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领袖家风”
杨 光
（上）：不孝之子，流氓丈夫
一
记得薄熙来济南受审慷慨陈辞，动情表白“薄家家风”。他说他衣柜里的西服是二十多年前当县委书记时手下乡镇企业生产的，他身上穿的棉毛裤还是他母亲给他买的——他母亲文革被迫害致死快五十年了，他家的衣服可真够结实的。说完这番话，薄熙来似乎被他自己感动了，竟当庭指责检察官“侮辱了我们薄家的家风”。听罢此言，只觉得此公好笑，黑色幽默，哪壸不开提哪壸。就他那个家，七荤八素的，父不父，子不子，夫不正，妻不贤，儿子坑妈，老婆尅夫，洋相出到了美国领事馆，连“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天之灵都救不了他，居然还好意思提什么“家风”。
西服和棉毛裤的故事听起来是那么耳熟，立刻让人想起打满补丁的毛巾被和烂睡衣、舍不得扔的破拖鞋、一年不吃红烧肉之类尽人皆知的“伟人”故事。拿“家风”说事，确乎不是薄熙来心血来潮，那是“一代伟人”首开其风。如今，但凡“红二代”、“红三代”缅怀先祖，很少有不自夸“家风”的。在他们嘴里，红色家庭的“家风”大都很雷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无非是：品格无限高，遗产无限少，思想很先进，生活很普通，吃喝不挑剔，穿戴不讲究，家教特别严，用度特别俭，亲戚不沾光，子女无特权，一切献给党，永远爱人民，„„诸如此类，薄家如此，习家如此，毛家更是如此。不红的家庭各有各的家风，红色家庭的家风则都是相似的。一言以蔽之，除了天使，就数中国的红色家族最纯洁无瑕了。
毛泽东的后人、身边工作人员、极左拥趸们早已将“领袖家风”（或曰“伟人家风”）渲染得淋漓尽致，出了很多书，讲了很多奇闻怪事，写得颠三倒四，吹得神乎其神。毛诞120周年之际，又有一些人拿“领袖家风”说个没完。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少将——解放军首位70后将军（他的姑姑李讷、堂叔毛远新当年也都曾是全中国最年轻的省军级干部）——继前几年宣称“毛家后人没有一个做官、经商，这是毛家的家风”之后，今年除了再次重申“毛家的人不经商、不赚钱，凭工资吃饭”之外，又高调宣布“低调做人、清廉是毛家家风”。进入商业财富500强的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女士在香港宣称她伟大的外公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按这两位“毛家家风”发言人的说法，有三十几座行宫、老婆回家见老公要提前打报告，老爷子这样的生活也叫普通人生活，斗大的字认不出两箩筐还到处题词、顺溜话说不出两句敢当十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孙子这样的作派也叫低调，少将不算官，500强不算经商赚钱，看来汉语词典是该烧掉重编了。
毛家有什么“家风”呢？其实，跟薄熙来的“薄家家风”一样，“领袖家风”也是哪壸不开提哪壸。若真心为尊者讳，毛家后人、亲信本该知趣一些，由别人去说，自家人不要去碰这个话题。毛泽东一生标新立异，率性而为，几乎没有什么顾忌：他对父亲不孝，对妻子不忠，对子女无情，对兄弟无义，对情妇无恩，对孙辈无爱，家庭观念淡薄，性道德低下，弄得家不象家，众叛亲离。说毛是斗争高手、权谋行家，自然不错，但说他齐家有道、治家有方，那真是贻笑大方。
二
毛泽东是中国的劫数，也是自家的尅星：尅父、尅妻、尅弟、尅子；与他有染的女人大都命运凄苦，或花年惨死，或残生孤苦，被冷落、被抛弃是她们共同的宿命；他家兄弟三人，两个弟弟被他亲手带上革命道路，不幸英年早逝，三兄弟一共结过十次婚，没有一个女人有过幸福的人生；他儿女成群，却几乎随生随弃，弃如敝屐，致使这一大群悲剧儿女大半早夭，身未夭者也是精神早夭，非疯即傻；他简直就不配做一个爷爷，赶走外孙，拒见嫡孙，至死不解何为含饴弄孙之乐。他的国家是一个悲剧，生活在他的家里也是悲剧，悲剧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在他的家庭成员身上，而毛泽东是所有悲剧的主因。一个给他的人民和他的家人源源不断送去苦难与不幸的“伟人”，他有什么值得炫耀于世的“家风”呢？
毛泽东一生共有五个家：湖南韶山冲的老家，在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长子、长兄；先后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任妻子所组成的家，在这三个家里，他的角色是丈夫、父亲；到了晚年，毛拒绝亲情、自成一家，朝夕相处者为张玉凤、汪东兴、李志绥、吴旭君、孟锦云、王海容、唐闻生等身边工作人员。在晚年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主席”，另一个可能的身份是情夫或性伴侣（关于毛和那些女孩子的丑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但除了李志绥大夫以外缺少其他当事人的印证）——但即使是情夫，也是象当“主席”一样当情夫。自从做“主席”进入角色、渐入佳境，毛泽东不仅在民众、同僚、下属面前是一副“主席”面孔，在情妇、朋友——如果他有朋友的话——面前也是一副“主席”面孔，在老婆、儿女、亲戚面前，仍然是一副“主席”面孔。
按照毛泽东本人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一个暴躁、易怒、刻薄、吝啬的守财奴，经常打骂孩子，他与父亲的关系糟糕透顶。儿子如此评价父亲，在儒家文化里极不平常，但事实上，毛父并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其子记恨数十年的恶行。如果说毛父不是一个好父亲，这首先是因为毛对父亲的要求太高，而对自己的要求又太低。十三岁时毛泽东当着满堂宾客的面与父亲争吵（无论有什么正当原因，十三岁的孩子当众与父亲斗嘴，说明毛泽东的性格素养、文明礼仪都很成问题），父亲命令他磕头认错，他则以跳水塘自杀相威胁。少年毛泽东几乎处处与父亲作对，他拒绝父亲为他安排的生活方式，也不承认父亲给他娶下的媳妇。母亲死后，他在《祭母文》中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三纲依次为君臣、父子、夫妇），隐晦地将母亲因病去世归罪于无辜的父亲。一年后其父郁郁而终。
延安时期，已经人到中年的毛泽东仍然对去世十多年的父亲恶语相加。他用“我越来越恨他”等出格言词表达其怨愤，并上纲上线将幼年对父亲的反叛自诩为“造反”生涯的起点和革命精神的源泉。将父子关系意识形态化，这是搞政治搞昏了头，已颇有丧心病狂之状了。给毛泽东做过俄语翻译的师哲也曾回忆说，毛、师二人曾交流过早年父子不睦和反抗父亲的经历，毛因而与师哲颇有共同语言，进而大表同情与信任，一度令十分精明的康生产生了错觉，以为师哲得毛宠信，不久即将高升。因为毛家父子不谐，毛泽东竟然将儿女反抗父亲视为革命者的政治正确（正如毛曾因自己爱吃辣椒、苦瓜而将这两种蔬菜纳入“革命菜谱”，有幸与毛共餐者大都亲耳聆听过“不吃辣椒不敢革命”的主席教诲），从此，在共产党的革命词典里，“孝子贤孙”竟成了一个带浓厚讥讽意味的贬义词。说毛泽东为子不孝，大概不算冤枉了他。
在韶山的家里，毛泽东是大儿子，也是小丈夫。毛的第一个妻子是父母包办的元配罗氏。据毛泽东自己说，他从未与罗氏圆房，与罗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也就是说，20岁的农家少女罗氏实际上是遭遇了一场婚姻骗局：以媳妇名义被骗进了毛家的门，结果却变成了无偿劳动力。骗局的主要责任者固然是毛父毛贻昌，但16岁的新郎亦是骗局的同谋：毛泽东自诩其从小敢造父亲的反，却并未明确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顺从地与罗氏拜了天地、全了婚礼，并欣然接受罗氏为毛家提供的各种免费劳务，只是心不甘情不愿，不肯对罗氏负丈夫的责任而已。罗氏两年后死去，或多或少与其对婚姻的失望以至绝望有关。
三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最具悲剧色彩。杨开慧出身于书香之家，是毛的恩师杨昌济教授之女。毛曾受过杨家的接济，亦曾寓居北京杨家，与杨开慧自由恋爱。杨昌济死后，19岁的杨开慧嫁给思想越来越激进的毛泽东。婚后不久，毛成为职业革命家，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杨开慧一连生下三个儿子，与毛聚少离多，但也曾随毛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革命浪漫主义生活”。1927年10月毛率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杨开慧母子四人寄居于长沙板仓娘家，从此毛一去不返，杨在毛离去五十天时收到过毛一封信，此后再无消息，直至阴阳两隔。杨开慧在贫困、孤苦和绝望中痴情等待，她将对毛的思念和怨恨写在纸上、藏进墙缝，留下了五千余字的手稿。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开慧手稿被修缮故居的人发现，此时杨毛二人皆已作古。杨开慧写道：“我真爱他呀”，“天天等”，“我简直要疯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但杨开慧手稿并未全文公开，因为杨开慧除了倾诉其对夫君的痛苦爱恋，也写下了许多对中共、农会和毛泽东个人品行的负面看法。尤其不可示人的是杨对毛“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的八字评语，此八字由李锐老先生披露出来，堪称对毛一生行状的精辟总结。
在杨开慧对毛日思夜想、焦急等待之时，毛泽东又为杨开慧做了些什么呢？做了山大王的毛泽东早已有了新欢，把这母子四人忘到了九宵云外。毛一上山就看上了袁文才、王佐的干妹子，17岁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不久二人相恋同居，次年初夏请客喝酒，贺子珍公开做了毛的“押寨夫人”，杨开慧不明不白成了毛泽东的前妻。有一些
