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胡伟略
金融危机开始后，大陆以外有人就把它和我国的人口发展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风险超过金融危机,过剩的货币是中国过剩的男孩造成的，债务危机是人口老龄化惹的祸，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堰塞湖。我多次阅读和思考这些文章，觉得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一,过剩货币不是由于过剩男孩造成的
2009年中期， 有人认为：中国新生婴儿中的男孩开始远远超过女孩。结果当然是大量的剩男。缺少女性使中国的婚姻市场竞争过度，有男孩的家庭试图通过积累更多财富来提高儿子的竞争力。而很多中国家庭积累财富的方式只是储蓄，少量投资也往往以高比例储蓄为前提。这一理论得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地区，有儿子家庭的储蓄率更高。
认为高储蓄率造成当下的消费不足和银行资金过剩。此二者对经济情势有推波助澜之嫌。消费不足使中国的内部需求无法有效填补外部需求剧减形成的窟窿；银行资金过剩在银行因故不能审慎放贷时会加剧资金使用的无效率；两者相加则可能意味着过剩的产能、悄悄生长的坏账和通货膨胀压力。
中国高储蓄率有多种原因：。中国的社保制度不健全，老百姓有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传统文化教导国人量入为出，不要提前消费；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所致，比如买房子要储蓄；人口年龄结构所致，劳动人口多的储蓄率一般会比较高，所以居民储蓄率也较高；中国总体储蓄率高源自较高的企业储蓄率，而企业储蓄率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欠佳.
生男生女对储蓄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全部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生男孩是建设银行，生女孩是招商银行，也就是说生男生女对父母造成的经济负担是不同的，是有结构性影响，但不造成更多货币。
二，债务危机不是人口老龄化惹的祸
金融危机还没有解除，紧跟着就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一开始主要是希腊等国的中央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以及大公司大企业的债务危机。
2010年3月8日，张志前写了《都是人口老龄化惹的祸》一文，认为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角度看，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希腊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的逐年老龄化，未来几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甚至成为人口负债。到那时，我们将需要用现在积累的财富去购买别人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出现了积累不足、入不敷出的情况，我们到时候又去借谁的钱？别人还愿不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老龄的国家？老龄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和中国的重大隐患。
从根本上讲，欧洲债务危机是自身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是由多年外部危机和长期内部失衡的交织累积、财政与货币政策二元性矛盾以及东西欧洲债务链条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首先，欧洲债务危机根源在于各国宏观经济结构矛盾重重的发展失衡大爆发。 其次，欧元区财政赤字问题由来已久，凸显了欧元区财政与货币政策运行二元背反性的深层次冲突。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矛盾是欧元区特有的政策运行二元背反性矛盾，要建立更大规模的统一财政预算，势必更进一步剥夺各成员国的财政权, 此外，西欧债务危机也受前期东欧债务危机所累 多 年 来 ，东 西 欧 一 直 存 在 着 极 强 的 债 务 链 关系。具有高报酬率的东欧新兴市场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洼地，资本的高回报率为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欧提供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欧的资本也极大推动了东欧经济的繁荣。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打破了东欧与西欧的经济关系，资产大幅缩水的西欧银行纷纷收紧银根，对包括东欧在内的信贷骤然减少，复苏乏力的西欧国家越来越难以振兴经济并承担债务，被欧洲一体化势头所掩盖的深层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三，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堰塞湖吗
2009年重阳节时，有人在报上提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的堰塞湖，认为：由于中国实施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长期的低出生率导致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似乎已难以逆转。特别是出生于70和80后的独生子女在未来将面临更严重的老龄化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倚靠的劳动力优势，在人口逐渐老去之后将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堰塞湖”。
目前中国养老金个人帐户基本处在空转的状态下，中国实际上还是实施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体制。在目前适龄劳动力人口较多的情况下，才仅仅勉强支撑低水平的养老保障，随着人口逐步老龄化，现收现付体制无疑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今天是中国的老人节即重阳节。但对于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而言，显然并不那么乐观，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失去最强劲的动力。
本人研究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在分析资本流通的三种形态时，创立了社会再生产要求有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的并存性与继起性相结合的普遍性、规律性理论。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未成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退休年龄人口的并存性与继起性也是实用的、科学的。本人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人口论，观察人口发展进程，就要进一步掌握这三种人口形态的并存性与继起性的规律，正确处理三种人口形态的并存与继起之间的结构关系。年龄结构是基础，一般说来，在进行工业化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总是比重大、数量多的，这是人口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未成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退休年龄人口的并存性与继起性，也可以用不同的江河湖海来比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赶旧人”。当老年人口比重刚刚进入老龄化指标时，就成为江河型的人口老龄化，这时需要适时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如果调整不力，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快速增长，大量增加，就会形成瀑布型的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出现拥堵现象，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人口老龄化加重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压力，但不至于成为堰塞湖。
