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落实八项规定从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抓
起
摘 要：我国公务用车制度始于计划经济时代，运行至今，产生了一系列公车私用、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公车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与经验，但是近些年却举步维艰，以“货币化改革”为特点的车改方案更是引起了众多争议，“车补”标准该如何制定成为货币化改革的关键问题。本文就我国公务用车存在高成本低效率，购置维护缺乏监督，公车私用现象泛滥等问题，对公务用车改革模式展开分析。
关键词：公务用车，车补，公务用车改革
自从中央领导层加大整顿党政工作作风、制定八项规定以来，我国各级党政部门从自身做起开始了严格的整顿，各项改制先后开展执行。公务用车改革作为党政廉政建设的先行兵，在全国已经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怎样改革，以及怎样认真执行势必考验我国领导的改革决心。
一、我国公务用车现状
按照中中央办公厅相关文件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干部都不允许配备专车。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严格执行，一些党政机关行政事业部门通过各种渠道超编制、超标准购置和配备公车，致使公车数量不断膨胀。由于公车是国有资产，一方面日常维护得不到重视，致使车辆维修保养不到位，技术性能下降；另一方面修理、养护以及服务费，油费等开支居高不下，增加了财政负担。公务用车经费开支在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中占了很高的比重，而且逐年还在呈上升趋势。据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如此高的成本支出，可各有关单位还是觉得车不够用，派车难。
据国家发改委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即车辆公用三分之一，领导及家属私用三分之一，司机使用三分之一。公车私用十分严重，公
共资源被个人严重侵占。
二、公车改革方案分析
我国公车制度改革从1986年开始，各地的改革措施千差万别，但都是向逐步减少甚至取消公车迈进。但改革中出现不少问题，而且阻力相当大。全国改革中出现了参差不齐的情况。中央没有统一部署，各地只能凭群众呼声和即时领导人认知自行决策。有的甚至改到一半又叫停。全国很多地方处在了停停改改的状态。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我国各个城市大致有以下几种改革模式：
1、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
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的做法是取消机关一般公务用车，按月按人发放交通费用补贴。需公务用车时，可通过公交车、出租车或公车服务中心车辆等方式解决。对于交通补贴，采取在个人交通补贴额度内据实报销车费，超支自负、结余结转次年使用；也可采取费用包干，按一定标准发放给个人，节约归己，超支不补，鼓励购买私车，私车公用。
货币化改革模式比较彻底，能够有效地减少公车数量，遏制公车私用，减轻了财政负担，解决了国有资产管理难题，但在如何确定交通补贴标准的问题上，引起社会质疑，也存在较大争议：按行政级别划分补贴数额，而没有与岗位特点和工作量挂钩，导致工作量大的不够用，工作量小的有结余，在机关内部造成不公；按标准补贴节约归自己，导致有些人在公务出行时尽可能减少开支，产生不作为现象，影响正常工作开展，扭曲了货币化补贴公车的性质；交通补贴逐渐演化为一种个人福利收入，使得一些原本不合理的职务消费合法化，助长了以权谋私，加剧了职务腐败；车补标准过高，背离了改革初衷。
2、公务用车集中统一管理
公务用车集中统一管理就是将各机关公车交由公车管理中心集中管理，公务出行时向车管部门租赁用车。通过严格管理，及时调度，实现机关车辆集中管理，使资源流通起来，车管中心成了车辆“蓄水池”，通存通用能力增强。通过集中统一管理改革模式大大减少了由于各机关分散管理产生的公车私用等弊端，提高了公车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车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一般要以政府各机关集中办公作为前提，适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用车不便，手续繁琐，各机关间用车矛盾加
深等问题。
3、公务用车货币化与集中管理统一使用
公务用车货币化与集中管理并用的模式是取消各部门公车，建立相关公车管理机构统一调用，经费定额包干，额度逐年调整，不入个人腰包。一是组建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承担各单位的公务交通保障任务；二是实行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实现了行政机关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公务用车的使用效率，节约了公共财政支出。但这种集约化改革办法，是决策者迫于财政压力而不得已进行的减负式改革，按人均实行一刀切的补贴标准，并不科学，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设计，平均主义，大锅饭会滋生很多不作为的行为。
三、公务用车改革之建议
公车改革不能仅仅靠到处借鉴模式，每种模式都各有利弊。应以一种模式为主，兼顾采用其他模式来配合。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公车改革的思考。
1、深化配套改革，注重法制建设
公车问题要靠整个国家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化和其他配套的改革措施予以解决，公车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各项配套改革进展不一、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我们的公车改革缺乏系统支撑，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首先，对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进行界定和规范，严格控制和惩戒非职务消费；其次，改革公务员的工资薪酬制度，合情、合理地提高我国公务员工资收入，同时建立配套制度，对公务员工资收入进行公开、公示等。毫无疑问，车改需要相关法律，以法律的形式对薪酬进一步透明化，应以法治的精神加以对待。
