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之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东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192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175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之充实，则远不如西汉，是因移都洛阳，对西北两面之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
东汉之乱源，共有好几个，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皇室前身本是一个强大之氏族，自有氏族之继承法，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族中推出一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是西汉之政治习惯，虽西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总认为是人之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之制度，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和人民是很为接近，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之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之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嬖幸近习易于得志之原因，也是政治败坏之一，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
宦官和阉人本是两件事，宦字之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之意思。皇室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侍他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施恩于宦皇帝之人，此即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伺候他之人），本不专用阉人，其初宦官之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令，即其例）；又有生来天阉之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之能力和品格渐渐提高，可以用为宦官，又因宦官之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
大伤东汉之元气是羌乱，中国和外夷本有边塞隔绝着。论民族主义之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之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同化须行之以渐，同化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之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因文化之不同是生活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之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乱华之一个重要原因，而东汉时之羌乱已导其先路了。
谢邀，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之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东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192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175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之充实，则远不如西汉，是因移都洛阳，对西北两面之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
东汉之乱源，共有好几个，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皇室前身本是一个强大之氏族，自有氏族之继承法，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族中推出一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是西汉之政治习惯，虽西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总认为是人之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之制度，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和人民是很为接近，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之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之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嬖幸近习易于得志之原因，也是政治败坏之一，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
宦官和阉人本是两件事，宦字之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之意思。皇室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侍他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施恩于宦皇帝之人，此即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伺候他之人），本不专用阉人，其初宦官之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令，即其例）；又有生来天阉之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之能力和品格渐渐提高，可以用为宦官，又因宦官之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
大伤东汉之元气是羌乱，中国和外夷本有边塞隔绝着。论民族主义之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之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同化须行之以渐，同化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之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因文化之不同是生活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之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乱华之一个重要原因，而东汉时之羌乱已导其先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