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对话
被压抑的现代性
被压抑的现代性
□王德威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现代性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我想在座的许多同行以及同学们，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更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只能就我自己在过去几年所做的观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作为现代性话语的观察或研究的方向而言，我们大体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是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不断持续辩证的话题，它也可能是一种文化生产现象的观察以及观察的结果或是评价，它也可能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政治运作的各种各样的逻辑的演述或者实践，它更可能，就我们的本行而论，是一种审美或是文学的操作特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名家以及学者对这四方面做出了相当精辟的见解，我想在这里就不再重复。我们所熟悉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所常常看到的有关现代性的辩证已经成为了一种，用刚才奚密教授的话来讲，新的潮流，它其实是一种新的物化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在欧美的学院里任教，或甚至是在此时此地的各个不同的中国语言的环境里面，我们来谈论现代性、现代文学、现代化，大概很少不看到本雅明的天使满天飞舞，很少不提到
在废墟里面我们要怎样重建我们的新的主体性；谈到哈伯马，我们看到公众领域无所不在；看到报纸或是小说，我们立刻想到国族的想象、国族的寓言。除此之外，我们最近对于所谓的日常生活，其实是５０年代以来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批评的词汇，在任何的学术场合也都琅琅上口，更不用说最近这一两年在欧美的学界，我们对感情的话语又开始产生了深深研究的兴趣。那么，这个国族、身体、性别、意识形态等等的主体性到底是在哪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来说明、来宣示。所以有关现代性的思考和观察，其实往往不再只是奚密教授刚才所讲的一个道德上的追求，它可以成为一种无上的律令，它可以物化成为一个我们觉得是必须在那里，而我们应该去迎头赶上的目标。事实上，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处于所谓的对于现代性亏欠的这么一种话语里面，我们总是觉得对于那个好像一触可及但是又遥不可及的现代性的想象，不管是在物质的层面，或是在思考的层面，我们觉得欠了一些什么，也因此在许多未开发或是第三世界的话语环境里有所谓的迟来的现代性。也正是因为针对这样的
）
学术对话
现象，我在八年以前，写了一本《被压抑的现代性》，在当时，我是希望用晚清以来的文学以及文化的现象，重新思考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现代性的流变的种种可能。我的断代不再止于晚清的最后十年，
而是从
刚才我们一些看法，真的是有感而发。
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说是我们对于各种现代性的追求、对于话语的追求，其实是像时装界的每年年份不同的时尚的更新。我其实对此有一个更深刻可能也更刻薄的看法，我觉得追求时尚是没有错的，我们总是在一个求新求变的环境里去重新定义我们的现代性，但是最怕的是我们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忘掉了刚才在时尚百货公司里面买来的我还服装，其名牌或价钱还没有拆掉。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往往看到，有的人西装的外衣上有这样的名牌———无论是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Ｄｉｏｒ或者Ａｒｍａｎｉ，或者是我们的太阳眼镜上都有一个丁零当啷的小小的价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一个西方的话语世界里，是不是也仍然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忘了把我们原来购买的那些品牌的特征拆掉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把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主体和西方所灌输给我们的不同现代的话语或其他的形式融为一体呢？我们再用时髦的词来讲，有一种低调的奢华，也许在座的部分女性同事或是同学了解。低调的奢华，它的意味是表面上看来一无所有，但是你要很仔细地在那衣服的背面，或是衣服的夹层里才能发现那张价值不菲的商标或是价位。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语境里面，全球化的交通，各种各样的交通，早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这个能力在一个中国的语境里面，展示我们独树一格的低调的奢华，尤其是对理论的
被
压抑的现代性
１８４０年以来，或是更早，产生的种种的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当然是受到了所谓的早期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军事、政治或者是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呼应了一个古老的文明不得不发生的求新求变的冲劲以及想象力。我个人以为，在这种种不同力量的激荡之下，才有了晚清最后十几年非常繁华但又非常颓废的一种早期的或是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可能。在“五四”之后，这种前期的现代性现象逐渐逐渐地被压制，被归于一尊。我希望就着这样一种文学研究来探讨２０世纪现代文明发展里的四种主流话语，我以为对于欲望的重新定义，对于价值的不同方向的思考，对于正义的一再追求以及定义、实践，还有对于真理和知识的不同策略的考量以及寻求，是代表了从晚清以来我们在一个世纪里不断追求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在过去的这十年里面，我们对于现代性乃至于后现代性的各种思考，我仍然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批评的策略上也不免出现了刚才奚密教授所提出来的，我们种种的希望迎求，或者是迅速地和西方主流话语对话的冲动。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谈自己的书或是谈自己过去的
