶心，难以接受。由此，我们也可感受到萧纲的文学圈与正统文化背离的程度。但萧纲的审美价值取向与其家风终究是一脉相承的，对美色的猎取与赏玩，已经深入其血液，成为其最能触动灵感的精神生活。
梁武帝诸子中，和萧纲性情最为相投、创作旨趣最为相尽的萧绎，亦是宫体诗创作的一方重镇。萧绎有诗123首，其中表现男女情爱的约有50首，下列诗句可以看出萧绎在宫体诗创作方面的个性：
尘镜朝朝掩，寒衾夜夜空。（《闺怨》）
衣香知步近，钏动觉行迟。（《登颜园故阁》）
锦色悬殊众，衣鲜遥出群。（《东名》）
雀钗照轻幌，翠的绕纤腰。（《鸟名》）
香因玉钏动，佩逐金衣移。（《树名》）
汗轻红粉湿，坐久翠愁眉。（《咏歌》）
横波满脸万行啼，翠眉暂敛千重结。（《燕歌行》）
怨黛舒还敛，啼红拭复垂。（《代旧姬有怨诗》）
可以看出，萧绎很喜欢描写女性的体香轻汗、翠眉怨黛、纤腰玉手以及轻帏罗帐、绣被锦衾等与卧具有关的东西。有人说这种描写是朦朦胧胧的煽情，带有挑逗意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4] 的确，萧绎的诗不象肖纲的诗那样露骨地刻画女人的妖态与淫冶，更多的是暗示与玩味，说得直白些，意淫的色彩更浓。这种情形可能与萧绎的生理缺陷有关。据《南史·后妃下》载，萧绎十分爱恋他的妃子徐昭佩，但徐妃却十分厌恶瞎了一只眼睛的萧绎，“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徐妃不仅这样侮辱萧绎，还与遥光寺的智通和尚、萧绎的随从暨季江、其时的美男子贺徽等人私通。可见萧绎虽贵为皇子，在徐妃的心目中却是毫无分量可言的，这可能是萧绎心中一道永远的痛楚。无疑，萧绎是十分沮丧而自卑的。以萧绎的身份，身边不可能缺少女人，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征服他们，更不代表他能获得他们的爱情。萧纶有一首《戏湘东王诗》云：“湘东有一病，非哑复非聋。相思下只泪，望只有全功。”可见萧绎本来就是一个情种。然而由于身理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情上的失败，其心态就不免由阴柔变为晦暗了。诗文恰恰是他抒发情感的一个发端，其宫体诗创作所呈现的独特面貌也就不足为怪了。
梁武帝共有八子，除萧纲、萧绎外，昭明太子萧统、邵陵王萧纶、武陵王萧纪、都有诗歌传世，只要看看他们的诗题，就可以看出其内容取向了。如昭明太子有《有所思》、《三妇艳》、《长相思》、《林下作妓诗》（一作萧纲）、《咏同心莲诗》、《咏弹筝人诗》，萧纶有《东宫见美人诗》、《见姬人诗》等，萧纪《同萧长史看妓》、《晓思诗》、《闺妾寄征人》等。可见，尽管萧氏父子、兄弟之间的创作思想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重色家风的熏染下，创作题材与价值取向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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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三
一种文风的形成，与居于文坛领袖地位的统治者的提倡，常常是大有关系的。梁武帝家风中的重色倾向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学审美趣味，对其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关于宫体诗的形成原因，许多研究者作出了形形色色的推理与诠释，然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之”（《隋书·经籍志》）。梁武帝萧衍扬其波于前，纲、绎兄弟淈其泥在后，宫体诗人遂层出不穷，宫体诗的写作成为时尚。
萧纲周围的文人中，可考的主要有徐、庾父子，萧子显，刘孝陵，刘孝仪，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王囿，孔铄，张长公，傅弘，王训，王台卿，徐防，鲍至，纪少瑜等。萧绎其实也属于这个文学圈，他的身边还有几位宫体诗人，如徐君茜、刘缓、鲍泉等。[5] 上述诸人中，孔敬通、申子悦、王囿、孔铄、张长公、傅弘等没有诗作流传，其他人的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可看出是宫体诗风弥漫的产物。我们可以选出几位典型的诗人诗作加以考察。
（1）徐摛和庾肩吾。徐、庾二人可能是萧纲文学集团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其文学风格号称“徐庾体”。徐摛于天监八年（509年）为晋安王萧纲侍读，其时萧纲七岁，徐摛三十九岁。在其后的四十余年中，徐摛大部分时间都和萧纲在一起，并于同一年死去。《梁书·徐摛传》云：“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 文 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于中可见徐摛在宫体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惜徐摛只留下五首诗，已难窥其作品全貌，但从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依然可见一斑。徐陵的《玉台新咏》中对其父的诗一首不选，其中当有一些隐情，此处不赘。