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恢复性复苏。各国政府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制造业回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等，这促使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活动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文章深入考察了后金融危机时期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总结了并购发起者、并购对象、并购方式、并购行业和并购区域等方面的特征，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在中国并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应对的战略措施。 关键词：跨国公司；并购；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恢复性复苏。各国政府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制造业回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等，这促使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活动呈现活跃趋势。跨国公司在此背景下也要调整其并购战略。因此，分析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探讨其并购特征，指出其并购过程中的问题，对我国有效地利用外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 1. 全球跨国并购的发展现状。联合国贸发组织和商务部贸易研究院发布的《2016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 320亿美元增至7 210亿美元。从数据来看，发达经济体的跨境并购有了较大增长，致使2015年FDI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数额从2014年的5 220亿美元增长至了9 620亿美元。 第一，跨国并购活动恢复活跃。跨国并购活动经过两年连续下跌后，于2014年出现反弹，2015年达7 210亿美元，以净价值计比上年增长了28%。驱动这种交易的重要因素一是由于跨国公司着眼于寻求新的增长点，二是跨国公司出于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的考虑来降低成本。大型跨国并购交易是跨国交易活动价值增加的一个关键要素。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4年，多国企业收购价值大于10亿美元的数量飙升至223个，而2013年只有168个。同时，多国企业也有过几次大的撤资，相当于收购总价值的一半。 第二，从行业领域看，跨境制造业并购创新高，引致FDI增长较快（见图1）。2015年跨境并购制造业金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 880亿美元，超过了此前最高的2007年记录。这就使得制造业在2015年跨境并购的占比达到了50%以上。需要指出的事，从全球层面来看，采掘工业FDI的减少对FDI的总额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服务业投资主导的长期趋势持续增强（见图1）。由于服务业占全球附加值的70%，因此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例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现状。跨国公司于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开始大量涌入。21世纪初期至金融危机之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也呈上升趋势。金融危机之后，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状况如下： 第一，外商投资增长势头良好。总体来看，中国吸引外资额持续稳定增加。2014年，中国吸引外商投资额为1 285亿美元，比2013年的1 239亿美元增长4%，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目的地，在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 第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活跃。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外商跨国公司以并购的方式在华投资的企业数目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均有增长迅速。其中：并购设立的企业数量为1 466家，增长14.4%；并购实际到资的外资金额是177.7亿美元，增长了137.1%；跨国并购在实际使用外资中所占的比重由2014年的占6.3%上升到2015年的占14.1%，增大幅度较大。 2016年前两个月，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交易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 41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跨国并购金额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由2015年同期的24.6%上升到28.1%。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十分活跃。从并购行业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保持稳步上升，并购趋势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二、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特征 各国政府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制造业回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等，这促使跨国企业并购交易活动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第一，并购发起者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境并购活动中的跨国公司母国或地区主要是美、日、欧，亚洲的日本和新加坡对华并购也有增长。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发达国家的对华投资及并购力度不断加大，上海和香港正逐渐成为更多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与此同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增强了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 第二，并购方式以协议收购为主。总的来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方式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收购、二级市场收购（含产权交易所）、吸收合并、要约收购、增资、取得公众公司发行的新股、间接收购、资产置换、继承，但以协议收购为主。在2015年，入境并购数量共86个，交易规模为664.40亿元，其中：协议收购63个，金额457.04亿元；增资11个，金额73.70亿元；二级市场收购6个，金额103.09亿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3个，金额10.09亿元；要约收购、间接收购、继承各1个，金额合计20.48亿元。2011年～2015年期间，从数量来看，在wind资讯的371个入境并购样本中，采用协议收购方式的有294个，占79.2%。排在其后的依次为增资和要约收购，分别为26个和22个。从金额来看，371家入境并购企业的并购总金额为4 298.35亿元，其中采用协议收购方式入境并购金额达到2 966.11亿元。 第三，并购行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转移。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行业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在2011年～2015年期间，入境并购涉及的行业主要有电信服务、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公用事业、材料、日常消费、医疗保健、金融、工业和能源。