四，人口老龄化怎么可能比金融危机的风险更大
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虽然比发达国家晚,但从1970年开始仅用了30年。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出生速度，20世纪后半期还呈现加速增长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950~1975年为2.1%，1975~2000年为2.8%，2000~2025年将为3.3%。从老龄人口总量增加来看，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2000年1.3亿，21世纪前半期将连续增加为3亿、4亿甚至更多，始终位居世界第一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重要的人口问题不仅是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还出现老龄人口总量和比重上升的新型人口问题。
发达国家应对老龄社会发展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但他们是在实现现代化并经济发达之后出现的老龄问题，先富后老，可是至今他们仍然感到老龄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压力不小。中国刚刚进入小康社会就迎来了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的老龄问题，先老待富。目前看来，老龄化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还不太大，老龄人口比重还不太大，许多老年人还有工作的特长和优势，但是老龄人口多，比重不断上升，对养老金、医疗费用、家庭负担、社会照料、心理状态等都有许多不断加大的负担和影响。
2009年4月外国学者发表了《老龄化风险超过金融危机》论文。主要观点是：他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上升至近25%。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到2050年，这场危机的成本最多只会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成本的5%。IMF指出：“虽说这场危机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成本，但至少在发达国家，长期财政偿付能力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来自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
在英国，政府预计，到2017-18年，老龄化每年带来的额外成本将达到GDP的1.6%。增加的相关开支，据英国《金融
时报》估算，相当于为国债负债率上升37%偿付利息。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预计将使国债负债率上升29个百分点。在法德美等国，经过长期的相对平静后，人口成本在未来十年将突然恶化。未来十年内，老龄化问题将使纳税人的日子相当艰难。
本人认为，这里用作对比的统计指标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应对金融危机所花的国债，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养老金，不是同一类货币支出。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及其代表思想新自由主义的暴发结果。人口老龄化则是人口结构变动时老年人口增多引起的。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靠发展经济，要富裕起来。富裕起来后，更多地花费养老金，并不算大问题。经济发达和社会富裕后，极易产生贫富差距扩大，暴富的暴发户疯狂追逐暴利，抄作金融及其衍生品市场，必然引爆金融危机。他们说人口老龄化比金融危机影响更大，显然是转嫁危机，嫁祸于人口老龄化。
金融危机不同阶段对我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次贷危机阶段，影响不大。转为金融危机后，由于我国有资本性项目不能自由兑换制度，影响有限。2008年底危机波及到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工商企业困难，失业大量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减少，对我国产品需求下降，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高，造成出口突然减少对我国经济有实质性影响。2009年后半年，经过反危机措施作用，我国经济出现回升向好势头，但全球将进入后危机阶段，危机的影响进入到深层次的领域，需要长期治理。这种影响比人口老龄化深远得多。不能把资本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刻弊端用人口老龄化来转移，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嫁祸于人口老龄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胡伟略
金融危机开始后，大陆以外有人就把它和我国的人口发展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风险超过金融危机,过剩的货币是中国过剩的男孩造成的，债务危机是人口老龄化惹的祸，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堰塞湖。我多次阅读和思考这些文章，觉得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一,过剩货币不是由于过剩男孩造成的
2009年中期， 有人认为：中国新生婴儿中的男孩开始远远超过女孩。结果当然是大量的剩男。缺少女性使中国的婚姻市场竞争过度，有男孩的家庭试图通过积累更多财富来提高儿子的竞争力。而很多中国家庭积累财富的方式只是储蓄，少量投资也往往以高比例储蓄为前提。这一理论得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地区，有儿子家庭的储蓄率更高。
认为高储蓄率造成当下的消费不足和银行资金过剩。此二者对经济情势有推波助澜之嫌。消费不足使中国的内部需求无法有效填补外部需求剧减形成的窟窿；银行资金过剩在银行因故不能审慎放贷时会加剧资金使用的无效率；两者相加则可能意味着过剩的产能、悄悄生长的坏账和通货膨胀压力。
中国高储蓄率有多种原因：。中国的社保制度不健全，老百姓有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传统文化教导国人量入为出，不要提前消费；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所致，比如买房子要储蓄；人口年龄结构所致，劳动人口多的储蓄率一般会比较高，所以居民储蓄率也较高；中国总体储蓄率高源自较高的企业储蓄率，而企业储蓄率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欠佳.