２（
学术对话
操作上。
在来南京之前，承蒙陈平原教授告
被压抑的现代性
是你死我活的厮杀：你如果不爱鲁迅，你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继承人。同样地，讲到沈从文，我们想到的无非是《边城》《长河》这类抒情诗式的、田园诗式的作品，但是我们只要稍微对沈从文在４０年代以后的生活以及学术创作有所梳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迟到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实践者，虽然并不十分成功。在１９４６年，他也曾经一厢情愿地担负了文化建设的代言人身份，曾为北京城勾画了一个柏拉图式的城市建设的远景，更在１９４９年，以自杀来作为一种反抗的意愿，所以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书写欲望、强烈的与时代对话欲望的作者。我觉得我们今天，此时此地，对现代性的研究，落实到文学批评的领域里面，我们有必要让各种各样不同的大师有不同的面貌出现。由此我就想到，在这次会议的几天里，就我个人所观察，也许在我们讨论了太多的，我指的是现代文学方面，有关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证之后，对于抒情主义应该重新思考。这里的抒情主义不再是沈从文所代表的一个单向发展，它也可以包括了比方说像是王国维、废名、周作人甚至像是胡兰成等等的作家一脉相承所产生的一种看待中国现实或是想象中国未来的方法。我觉得在这样的不同的话语对应之下，我们对于现代性的挖掘仍然是需要持续的。
所以在这里，我个人的建议是，今天我们除了讲现代性之外，也许在此时此地，这么一个有对话意义的会场
诉我，有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到了南京之后，陈教授给我看了这部大著。这位同事对我的一些学术观点不以为然，我想在这样一个既然我们谈了这语境里，我可以尊重。
么多年的众声喧哗、多声复议，在一个学界讨论的环境里，当然有这个能量去了解对方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提出的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看法。那么争论的焦点，回到我们的老套的话题，到底是谁比较重要，是鲁迅还是沈从文。我想在座有部分来宾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些对沈从文并不算成熟的文章和看法，我很期望有这个机会来真正产生对话，对于他的指出我个人研究方法上的错误和不及之处，我也真的是觉得应该虚心学习。但是问题的焦点正是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主题之上。从目前国内研究的环境来看，鲁迅所代表的强势的、《呐喊》和《彷徨》式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话语的各种憧憬和追求，仍然有他持之有恒的说服力或是呐合法力，但是我个人以为，除了这种《喊》和《彷徨》式的、强势的现代性的姿态之外，我们能不能想象在１９０３年曾经翻译过《月界旅行》的鲁迅，我们能不能想象在１９２５年以后曾经写过《野草》和《朝花夕拾》的鲁迅，或是晚年曾经写过《故事新编》的鲁迅。我们的鲁迅，其实他有不同的面貌，他所彰显的现代性也就应该有不同的层面，所以在这里不再
）
学术对话
里面，我们更应该强调现代性的对立面。我这里所讲的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而已，而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在这个历史性的问题里，再一次让我们秉持现代的立场去看待我们的过去。我们生活的过去，我们思维的过去，或是我们文明累积的过去，曾经以这么多种不同的面貌不断地为我们做出提示，但是缺乏了现代的立场，我们也无从去重新看待和发掘这种不同过去、不同文明所留下来的历史性或是历史感。今天我们对于本雅明、对于哈伯马、对于福柯等等西方的大师耳熟能详，有多少时候，至少是在国外的汉学范围之内，我们对于梁启超和公羊派一脉相承的各种说法，对于政治上面现代性不断推陈出新的话语有所心得或是新的看法？或者是我们看到的王国维对他所代表的沉郁悲怆的抒情美学，是不是也同样可以为我们过去一个世纪感时忧国的这么一种书写姿态有所启发呢？或者甚至像是章太炎，他那强烈地以佛家和道家为基础的虚无主义思想如何为中国现代的一代文
人掷下了非常精彩的、石破天惊式的启示，更不用提鲁迅与魏晋六朝的诗酒风流的种种对话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要谈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尤其对于从事现代文学或是现代性的学者或者同学来讲，我们真的必须要相信现代性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而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时间的洪流里面，去不断挖掘无数的现代所累积出来的历史性以及历史感。那么我历史感不是再强调一次，这个历史性、
从故纸堆里堆砌我们所知道的断简残篇的材料而已，而是以一种更批判的态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过去与现代生生不息的对话的关系。我们谈到被压抑的现代性，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能量和意愿，把那些已经被压抑的现代性再重新解放出来，或者是把这个被压抑的现代性再用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现代以及后现代的西方话语再压抑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的点，我也愿意提出这些看法来和大家一起切磋参考，谢谢大家！
ＬＴ
被
压抑的现代性
２（