从并购数量来看，金融行业入境并购数量最多，为3 386个，其次为工业行业，为3 293个，之后依次为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和材料行业，分别为2 418个、2 104个和1 935个。从并购金额来看，金融行业入境并购规模最大，为34 512.41亿元，其次为工业行业，为19 445.29亿元，之后依次为材料、信息技术和可选消费行业，分别为14 026.98亿元、12 396.96亿元和12 066.03亿元。 第四，并购地域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地区。总体上看，2011年～2015年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金额呈现下降趋势。根据wind资讯报告，2011年，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金额为263.923 8亿元；2012年出现大幅度下滑至0.61亿元，2013年和2014年有缓慢恢复，分别为34.354 1亿元、55.783 4亿元。但是，2015年又下降至0.473 3亿元。从区域分布来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北地区，其中华北地区2011年～2015年并购金额254.342 2亿元，居各区域首位；其次是华东地区为85.744 1亿元。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着眼点仍然在中国基础设施良好、市场潜力大、劳动力素质高，以及运输条件便利、已经具备相当竞争优势的地区。尽管跨国公司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南地区的并购有所增加，但总体来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仍呈现“东重西轻”的格局。 总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美、日、欧的跨国公司为主；在华并购方式以协议收购为主；并购行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并购地域主要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地区。 三、 后金融危机时期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的问题 1. 从跨国公司本身来看。 第一，并购战略缺失。企业要用并购方式进行业务扩张，没有很好的并购战略，很容易导致并购失败。比如，庞大集团与萨博的并购由于没有很好并购战略而以失败告终。 第二，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与东道国的本土情况不相符。很多跨国公司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进程中通常存有战略惯性思维，其产品、服务、商业模式无法与中国本土进行精准匹配，进而忽视了中国快速变化的市场状况，也缺乏对中国的市场和客户的深度了解。另外，中国实力强大的民营企业的崛起，也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展开了竞争。它们相对更加熟悉本土市场的消费文化，能够采取低成本策略生产替代性产品，更为关注分销策略，无论是其研发的新型产品，还是独特化的营销模式都能够对激活本土消费者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忽视中国中西部市场。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区在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再加上当前国家的东北老工业的升级改造政策，使这些地区的市场拥有巨大的利润潜力。而许多跨国公司忽视了这些市场，或者有的已经意识到，但是还没有施以良好的操作。 第四，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才缺乏。跨国公司的总部与其分支机构之间通常难以形成有效沟通，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跨国公司交易成本有所增加且运营效率有所降低。因此，随着中国区域高管人员的频繁调整，跨国公司总部并不能准确了解中国市场的发展以及公司战略的实施情况，从而诱发了跨国公司的战略定位不当。据经济学人调查显示，为尽可能熟悉中国市场运营情况，降低战略决策的风险，约40%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向中国地区派驻非常高级别的高管。 2. 从东道国来讲。 第一，我国产业发展风险随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扩大而呈加剧态势。由于跨国公司并购的对象主要是我国重要产业的龙头企业，而且并购的条件日益苛刻。如家电行业外商控股的合资企业约占75%，双方各控制50%股份的占10%；合资企业几乎控制了医药行业，其外商注册资本比例多为70%以上。这增加了产业发展的风险，不利于我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从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虽然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利于我国产业的发展壮大，但是这些大多属于非尖端技术甚至是落后技术。一些跨国公司还在成功并购中国企业取得第一大股东身份后，为了强化其技术垄断优势，将企业原有的技术研发部门予以取缔，而改由其母公司直接提供技术，使我国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我国的本土企业和品牌在并购中逐渐消失。参与在华并购的跨国公司与国内本土企业相比，享有许多优惠政策，再加上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绝对优势，导致许多本土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逐渐缩小，品牌资源逐渐消失。如欧莱雅集团收购我国护肤品品牌小护士后，在对其旗下品牌进行整合时，使小护士品牌退出中国，这样小护士品牌随之消失。 3. 从母国来看。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全球资本流向有了新的调整。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和MIT的调查结果，跨国公司受母国相关政策，以及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生产质量、营商环境、消费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正将业务从中国撤回母国。这导致了多国的跨国公司出现较大规模的减资或撤离中国，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在金融危机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均有所下降。如，美国的微软、优衣库，日本的西铁城、松下，德国的Bilstein等公司以及大量海外人才也陆续回流本土。 四、 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策略 第一，优化外资结构，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据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应在利用外资方面通过差异化政策实施引导，重点鼓励外资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调整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资源特别是外商投资来带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第二，完善法律和法规等各类制度性建设，确保投资环境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制定适合跨国并购趋势、符合我国实际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增强我国吸收外资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完善跨国并购的中介服务体系，减少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中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与监管，使其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监管主要应从关联交易的审计、信息披露机制、不正当交易等方面入手，约束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可能产生的垄断行为和其他负面行为，引导外资并购的健康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要加强防范跨国公司的非法撤资行为。 