2、改革程序应当公开
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作为纳税人的社会民众有权知悉财政资金的使用运转状况，自然有权对公车改革的方案、规则的制定、执行实行监督。这就要求“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程序要公开，有较高的透明度，使其管理决策、决策的实施、法规和政策的执行、管理信息的反馈等，都能让公众参与、了解，并加以监督”及时地让群众参与到车改中来，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规则的公正性，亦能有效地督促制度的真正实施，而非走形式化过程。
3、改革程序应当公正、科学
公务用车改革采用货币化改革时，车补的范围和标准要综合考虑，尽可能科学、公正公务交通费补贴的发放属于职务消费范畴，不能搞平均主义，又不能过于悬殊。不能仅仅满足于改革带来的行政总成本的降低，还必须要细化配套措施，要确保促进工作标准和办事效率的提高。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将车改的程序、标准、结果登报，并同时在相关单位公示，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在充分听取反馈意见后再进行调整，做出决策，让老百姓和纳税人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四、公务用车改革的思考
鉴于公务车制度问题的思考，公车改革大势所趋，而近些年改革的改改停停则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通过公车改革几种方案的分析发现，公车改革也暴露了一些细节问题，这需要进一步调整与改进。车改是对既得利益分配体制的改革，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决策层好好深思研究。
参考文献
[1] 高山，《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王红茹，《公车改革三模式》,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12期。
[3] 沈荣华,史和平,刘杰。《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模式与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5期。
[4] 刘熙瑞，《公车改革:核心是由谁配置资源》,中国改革,2006年第4期。
[5] 郑利平，《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
[6] 焦建国，《公车改革:正在走向尴尬》,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6期。
认真落实八项规定从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抓
起
摘 要：我国公务用车制度始于计划经济时代，运行至今，产生了一系列公车私用、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公车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与经验，但是近些年却举步维艰，以“货币化改革”为特点的车改方案更是引起了众多争议，“车补”标准该如何制定成为货币化改革的关键问题。本文就我国公务用车存在高成本低效率，购置维护缺乏监督，公车私用现象泛滥等问题，对公务用车改革模式展开分析。
关键词：公务用车，车补，公务用车改革
自从中央领导层加大整顿党政工作作风、制定八项规定以来，我国各级党政部门从自身做起开始了严格的整顿，各项改制先后开展执行。公务用车改革作为党政廉政建设的先行兵，在全国已经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怎样改革，以及怎样认真执行势必考验我国领导的改革决心。
一、我国公务用车现状
按照中中央办公厅相关文件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干部都不允许配备专车。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严格执行，一些党政机关行政事业部门通过各种渠道超编制、超标准购置和配备公车，致使公车数量不断膨胀。由于公车是国有资产，一方面日常维护得不到重视，致使车辆维修保养不到位，技术性能下降；另一方面修理、养护以及服务费，油费等开支居高不下，增加了财政负担。公务用车经费开支在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中占了很高的比重，而且逐年还在呈上升趋势。据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如此高的成本支出，可各有关单位还是觉得车不够用，派车难。
据国家发改委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即车辆公用三分之一，领导及家属私用三分之一，司机使用三分之一。公车私用十分严重，公
共资源被个人严重侵占。
二、公车改革方案分析
我国公车制度改革从1986年开始，各地的改革措施千差万别，但都是向逐步减少甚至取消公车迈进。但改革中出现不少问题，而且阻力相当大。全国改革中出现了参差不齐的情况。中央没有统一部署，各地只能凭群众呼声和即时领导人认知自行决策。有的甚至改到一半又叫停。全国很多地方处在了停停改改的状态。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我国各个城市大致有以下几种改革模式：
1、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
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的做法是取消机关一般公务用车，按月按人发放交通费用补贴。需公务用车时，可通过公交车、出租车或公车服务中心车辆等方式解决。对于交通补贴，采取在个人交通补贴额度内据实报销车费，超支自负、结余结转次年使用；也可采取费用包干，按一定标准发放给个人，节约归己，超支不补，鼓励购买私车，私车公用。