毛左人士——如《毛泽东与杨开慧》一书和“两个不能否定”的发明者李慎明——为了替毛掩饰，造谣说毛是误信杨开慧已经被捕牺牲才与杨断绝联络并与贺结婚，这是徒劳的诡辩。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毛的二弟毛泽民均为中共干部，在此期间都曾与杨开慧有书信联系，说明通讯渠道仍然有效，不与杨联络是毛泽东主动而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故意冷落。毛本人在1929年11月写给李立三的信中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写此信时毛与贺子珍早已成婚且生了一女，但此信透露毛不仅知道杨开慧还活着，也知道他二弟与她仍有联系。杨开慧自毛走后一直住在板仓，毛所谓“不知通讯处”显为托辞。
毛左们要为毛的重婚行为辩护，还不如实话实说。那时候，一夫一妻制尚未普及，中共革命要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又都很淡薄，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生命尚且朝不保夕，故多持性开放以至性放纵态度。家里已经有了老婆，进了根据地再娶一个，革命革到哪里，老婆换到哪里，在中共高干群体，本是不足为奇的寻常事。比如朱德，家里已经有两个老婆（上井冈山之前结过四次婚，一个死去，一个离婚改嫁后当了叛徒），朱毛井冈会师之后先是娶了25岁的女红军伍若兰，伍若兰因掩护朱德而被捕，尚在狱中受刑等死之际，朱德旋即又娶了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再比如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毛泽民在湖南老家有元配王淑兰，到上海做地下党时再娶钱希钧；毛泽覃有元配赵先桂，赵赴苏联后再娶周文楠，进苏区之后又娶了贺怡（贺子珍之妹）。后来在延安的“老革命”群体，再后来的“南下干部”群体，都曾经发生规模浩大的换妻运动，井冈山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在中共高层，只有周恩来一人是夫妻相守、不离不弃、“从一而终”的。
然而，毛泽东抛妻弃子的行为仍然非比寻常，其性质远比朱德和毛泽民、毛泽覃两兄弟停妻再娶恶劣得多。1930年朱毛红军“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曾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三军团彭德怀挂帅，占领长沙达十日之久，其间从长沙监狱中解救了毛泽民、毛泽覃二人的妻子王淑兰和周文楠。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亲赴长沙郊外，与三年未见的杨开慧和三个幼子近在咫尺。令人不解的是，这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既不派人到板仓探访、接应杨开慧母子，又不通知其自行转移避险，不知是何居心？就后果而言，这等同于将杨开慧拱手送给了湖南军阀何键，作为报复红军的活靶子。投妻身饲猛虎，难道这就是“一代伟人”的伟大牺牲精神？以“伟人”的高智商，他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攻打长沙之举将陷杨开慧于必死之地，何况不久前朱德之妻伍若兰已经被砍头示众了，除非他根本就不把杨开慧的生死放在心上。若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毛泽东见死不救的动机，他大概是觉得革命之家与其多一个怨妇，不如多一个烈士来得更痛快些。当杨开慧被枪决，毛泽东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作，但毛所表达的并非李慎明所谓“何等的大爱、深爱”，那不过是做了亏心事、害怕鬼敲门的怯懦和不安。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4年1月23日
也谈“领袖家风”
杨 光
（中）：他为妻子谋不幸，他是贺家大灾星
四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毛泽东能够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并反客为主，贺氏兄妹和匪首袁文才、王佐一样都是大功臣。初上井冈山时，毛的脚受了伤、化了脓，贺子珍也正患“打摆子”（疟疾），二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养病，不久就变得难舍难分。毛10月上山，11月7日调贺子珍到“前委”给他当秘书。11年后毛与江青的关系由“同志”进到“战友”，也是调江青到“军委”给他当秘书；再往后，专列服务员张玉凤得“伟人”宠幸，用的仍然是这一招——调张到中南海“一组”给“他老人家”当秘书。井冈山是原创，以后都是故伎重演。正本清源，中共高干和年轻女秘书打成一片的优良“家风”，还真是从“伟大领袖”那里一脉相传下来的。
关于毛贺相恋的经历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有的说是女方主动投怀送抱，贺对毛“由敬仰而爱慕”；有的说是毛对贺穷追不舍，当年的老红军回忆说，“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大家都笑他”（那时贺已有心上人——带她走上革命道路、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欧阳洛，正是此人带领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将贺子珍兄妹从监狱里救出来）；有的说是袁文才、王佐一意“保媒”并怂恿毛非娶一房“押寨夫人”不可（毛贺二人在永新县塘边村请客办婚礼系由袁、王二人张罗）。“两个不能否定”的炮制者李慎明认可后一种说法。此说虽可略微减轻毛抛弃杨氏母子的主观恶意，却在事实上把毛塑造成了上山入伙的真土匪——不是土匪头子又怎么会乐于奉行“押寨夫人”的潜规则呢。不管怎么说，在离弃杨开慧母子四人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有了新欢，他娶了第三房妻子，有了第三个家。
这个家有什么“家风”可言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是的一个什么样的家。这是一个战斗之家、游击之家、流动之家，没有地址，且战且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家始于“革命圣地”井冈山，终于“革命圣地”延安。任何一个稍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个暂时不适合生养孩子的家庭。但毛泽东无所顾忌，他不愿意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只管自己尽情尽性，才不管战火纷飞中老婆怀孕生孩子要吃多少苦，小孩子被遗弃在“敌占区”要遭多少罪，甚至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他也压根儿没放在心上。毛泽东一生率性胡为、无法无天的性格，不仅在晚年，也不仅在政治上，即使是在早年的私生活上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年婚姻，戎马倥偬，毛泽东让贺子珍不间断地怀孕，一个接一个生下了六个孩子，这成了毛贺二人几乎唯一的家庭生活内容。即便在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上，他也没让贺子珍的肚子闲着，跑到贵州生下一个，到了陕北再生下娇娇（后改名李敏，这是两人既没有夭折也没有遗弃的唯一的孩子）。离开延安时贺子珍居然也是带着身孕走的，在莫斯科又生下了二人最后的男孩廖瓦，不久夭折。
外孙女孔东梅说，“外婆离开外公，是因为生孩子生怕了”，这话自然是贺子珍亲口对她说的。对生孩子的恐惧伴随贺子珍一生，确实也是当年贺子珍执意出走延安的原因之一。但毛泽东似乎从来也不理解、更不体谅贺子珍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苦楚。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战争环境里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孩子生下来又得亲手送人，对贺子珍而言更无异于人身迫害和精神折磨。毛对此事却表现得异常轻松，他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自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娇娇出生时，邓颖超、康克清、刘英等高干女眷前往探询“贺子珍生了没有”，毛“风趣”地回答：“生了生了，老母鸡生了个大鸡蛋！”在毛左们看来，这大概是“一代伟人”的伟大幽默，而在常人眼里，只有真正坏透了的坏男人才能如此轻松惬意地调侃一个“生孩子生怕了”的痛苦的妻子和绝望的母亲。
结识毛泽东的时候，贺子珍是情窦初开、活泼靓丽、爱说爱笑的17岁少女，是骑马挎枪、勇敢无畏、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但十年之后，贺子珍的精神垮了，身体也垮了，上厕所都曾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在埃德加•斯诺眼里，保安的毛夫人是一个面容憔悴、弱不禁风的女子。战争中英勇负伤并不是摧垮贺子珍的主要原因，她那位专门利己、毫不疼人的“伟人”丈夫才是无情摧残她的凶手。
中共老干部们在回忆红军长征时经常嘲笑队伍里唯一的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说他性欲太强，几天不干那事儿都不行，奉命伺候这位洋大人睡觉的女红军战士身体吃不消，自私的李德又不肯将他名下的特供食品与性伴侣一起分享，为此党组织还得专门派人去安抚那位牢骚满腹的女战士。可是他们忘记了，李德再不济，至少还懂得小心行事不让女伴中标，比起“一代伟人”来，李德的“家风”倒是更靠谱、更负责任一些。
五