庾肩吾二十岁时即为晋安王萧纲常侍（其时萧纲只有四岁），其后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和萧纲在一起，只至与萧纲同一年死去。他对女性的描写比较细致，如其《美人看画诗》：“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镜前难并照，相将看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曲中人来取，谁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识，唯听使君知。”对女子的柔弱窈窕的体态、顾影自怜的神情、羞羞答答的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观察之细微、想象之精妙，体现出庾肩吾的日常爱好。庾肩吾比徐摛小了十六岁，却能与其并称“徐庾”，可见他们诗风的相似以及在萧纲文学集团中重要地位。
（2）张率。张率曾于天监初待诏文德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又献《待诏赋》，深得梁武帝赏识，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曾赐率诗云：“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可见张率倍受亲重。天监八年（509年），张率为晋安王萧纲云麾中记室，时年三十五岁。随后做萧纲的属官达十年。张率的《日出东南隅行》、《楚王咏》、《白纻歌九首》、《长相思》等诗作宫体色彩很浓，尤以《清凉》为最：“登台待初景，帐殿霭余晨。罗帐夕风济，清气尚波人。长簟良可仰，平莞温未亲。幸愿同枕席，为君横自陈。”
（3）萧子显。萧子显是与萧纲交往比较密切，颇受萧纲赏识，其文学理论强调诗文的“杂以讽谣，轻唇利吻”（《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的文学趣味相表里。其拟古乐府《陌上桑》的《日出东南隅行》是这样描写女人的：“光照窗中妇，绝世同阿娇。明镜盘龙刻，簪羽凤凰雕。逶迤梁家髻， 冉弱楚宫腰。”无论描绘还是用典，都有玩弄气息。其《咏苑中游人诗》更为典型：“二月春心动，游望桃花初。回身隐日扇，却步敛风裾。”把女子怀春的情态及狎客淫荡的目光皆活画了出来。萧子显的其他诗作如《春闺思诗》、《春别诗四首》、《桃花曲》、《代美女篇》等都是典型的宫体诗。
（4）刘孝陵。刘孝陵长期为萧纲属官，诗歌创作深受萧纲影响，尽管存诗不多，却是典型的宫体风格。其《应令咏舞》写倡女“举腕嫌衫重，回腰觉态妍。…… 履度开裙褶，鬟转匝衣钿”。可谓色态并举，妖冶异常，而且把欣赏者的趣味描写的淋漓尽致。既然是应太子令之作，当然要迎合太子的心意，符合太子的审美旨趣。刘孝陵的另一首《繁华应令》显然也属这种情形：“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曼脸若桃红。挟弹雕陵下，垂钩莲叶东。脸动飘香榭，衣轻任好风。幸承拂枕选，得奉画堂中。金屏障翠被，蓝帕覆薰笼。本知伤轻薄，含辞羞自通。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娥眉讵须嫉，新妆递入宫。”这首诗和前文引述的萧纲的《娈童》如出一辙，皆浓墨重彩、津津有味地描摹男色的风流妩媚。刘孝陵死后，萧纲深为悼惜，他们之间是趣味相投，颇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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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5）刘孝仪和刘孝威。孝仪和孝威皆能诗善文，其兄刘孝绰曾谓之“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指孝威，皆指他们的排行。这两人长期追随萧纲，诗风亦深受萧纲影响。如刘孝仪的《闺怨》：“本无金屋宠，长作玉阶悲。一乖西北丽，宁复城南期。永巷愁无歇，应门闭有时。空劳织素巧，徒为团扇词。匡床终不共，何由横自私。”又如《咏织女》：“金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黄昏后，含娇渡浅河。”二诗的共同之处是轻佻，无论是闺中思妇，还是天上仙女，似乎都守不住寂寞，表现出极为浅俗的迫不及待。织女的传说历来是比较美好而庄重的题材，织女的形象十分纯洁，可在刘孝仪的笔下，就显得浮浅而又俗不可耐了。刘孝威的诗更具宫体特色，其《鄀县遇见人织率尔有咏》一诗中是如此毫不掩饰，变本加厉：“独眠真自难，重衾犹觉寒。愈忆凝脂暖，弥想横陈欢。”像这样赤裸裸地直写如潮的情欲，只让人觉得淫荡，而不产生美感。
