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
易 水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3月02日 第 07 版）
中国古代民居中含“天人合一”思想
城市景观中的后现代主义意味
始自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以批判和反思现代性为主题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然而，过度的批判却使人们陷入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困惑和迷茫之中。当前人类社会的困境和危机提示人们：我们不仅需要批判的勇气和解构的力量，更需要建设性的智慧和可操作的实践。
旅美华人学者王治河博士和樊美筠博士联袂新著《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基础，首倡“第二次启蒙”之观念，对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困境进行剖析，对中华民族在现代化中复兴的前景积极探索，力图开掘出一条后现代化的新路。
首先，作者指出，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虽然提出并阐发了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基本理念，但其实际后果却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日益陷入了足以导致整个人类毁灭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作者指出，这些危机来源于第一次启蒙的局限性，即“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
然而作者认为，对第一次启蒙的批判并不是对现代基本观念的简单抛弃，而是试图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萃取与开新。通过揭示现代人权观的西方中心偏见、个人主义色彩、抽象性和片面性等局限，强调人权的责任维度和多样品格，从而真正实现“仁者爱人”的后现代人权观；通过揭示现代民主的道义缺席、竞争至上、均质化等不足，强调民主的多元差异、道德底蕴、协商共在等特质，从而走向全球性的后现代和谐民主；通过揭示现代科学的唯我独尊、中立神话、机械还原和对立坚执等冷冰冰的客观性，将仁义性、有机性、有担当等特性注入现代科学，从而造就“富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
其次，作者提炼出与西方第一次启蒙基本理念恰相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来对第一次启蒙的基本理念做出某种匡正与补益。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民胞物与”思想、“敬天尊道”思想以及“和谐意识”、“仁爱意识”、“有机整体意识”、“尚清意识”等。这些观念是第一次启蒙在各个领域呈现出来的“霸道”意向的“解毒剂”和“清醒剂”。在对中华文化保持一种真正的敏感性中，倡导对话，欣赏差异，克服西方“尚争文化”的误区，走向互补并茂的建设性后现代“尚和文化”。这才是消解西方二元对立思维，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从而破解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可能途径。
再次，作者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试图寻求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别一种可能途径。作者汲取了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博士从生态经济学角度批判“增长癖”或“GDP崇拜”的思想，提出应将“人和所有生命的福祉作为首要的考量对象”，“从榨取经济向有机经济转变”，进而呼唤中国的“后现代化”，切实推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化。其中，在农业生产上，超越机械化大规模的榨取式现代农业，走向生态化、可持续、多元再生、“小而美”的后现代农业，建设后现代的“五型”新农村；在生活方式上，坚决抵制占有式的消费主义，倡导在开放、踏实的存在中，活出生命，追求有诗意、富创意的别一种生活方式；在商业领域，摒弃现代商业的机械思维、精神缺席、竞争迷信等弊端，推崇建设性的“共同福祉”和中国式的“义利相宜”，发展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商道等。作者认为，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为了人和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的“后现代化”。可以看出，这些观点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等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评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
易 水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3月02日 第 07 版）
中国古代民居中含“天人合一”思想
城市景观中的后现代主义意味
始自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以批判和反思现代性为主题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然而，过度的批判却使人们陷入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困惑和迷茫之中。当前人类社会的困境和危机提示人们：我们不仅需要批判的勇气和解构的力量，更需要建设性的智慧和可操作的实践。
旅美华人学者王治河博士和樊美筠博士联袂新著《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基础，首倡“第二次启蒙”之观念，对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困境进行剖析，对中华民族在现代化中复兴的前景积极探索，力图开掘出一条后现代化的新路。
首先，作者指出，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虽然提出并阐发了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基本理念，但其实际后果却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日益陷入了足以导致整个人类毁灭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作者指出，这些危机来源于第一次启蒙的局限性，即“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
然而作者认为，对第一次启蒙的批判并不是对现代基本观念的简单抛弃，而是试图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萃取与开新。通过揭示现代人权观的西方中心偏见、个人主义色彩、抽象性和片面性等局限，强调人权的责任维度和多样品格，从而真正实现“仁者爱人”的后现代人权观；通过揭示现代民主的道义缺席、竞争至上、均质化等不足，强调民主的多元差异、道德底蕴、协商共在等特质，从而走向全球性的后现代和谐民主；通过揭示现代科学的唯我独尊、中立神话、机械还原和对立坚执等冷冰冰的客观性，将仁义性、有机性、有担当等特性注入现代科学，从而造就“富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
其次，作者提炼出与西方第一次启蒙基本理念恰相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来对第一次启蒙的基本理念做出某种匡正与补益。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民胞物与”思想、“敬天尊道”思想以及“和谐意识”、“仁爱意识”、“有机整体意识”、“尚清意识”等。这些观念是第一次启蒙在各个领域呈现出来的“霸道”意向的“解毒剂”和“清醒剂”。在对中华文化保持一种真正的敏感性中，倡导对话，欣赏差异，克服西方“尚争文化”的误区，走向互补并茂的建设性后现代“尚和文化”。这才是消解西方二元对立思维，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从而破解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可能途径。
再次，作者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试图寻求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别一种可能途径。作者汲取了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博士从生态经济学角度批判“增长癖”或“GDP崇拜”的思想，提出应将“人和所有生命的福祉作为首要的考量对象”，“从榨取经济向有机经济转变”，进而呼唤中国的“后现代化”，切实推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化。其中，在农业生产上，超越机械化大规模的榨取式现代农业，走向生态化、可持续、多元再生、“小而美”的后现代农业，建设后现代的“五型”新农村；在生活方式上，坚决抵制占有式的消费主义，倡导在开放、踏实的存在中，活出生命，追求有诗意、富创意的别一种生活方式；在商业领域，摒弃现代商业的机械思维、精神缺席、竞争迷信等弊端，推崇建设性的“共同福祉”和中国式的“义利相宜”，发展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商道等。作者认为，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为了人和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的“后现代化”。可以看出，这些观点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等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