到陕北安顿下来之后，经洋记者史沫特莱诱导，毛泽东有了新的爱好：和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跳交谊舞（这个爱好毛保持终生，“建国”后便成了这位高高在上、深居简出的“伟大领袖”结交漂亮女性的途径之一），也有了新的追求对象：当时延安最漂亮的女人、史沫特莱的女翻译吴光伟（吴莉莉）。与光彩照人的吴莉莉相比，十年前的“永新一枝花”已是残花败叶。毛对贺子珍不冷不热、不闻不问，却与吴莉莉打得火热，聊起天来夜以继日、没完没了，终于打翻了贺子珍的醋坛子。中共一直对导致贺子珍负气出走的“吴光伟事件”讳莫如深，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很多，有说贺子珍揪打吴莉莉的，有说贺用手电筒（或板凳）砸了毛泽东的，有说史沫特莱加入混战揍了贺子珍的，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夜不归家，呆在单身女子的窑洞里，是他有错在先。此事不光彩，“很黄很暴力”，贺子珍受了气，“主席”丢了脸。事后，吴光伟向组织投诉贺子珍，贺子珍辗转去了西安、新疆、苏联，吴光伟、史沫特莱也相继被中共“礼送出境”。
因为毛的缘故，贺子珍的一生被完全毁掉了。到苏联之后，贺被长期关在精神病院里，她曾给毛写信说，苏联的生活过得“比长征还苦”。直到中共建国前夕，经毛泽东批准，才允许贺子珍携女儿贺娇娇及毛的二儿子毛岸青
回国，而此时江青早已鸠占鹊巢，与毛另组家庭——虽然毛从未与贺履行过任何形式上的离婚手续。回国后女儿娇娇由小姨贺怡送进了毛家，随江青的姓、李讷的名而改名李敏，并叫后妈作妈妈，而妈妈贺子珍则已无家可归，被夺走了独女不说，还严令不许进京，否则就要开除党籍——毛派出几拨人马用“党籍”吓唬精神不太正常的贺子珍。贺只得随军南下，避居上海。更有甚者，这位当年井冈山上的首位女红军，全程走完了长征的32名老资格女共产党员之一，为中共革命负伤17处、身体里残留11块弹片的前第一夫人，竟然被她“伟大”的前夫当作一名政治敏感人物而予以无限期软禁，不仅不能公开发声，也不能随便见人。为了防范她说出真话令“伟大领袖”形像受损，甚至连她的身份资料、人事档案也被全部销毁了。贺子珍的侄女回忆说，文革时红卫兵串联，侄女要去北京，贺子珍难过地说：“你们都能去北京，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呢？我也想看看北京十大建筑。”直到毛泽东死后三年，这个可怜而无害的老妇人才被允许游览首都，参拜了纪念堂里的前夫尸身和中南海里的前夫故居。
贺子珍的娘家人也因“伟人”的缘故而命运多舛。哥哥贺敏学在永新暴动后就是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当井冈山上的“毛委员”相中他单纯幼稚的亲妹子时，他作哥哥的也曾多有美言。毛曾夸贺敏学在中共历史上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搞秋收暴动，第一个上井冈山，第一个打过长江去，称得上是真正的老革命。但贺敏学一生既不能做大事，更不能做大官，因为毛泽东怕他抛头露面多了，一不小心暴露了前大舅哥的敏感身份，那会让做了亏心事的“他老人家”难堪。文革时贺敏学挨整，造反派从他家里抄出“伟大领袖”的亲笔信和合照，这才知道此人大有来头。所以，贺敏学到死也只做到副省级，是悼词里被追尊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唯一一位副省级干部。
贺敏学不走官运也就罢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就更惨了。贺怡本是毛泽东的双料姻亲，既是小姨子，又是弟媳妇（贺怡是毛的三弟毛泽覃的第三任妻子，与毛泽覃育有一子），然而，贺怡因护送李敏进京时曾替姐姐当面向毛泽东讨说法、要名份，以此遭毛憎恶，再次求见时即被毛拒绝。于是，贺怡匆匆忙忙回到当年的江西苏区，象无头苍蝇一般去寻找长征前被遗弃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毛（大名毛岸红）。这个孩子是贺子珍在长征出发前交给她和毛泽覃夫妇代养，毛泽覃又交给警卫员送往当地农家代养，后因毛泽覃和警卫员双双牺牲，孩子就此下落不明。贺怡以为只要找到了小毛毛，必然母以子贵，她的姐姐就能有靠山，将来就有出头天，毕竟江青没给毛泽东生儿子。而小毛毛据说长相酷肖其父，当年就颇受毛泽东喜爱。与其他那些生下来就送人的孩子不同，小毛毛是由父母抚养到了两岁多，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才依依不舍送人的。但是，心绪不宁的贺怡此行偏偏出了车祸，“新中国”刚成立几个月，她就受了“领袖家风”的拖累而白白丢掉了性命。毛泽东可真是贺家的大灾星。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4年2月4日
也谈“领袖家风”
（下）：一边祸国，一边毁家
杨 光
六
对杨开慧、贺子珍而言，毛泽东是自私自利的男人，对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廖瓦等九个孩子而言，毛泽东则是不负责任的父亲。假如毛泽东只是一个平常人——比如一个农民、职员、或者教师，假如我们只用平常人的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恐怕我们不能不说，他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因为他对这九个孩子没有尽过任何一个普通父亲都应该尽到也能够尽到的养育之责。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愧为人父，枉为人父。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逃避父亲应尽的责任，则不但是无情，简直是无耻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原本由杨独自抚养，杨开慧死后，孩子们被叔父毛泽民接到上海，不久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泽民远走江西苏区，孩子们生活费用断绝，在寄养家庭里受了虐待，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最小的毛岸龙失踪了。毛岸英、毛岸青后来由同情中共且暗结苏俄的军阀张学良帮忙送往苏联——这两个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算他们命大。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六个孩子两个夭折，三个失踪，活到成年的只剩下娇娇一人幸存。但幼年娇娇未得毛一日抚养、一分宠爱，先是全托在延安保育院里养到三岁多，为了不影响与新妇江青的家庭生活，毛又狠心将年仅三岁的女孩送到遥远的异国，交给已经精神失常且浑身伤病的贺子珍独力抚养，从此再无只言片纸传达父爱之情。以至于当这位孤苦伶仃的红色大公主回到毛大权独揽的陌生祖国，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有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父亲。
毛泽东漠然对待妻子儿女、放任亲人自生自灭的“领袖家风”，毛左们似乎很受感动，但想必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父亲效仿毛泽东。有人竟颂扬说，这体现了“一代伟人”的“伟大牺牲精神”，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为了“新中国”，“伟大领袖”抛弃儿女私情，首先牺牲掉自己的亲人，这是何等感天动地的“伟大革命情操”啊。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他不幸的儿女和兄弟时，也曾不止一次“动情”地说：“谁叫他们是我毛泽东的亲人呢！”这话颇为费解，言下之意似乎是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有本“伟人”在此，家人、亲近的人为本“伟人”而受点连累、折点阳寿，又何足为怪哉？
一个连最普通、最平常、最基本的为夫之道、为父之道都完全不合格的人，一个连自己苦命的亲生儿女都漠然对待、无心教养、无意挽救的人，他何德何能做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有什么资格僭称“伟人”？中国古人讲“修齐治平”，而在毛家，论情不足以顺夫妇，论德不足以育子女，区区齐家且无道，何以治国平天下？
七
与前三任妻子和前九个孩子相比，毛泽东的最后一任妻子江青、最后一个孩子李讷算是最幸运的。在延安，江青与毛泽东毕竟有过一段基本正常的家庭生活，李讷也曾一度得到过几乎常态化的父母之爱。但幸运之中也孕育着大不幸。作为整人专家、权谋大师，毛泽东的言传身教对江青、李讷诚然算不上是什么“正能量”，潜移默化，近墨者黑，毛泽东促成了江青母女二人变态的性格、反常的思维、扭曲的人生。
对于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和江青的故事可谓尽人皆知。故事相当脸谱化，毛泽东是“大救星”、“红太阳”、“伟大领袖”，江青是“野心家”、“白骨精”、“四人帮”，好事都是毛做的，功劳都记在毛帐上，坏人都是江当的，血债都挂在江名下。按照这样“一家两制”的党史叙事，“伟大领袖”不仅看接班人、副统帅没有一次不走眼，就连朝夕相处的老婆也完全没分清善恶好歹，真不知道眼力、智力如此不济的“领袖”是怎么“伟大”起来的。
其实，年轻时的江青虽说感情纠葛复杂，桃色绯闻缠身，但与毛泽东相比，她绝对算不上是个坏女人。如果江青不遇见毛泽东，这一生只做她的本份，大不了也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左翼进步人士”、三流电影明星，偶尔不守妇道，无涉党政之道，她就是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呢？说到底，江青之坏，只坏在毛泽东身上。换言之，哪个女人跟了毛泽东，受了“领袖家风”的长期薰陶，不是江青也终会变成江青。
有人说毛江婚姻一开始就是错误，但犯错的主要是毛，而不是江。张闻天、项英曾白纸黑字反对毛泽东娶江青，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回答是：“老子就要同江青结婚，谁管的着！”毛拍军用电报答复项英：“我学孙中山”。陈云曾当面警告江青“毛主席是有老婆的人，你要注意哩”，毛打电话训斥陈云：“你一个组织部长怎么管到我家里来了！”据说中共高层只有康生、贺龙二人公开赞成这桩婚事，但贺龙赞成的理由也很奇怪：“堂堂一个大主席，搞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在贺龙心里，“主席”终究还是土匪头子）贺龙错了，若是升斗小民，只要两厢情愿，“搞个女人”确实没什么了不起，但正因为毛泽东是“堂堂一个大主席”，“搞女人”的事情也就不那么简单了。