（6）庾信和徐陵。庾信可能于梁大通元年（527年）进昭明太子东宫侍读，时年十五岁。十九岁时为湘东国常侍，二十岁时为太子萧纲东宫抄撰学士，后虽有所变迁，然屡在东宫任职。庾信的生活好尚和萧纲十分相似，萧纲写过《娈童》，庾信亲自实践，他与萧韶的断袖之欢是见诸正史的。[6] 庾信的诗留下很多，其写于萧梁时期的诗作显示出宫体诗极盛时期的特色，如《和咏舞诗》、《王昭君》、《结客少年场行》《舞媚娘》等，事实上，庾信还把宫体诗风带到了北方，其入北后的《奉和赵王美人春日》、《梦入堂内》、《和赵王看妓》等，都可以划入宫体之列，这与他在北方官高位达、养尊处优的生活是一致的。徐陵于普通四年（523年）为晋安王宁蛮府军事，萧纲为太子后，又随萧纲入东宫，充东宫学士。后又曾出任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徐陵的诗歌和庾信一样，既有家传的因素，又有宫体文学集团的影响，代表作如《乌栖曲》、《杂曲》、《长相思》、《奉和咏舞》、《春情》等，呈现出浓郁的宫体色彩。徐陵在宫体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编辑了宫体诗的集大成之作——《玉台新咏》，使宫体文学成为中古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萧纲、萧绎身边的其他文人大多受到宫体诗风的影响，他们的诗作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形。纪少瑜的《咏残灯》：“残灯犹未灭，将尽更扬辉。唯余一两焰，才得解罗衣。”刘缓的《敬酬刘长使咏名士悦倾城》：“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关别有物，还是倾城人。经共陈王戏，曾与宋家邻。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粉光犹似面，朱色不胜唇。遥见疑花发，闻香知异春。钗长逐鬟髻，袜小称腰身。夜夜言娇尽，日日态还新。工倾荀奉倩，能迷石季伦。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这可能都是宫体诗极盛时期的产物，已经预示着其走向的形而下了。
四
宫体诗风的影响十分广泛，萧梁时期的许多诗人都未能免俗。王僧儒、王训、王台卿等人虽不是萧纲、萧绎的属官，但与萧纲等亦有唱和，诗风非常相似。如王僧儒的《咏宠姬》：“及君高堂还，值妾妍妆罢。曲房褰锦帐，回廊步珠屣。玉钗时可挂，罗襦讵难解。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徐勉是其时重臣，人伦表率，其现存诗篇居然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入宫体诗行列，《采菱曲》、《迎客曲》、《送客曲》、《咏琵琶》等皆很典型。甚至其时佛、道二门中的诗歌创作，也显得含情脉脉，如陶宏景的《寒夜怨》：
夜云生，夜鸿惊，凄切嘹唳伤。空山霜满高烟平，铅华沉照孤烟明。寒月微，寒风紧，愁心绝，愁泪尽。情人不胜怨，思来谁能忍。
释法云的《三洲诗》亦写相思之情：
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旁流。啼将别共来，长相思。
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旁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
僧正惠偘的《咏独杵捣衣诗》云：
非是无人助，意欲自鸣砧。照月敛孤影，乘风送响音。言捣双丝练，似奏一弦琴。令君闻独杵，知妾有专心。
《玉台新咏》卷八有僧人汤僧济的《咏渫井得金钗》云：
昔为倡家女，摘花露井边。摘花还自插，照井还自怜。窥窥终不罢，笑笑自成妍。宝钗于此落，从来不忆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传。
一个僧人，由淘井得到的一支金钗联想到当年戴钗者的旖旎情态，而且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倡家女，我们佩服他的出色想象力的同时，也不能不诧异他的思维走向了。
毫无疑问，其时的宫体诗风已弥漫天下。
后记：拙文写成后，读到曹道衡先生的《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曹先生据《建康实录》卷十八注文和《梁书·后妃传》，考证出梁武帝的第一个妻子郗徽的死因是他纳丁贵嫔为妾所致。这益发坚定了笔者在文中对梁武帝的一些看法。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ZT)
内容提要 梁武帝本人是一个极好美色的风流皇帝，其子女无论从遗传基因还是生活好尚都受到他的重要影响，形成独特的重色家风，并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又因为梁武帝父子——特别是萧纲萧绎兄弟——在文坛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生活好尚和文学旨趣又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这是宫体诗形成、兴盛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梁武帝 萧纲 重色家风 宫体诗
作者胡旭，男，1970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