第四，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增强中国品牌的美誉度。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中国品牌升级，“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了我国企业的品牌自信和软实力。然而。所有的品牌都是和自己的创新能力、产品的适应能力、服务的能力相联系的。企业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战略部署与要求，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加快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创新发展成效和企业发展实力及核心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通过产学研结合等有效形式，提高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 第五，培育中国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考虑到我国当前资源与能源的约束，应当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盘活供给存量，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引入国际领先的管理经验，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战略，鼓励企业通过并购整合战略联盟等方式，参与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和壮大中国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 “促进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政策”课题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意义、趋势及应对战略[J].管理世界，2001，（3）. [2] 陈佳贵，黄群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并购[J].经济管理（新管理），2002，（16）. [3] 陈佳贵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J].经济管理，2001，（2）. [4] 范黎波，王肃，张菲菲.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演进分析――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和摩托罗拉实践[J]. 财经问题研究，2010，（4）. [5] 刘春宏.美国跨国公司并购行为的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与管理，2006，（9）. [6] 王国栋，陈丽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国际贸易问题，2005，（9）. [7] 王宇露.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解析及其风险防范[J].学术交流，2007，（5）. [8] 冼国明，崔新健.跨国公司在华股权战略的变化趋势[J].国际经济合作，2005，（3）. 作者简介：赵景华（1962-），男，汉族，山东省潍坊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后，南京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资本运营与企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外管理比较、企业战略、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申桂萍（1981-），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管理。
摘要：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恢复性复苏。各国政府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制造业回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等，这促使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活动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文章深入考察了后金融危机时期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总结了并购发起者、并购对象、并购方式、并购行业和并购区域等方面的特征，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在中国并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应对的战略措施。 关键词：跨国公司；并购；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恢复性复苏。各国政府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制造业回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等，这促使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活动呈现活跃趋势。跨国公司在此背景下也要调整其并购战略。因此，分析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探讨其并购特征，指出其并购过程中的问题，对我国有效地利用外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 1. 全球跨国并购的发展现状。联合国贸发组织和商务部贸易研究院发布的《2016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 320亿美元增至7 210亿美元。从数据来看，发达经济体的跨境并购有了较大增长，致使2015年FDI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数额从2014年的5 220亿美元增长至了9 620亿美元。 第一，跨国并购活动恢复活跃。跨国并购活动经过两年连续下跌后，于2014年出现反弹，2015年达7 210亿美元，以净价值计比上年增长了28%。驱动这种交易的重要因素一是由于跨国公司着眼于寻求新的增长点，二是跨国公司出于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的考虑来降低成本。大型跨国并购交易是跨国交易活动价值增加的一个关键要素。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4年，多国企业收购价值大于10亿美元的数量飙升至223个，而2013年只有168个。同时，多国企业也有过几次大的撤资，相当于收购总价值的一半。 第二，从行业领域看，跨境制造业并购创新高，引致FDI增长较快（见图1）。2015年跨境并购制造业金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 880亿美元，超过了此前最高的2007年记录。这就使得制造业在2015年跨境并购的占比达到了50%以上。需要指出的事，从全球层面来看，采掘工业FDI的减少对FDI的总额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服务业投资主导的长期趋势持续增强（见图1）。由于服务业占全球附加值的70%，因此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例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现状。跨国公司于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开始大量涌入。21世纪初期至金融危机之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也呈上升趋势。金融危机之后，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状况如下： 第一，外商投资增长势头良好。总体来看，中国吸引外资额持续稳定增加。