八
毛泽东与江青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漫长婚姻，但其间真正常态化的家庭生活并不太长久。按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说法，毛江二人从初相识时的恩爱甜蜜，渐渐发展到“吃不到一起”，再到“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最后顺理成章，再也“住不到一起”。二人长期分居，至“文革”初期，夫妻关系早就表里不一、名存实亡了。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之所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胆敢附和林彪挑战江青，试图整倒江的铁杆干将张春桥；毛泽东刚死，汪东兴就怂恿华国锋将江青关进了大牢，是因为汪东兴深知毛虽然重用江青，但并不看重、更不尊重江青，说到底，毛泽东只是利用她，拿她当枪使，让她当恶人、做坏事，做那些毛泽东本人想做却不便于以领袖之尊亲身去做的坏事。汪东兴曾对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同是江西老乡的林彪干将说了心里话，透露了毛家底细：江青在毛的私生活中早已出局，政治上江青也只是毛的工具（而称不上是毛的“战友”与伙伴），毛打心眼里没把江当回事。汪东兴是毛的近侍，接触毛的机会比江青更多，汪的讯息虽说误导了庐山会议上的林彪团伙，
但不能说汪东兴的看法没有道理。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大概早就有意识地把江青放在了替罪羊的位置，这正是名义妻子江青之于毛泽东最后的利用价值。中国古代的老皇帝总是把行德政、积善缘的好事交给预定接班的太子去做，而把犯众怒、失人心的事情交给预备顶缸的佞臣去干，很显然，江青就是后者的角色。如果毛泽东真心为江青的后路着想，他怎么会纵容她由着性子满世界去得罪她根本得罪不起的那些人呢。归根到底，江青的牢狱之灾正是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在毛泽东与江青组成的极其扭曲变态的中共第一家庭里，江自然不是毛平等相待的家庭成员。在党里，她是下属，在家里，她也是附庸，对毛只能时时低头，处处小心。毛泽东定下来的事情，无论国事、家事，江青不仅无权质疑、无权反对，甚至无权过问。在那个疯狂年代，谁又担得起“反对毛主席”的天大罪名呢——哪怕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此种情形，自非平常家庭、平凡夫妻可相比拟。在这个家里，毛至高无上，江动辄得咎，她不愿有把柄落在毛的手里。毛若发了脾气，江青就得写检讨，检讨不过关，还得反复重写。真要惹恼了“主席”，任谁都吃不了兜着走。“伟人”的老婆是不好当的，平凡夫妻之间哪能如此壁垒森严？哪有这么些假恶丑的变态规矩？
江青本是风流女子，正值如狼似虎的年龄，毛对她已经了无性趣，她只得独守空房。毛的私生活江青从来不敢过问，这是江青与杨开慧、贺子珍相比对毛最“善解人意”之处——那两位前妻都曾为此与毛争执以至大闹过。对丈夫那点儿猫腻儿她心知肚明，却只能睁眼闭眼佯装不知，甚至还得主动避让以免坏了人家的性致，而她自己，却不敢不谨守妇道。为了不给“主席”光辉形像抹黑，为了维持她藉以狐假虎威、欺世盗名的“政治婚姻”，她甚至还要费尽心机去销毁年轻时候闯荡上海娱乐圈的风流证据，为此不惜泯灭良知，抓人抄家，伤天害理。在毛泽东身边，江青始终心怀恐惧，李志绥大夫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江青最大的心病是担心毛不要她。作为名义夫妻，江青有此恐惧是理所当然的。她没有象贺子珍、毛岸青一样在巨大心理压力之下疯掉，住到精神病院里，作为替代，她把满腔的委屈、满腹的愤懑化作叱咤风云的政治利器。在丈夫那里失去的，她要从党和国家加倍捞回来。于是乎，江青由家中的怨女变成了政坛的泼妇：一个以“疯狗”自命，“主席要我咬谁，我就咬谁”的 “文革旗手”。
上海滩上“追求进步”的文艺女青年终于蜕变成了祸国殃民、“国人皆曰可杀”的“白骨精”，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吗？毛泽东可真是驯老婆的高手、降妇女的班头，“领袖家风”功不可没啊。“政治夫妻”开文革夫妻店，事成夫荣妻贵，事不成老婆顶罪，把牢底坐穿。摊上这么一位“伟人”做丈夫，江青是幸运呢，还是倒霉呢？
九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晚年，江青很难见到她的“伟人”丈夫。要见毛一面，还得先打通关节，讨好笼络毛身边的女孩子——他的机要秘书与生活秘书们。可是，连江青自己都见不到毛泽东，至今仍然有人将李敏、毛岸青、毛
新宇等毛氏后人见不到毛的责任归罪于江。殊不知，毛泽东真心想见的人，江青是绝对不敢拦，也绝对拦不住的。据毛家后人、毛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江青、李敏、李讷、邵华、刘松林（刘思齐）都曾有过在毛家门口吃闭门羹的经历，除了毛泽东本人，谁吃了豹子胆，敢阻挡“伟大领袖”见自己的家人呢？毛泽东也曾假意责备李敏：“你为什么不常来看看我呢？”李敏语带讥讽地回答：“你这里门槛太高了。”这位精明的父亲居然把阴一套阳一套的党内斗争手腕用到了关爱他的女儿身上。
在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晚年，毛把“党和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国将不国，其实，他也早就把他自己的家庭搞得一塌糊涂，家不成家。他嫌刚出生的大外孙孔继宁爱哭、太吵，把大女儿李敏一家赶出了中南海。他把江青拒于门外，夫妻长期分居，成全了这位“主席”为老不尊，和一帮文化素养很低的无知浅薄的女孩子整日厮混在一起。毛最宠爱的小女儿李讷因为家教失败的缘故，一直也没有学会与人正常打交道的能力，过了女大当嫁的年龄，稀里糊涂和五七干校的男服务员生米做成了熟饭，几经折腾，身心交病，精神萎靡，神经衰弱，一蹶不振，也重重地伤了母亲的心——江青本来是要把李讷当作政治超新星来培养的（江青知道女儿已是烂泥扶不上墙，不免心灰意冷，从此也就更加心理变态了）。李讷的婚事毛泽东居然也是用看报告、写批示的方式予以审批的，普天之下，还有哪位称职的父亲是这么对待爱女终身大事的呢？毛泽东是当“主席”当得太投入、太过瘾了，以至于他早就忘记了当丈夫当父亲当亲人应该有另外的当法。毛泽东对孙辈更是毫无感情：最大的外孙孔继宁被他扫地出门，但好歹也与外公打过几次照面；而毛新宇、孔东梅、王效芝就没有这么“幸福”了，空有“伟人”血统，却只能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的待遇，毛活着见画像，死了拜尸身。如今，毛的孙辈找出各种借口为他们“伟大”老祖的乖张行为辩解，就差PS几张祖孙亲密照来展览“家风”了，但很可惜，没有一个借口真正具有说服力。爷爷不肯见孙子，在平常人家是说不过去的，除非这个人是“伟人”。现在总有些可爱的毛左人士习惯于喊毛泽东为“毛爷爷”，说明他们太不了解毛泽东了，毛泽东这一生，最不愿意担当的家庭角色就是“爷爷”，老公没当好，好歹也还在当，父亲不称职，好歹也混下来了，至于爷爷，那就免了吧。
当毛泽东临终之际，守护在侧的是毛的医疗组成员和轮流值班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并没有一个毛家后人为他送终。据李敏回忆，毛唯一尽过养育之责、平常关系最为亲昵的小女儿李讷接到毛的病危通知竟拒绝前往探望奄奄一息的父亲，不知是何原因。更离奇的是，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及其一家三口——包括当年的幼童、现在的少将、“我爷爷”不离口的毛孙毛新宇——不仅未能为毛送终，居然是冒用了叶剑英家属的名义才获得了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的资格。毛家的怪事可真多。
十
的确，毛泽东的“家风”世所罕见，很不一般。让我们来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吧：希特勒是与毛同一档次的大屠夫、大独裁者，为了一门心思当好他的“元首”，他宣布自己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所以，希特勒不敢结婚，更不敢生养孩子。临死前，魔头希特勒才与情妇爱娃宣誓结婚，他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送给了他心爱的、自愿为他殉
情的女人。至少在对女人、对孩子的谨慎态度上，希特勒比毛泽东要地道得多。
毛的对手蒋介石在毛面前可谓一败涂地，政治上失利，军事上惨败，但在自己的家里，蒋介石却是无可非议的成功者：蒋既是知书达礼的大孝子，也是教子有方的好父亲——他教出了一个将国民党由专制死路引向民主坦途的好儿子。中共“二代核心”邓小平派军人上街杀害别人家的孩子，但在邓自己的家里，其实也堪称好爸爸、好爷爷：邓曾坚持给瘫痪的儿子亲手擦澡，邓的晚年乐事是满眼慈爱地看着一群孙辈在办公桌下钻来钻去，邓给中国驻美使馆亲自下达的唯一一条指令就是护送他在美国出生不久的孙子回到急于见孙子的爷爷奶奶身边。可是毛泽东呢，毛家可有蒋家、邓家这样的慈孝故事？
抛妻弃子，缺慈少爱，翻脸无情，刻薄寡恩，纵妻作恶，众叛亲离，齐家无道，治家无方，„„如果这些东西也叫“家风”，那么毛家所谓“领袖家风”，也不过如此了。
至于那两件打满补丁的睡衣和毛巾被，一年不吃红烧肉之类（据史家考证，其实也就半年左右不吃红烧肉，而同一时期刘少奇家、朱德家早就开荒种地挖野菜了，毛家大概不至于比他的同事吃得更节俭），对于一个把党和国家攥在手里、把亿万生命玩于股掌的“伟大领袖”来说，对于一个有数十座行宫、专列上路全线停运、一年抽一枝雪茄也要专门建厂特供的大独裁者来说，这实在是低级无聊的小儿科话题。他干了那么多坏事，欠了那么多人命，岂是少用几条毛巾被、少吃几碗红烧肉能够还得回来的？