在正文之前，需要说明三个问题。（1）什么是宫体诗？这是一个被学者们争论了很久的问题，如何界定，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宫体诗最招责难的地方在于其创作题材的“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帏之内”（《隋书·经籍志》），这其实也是宫体诗概念的核心所在。本文论述的主要是这一类宫体诗。（2）有些学者认为，综观历史，封建帝王生活糜烂，文人士大夫饮酒狎妓者，何止齐梁？ 以此反驳宫体诗是淫糜生活的产物。[1] 这个结论是靠不住的。首先，历代帝王生活淫糜者虽多，但其中能文者毕竟很少，像梁武帝父子这样文风一脉相承的更少。而且能文的帝王大多喜欢宫体类诗文，如魏文帝、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等，且以亡国者居多。其次，文人士大夫饮酒狎妓者虽多，却究竟不能像能文的统治者那样有力地影响文学创作的风尚。而且，如果与统治者创作旨趣有异，可能还会影响自己的前程。以梁人而言，吴均、何逊当为典型。（3）宫体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本文只从其中的一个角度进行探讨，旨在丰富宫体诗形成原因的研究，而无意于否定其他研究者的正确观点。
一
南朝梁代文坛上最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可能是宫体诗的盛行。宫体诗是在太子东宫蔚为大观的，因而不少人将其归罪于萧纲及其周围文人。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梁武帝父子皆为能文之士，周围聚集着众多宫廷文人，这是宫体诗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而梁武帝的家风则是宫体诗形成的土壤或温床。
梁武帝一生崇儒佞佛，始终是以圣人或清教徒的面目出现的，如果说梁武帝是一个极好美色的风流皇帝，定会受到一些质疑，然而梁武帝实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梁武帝的第一个妻子是郗徽，生永兴公主等三女，永元元年（499 年）八月卒于襄阳，年三十二。武帝即位后，追赠为皇后。据说郗皇后醋意是极大的，《南史》载其死后化为毒龙入于后宫井内，不时通梦于梁武帝，导致梁武帝一辈子没敢再立皇后。这个记载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梁武帝没置皇后却是事实。从郗皇后非常强烈的醋意上，至少可以反映出梁武帝并不是多么安分的人。这一点在史书上颇能得到印证。据《通鉴》卷一百四十四载，梁武帝的军队攻下建业后，东昏侯宫中的著名美人几乎全被他据为己有。第一美人潘妃“有国色，衍欲留之，以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遗外议。’乃缢杀于狱”。可见萧衍杀潘妃，实在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至于东昏侯的第二美人余妃，梁武帝就老实不客气地霸占了，而且沉迷于美色中不能自拔，《通鉴》卷一四五云：
梁公纳东宫余妃，颇妨政事，范云以为言，梁公未之从。云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同入见，云曰：“昔沛公入关，妇女无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望风，奈何袭乱亡之迹，以女德为累乎？”梁公默然。云即请以余氏赉王茂。梁公贤其意而许之。
这一时期对于梁武帝的创业说来是至关重要的，他也基本上能用理智战胜感情，放弃了两个国色天香的尤物，但我们也不难看出美色对梁武帝的巨大吸引力。事实上，梁武帝根本没有放过东昏侯宫中的其他美女，有点姿色的尽入其囊中。《南史·萧综传》云：“初，综母吴淑媛在齐东宫，宠在潘、余之亚。”《梁书·阮修容传》云：“高祖阮修容讳令嬴，本姓石，会稽余姚人也。齐始安王遥光纳焉，遥光败，入东昏宫，建康城平，高祖纳为采女。”从这些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武帝好色的一个侧面。但梁武帝有时好色得过了头。《南史·萧宏传》云：“宏爱妾江氏，寝膳不能暂离。上他日送盛馔于江曰：‘当来就汝欢宴。’唯携布衣之旧邱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虽然据史书载，梁武帝是因听说萧宏造铠仗，故意来察看虚实，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要送盛馔给江氏，而且十分暧昧地要与人家“欢宴”。梁武帝是崇儒讲礼之人，却与其弟最宠爱的女人一起推杯换盏，与他一贯标榜的“人君之懿”是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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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梁武帝最喜欢将自己打扮成“清教徒”，其实不过是做给别人看而已。可以欺骗大部分不明真相的臣民，却难以欺骗自己身边的亲人，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好尚。梁武帝的子女中最能继承他这种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的，首推永兴公主，。永兴公主嫁于武帝少时好友殷睿之子殷钧，然不守妇道，极重男色。公主憎恶殷钧形貌短小，与其叔临川王萧宏私通。萧宏其人，《南史》本传称“美须眉，容止可观”，是一个风流美男子。二人彼此为色所迷，竟至于乱伦。曾给梁武帝做过儿子、颇受他爱护的侄儿萧正德，也是一个好色的典型。《南史·萧正德传》载：