学术对话
被压抑的现代性
被压抑的现代性
□王德威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现代性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我想在座的许多同行以及同学们，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更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只能就我自己在过去几年所做的观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作为现代性话语的观察或研究的方向而言，我们大体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是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不断持续辩证的话题，它也可能是一种文化生产现象的观察以及观察的结果或是评价，它也可能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政治运作的各种各样的逻辑的演述或者实践，它更可能，就我们的本行而论，是一种审美或是文学的操作特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名家以及学者对这四方面做出了相当精辟的见解，我想在这里就不再重复。我们所熟悉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所常常看到的有关现代性的辩证已经成为了一种，用刚才奚密教授的话来讲，新的潮流，它其实是一种新的物化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在欧美的学院里任教，或甚至是在此时此地的各个不同的中国语言的环境里面，我们来谈论现代性、现代文学、现代化，大概很少不看到本雅明的天使满天飞舞，很少不提到
在废墟里面我们要怎样重建我们的新的主体性；谈到哈伯马，我们看到公众领域无所不在；看到报纸或是小说，我们立刻想到国族的想象、国族的寓言。除此之外，我们最近对于所谓的日常生活，其实是５０年代以来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批评的词汇，在任何的学术场合也都琅琅上口，更不用说最近这一两年在欧美的学界，我们对感情的话语又开始产生了深深研究的兴趣。那么，这个国族、身体、性别、意识形态等等的主体性到底是在哪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来说明、来宣示。所以有关现代性的思考和观察，其实往往不再只是奚密教授刚才所讲的一个道德上的追求，它可以成为一种无上的律令，它可以物化成为一个我们觉得是必须在那里，而我们应该去迎头赶上的目标。事实上，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处于所谓的对于现代性亏欠的这么一种话语里面，我们总是觉得对于那个好像一触可及但是又遥不可及的现代性的想象，不管是在物质的层面，或是在思考的层面，我们觉得欠了一些什么，也因此在许多未开发或是第三世界的话语环境里有所谓的迟来的现代性。也正是因为针对这样的
）
学术对话
现象，我在八年以前，写了一本《被压抑的现代性》，在当时，我是希望用晚清以来的文学以及文化的现象，重新思考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现代性的流变的种种可能。我的断代不再止于晚清的最后十年，
而是从
刚才我们一些看法，真的是有感而发。
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说是我们对于各种现代性的追求、对于话语的追求，其实是像时装界的每年年份不同的时尚的更新。我其实对此有一个更深刻可能也更刻薄的看法，我觉得追求时尚是没有错的，我们总是在一个求新求变的环境里去重新定义我们的现代性，但是最怕的是我们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忘掉了刚才在时尚百货公司里面买来的我还服装，其名牌或价钱还没有拆掉。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往往看到，有的人西装的外衣上有这样的名牌———无论是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Ｄｉｏｒ或者Ａｒｍａｎｉ，或者是我们的太阳眼镜上都有一个丁零当啷的小小的价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一个西方的话语世界里，是不是也仍然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忘了把我们原来购买的那些品牌的特征拆掉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把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主体和西方所灌输给我们的不同现代的话语或其他的形式融为一体呢？我们再用时髦的词来讲，有一种低调的奢华，也许在座的部分女性同事或是同学了解。低调的奢华，它的意味是表面上看来一无所有，但是你要很仔细地在那衣服的背面，或是衣服的夹层里才能发现那张价值不菲的商标或是价位。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语境里面，全球化的交通，各种各样的交通，早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这个能力在一个中国的语境里面，展示我们独树一格的低调的奢华，尤其是对理论的
被
压抑的现代性
１８４０年以来，或是更早，产生的种种的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当然是受到了所谓的早期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军事、政治或者是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呼应了一个古老的文明不得不发生的求新求变的冲劲以及想象力。我个人以为，在这种种不同力量的激荡之下，才有了晚清最后十几年非常繁华但又非常颓废的一种早期的或是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可能。在“五四”之后，这种前期的现代性现象逐渐逐渐地被压制，被归于一尊。我希望就着这样一种文学研究来探讨２０世纪现代文明发展里的四种主流话语，我以为对于欲望的重新定义，对于价值的不同方向的思考，对于正义的一再追求以及定义、实践，还有对于真理和知识的不同策略的考量以及寻求，是代表了从晚清以来我们在一个世纪里不断追求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在过去的这十年里面，我们对于现代性乃至于后现代性的各种思考，我仍然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批评的策略上也不免出现了刚才奚密教授所提出来的，我们种种的希望迎求，或者是迅速地和西方主流话语对话的冲动。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谈自己的书或是谈自己过去的