谈“领袖家风”
杨 光
（上）：不孝之子，流氓丈夫
一
记得薄熙来济南受审慷慨陈辞，动情表白“薄家家风”。他说他衣柜里的西服是二十多年前当县委书记时手下乡镇企业生产的，他身上穿的棉毛裤还是他母亲给他买的——他母亲文革被迫害致死快五十年了，他家的衣服可真够结实的。说完这番话，薄熙来似乎被他自己感动了，竟当庭指责检察官“侮辱了我们薄家的家风”。听罢此言，只觉得此公好笑，黑色幽默，哪壸不开提哪壸。就他那个家，七荤八素的，父不父，子不子，夫不正，妻不贤，儿子坑妈，老婆尅夫，洋相出到了美国领事馆，连“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天之灵都救不了他，居然还好意思提什么“家风”。
西服和棉毛裤的故事听起来是那么耳熟，立刻让人想起打满补丁的毛巾被和烂睡衣、舍不得扔的破拖鞋、一年不吃红烧肉之类尽人皆知的“伟人”故事。拿“家风”说事，确乎不是薄熙来心血来潮，那是“一代伟人”首开其风。如今，但凡“红二代”、“红三代”缅怀先祖，很少有不自夸“家风”的。在他们嘴里，红色家庭的“家风”大都很雷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无非是：品格无限高，遗产无限少，思想很先进，生活很普通，吃喝不挑剔，穿戴不讲究，家教特别严，用度特别俭，亲戚不沾光，子女无特权，一切献给党，永远爱人民，„„诸如此类，薄家如此，习家如此，毛家更是如此。不红的家庭各有各的家风，红色家庭的家风则都是相似的。一言以蔽之，除了天使，就数中国的红色家族最纯洁无瑕了。
毛泽东的后人、身边工作人员、极左拥趸们早已将“领袖家风”（或曰“伟人家风”）渲染得淋漓尽致，出了很多书，讲了很多奇闻怪事，写得颠三倒四，吹得神乎其神。毛诞120周年之际，又有一些人拿“领袖家风”说个没完。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少将——解放军首位70后将军（他的姑姑李讷、堂叔毛远新当年也都曾是全中国最年轻的省军级干部）——继前几年宣称“毛家后人没有一个做官、经商，这是毛家的家风”之后，今年除了再次重申“毛家的人不经商、不赚钱，凭工资吃饭”之外，又高调宣布“低调做人、清廉是毛家家风”。进入商业财富500强的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女士在香港宣称她伟大的外公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按这两位“毛家家风”发言人的说法，有三十几座行宫、老婆回家见老公要提前打报告，老爷子这样的生活也叫普通人生活，斗大的字认不出两箩筐还到处题词、顺溜话说不出两句敢当十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孙子这样的作派也叫低调，少将不算官，500强不算经商赚钱，看来汉语词典是该烧掉重编了。
毛家有什么“家风”呢？其实，跟薄熙来的“薄家家风”一样，“领袖家风”也是哪壸不开提哪壸。若真心为尊者讳，毛家后人、亲信本该知趣一些，由别人去说，自家人不要去碰这个话题。毛泽东一生标新立异，率性而为，几乎没有什么顾忌：他对父亲不孝，对妻子不忠，对子女无情，对兄弟无义，对情妇无恩，对孙辈无爱，家庭观念淡薄，性道德低下，弄得家不象家，众叛亲离。说毛是斗争高手、权谋行家，自然不错，但说他齐家有道、治家有方，那真是贻笑大方。
二
毛泽东是中国的劫数，也是自家的尅星：尅父、尅妻、尅弟、尅子；与他有染的女人大都命运凄苦，或花年惨死，或残生孤苦，被冷落、被抛弃是她们共同的宿命；他家兄弟三人，两个弟弟被他亲手带上革命道路，不幸英年早逝，三兄弟一共结过十次婚，没有一个女人有过幸福的人生；他儿女成群，却几乎随生随弃，弃如敝屐，致使这一大群悲剧儿女大半早夭，身未夭者也是精神早夭，非疯即傻；他简直就不配做一个爷爷，赶走外孙，拒见嫡孙，至死不解何为含饴弄孙之乐。他的国家是一个悲剧，生活在他的家里也是悲剧，悲剧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在他的家庭成员身上，而毛泽东是所有悲剧的主因。一个给他的人民和他的家人源源不断送去苦难与不幸的“伟人”，他有什么值得炫耀于世的“家风”呢？
毛泽东一生共有五个家：湖南韶山冲的老家，在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长子、长兄；先后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任妻子所组成的家，在这三个家里，他的角色是丈夫、父亲；到了晚年，毛拒绝亲情、自成一家，朝夕相处者为张玉凤、汪东兴、李志绥、吴旭君、孟锦云、王海容、唐闻生等身边工作人员。在晚年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主席”，另一个可能的身份是情夫或性伴侣（关于毛和那些女孩子的丑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但除了李志绥大夫以外缺少其他当事人的印证）——但即使是情夫，也是象当“主席”一样当情夫。自从做“主席”进入角色、渐入佳境，毛泽东不仅在民众、同僚、下属面前是一副“主席”面孔，在情妇、朋友——如果他有朋友的话——面前也是一副“主席”面孔，在老婆、儿女、亲戚面前，仍然是一副“主席”面孔。
按照毛泽东本人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一个暴躁、易怒、刻薄、吝啬的守财奴，经常打骂孩子，他与父亲的关系糟糕透顶。儿子如此评价父亲，在儒家文化里极不平常，但事实上，毛父并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其子记恨数十年的恶行。如果说毛父不是一个好父亲，这首先是因为毛对父亲的要求太高，而对自己的要求又太低。十三岁时毛泽东当着满堂宾客的面与父亲争吵（无论有什么正当原因，十三岁的孩子当众与父亲斗嘴，说明毛泽东的性格素养、文明礼仪都很成问题），父亲命令他磕头认错，他则以跳水塘自杀相威胁。少年毛泽东几乎处处与父亲作对，他拒绝父亲为他安排的生活方式，也不承认父亲给他娶下的媳妇。母亲死后，他在《祭母文》中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三纲依次为君臣、父子、夫妇），隐晦地将母亲因病去世归罪于无辜的父亲。一年后其父郁郁而终。
延安时期，已经人到中年的毛泽东仍然对去世十多年的父亲恶语相加。他用“我越来越恨他”等出格言词表达其怨愤，并上纲上线将幼年对父亲的反叛自诩为“造反”生涯的起点和革命精神的源泉。将父子关系意识形态化，这是搞政治搞昏了头，已颇有丧心病狂之状了。给毛泽东做过俄语翻译的师哲也曾回忆说，毛、师二人曾交流过早年父子不睦和反抗父亲的经历，毛因而与师哲颇有共同语言，进而大表同情与信任，一度令十分精明的康生产生了错觉，以为师哲得毛宠信，不久即将高升。因为毛家父子不谐，毛泽东竟然将儿女反抗父亲视为革命者的政治正确（正如毛曾因自己爱吃辣椒、苦瓜而将这两种蔬菜纳入“革命菜谱”，有幸与毛共餐者大都亲耳聆听过“不吃辣椒不敢革命”的主席教诲），从此，在共产党的革命词典里，“孝子贤孙”竟成了一个带浓厚讥讽意味的贬义词。说毛泽东为子不孝，大概不算冤枉了他。
在韶山的家里，毛泽东是大儿子，也是小丈夫。毛的第一个妻子是父母包办的元配罗氏。据毛泽东自己说，他从未与罗氏圆房，与罗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也就是说，20岁的农家少女罗氏实际上是遭遇了一场婚姻骗局：以媳妇名义被骗进了毛家的门，结果却变成了无偿劳动力。骗局的主要责任者固然是毛父毛贻昌，但16岁的新郎亦是骗局的同谋：毛泽东自诩其从小敢造父亲的反，却并未明确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顺从地与罗氏拜了天地、全了婚礼，并欣然接受罗氏为毛家提供的各种免费劳务，只是心不甘情不愿，不肯对罗氏负丈夫的责任而已。罗氏两年后死去，或多或少与其对婚姻的失望以至绝望有关。
三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最具悲剧色彩。杨开慧出身于书香之家，是毛的恩师杨昌济教授之女。毛曾受过杨家的接济，亦曾寓居北京杨家，与杨开慧自由恋爱。杨昌济死后，19岁的杨开慧嫁给思想越来越激进的毛泽东。婚后不久，毛成为职业革命家，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杨开慧一连生下三个儿子，与毛聚少离多，但也曾随毛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革命浪漫主义生活”。1927年10月毛率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杨开慧母子四人寄居于长沙板仓娘家，从此毛一去不返，杨在毛离去五十天时收到过毛一封信，此后再无消息，直至阴阳两隔。杨开慧在贫困、孤苦和绝望中痴情等待，她将对毛的思念和怨恨写在纸上、藏进墙缝，留下了五千余字的手稿。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开慧手稿被修缮故居的人发现，此时杨毛二人皆已作古。杨开慧写道：“我真爱他呀”，“天天等”，“我简直要疯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但杨开慧手稿并未全文公开，因为杨开慧除了倾诉其对夫君的痛苦爱恋，也写下了许多对中共、农会和毛泽东个人品行的负面看法。尤其不可示人的是杨对毛“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的八字评语，此八字由李锐老先生披露出来，堪称对毛一生行状的精辟总结。
在杨开慧对毛日思夜想、焦急等待之时，毛泽东又为杨开慧做了些什么呢？做了山大王的毛泽东早已有了新欢，把这母子四人忘到了九宵云外。毛一上山就看上了袁文才、王佐的干妹子，17岁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不久二人相恋同居，次年初夏请客喝酒，贺子珍公开做了毛的“押寨夫人”，杨开慧不明不白成了毛泽东的前妻。有一些