正德妹长乐主适陈郡谢氏。正德奸之，烧主第，缚一婢，加玉钏于手，以金宝附身，声云主被烧死，检取婢尸并金玉葬之。仍与主通，呼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风声渐露。后黄门郎张准有一雉媒，正德见而夺之。寻会重云殿为净供，皇储以下莫不毕集。准于众中叱骂曰：“张准雉媒非长乐主，何可略夺！”皇太子恐帝闻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还之。
萧正德和他的妹妹长乐公主的乱伦，在当时已不是什么秘密，皇太子诸人皆知，只不过瞒着梁武帝而已。又如梁武帝的第二子萧综，“每出藩，其母吴淑媛恒随之镇。综年十五，尚裸袒嬉戏于前，昼夜无别，内外咸有秽声”（《南史·萧综传》）。可见其时宫廷内外，到处弥漫着淫荡气息。即便是素以仁德著称的昭明太子，死前的溺水也是“姬人荡舟”所致。简文帝萧纲曾说过“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与当阳公大心书》），然而侯景攻下东宫后，一下子就从中取出数百女妓赏给军士。侯景指责简文帝“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通鉴》卷一六二），恐怕还并不是夸大其辞，可见简文帝的立身不过是貌似谨重，其实放荡。梁元帝萧绎生活的放荡可能也不亚于乃兄。《南史·萧续传》云：“元帝之临荆州，有宫人李桃儿者，以才慧得进。及还，以李氏行。时行宫户禁重，续具状以闻。元帝泣对使诉于简文，简文和之得止。元帝犹惧，送李氏还荆州。世所谓‘西归内人’者。”
梁武帝的家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重色欲，而梁武帝父子皆为能文之士，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二
梁武帝深深地迷恋于南朝民歌中的男欢女爱之作，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模拟创作，因而艳情诗的数量很多，质量也很高，如《子夜歌》、《团扇歌》、《上声歌》、《碧玉歌》、《欢闻变歌》、《子夜四时歌》、《河中之水歌》等，兴趣所至，精力所至，几可乱真。如《子夜歌》其一：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
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朝日照绮窗，光风动纨罗。
巧笑茜两犀，美目扬双蛾。
又如《子夜四时歌·夏歌》其一：
江南莲花开，红光覆碧水。
色同心复同，藕异心复异。
别时鸟啼户，今晨雪满墀。
过此君不返，但悲绿鬓哀。
梁武帝的这一类诗歌常常被混入民歌，或者说民歌常常混入梁武帝的诗歌，这只能说明二者风格酷似。南朝民歌多艳情，这与梁武帝的生活好尚非常契合。如果追究艳情诗风在梁朝文坛上的蔓延，梁武帝是难辞其咎的。《梁书·徐摛传》载梁武帝曾为宫体诗风的盛行而十分震怒，召徐摛加以责让。这似乎是一对矛盾。骆玉明师认为，梁武帝的发怒与其时的政治背景有关，并不见得就是发自内心的真正不满。[2] 此外，梁武帝此时已进入晚年，心态与青壮年时也有了很大不同，诚如钱钟书先生论唐宋诗之争时所云：“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谈艺录》）况佞佛崇儒也让梁武帝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创作的旨趣和情调的变化也是正常的。
然而，必须承认，梁武帝的生活经历和萧纲、萧绎兄弟大不相同，前者自幼生于忧患，前半生迭经政治风波，戎马倥偬，阅历相当丰富，精神境界亦较高，故其爱美色学民歌，深得民歌之精神。后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锦衣玉食，骨脆肤柔，既没有高远的志向，又没有动荡的经历，承平日久，歌吹沸天，越女侍前，齐姬在后。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深受重色家风熏染而又极有文学天赋的纲、绎兄弟而言，创作上的取向是不言而喻的。萧纲的诗作中，那些描写艳情的宫体诗历来是被抨击的焦点，如《咏内人昼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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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帐，插戾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
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这是写内人昼眠的情形，细致幽微，具体可感，但徒有其表，缺乏神韵。再从作者的着眼点来看，我们看他注意了些什么，“梦笑”二句，犹有可说；“簟文”二句，则实在是一种撩拨；“夫婿”二句，欲盖弥彰，尤显轻佻。难怪闻一多先生说他们“眼角里流露着淫荡”。[3] 又如《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一诗中的“履高疑上砌，裾开特畏风”、“衫轻见跳脱，珠概杂青虫”以及《娼妇离情诗十二韵》中的“斜灯入锦帐，微烟入玉床。六安双玳瑁，八幅两鸳鸯”等诗句，都可以感受到萧纲的目光所向，以及其心中滚动着的情欲。追求色欲走向极端的时候，甚至不管赏玩对象的性别，萧纲的《娈童》堪称代表：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