２（
学术对话
操作上。
在来南京之前，承蒙陈平原教授告
被压抑的现代性
是你死我活的厮杀：你如果不爱鲁迅，你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继承人。同样地，讲到沈从文，我们想到的无非是《边城》《长河》这类抒情诗式的、田园诗式的作品，但是我们只要稍微对沈从文在４０年代以后的生活以及学术创作有所梳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迟到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实践者，虽然并不十分成功。在１９４６年，他也曾经一厢情愿地担负了文化建设的代言人身份，曾为北京城勾画了一个柏拉图式的城市建设的远景，更在１９４９年，以自杀来作为一种反抗的意愿，所以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书写欲望、强烈的与时代对话欲望的作者。我觉得我们今天，此时此地，对现代性的研究，落实到文学批评的领域里面，我们有必要让各种各样不同的大师有不同的面貌出现。由此我就想到，在这次会议的几天里，就我个人所观察，也许在我们讨论了太多的，我指的是现代文学方面，有关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证之后，对于抒情主义应该重新思考。这里的抒情主义不再是沈从文所代表的一个单向发展，它也可以包括了比方说像是王国维、废名、周作人甚至像是胡兰成等等的作家一脉相承所产生的一种看待中国现实或是想象中国未来的方法。我觉得在这样的不同的话语对应之下，我们对于现代性的挖掘仍然是需要持续的。
所以在这里，我个人的建议是，今天我们除了讲现代性之外，也许在此时此地，这么一个有对话意义的会场
诉我，有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到了南京之后，陈教授给我看了这部大著。这位同事对我的一些学术观点不以为然，我想在这样一个既然我们谈了这语境里，我可以尊重。
么多年的众声喧哗、多声复议，在一个学界讨论的环境里，当然有这个能量去了解对方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提出的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看法。那么争论的焦点，回到我们的老套的话题，到底是谁比较重要，是鲁迅还是沈从文。我想在座有部分来宾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些对沈从文并不算成熟的文章和看法，我很期望有这个机会来真正产生对话，对于他的指出我个人研究方法上的错误和不及之处，我也真的是觉得应该虚心学习。但是问题的焦点正是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主题之上。从目前国内研究的环境来看，鲁迅所代表的强势的、《呐喊》和《彷徨》式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话语的各种憧憬和追求，仍然有他持之有恒的说服力或是呐合法力，但是我个人以为，除了这种《喊》和《彷徨》式的、强势的现代性的姿态之外，我们能不能想象在１９０３年曾经翻译过《月界旅行》的鲁迅，我们能不能想象在１９２５年以后曾经写过《野草》和《朝花夕拾》的鲁迅，或是晚年曾经写过《故事新编》的鲁迅。我们的鲁迅，其实他有不同的面貌，他所彰显的现代性也就应该有不同的层面，所以在这里不再
）
学术对话
里面，我们更应该强调现代性的对立面。我这里所讲的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而已，而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在这个历史性的问题里，再一次让我们秉持现代的立场去看待我们的过去。我们生活的过去，我们思维的过去，或是我们文明累积的过去，曾经以这么多种不同的面貌不断地为我们做出提示，但是缺乏了现代的立场，我们也无从去重新看待和发掘这种不同过去、不同文明所留下来的历史性或是历史感。今天我们对于本雅明、对于哈伯马、对于福柯等等西方的大师耳熟能详，有多少时候，至少是在国外的汉学范围之内，我们对于梁启超和公羊派一脉相承的各种说法，对于政治上面现代性不断推陈出新的话语有所心得或是新的看法？或者是我们看到的王国维对他所代表的沉郁悲怆的抒情美学，是不是也同样可以为我们过去一个世纪感时忧国的这么一种书写姿态有所启发呢？或者甚至像是章太炎，他那强烈地以佛家和道家为基础的虚无主义思想如何为中国现代的一代文
人掷下了非常精彩的、石破天惊式的启示，更不用提鲁迅与魏晋六朝的诗酒风流的种种对话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要谈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尤其对于从事现代文学或是现代性的学者或者同学来讲，我们真的必须要相信现代性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而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时间的洪流里面，去不断挖掘无数的现代所累积出来的历史性以及历史感。那么我历史感不是再强调一次，这个历史性、
从故纸堆里堆砌我们所知道的断简残篇的材料而已，而是以一种更批判的态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过去与现代生生不息的对话的关系。我们谈到被压抑的现代性，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能量和意愿，把那些已经被压抑的现代性再重新解放出来，或者是把这个被压抑的现代性再用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现代以及后现代的西方话语再压抑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的点，我也愿意提出这些看法来和大家一起切磋参考，谢谢大家！
ＬＴ
被
压抑的现代性
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