2014年，中国吸引外商投资额为1 285亿美元，比2013年的1 239亿美元增长4%，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目的地，在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 第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活跃。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外商跨国公司以并购的方式在华投资的企业数目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均有增长迅速。其中：并购设立的企业数量为1 466家，增长14.4%；并购实际到资的外资金额是177.7亿美元，增长了137.1%；跨国并购在实际使用外资中所占的比重由2014年的占6.3%上升到2015年的占14.1%，增大幅度较大。 2016年前两个月，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交易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 41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跨国并购金额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由2015年同期的24.6%上升到28.1%。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十分活跃。从并购行业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保持稳步上升，并购趋势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二、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特征 各国政府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制造业回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等，这促使跨国企业并购交易活动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第一，并购发起者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境并购活动中的跨国公司母国或地区主要是美、日、欧，亚洲的日本和新加坡对华并购也有增长。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发达国家的对华投资及并购力度不断加大，上海和香港正逐渐成为更多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与此同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增强了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 第二，并购方式以协议收购为主。总的来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方式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收购、二级市场收购（含产权交易所）、吸收合并、要约收购、增资、取得公众公司发行的新股、间接收购、资产置换、继承，但以协议收购为主。在2015年，入境并购数量共86个，交易规模为664.40亿元，其中：协议收购63个，金额457.04亿元；增资11个，金额73.70亿元；二级市场收购6个，金额103.09亿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3个，金额10.09亿元；要约收购、间接收购、继承各1个，金额合计20.48亿元。2011年～2015年期间，从数量来看，在wind资讯的371个入境并购样本中，采用协议收购方式的有294个，占79.2%。排在其后的依次为增资和要约收购，分别为26个和22个。从金额来看，371家入境并购企业的并购总金额为4 298.35亿元，其中采用协议收购方式入境并购金额达到2 966.11亿元。 第三，并购行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转移。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行业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在2011年～2015年期间，入境并购涉及的行业主要有电信服务、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公用事业、材料、日常消费、医疗保健、金融、工业和能源。从并购数量来看，金融行业入境并购数量最多，为3 386个，其次为工业行业，为3 293个，之后依次为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和材料行业，分别为2 418个、2 104个和1 935个。从并购金额来看，金融行业入境并购规模最大，为34 512.41亿元，其次为工业行业，为19 445.29亿元，之后依次为材料、信息技术和可选消费行业，分别为14 026.98亿元、12 396.96亿元和12 066.03亿元。 第四，并购地域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地区。总体上看，2011年～2015年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金额呈现下降趋势。根据wind资讯报告，2011年，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金额为263.923 8亿元；2012年出现大幅度下滑至0.61亿元，2013年和2014年有缓慢恢复，分别为34.354 1亿元、55.783 4亿元。但是，2015年又下降至0.473 3亿元。从区域分布来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北地区，其中华北地区2011年～2015年并购金额254.342 2亿元，居各区域首位；其次是华东地区为85.744 1亿元。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着眼点仍然在中国基础设施良好、市场潜力大、劳动力素质高，以及运输条件便利、已经具备相当竞争优势的地区。尽管跨国公司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南地区的并购有所增加，但总体来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仍呈现“东重西轻”的格局。 总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美、日、欧的跨国公司为主；在华并购方式以协议收购为主；并购行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并购地域主要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地区。 三、 后金融危机时期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的问题 1. 从跨国公司本身来看。 第一，并购战略缺失。企业要用并购方式进行业务扩张，没有很好的并购战略，很容易导致并购失败。比如，庞大集团与萨博的并购由于没有很好并购战略而以失败告终。 第二，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与东道国的本土情况不相符。很多跨国公司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进程中通常存有战略惯性思维，其产品、服务、商业模式无法与中国本土进行精准匹配，进而忽视了中国快速变化的市场状况，也缺乏对中国的市场和客户的深度了解。另外，中国实力强大的民营企业的崛起，也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展开了竞争。它们相对更加熟悉本土市场的消费文化，能够采取低成本策略生产替代性产品，更为关注分销策略，无论是其研发的新型产品，还是独特化的营销模式都能够对激活本土消费者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忽视中国中西部市场。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区在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再加上当前国家的东北老工业的升级改造政策，使这些地区的市场拥有巨大的利润潜力。而许多跨国公司忽视了这些市场，或者有的已经意识到，但是还没有施以良好的操作。 第四，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才缺乏。跨国公司的总部与其分支机构之间通常难以形成有效沟通，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跨国公司交易成本有所增加且运营效率有所降低。因此，随着中国区域高管人员的频繁调整，跨国公司总部并不能准确了解中国市场的发展以及公司战略的实施情况，从而诱发了跨国公司的战略定位不当。