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
翠被含鸳色，雕床镂象牙。
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
袖裁连璧锦，戋织细重花。
揽裤青红出，回头双眄斜。
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
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
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
很难想象，这里描写的是一个男人。梁代以前，爱好龙阳之趣者也代不乏人，但很少有公开细致的描写。西晋的张翰有一首《周小史诗》，是描写男色的，还有点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一到萧纲时代，同性恋的题材就堂堂正正进入了诗歌，且舒眉展颜，声色大开。用正统文化的目光来审视，把一个男人描写的如此妖冶，很让人觉得恶心，难以接受。由此，我们也可感受到萧纲的文学圈与正统文化背离的程度。但萧纲的审美价值取向与其家风终究是一脉相承的，对美色的猎取与赏玩，已经深入其血液，成为其最能触动灵感的精神生活。
梁武帝诸子中，和萧纲性情最为相投、创作旨趣最为相尽的萧绎，亦是宫体诗创作的一方重镇。萧绎有诗123首，其中表现男女情爱的约有50首，下列诗句可以看出萧绎在宫体诗创作方面的个性：
尘镜朝朝掩，寒衾夜夜空。（《闺怨》）
衣香知步近，钏动觉行迟。（《登颜园故阁》）
锦色悬殊众，衣鲜遥出群。（《东名》）
雀钗照轻幌，翠的绕纤腰。（《鸟名》）
香因玉钏动，佩逐金衣移。（《树名》）
汗轻红粉湿，坐久翠愁眉。（《咏歌》）
横波满脸万行啼，翠眉暂敛千重结。（《燕歌行》）
怨黛舒还敛，啼红拭复垂。（《代旧姬有怨诗》）
可以看出，萧绎很喜欢描写女性的体香轻汗、翠眉怨黛、纤腰玉手以及轻帏罗帐、绣被锦衾等与卧具有关的东西。有人说这种描写是朦朦胧胧的煽情，带有挑逗意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4] 的确，萧绎的诗不象肖纲的诗那样露骨地刻画女人的妖态与淫冶，更多的是暗示与玩味，说得直白些，意淫的色彩更浓。这种情形可能与萧绎的生理缺陷有关。据《南史·后妃下》载，萧绎十分爱恋他的妃子徐昭佩，但徐妃却十分厌恶瞎了一只眼睛的萧绎，“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徐妃不仅这样侮辱萧绎，还与遥光寺的智通和尚、萧绎的随从暨季江、其时的美男子贺徽等人私通。可见萧绎虽贵为皇子，在徐妃的心目中却是毫无分量可言的，这可能是萧绎心中一道永远的痛楚。无疑，萧绎是十分沮丧而自卑的。以萧绎的身份，身边不可能缺少女人，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征服他们，更不代表他能获得他们的爱情。萧纶有一首《戏湘东王诗》云：“湘东有一病，非哑复非聋。相思下只泪，望只有全功。”可见萧绎本来就是一个情种。然而由于身理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情上的失败，其心态就不免由阴柔变为晦暗了。诗文恰恰是他抒发情感的一个发端，其宫体诗创作所呈现的独特面貌也就不足为怪了。
梁武帝共有八子，除萧纲、萧绎外，昭明太子萧统、邵陵王萧纶、武陵王萧纪、都有诗歌传世，只要看看他们的诗题，就可以看出其内容取向了。如昭明太子有《有所思》、《三妇艳》、《长相思》、《林下作妓诗》（一作萧纲）、《咏同心莲诗》、《咏弹筝人诗》，萧纶有《东宫见美人诗》、《见姬人诗》等，萧纪《同萧长史看妓》、《晓思诗》、《闺妾寄征人》等。可见，尽管萧氏父子、兄弟之间的创作思想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重色家风的熏染下，创作题材与价值取向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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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三
一种文风的形成，与居于文坛领袖地位的统治者的提倡，常常是大有关系的。梁武帝家风中的重色倾向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学审美趣味，对其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关于宫体诗的形成原因，许多研究者作出了形形色色的推理与诠释，然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之”（《隋书·经籍志》）。梁武帝萧衍扬其波于前，纲、绎兄弟淈其泥在后，宫体诗人遂层出不穷，宫体诗的写作成为时尚。