货币化改革模式比较彻底，能够有效地减少公车数量，遏制公车私用，减轻了财政负担，解决了国有资产管理难题，但在如何确定交通补贴标准的问题上，引起社会质疑，也存在较大争议：按行政级别划分补贴数额，而没有与岗位特点和工作量挂钩，导致工作量大的不够用，工作量小的有结余，在机关内部造成不公；按标准补贴节约归自己，导致有些人在公务出行时尽可能减少开支，产生不作为现象，影响正常工作开展，扭曲了货币化补贴公车的性质；交通补贴逐渐演化为一种个人福利收入，使得一些原本不合理的职务消费合法化，助长了以权谋私，加剧了职务腐败；车补标准过高，背离了改革初衷。
2、公务用车集中统一管理
公务用车集中统一管理就是将各机关公车交由公车管理中心集中管理，公务出行时向车管部门租赁用车。通过严格管理，及时调度，实现机关车辆集中管理，使资源流通起来，车管中心成了车辆“蓄水池”，通存通用能力增强。通过集中统一管理改革模式大大减少了由于各机关分散管理产生的公车私用等弊端，提高了公车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车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一般要以政府各机关集中办公作为前提，适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用车不便，手续繁琐，各机关间用车矛盾加
深等问题。
3、公务用车货币化与集中管理统一使用
公务用车货币化与集中管理并用的模式是取消各部门公车，建立相关公车管理机构统一调用，经费定额包干，额度逐年调整，不入个人腰包。一是组建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承担各单位的公务交通保障任务；二是实行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实现了行政机关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公务用车的使用效率，节约了公共财政支出。但这种集约化改革办法，是决策者迫于财政压力而不得已进行的减负式改革，按人均实行一刀切的补贴标准，并不科学，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设计，平均主义，大锅饭会滋生很多不作为的行为。
三、公务用车改革之建议
公车改革不能仅仅靠到处借鉴模式，每种模式都各有利弊。应以一种模式为主，兼顾采用其他模式来配合。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公车改革的思考。
1、深化配套改革，注重法制建设
公车问题要靠整个国家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化和其他配套的改革措施予以解决，公车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各项配套改革进展不一、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我们的公车改革缺乏系统支撑，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首先，对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进行界定和规范，严格控制和惩戒非职务消费；其次，改革公务员的工资薪酬制度，合情、合理地提高我国公务员工资收入，同时建立配套制度，对公务员工资收入进行公开、公示等。毫无疑问，车改需要相关法律，以法律的形式对薪酬进一步透明化，应以法治的精神加以对待。
2、改革程序应当公开
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作为纳税人的社会民众有权知悉财政资金的使用运转状况，自然有权对公车改革的方案、规则的制定、执行实行监督。这就要求“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程序要公开，有较高的透明度，使其管理决策、决策的实施、法规和政策的执行、管理信息的反馈等，都能让公众参与、了解，并加以监督”及时地让群众参与到车改中来，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规则的公正性，亦能有效地督促制度的真正实施，而非走形式化过程。
3、改革程序应当公正、科学
公务用车改革采用货币化改革时，车补的范围和标准要综合考虑，尽可能科学、公正公务交通费补贴的发放属于职务消费范畴，不能搞平均主义，又不能过于悬殊。不能仅仅满足于改革带来的行政总成本的降低，还必须要细化配套措施，要确保促进工作标准和办事效率的提高。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将车改的程序、标准、结果登报，并同时在相关单位公示，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在充分听取反馈意见后再进行调整，做出决策，让老百姓和纳税人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四、公务用车改革的思考
鉴于公务车制度问题的思考，公车改革大势所趋，而近些年改革的改改停停则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通过公车改革几种方案的分析发现，公车改革也暴露了一些细节问题，这需要进一步调整与改进。车改是对既得利益分配体制的改革，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决策层好好深思研究。
参考文献
[1] 高山，《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王红茹，《公车改革三模式》,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12期。
[3] 沈荣华,史和平,刘杰。《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模式与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5期。
[4] 刘熙瑞，《公车改革:核心是由谁配置资源》,中国改革,2006年第4期。
[5] 郑利平，《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
[6] 焦建国，《公车改革:正在走向尴尬》,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