据经济学人调查显示，为尽可能熟悉中国市场运营情况，降低战略决策的风险，约40%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向中国地区派驻非常高级别的高管。 2. 从东道国来讲。 第一，我国产业发展风险随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扩大而呈加剧态势。由于跨国公司并购的对象主要是我国重要产业的龙头企业，而且并购的条件日益苛刻。如家电行业外商控股的合资企业约占75%，双方各控制50%股份的占10%；合资企业几乎控制了医药行业，其外商注册资本比例多为70%以上。这增加了产业发展的风险，不利于我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从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虽然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利于我国产业的发展壮大，但是这些大多属于非尖端技术甚至是落后技术。一些跨国公司还在成功并购中国企业取得第一大股东身份后，为了强化其技术垄断优势，将企业原有的技术研发部门予以取缔，而改由其母公司直接提供技术，使我国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我国的本土企业和品牌在并购中逐渐消失。参与在华并购的跨国公司与国内本土企业相比，享有许多优惠政策，再加上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绝对优势，导致许多本土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逐渐缩小，品牌资源逐渐消失。如欧莱雅集团收购我国护肤品品牌小护士后，在对其旗下品牌进行整合时，使小护士品牌退出中国，这样小护士品牌随之消失。 3. 从母国来看。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全球资本流向有了新的调整。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和MIT的调查结果，跨国公司受母国相关政策，以及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生产质量、营商环境、消费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正将业务从中国撤回母国。这导致了多国的跨国公司出现较大规模的减资或撤离中国，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在金融危机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均有所下降。如，美国的微软、优衣库，日本的西铁城、松下，德国的Bilstein等公司以及大量海外人才也陆续回流本土。 四、 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策略 第一，优化外资结构，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据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应在利用外资方面通过差异化政策实施引导，重点鼓励外资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调整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资源特别是外商投资来带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第二，完善法律和法规等各类制度性建设，确保投资环境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制定适合跨国并购趋势、符合我国实际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增强我国吸收外资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完善跨国并购的中介服务体系，减少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中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与监管，使其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监管主要应从关联交易的审计、信息披露机制、不正当交易等方面入手，约束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可能产生的垄断行为和其他负面行为，引导外资并购的健康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要加强防范跨国公司的非法撤资行为。 第四，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增强中国品牌的美誉度。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中国品牌升级，“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了我国企业的品牌自信和软实力。然而。所有的品牌都是和自己的创新能力、产品的适应能力、服务的能力相联系的。企业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战略部署与要求，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加快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创新发展成效和企业发展实力及核心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通过产学研结合等有效形式，提高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 第五，培育中国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考虑到我国当前资源与能源的约束，应当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盘活供给存量，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引入国际领先的管理经验，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战略，鼓励企业通过并购整合战略联盟等方式，参与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和壮大中国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 “促进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政策”课题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意义、趋势及应对战略[J].管理世界，2001，（3）. [2] 陈佳贵，黄群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并购[J].经济管理（新管理），2002，（16）. [3] 陈佳贵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J].经济管理，2001，（2）. [4] 范黎波，王肃，张菲菲.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演进分析――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和摩托罗拉实践[J]. 财经问题研究，2010，（4）. [5] 刘春宏.美国跨国公司并购行为的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与管理，2006，（9）. [6] 王国栋，陈丽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国际贸易问题，2005，（9）. [7] 王宇露.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解析及其风险防范[J].学术交流，2007，（5）. [8] 冼国明，崔新健.跨国公司在华股权战略的变化趋势[J].国际经济合作，2005，（3）. 作者简介：赵景华（1962-），男，汉族，山东省潍坊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后，南京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资本运营与企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外管理比较、企业战略、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申桂萍（1981-），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