萧纲周围的文人中，可考的主要有徐、庾父子，萧子显，刘孝陵，刘孝仪，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王囿，孔铄，张长公，傅弘，王训，王台卿，徐防，鲍至，纪少瑜等。萧绎其实也属于这个文学圈，他的身边还有几位宫体诗人，如徐君茜、刘缓、鲍泉等。[5] 上述诸人中，孔敬通、申子悦、王囿、孔铄、张长公、傅弘等没有诗作流传，其他人的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可看出是宫体诗风弥漫的产物。我们可以选出几位典型的诗人诗作加以考察。
（1）徐摛和庾肩吾。徐、庾二人可能是萧纲文学集团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其文学风格号称“徐庾体”。徐摛于天监八年（509年）为晋安王萧纲侍读，其时萧纲七岁，徐摛三十九岁。在其后的四十余年中，徐摛大部分时间都和萧纲在一起，并于同一年死去。《梁书·徐摛传》云：“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 文 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于中可见徐摛在宫体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惜徐摛只留下五首诗，已难窥其作品全貌，但从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依然可见一斑。徐陵的《玉台新咏》中对其父的诗一首不选，其中当有一些隐情，此处不赘。庾肩吾二十岁时即为晋安王萧纲常侍（其时萧纲只有四岁），其后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和萧纲在一起，只至与萧纲同一年死去。他对女性的描写比较细致，如其《美人看画诗》：“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镜前难并照，相将看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曲中人来取，谁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识，唯听使君知。”对女子的柔弱窈窕的体态、顾影自怜的神情、羞羞答答的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观察之细微、想象之精妙，体现出庾肩吾的日常爱好。庾肩吾比徐摛小了十六岁，却能与其并称“徐庾”，可见他们诗风的相似以及在萧纲文学集团中重要地位。
（2）张率。张率曾于天监初待诏文德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又献《待诏赋》，深得梁武帝赏识，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曾赐率诗云：“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可见张率倍受亲重。天监八年（509年），张率为晋安王萧纲云麾中记室，时年三十五岁。随后做萧纲的属官达十年。张率的《日出东南隅行》、《楚王咏》、《白纻歌九首》、《长相思》等诗作宫体色彩很浓，尤以《清凉》为最：“登台待初景，帐殿霭余晨。罗帐夕风济，清气尚波人。长簟良可仰，平莞温未亲。幸愿同枕席，为君横自陈。”
（3）萧子显。萧子显是与萧纲交往比较密切，颇受萧纲赏识，其文学理论强调诗文的“杂以讽谣，轻唇利吻”（《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的文学趣味相表里。其拟古乐府《陌上桑》的《日出东南隅行》是这样描写女人的：“光照窗中妇，绝世同阿娇。明镜盘龙刻，簪羽凤凰雕。逶迤梁家髻， 冉弱楚宫腰。”无论描绘还是用典，都有玩弄气息。其《咏苑中游人诗》更为典型：“二月春心动，游望桃花初。回身隐日扇，却步敛风裾。”把女子怀春的情态及狎客淫荡的目光皆活画了出来。萧子显的其他诗作如《春闺思诗》、《春别诗四首》、《桃花曲》、《代美女篇》等都是典型的宫体诗。
（4）刘孝陵。刘孝陵长期为萧纲属官，诗歌创作深受萧纲影响，尽管存诗不多，却是典型的宫体风格。其《应令咏舞》写倡女“举腕嫌衫重，回腰觉态妍。…… 履度开裙褶，鬟转匝衣钿”。可谓色态并举，妖冶异常，而且把欣赏者的趣味描写的淋漓尽致。既然是应太子令之作，当然要迎合太子的心意，符合太子的审美旨趣。刘孝陵的另一首《繁华应令》显然也属这种情形：“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曼脸若桃红。挟弹雕陵下，垂钩莲叶东。脸动飘香榭，衣轻任好风。幸承拂枕选，得奉画堂中。金屏障翠被，蓝帕覆薰笼。本知伤轻薄，含辞羞自通。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娥眉讵须嫉，新妆递入宫。”这首诗和前文引述的萧纲的《娈童》如出一辙，皆浓墨重彩、津津有味地描摹男色的风流妩媚。刘孝陵死后，萧纲深为悼惜，他们之间是趣味相投，颇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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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5）刘孝仪和刘孝威。孝仪和孝威皆能诗善文，其兄刘孝绰曾谓之“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指孝威，皆指他们的排行。这两人长期追随萧纲，诗风亦深受萧纲影响。如刘孝仪的《闺怨》：“本无金屋宠，长作玉阶悲。一乖西北丽，宁复城南期。永巷愁无歇，应门闭有时。空劳织素巧，徒为团扇词。匡床终不共，何由横自私。”又如《咏织女》：“金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黄昏后，含娇渡浅河。”二诗的共同之处是轻佻，无论是闺中思妇，还是天上仙女，似乎都守不住寂寞，表现出极为浅俗的迫不及待。织女的传说历来是比较美好而庄重的题材，织女的形象十分纯洁，可在刘孝仪的笔下，就显得浮浅而又俗不可耐了。刘孝威的诗更具宫体特色，其《鄀县遇见人织率尔有咏》一诗中是如此毫不掩饰，变本加厉：“独眠真自难，重衾犹觉寒。愈忆凝脂暖，弥想横陈欢。”像这样赤裸裸地直写如潮的情欲，只让人觉得淫荡，而不产生美感。