毛左人士——如《毛泽东与杨开慧》一书和“两个不能否定”的发明者李慎明——为了替毛掩饰，造谣说毛是误信杨开慧已经被捕牺牲才与杨断绝联络并与贺结婚，这是徒劳的诡辩。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毛的二弟毛泽民均为中共干部，在此期间都曾与杨开慧有书信联系，说明通讯渠道仍然有效，不与杨联络是毛泽东主动而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故意冷落。毛本人在1929年11月写给李立三的信中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写此信时毛与贺子珍早已成婚且生了一女，但此信透露毛不仅知道杨开慧还活着，也知道他二弟与她仍有联系。杨开慧自毛走后一直住在板仓，毛所谓“不知通讯处”显为托辞。
毛左们要为毛的重婚行为辩护，还不如实话实说。那时候，一夫一妻制尚未普及，中共革命要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又都很淡薄，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生命尚且朝不保夕，故多持性开放以至性放纵态度。家里已经有了老婆，进了根据地再娶一个，革命革到哪里，老婆换到哪里，在中共高干群体，本是不足为奇的寻常事。比如朱德，家里已经有两个老婆（上井冈山之前结过四次婚，一个死去，一个离婚改嫁后当了叛徒），朱毛井冈会师之后先是娶了25岁的女红军伍若兰，伍若兰因掩护朱德而被捕，尚在狱中受刑等死之际，朱德旋即又娶了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再比如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毛泽民在湖南老家有元配王淑兰，到上海做地下党时再娶钱希钧；毛泽覃有元配赵先桂，赵赴苏联后再娶周文楠，进苏区之后又娶了贺怡（贺子珍之妹）。后来在延安的“老革命”群体，再后来的“南下干部”群体，都曾经发生规模浩大的换妻运动，井冈山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在中共高层，只有周恩来一人是夫妻相守、不离不弃、“从一而终”的。
然而，毛泽东抛妻弃子的行为仍然非比寻常，其性质远比朱德和毛泽民、毛泽覃两兄弟停妻再娶恶劣得多。1930年朱毛红军“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曾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三军团彭德怀挂帅，占领长沙达十日之久，其间从长沙监狱中解救了毛泽民、毛泽覃二人的妻子王淑兰和周文楠。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亲赴长沙郊外，与三年未见的杨开慧和三个幼子近在咫尺。令人不解的是，这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既不派人到板仓探访、接应杨开慧母子，又不通知其自行转移避险，不知是何居心？就后果而言，这等同于将杨开慧拱手送给了湖南军阀何键，作为报复红军的活靶子。投妻身饲猛虎，难道这就是“一代伟人”的伟大牺牲精神？以“伟人”的高智商，他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攻打长沙之举将陷杨开慧于必死之地，何况不久前朱德之妻伍若兰已经被砍头示众了，除非他根本就不把杨开慧的生死放在心上。若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毛泽东见死不救的动机，他大概是觉得革命之家与其多一个怨妇，不如多一个烈士来得更痛快些。当杨开慧被枪决，毛泽东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作，但毛所表达的并非李慎明所谓“何等的大爱、深爱”，那不过是做了亏心事、害怕鬼敲门的怯懦和不安。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4年1月23日
也谈“领袖家风”
杨 光
（中）：他为妻子谋不幸，他是贺家大灾星
四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毛泽东能够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并反客为主，贺氏兄妹和匪首袁文才、王佐一样都是大功臣。初上井冈山时，毛的脚受了伤、化了脓，贺子珍也正患“打摆子”（疟疾），二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养病，不久就变得难舍难分。毛10月上山，11月7日调贺子珍到“前委”给他当秘书。11年后毛与江青的关系由“同志”进到“战友”，也是调江青到“军委”给他当秘书；再往后，专列服务员张玉凤得“伟人”宠幸，用的仍然是这一招——调张到中南海“一组”给“他老人家”当秘书。井冈山是原创，以后都是故伎重演。正本清源，中共高干和年轻女秘书打成一片的优良“家风”，还真是从“伟大领袖”那里一脉相传下来的。
关于毛贺相恋的经历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有的说是女方主动投怀送抱，贺对毛“由敬仰而爱慕”；有的说是毛对贺穷追不舍，当年的老红军回忆说，“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大家都笑他”（那时贺已有心上人——带她走上革命道路、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欧阳洛，正是此人带领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将贺子珍兄妹从监狱里救出来）；有的说是袁文才、王佐一意“保媒”并怂恿毛非娶一房“押寨夫人”不可（毛贺二人在永新县塘边村请客办婚礼系由袁、王二人张罗）。“两个不能否定”的炮制者李慎明认可后一种说法。此说虽可略微减轻毛抛弃杨氏母子的主观恶意，却在事实上把毛塑造成了上山入伙的真土匪——不是土匪头子又怎么会乐于奉行“押寨夫人”的潜规则呢。不管怎么说，在离弃杨开慧母子四人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有了新欢，他娶了第三房妻子，有了第三个家。
这个家有什么“家风”可言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是的一个什么样的家。这是一个战斗之家、游击之家、流动之家，没有地址，且战且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家始于“革命圣地”井冈山，终于“革命圣地”延安。任何一个稍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个暂时不适合生养孩子的家庭。但毛泽东无所顾忌，他不愿意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只管自己尽情尽性，才不管战火纷飞中老婆怀孕生孩子要吃多少苦，小孩子被遗弃在“敌占区”要遭多少罪，甚至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他也压根儿没放在心上。毛泽东一生率性胡为、无法无天的性格，不仅在晚年，也不仅在政治上，即使是在早年的私生活上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年婚姻，戎马倥偬，毛泽东让贺子珍不间断地怀孕，一个接一个生下了六个孩子，这成了毛贺二人几乎唯一的家庭生活内容。即便在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上，他也没让贺子珍的肚子闲着，跑到贵州生下一个，到了陕北再生下娇娇（后改名李敏，这是两人既没有夭折也没有遗弃的唯一的孩子）。离开延安时贺子珍居然也是带着身孕走的，在莫斯科又生下了二人最后的男孩廖瓦，不久夭折。
外孙女孔东梅说，“外婆离开外公，是因为生孩子生怕了”，这话自然是贺子珍亲口对她说的。对生孩子的恐惧伴随贺子珍一生，确实也是当年贺子珍执意出走延安的原因之一。但毛泽东似乎从来也不理解、更不体谅贺子珍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苦楚。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战争环境里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孩子生下来又得亲手送人，对贺子珍而言更无异于人身迫害和精神折磨。毛对此事却表现得异常轻松，他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自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娇娇出生时，邓颖超、康克清、刘英等高干女眷前往探询“贺子珍生了没有”，毛“风趣”地回答：“生了生了，老母鸡生了个大鸡蛋！”在毛左们看来，这大概是“一代伟人”的伟大幽默，而在常人眼里，只有真正坏透了的坏男人才能如此轻松惬意地调侃一个“生孩子生怕了”的痛苦的妻子和绝望的母亲。
结识毛泽东的时候，贺子珍是情窦初开、活泼靓丽、爱说爱笑的17岁少女，是骑马挎枪、勇敢无畏、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但十年之后，贺子珍的精神垮了，身体也垮了，上厕所都曾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在埃德加•斯诺眼里，保安的毛夫人是一个面容憔悴、弱不禁风的女子。战争中英勇负伤并不是摧垮贺子珍的主要原因，她那位专门利己、毫不疼人的“伟人”丈夫才是无情摧残她的凶手。
中共老干部们在回忆红军长征时经常嘲笑队伍里唯一的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说他性欲太强，几天不干那事儿都不行，奉命伺候这位洋大人睡觉的女红军战士身体吃不消，自私的李德又不肯将他名下的特供食品与性伴侣一起分享，为此党组织还得专门派人去安抚那位牢骚满腹的女战士。可是他们忘记了，李德再不济，至少还懂得小心行事不让女伴中标，比起“一代伟人”来，李德的“家风”倒是更靠谱、更负责任一些。
五