生男生女对储蓄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全部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生男孩是建设银行，生女孩是招商银行，也就是说生男生女对父母造成的经济负担是不同的，是有结构性影响，但不造成更多货币。
二，债务危机不是人口老龄化惹的祸
金融危机还没有解除，紧跟着就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一开始主要是希腊等国的中央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以及大公司大企业的债务危机。
2010年3月8日，张志前写了《都是人口老龄化惹的祸》一文，认为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角度看，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希腊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的逐年老龄化，未来几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甚至成为人口负债。到那时，我们将需要用现在积累的财富去购买别人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出现了积累不足、入不敷出的情况，我们到时候又去借谁的钱？别人还愿不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老龄的国家？老龄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和中国的重大隐患。
从根本上讲，欧洲债务危机是自身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是由多年外部危机和长期内部失衡的交织累积、财政与货币政策二元性矛盾以及东西欧洲债务链条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首先，欧洲债务危机根源在于各国宏观经济结构矛盾重重的发展失衡大爆发。 其次，欧元区财政赤字问题由来已久，凸显了欧元区财政与货币政策运行二元背反性的深层次冲突。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矛盾是欧元区特有的政策运行二元背反性矛盾，要建立更大规模的统一财政预算，势必更进一步剥夺各成员国的财政权, 此外，西欧债务危机也受前期东欧债务危机所累 多 年 来 ，东 西 欧 一 直 存 在 着 极 强 的 债 务 链 关系。具有高报酬率的东欧新兴市场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洼地，资本的高回报率为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欧提供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欧的资本也极大推动了东欧经济的繁荣。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打破了东欧与西欧的经济关系，资产大幅缩水的西欧银行纷纷收紧银根，对包括东欧在内的信贷骤然减少，复苏乏力的西欧国家越来越难以振兴经济并承担债务，被欧洲一体化势头所掩盖的深层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三，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堰塞湖吗
2009年重阳节时，有人在报上提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的堰塞湖，认为：由于中国实施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长期的低出生率导致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似乎已难以逆转。特别是出生于70和80后的独生子女在未来将面临更严重的老龄化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倚靠的劳动力优势，在人口逐渐老去之后将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堰塞湖”。
目前中国养老金个人帐户基本处在空转的状态下，中国实际上还是实施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体制。在目前适龄劳动力人口较多的情况下，才仅仅勉强支撑低水平的养老保障，随着人口逐步老龄化，现收现付体制无疑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今天是中国的老人节即重阳节。但对于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而言，显然并不那么乐观，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失去最强劲的动力。
本人研究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在分析资本流通的三种形态时，创立了社会再生产要求有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的并存性与继起性相结合的普遍性、规律性理论。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未成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退休年龄人口的并存性与继起性也是实用的、科学的。本人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人口论，观察人口发展进程，就要进一步掌握这三种人口形态的并存性与继起性的规律，正确处理三种人口形态的并存与继起之间的结构关系。年龄结构是基础，一般说来，在进行工业化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总是比重大、数量多的，这是人口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未成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退休年龄人口的并存性与继起性，也可以用不同的江河湖海来比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赶旧人”。当老年人口比重刚刚进入老龄化指标时，就成为江河型的人口老龄化，这时需要适时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如果调整不力，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快速增长，大量增加，就会形成瀑布型的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出现拥堵现象，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人口老龄化加重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压力，但不至于成为堰塞湖。
四，人口老龄化怎么可能比金融危机的风险更大
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虽然比发达国家晚,但从1970年开始仅用了30年。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出生速度，20世纪后半期还呈现加速增长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950~1975年为2.1%，1975~2000年为2.8%，2000~2025年将为3.3%。从老龄人口总量增加来看，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2000年1.3亿，21世纪前半期将连续增加为3亿、4亿甚至更多，始终位居世界第一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重要的人口问题不仅是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还出现老龄人口总量和比重上升的新型人口问题。
发达国家应对老龄社会发展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但他们是在实现现代化并经济发达之后出现的老龄问题，先富后老，可是至今他们仍然感到老龄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压力不小。中国刚刚进入小康社会就迎来了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的老龄问题，先老待富。目前看来，老龄化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还不太大，老龄人口比重还不太大，许多老年人还有工作的特长和优势，但是老龄人口多，比重不断上升，对养老金、医疗费用、家庭负担、社会照料、心理状态等都有许多不断加大的负担和影响。
2009年4月外国学者发表了《老龄化风险超过金融危机》论文。主要观点是：他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上升至近25%。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到2050年，这场危机的成本最多只会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成本的5%。IMF指出：“虽说这场危机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成本，但至少在发达国家，长期财政偿付能力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来自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
在英国，政府预计，到2017-18年，老龄化每年带来的额外成本将达到GDP的1.6%。增加的相关开支，据英国《金融
时报》估算，相当于为国债负债率上升37%偿付利息。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预计将使国债负债率上升29个百分点。在法德美等国，经过长期的相对平静后，人口成本在未来十年将突然恶化。未来十年内，老龄化问题将使纳税人的日子相当艰难。
本人认为，这里用作对比的统计指标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应对金融危机所花的国债，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养老金，不是同一类货币支出。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及其代表思想新自由主义的暴发结果。人口老龄化则是人口结构变动时老年人口增多引起的。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靠发展经济，要富裕起来。富裕起来后，更多地花费养老金，并不算大问题。经济发达和社会富裕后，极易产生贫富差距扩大，暴富的暴发户疯狂追逐暴利，抄作金融及其衍生品市场，必然引爆金融危机。他们说人口老龄化比金融危机影响更大，显然是转嫁危机，嫁祸于人口老龄化。
金融危机不同阶段对我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次贷危机阶段，影响不大。转为金融危机后，由于我国有资本性项目不能自由兑换制度，影响有限。2008年底危机波及到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工商企业困难，失业大量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减少，对我国产品需求下降，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高，造成出口突然减少对我国经济有实质性影响。2009年后半年，经过反危机措施作用，我国经济出现回升向好势头，但全球将进入后危机阶段，危机的影响进入到深层次的领域，需要长期治理。这种影响比人口老龄化深远得多。不能把资本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刻弊端用人口老龄化来转移，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嫁祸于人口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