（6）庾信和徐陵。庾信可能于梁大通元年（527年）进昭明太子东宫侍读，时年十五岁。十九岁时为湘东国常侍，二十岁时为太子萧纲东宫抄撰学士，后虽有所变迁，然屡在东宫任职。庾信的生活好尚和萧纲十分相似，萧纲写过《娈童》，庾信亲自实践，他与萧韶的断袖之欢是见诸正史的。[6] 庾信的诗留下很多，其写于萧梁时期的诗作显示出宫体诗极盛时期的特色，如《和咏舞诗》、《王昭君》、《结客少年场行》《舞媚娘》等，事实上，庾信还把宫体诗风带到了北方，其入北后的《奉和赵王美人春日》、《梦入堂内》、《和赵王看妓》等，都可以划入宫体之列，这与他在北方官高位达、养尊处优的生活是一致的。徐陵于普通四年（523年）为晋安王宁蛮府军事，萧纲为太子后，又随萧纲入东宫，充东宫学士。后又曾出任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徐陵的诗歌和庾信一样，既有家传的因素，又有宫体文学集团的影响，代表作如《乌栖曲》、《杂曲》、《长相思》、《奉和咏舞》、《春情》等，呈现出浓郁的宫体色彩。徐陵在宫体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编辑了宫体诗的集大成之作——《玉台新咏》，使宫体文学成为中古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萧纲、萧绎身边的其他文人大多受到宫体诗风的影响，他们的诗作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形。纪少瑜的《咏残灯》：“残灯犹未灭，将尽更扬辉。唯余一两焰，才得解罗衣。”刘缓的《敬酬刘长使咏名士悦倾城》：“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关别有物，还是倾城人。经共陈王戏，曾与宋家邻。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粉光犹似面，朱色不胜唇。遥见疑花发，闻香知异春。钗长逐鬟髻，袜小称腰身。夜夜言娇尽，日日态还新。工倾荀奉倩，能迷石季伦。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这可能都是宫体诗极盛时期的产物，已经预示着其走向的形而下了。
四
宫体诗风的影响十分广泛，萧梁时期的许多诗人都未能免俗。王僧儒、王训、王台卿等人虽不是萧纲、萧绎的属官，但与萧纲等亦有唱和，诗风非常相似。如王僧儒的《咏宠姬》：“及君高堂还，值妾妍妆罢。曲房褰锦帐，回廊步珠屣。玉钗时可挂，罗襦讵难解。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徐勉是其时重臣，人伦表率，其现存诗篇居然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入宫体诗行列，《采菱曲》、《迎客曲》、《送客曲》、《咏琵琶》等皆很典型。甚至其时佛、道二门中的诗歌创作，也显得含情脉脉，如陶宏景的《寒夜怨》：
夜云生，夜鸿惊，凄切嘹唳伤。空山霜满高烟平，铅华沉照孤烟明。寒月微，寒风紧，愁心绝，愁泪尽。情人不胜怨，思来谁能忍。
释法云的《三洲诗》亦写相思之情：
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旁流。啼将别共来，长相思。
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旁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
僧正惠偘的《咏独杵捣衣诗》云：
非是无人助，意欲自鸣砧。照月敛孤影，乘风送响音。言捣双丝练，似奏一弦琴。令君闻独杵，知妾有专心。
《玉台新咏》卷八有僧人汤僧济的《咏渫井得金钗》云：
昔为倡家女，摘花露井边。摘花还自插，照井还自怜。窥窥终不罢，笑笑自成妍。宝钗于此落，从来不忆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传。
一个僧人，由淘井得到的一支金钗联想到当年戴钗者的旖旎情态，而且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倡家女，我们佩服他的出色想象力的同时，也不能不诧异他的思维走向了。
毫无疑问，其时的宫体诗风已弥漫天下。
后记：拙文写成后，读到曹道衡先生的《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曹先生据《建康实录》卷十八注文和《梁书·后妃传》，考证出梁武帝的第一个妻子郗徽的死因是他纳丁贵嫔为妾所致。这益发坚定了笔者在文中对梁武帝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