到陕北安顿下来之后，经洋记者史沫特莱诱导，毛泽东有了新的爱好：和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跳交谊舞（这个爱好毛保持终生，“建国”后便成了这位高高在上、深居简出的“伟大领袖”结交漂亮女性的途径之一），也有了新的追求对象：当时延安最漂亮的女人、史沫特莱的女翻译吴光伟（吴莉莉）。与光彩照人的吴莉莉相比，十年前的“永新一枝花”已是残花败叶。毛对贺子珍不冷不热、不闻不问，却与吴莉莉打得火热，聊起天来夜以继日、没完没了，终于打翻了贺子珍的醋坛子。中共一直对导致贺子珍负气出走的“吴光伟事件”讳莫如深，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很多，有说贺子珍揪打吴莉莉的，有说贺用手电筒（或板凳）砸了毛泽东的，有说史沫特莱加入混战揍了贺子珍的，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夜不归家，呆在单身女子的窑洞里，是他有错在先。此事不光彩，“很黄很暴力”，贺子珍受了气，“主席”丢了脸。事后，吴光伟向组织投诉贺子珍，贺子珍辗转去了西安、新疆、苏联，吴光伟、史沫特莱也相继被中共“礼送出境”。
因为毛的缘故，贺子珍的一生被完全毁掉了。到苏联之后，贺被长期关在精神病院里，她曾给毛写信说，苏联的生活过得“比长征还苦”。直到中共建国前夕，经毛泽东批准，才允许贺子珍携女儿贺娇娇及毛的二儿子毛岸青
回国，而此时江青早已鸠占鹊巢，与毛另组家庭——虽然毛从未与贺履行过任何形式上的离婚手续。回国后女儿娇娇由小姨贺怡送进了毛家，随江青的姓、李讷的名而改名李敏，并叫后妈作妈妈，而妈妈贺子珍则已无家可归，被夺走了独女不说，还严令不许进京，否则就要开除党籍——毛派出几拨人马用“党籍”吓唬精神不太正常的贺子珍。贺只得随军南下，避居上海。更有甚者，这位当年井冈山上的首位女红军，全程走完了长征的32名老资格女共产党员之一，为中共革命负伤17处、身体里残留11块弹片的前第一夫人，竟然被她“伟大”的前夫当作一名政治敏感人物而予以无限期软禁，不仅不能公开发声，也不能随便见人。为了防范她说出真话令“伟大领袖”形像受损，甚至连她的身份资料、人事档案也被全部销毁了。贺子珍的侄女回忆说，文革时红卫兵串联，侄女要去北京，贺子珍难过地说：“你们都能去北京，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呢？我也想看看北京十大建筑。”直到毛泽东死后三年，这个可怜而无害的老妇人才被允许游览首都，参拜了纪念堂里的前夫尸身和中南海里的前夫故居。
贺子珍的娘家人也因“伟人”的缘故而命运多舛。哥哥贺敏学在永新暴动后就是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当井冈山上的“毛委员”相中他单纯幼稚的亲妹子时，他作哥哥的也曾多有美言。毛曾夸贺敏学在中共历史上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搞秋收暴动，第一个上井冈山，第一个打过长江去，称得上是真正的老革命。但贺敏学一生既不能做大事，更不能做大官，因为毛泽东怕他抛头露面多了，一不小心暴露了前大舅哥的敏感身份，那会让做了亏心事的“他老人家”难堪。文革时贺敏学挨整，造反派从他家里抄出“伟大领袖”的亲笔信和合照，这才知道此人大有来头。所以，贺敏学到死也只做到副省级，是悼词里被追尊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唯一一位副省级干部。
贺敏学不走官运也就罢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就更惨了。贺怡本是毛泽东的双料姻亲，既是小姨子，又是弟媳妇（贺怡是毛的三弟毛泽覃的第三任妻子，与毛泽覃育有一子），然而，贺怡因护送李敏进京时曾替姐姐当面向毛泽东讨说法、要名份，以此遭毛憎恶，再次求见时即被毛拒绝。于是，贺怡匆匆忙忙回到当年的江西苏区，象无头苍蝇一般去寻找长征前被遗弃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毛（大名毛岸红）。这个孩子是贺子珍在长征出发前交给她和毛泽覃夫妇代养，毛泽覃又交给警卫员送往当地农家代养，后因毛泽覃和警卫员双双牺牲，孩子就此下落不明。贺怡以为只要找到了小毛毛，必然母以子贵，她的姐姐就能有靠山，将来就有出头天，毕竟江青没给毛泽东生儿子。而小毛毛据说长相酷肖其父，当年就颇受毛泽东喜爱。与其他那些生下来就送人的孩子不同，小毛毛是由父母抚养到了两岁多，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才依依不舍送人的。但是，心绪不宁的贺怡此行偏偏出了车祸，“新中国”刚成立几个月，她就受了“领袖家风”的拖累而白白丢掉了性命。毛泽东可真是贺家的大灾星。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4年2月4日
也谈“领袖家风”
（下）：一边祸国，一边毁家
杨 光
六
对杨开慧、贺子珍而言，毛泽东是自私自利的男人，对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廖瓦等九个孩子而言，毛泽东则是不负责任的父亲。假如毛泽东只是一个平常人——比如一个农民、职员、或者教师，假如我们只用平常人的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恐怕我们不能不说，他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因为他对这九个孩子没有尽过任何一个普通父亲都应该尽到也能够尽到的养育之责。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愧为人父，枉为人父。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逃避父亲应尽的责任，则不但是无情，简直是无耻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原本由杨独自抚养，杨开慧死后，孩子们被叔父毛泽民接到上海，不久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泽民远走江西苏区，孩子们生活费用断绝，在寄养家庭里受了虐待，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最小的毛岸龙失踪了。毛岸英、毛岸青后来由同情中共且暗结苏俄的军阀张学良帮忙送往苏联——这两个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算他们命大。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六个孩子两个夭折，三个失踪，活到成年的只剩下娇娇一人幸存。但幼年娇娇未得毛一日抚养、一分宠爱，先是全托在延安保育院里养到三岁多，为了不影响与新妇江青的家庭生活，毛又狠心将年仅三岁的女孩送到遥远的异国，交给已经精神失常且浑身伤病的贺子珍独力抚养，从此再无只言片纸传达父爱之情。以至于当这位孤苦伶仃的红色大公主回到毛大权独揽的陌生祖国，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有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父亲。
毛泽东漠然对待妻子儿女、放任亲人自生自灭的“领袖家风”，毛左们似乎很受感动，但想必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父亲效仿毛泽东。有人竟颂扬说，这体现了“一代伟人”的“伟大牺牲精神”，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为了“新中国”，“伟大领袖”抛弃儿女私情，首先牺牲掉自己的亲人，这是何等感天动地的“伟大革命情操”啊。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他不幸的儿女和兄弟时，也曾不止一次“动情”地说：“谁叫他们是我毛泽东的亲人呢！”这话颇为费解，言下之意似乎是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有本“伟人”在此，家人、亲近的人为本“伟人”而受点连累、折点阳寿，又何足为怪哉？
一个连最普通、最平常、最基本的为夫之道、为父之道都完全不合格的人，一个连自己苦命的亲生儿女都漠然对待、无心教养、无意挽救的人，他何德何能做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有什么资格僭称“伟人”？中国古人讲“修齐治平”，而在毛家，论情不足以顺夫妇，论德不足以育子女，区区齐家且无道，何以治国平天下？
七
与前三任妻子和前九个孩子相比，毛泽东的最后一任妻子江青、最后一个孩子李讷算是最幸运的。在延安，江青与毛泽东毕竟有过一段基本正常的家庭生活，李讷也曾一度得到过几乎常态化的父母之爱。但幸运之中也孕育着大不幸。作为整人专家、权谋大师，毛泽东的言传身教对江青、李讷诚然算不上是什么“正能量”，潜移默化，近墨者黑，毛泽东促成了江青母女二人变态的性格、反常的思维、扭曲的人生。
对于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和江青的故事可谓尽人皆知。故事相当脸谱化，毛泽东是“大救星”、“红太阳”、“伟大领袖”，江青是“野心家”、“白骨精”、“四人帮”，好事都是毛做的，功劳都记在毛帐上，坏人都是江当的，血债都挂在江名下。按照这样“一家两制”的党史叙事，“伟大领袖”不仅看接班人、副统帅没有一次不走眼，就连朝夕相处的老婆也完全没分清善恶好歹，真不知道眼力、智力如此不济的“领袖”是怎么“伟大”起来的。
其实，年轻时的江青虽说感情纠葛复杂，桃色绯闻缠身，但与毛泽东相比，她绝对算不上是个坏女人。如果江青不遇见毛泽东，这一生只做她的本份，大不了也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左翼进步人士”、三流电影明星，偶尔不守妇道，无涉党政之道，她就是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呢？说到底，江青之坏，只坏在毛泽东身上。换言之，哪个女人跟了毛泽东，受了“领袖家风”的长期薰陶，不是江青也终会变成江青。
有人说毛江婚姻一开始就是错误，但犯错的主要是毛，而不是江。张闻天、项英曾白纸黑字反对毛泽东娶江青，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回答是：“老子就要同江青结婚，谁管的着！”毛拍军用电报答复项英：“我学孙中山”。陈云曾当面警告江青“毛主席是有老婆的人，你要注意哩”，毛打电话训斥陈云：“你一个组织部长怎么管到我家里来了！”据说中共高层只有康生、贺龙二人公开赞成这桩婚事，但贺龙赞成的理由也很奇怪：“堂堂一个大主席，搞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在贺龙心里，“主席”终究还是土匪头子）贺龙错了，若是升斗小民，只要两厢情愿，“搞个女人”确实没什么了不起，但正因为毛泽东是“堂堂一个大主席”，“搞女人”的事情也就不那么简单了。
八
毛泽东与江青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漫长婚姻，但其间真正常态化的家庭生活并不太长久。按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说法，毛江二人从初相识时的恩爱甜蜜，渐渐发展到“吃不到一起”，再到“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最后顺理成章，再也“住不到一起”。二人长期分居，至“文革”初期，夫妻关系早就表里不一、名存实亡了。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之所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胆敢附和林彪挑战江青，试图整倒江的铁杆干将张春桥；毛泽东刚死，汪东兴就怂恿华国锋将江青关进了大牢，是因为汪东兴深知毛虽然重用江青，但并不看重、更不尊重江青，说到底，毛泽东只是利用她，拿她当枪使，让她当恶人、做坏事，做那些毛泽东本人想做却不便于以领袖之尊亲身去做的坏事。汪东兴曾对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同是江西老乡的林彪干将说了心里话，透露了毛家底细：江青在毛的私生活中早已出局，政治上江青也只是毛的工具（而称不上是毛的“战友”与伙伴），毛打心眼里没把江当回事。汪东兴是毛的近侍，接触毛的机会比江青更多，汪的讯息虽说误导了庐山会议上的林彪团伙，
但不能说汪东兴的看法没有道理。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大概早就有意识地把江青放在了替罪羊的位置，这正是名义妻子江青之于毛泽东最后的利用价值。中国古代的老皇帝总是把行德政、积善缘的好事交给预定接班的太子去做，而把犯众怒、失人心的事情交给预备顶缸的佞臣去干，很显然，江青就是后者的角色。如果毛泽东真心为江青的后路着想，他怎么会纵容她由着性子满世界去得罪她根本得罪不起的那些人呢。归根到底，江青的牢狱之灾正是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在毛泽东与江青组成的极其扭曲变态的中共第一家庭里，江自然不是毛平等相待的家庭成员。在党里，她是下属，在家里，她也是附庸，对毛只能时时低头，处处小心。毛泽东定下来的事情，无论国事、家事，江青不仅无权质疑、无权反对，甚至无权过问。在那个疯狂年代，谁又担得起“反对毛主席”的天大罪名呢——哪怕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此种情形，自非平常家庭、平凡夫妻可相比拟。在这个家里，毛至高无上，江动辄得咎，她不愿有把柄落在毛的手里。毛若发了脾气，江青就得写检讨，检讨不过关，还得反复重写。真要惹恼了“主席”，任谁都吃不了兜着走。“伟人”的老婆是不好当的，平凡夫妻之间哪能如此壁垒森严？哪有这么些假恶丑的变态规矩？
江青本是风流女子，正值如狼似虎的年龄，毛对她已经了无性趣，她只得独守空房。毛的私生活江青从来不敢过问，这是江青与杨开慧、贺子珍相比对毛最“善解人意”之处——那两位前妻都曾为此与毛争执以至大闹过。对丈夫那点儿猫腻儿她心知肚明，却只能睁眼闭眼佯装不知，甚至还得主动避让以免坏了人家的性致，而她自己，却不敢不谨守妇道。为了不给“主席”光辉形像抹黑，为了维持她藉以狐假虎威、欺世盗名的“政治婚姻”，她甚至还要费尽心机去销毁年轻时候闯荡上海娱乐圈的风流证据，为此不惜泯灭良知，抓人抄家，伤天害理。在毛泽东身边，江青始终心怀恐惧，李志绥大夫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江青最大的心病是担心毛不要她。作为名义夫妻，江青有此恐惧是理所当然的。她没有象贺子珍、毛岸青一样在巨大心理压力之下疯掉，住到精神病院里，作为替代，她把满腔的委屈、满腹的愤懑化作叱咤风云的政治利器。在丈夫那里失去的，她要从党和国家加倍捞回来。于是乎，江青由家中的怨女变成了政坛的泼妇：一个以“疯狗”自命，“主席要我咬谁，我就咬谁”的 “文革旗手”。
上海滩上“追求进步”的文艺女青年终于蜕变成了祸国殃民、“国人皆曰可杀”的“白骨精”，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吗？毛泽东可真是驯老婆的高手、降妇女的班头，“领袖家风”功不可没啊。“政治夫妻”开文革夫妻店，事成夫荣妻贵，事不成老婆顶罪，把牢底坐穿。摊上这么一位“伟人”做丈夫，江青是幸运呢，还是倒霉呢？
九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晚年，江青很难见到她的“伟人”丈夫。要见毛一面，还得先打通关节，讨好笼络毛身边的女孩子——他的机要秘书与生活秘书们。可是，连江青自己都见不到毛泽东，至今仍然有人将李敏、毛岸青、毛
新宇等毛氏后人见不到毛的责任归罪于江。殊不知，毛泽东真心想见的人，江青是绝对不敢拦，也绝对拦不住的。据毛家后人、毛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江青、李敏、李讷、邵华、刘松林（刘思齐）都曾有过在毛家门口吃闭门羹的经历，除了毛泽东本人，谁吃了豹子胆，敢阻挡“伟大领袖”见自己的家人呢？毛泽东也曾假意责备李敏：“你为什么不常来看看我呢？”李敏语带讥讽地回答：“你这里门槛太高了。”这位精明的父亲居然把阴一套阳一套的党内斗争手腕用到了关爱他的女儿身上。
在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晚年，毛把“党和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国将不国，其实，他也早就把他自己的家庭搞得一塌糊涂，家不成家。他嫌刚出生的大外孙孔继宁爱哭、太吵，把大女儿李敏一家赶出了中南海。他把江青拒于门外，夫妻长期分居，成全了这位“主席”为老不尊，和一帮文化素养很低的无知浅薄的女孩子整日厮混在一起。毛最宠爱的小女儿李讷因为家教失败的缘故，一直也没有学会与人正常打交道的能力，过了女大当嫁的年龄，稀里糊涂和五七干校的男服务员生米做成了熟饭，几经折腾，身心交病，精神萎靡，神经衰弱，一蹶不振，也重重地伤了母亲的心——江青本来是要把李讷当作政治超新星来培养的（江青知道女儿已是烂泥扶不上墙，不免心灰意冷，从此也就更加心理变态了）。李讷的婚事毛泽东居然也是用看报告、写批示的方式予以审批的，普天之下，还有哪位称职的父亲是这么对待爱女终身大事的呢？毛泽东是当“主席”当得太投入、太过瘾了，以至于他早就忘记了当丈夫当父亲当亲人应该有另外的当法。毛泽东对孙辈更是毫无感情：最大的外孙孔继宁被他扫地出门，但好歹也与外公打过几次照面；而毛新宇、孔东梅、王效芝就没有这么“幸福”了，空有“伟人”血统，却只能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的待遇，毛活着见画像，死了拜尸身。如今，毛的孙辈找出各种借口为他们“伟大”老祖的乖张行为辩解，就差PS几张祖孙亲密照来展览“家风”了，但很可惜，没有一个借口真正具有说服力。爷爷不肯见孙子，在平常人家是说不过去的，除非这个人是“伟人”。现在总有些可爱的毛左人士习惯于喊毛泽东为“毛爷爷”，说明他们太不了解毛泽东了，毛泽东这一生，最不愿意担当的家庭角色就是“爷爷”，老公没当好，好歹也还在当，父亲不称职，好歹也混下来了，至于爷爷，那就免了吧。
当毛泽东临终之际，守护在侧的是毛的医疗组成员和轮流值班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并没有一个毛家后人为他送终。据李敏回忆，毛唯一尽过养育之责、平常关系最为亲昵的小女儿李讷接到毛的病危通知竟拒绝前往探望奄奄一息的父亲，不知是何原因。更离奇的是，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及其一家三口——包括当年的幼童、现在的少将、“我爷爷”不离口的毛孙毛新宇——不仅未能为毛送终，居然是冒用了叶剑英家属的名义才获得了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的资格。毛家的怪事可真多。
十
的确，毛泽东的“家风”世所罕见，很不一般。让我们来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吧：希特勒是与毛同一档次的大屠夫、大独裁者，为了一门心思当好他的“元首”，他宣布自己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所以，希特勒不敢结婚，更不敢生养孩子。临死前，魔头希特勒才与情妇爱娃宣誓结婚，他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送给了他心爱的、自愿为他殉
情的女人。至少在对女人、对孩子的谨慎态度上，希特勒比毛泽东要地道得多。
毛的对手蒋介石在毛面前可谓一败涂地，政治上失利，军事上惨败，但在自己的家里，蒋介石却是无可非议的成功者：蒋既是知书达礼的大孝子，也是教子有方的好父亲——他教出了一个将国民党由专制死路引向民主坦途的好儿子。中共“二代核心”邓小平派军人上街杀害别人家的孩子，但在邓自己的家里，其实也堪称好爸爸、好爷爷：邓曾坚持给瘫痪的儿子亲手擦澡，邓的晚年乐事是满眼慈爱地看着一群孙辈在办公桌下钻来钻去，邓给中国驻美使馆亲自下达的唯一一条指令就是护送他在美国出生不久的孙子回到急于见孙子的爷爷奶奶身边。可是毛泽东呢，毛家可有蒋家、邓家这样的慈孝故事？
抛妻弃子，缺慈少爱，翻脸无情，刻薄寡恩，纵妻作恶，众叛亲离，齐家无道，治家无方，„„如果这些东西也叫“家风”，那么毛家所谓“领袖家风”，也不过如此了。
至于那两件打满补丁的睡衣和毛巾被，一年不吃红烧肉之类（据史家考证，其实也就半年左右不吃红烧肉，而同一时期刘少奇家、朱德家早就开荒种地挖野菜了，毛家大概不至于比他的同事吃得更节俭），对于一个把党和国家攥在手里、把亿万生命玩于股掌的“伟大领袖”来说，对于一个有数十座行宫、专列上路全线停运、一年抽一枝雪茄也要专门建厂特供的大独裁者来说，这实在是低级无聊的小儿科话题。他干了那么多坏事，欠了那么多人命，岂是少用几条毛巾被、少吃几碗红烧肉能够还得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