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天主教
内容摘要：康熙朝是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天主教从明朝时
传入中国，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与天主教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既有支持与保护，又有反对与限制，尤其是“礼仪之争”更使康熙改变了对天主教的态度。本文对康熙与天主教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以探讨他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 康熙 天主教 礼仪之争 影响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的研究并不少，但却多集中于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时期，如郑琪的硕士学位论文《清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①；或是对天主教活动状况区域性、地方性的局部研究，如赵殿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初耶稣会士在江南的传教活动》②，还有主要从科学技术方面探讨康熙帝的西学观的，如闫大伟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康熙的西学观》③。清朝康熙在位时期，天主教已在中国有了较为稳固的发展根基，但是作为外来宗教，其命运是不可测的，康熙对天主教的态度如何，他与天主教教士关系如何，他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有何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却较少，笔者在本文中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一） 康熙在位之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康熙在位时期是中国天主教传播史上甚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天主教得到的空前发展，教徒数量不断增加，传教范围不断扩大。这种良好的发展是前期传播为其打下的基础。包括明朝末年的传教士先驱们为其开拓的道路，以及顺治帝对天主教的支持。
明朝末年，一批以利玛窦为首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他们神圣的传教活动，他们先借助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来博得统治者的欢心和士大夫们的好感，进而从他们传播对象天主教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支柱儒学思想之间寻求共同点，即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利玛窦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必须提及的重要人物之一。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依次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城市停留之后，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进住北京直至去世。他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最重要奠基人与开创者。他成功地赢得了中原皇帝与士大夫们的好感和信赖，为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大门。至1605年，北京已有200多人信奉天主教，而且其中更有数名是朝廷大臣，以徐光启最为典型。汤若望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尊重，是他传教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点却没有被后来者所继承与发扬，以致引发了后来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的巨大羁绊——礼仪之争。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祭天、祭祖、祭孔的行为应该是尊重祖先的表现，而不能被称为具有宗教性质的偶像崇拜的异端行为，所以他允① 郑琪：《清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郑州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 ② 赵殿红：《清初耶稣会士在江南的传教活动》，暨南大学，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③ 闫大伟：《论康熙的西学观》，南京农业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2年。
许中国的天主教徒举行和参加以上各种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他本人更是穿着中国儒士的服装，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喜爱。他的传教方式和原则也无形之中影响了其他以及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最终成了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不成文的准则，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可见其影响之深刻。利玛窦逝世时，中国各地有教徒2500人。在南昌、南京、韶州等地都有教士宣教。④
至1644年，明朝被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所建政权所取代之时，天主教在中国已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范围。方豪神父据各修会的统计，到崇祯九年（1636年）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38000人。⑤王朝更迭之际，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对政治形势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他们眼中，并无政治利益之说，只要谁支持天主教的传播就乐意追随谁。如在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便任职于南明政权，担任明福王的使臣；而在成都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则充当了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的“天学国师”。
同时在北京，面对清军让城内居民限三日之内搬出的命令，传教士汤若望上书清廷，请求继续留在城内。幸运的他得到了批准，而且在数日之后，汤若望还被召入朝。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询问其天文历法之事，因他的新历法要比中国所用的历法准确得多，清政府在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了新历法，即“时宪历”。不久，汤若望因功被任命为新朝廷的钦天监监正。钦天监，是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古人相信天象改变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可见钦天监监正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清廷能将如此重任交给一个西洋人来但任，足见政府对他的信任。
由于其编订新历有功，汤若望得到了多数士大夫们的尊崇和普通大众的崇拜。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顺治帝的特殊礼遇。顺治有着很强的求知欲，他常常召见汤若望入宫给他教授自然科学知识，更是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官级亦从五品升至正三品。
在那样一个以皇帝为至尊的古代社会，若一个事物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便很快拉近了和全社会成员的距离。随着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礼遇，天主教的发展就如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天主教信徒已经达到十几、二十万，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
（二） 康熙与天主教的“蜜月期”
顺治十八年（1661年），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因病去世，只有八岁的三皇子玄烨即位，定年号为康熙。朝廷中由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四位辅政大臣执政，尤其是鳌拜有独掌大权之势。康熙暂没有真正的皇权可言。一些反对天主教的官员便趁机开始了对天主教的攻击，天主教面临着一个小危机。但由于康熙帝的保护，天主教脱离了这一危机，并且开始了更为良好的发展。
这一危机可以追溯到顺治末年，穆斯林杨光先以布衣身份两次上书礼部，两份奏章《摘谬论》和《辟邪论》，前者指出汤若望用新法代替中国旧法，④ 任继愈编：《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页。
⑤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页。
⑥是对中国的蔑视；后者则依据中国传统伦理观念逐一批驳了天主教教义。但
由于顺治帝尚在世，并未引起朝中大臣们的广泛共鸣。待顺治过世，朝中那批反对天主教和因任用西洋传教士而失势的阿拉伯天文工作者（在此之前，有一批阿拉伯天文工作者在钦天监任职）以及一些回回便开始攻击天主教传教士。最终上升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康熙三年（1664年）秋到次年春天，朝廷公开审理此案，杨光先指控汤若望等人犯有三条大罪，即：阴谋叛逆、宣扬邪教和传布错误的天算学。长期审判的结果是，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位官员被判死刑，暂时监禁，各地传教土集中到北京接受审讯，拆毁全国教堂。但是在最后审判关头，北京却发生了强级地震。孝庄太后也亲自干预，使得汤若望及相关人员获得释放，但仍有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不久，汤若望也因病去世。杨光先就任钦天监监正。还有一些传教士被驱逐出境。这种结果，与当时的政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康熙尚未亲政，毫无实权。尤其是操握权柄的鳌拜对杨光先等人的支持，然而，好景并不长。
康熙八年（1669年），年事稍长的康熙帝成功地擒拿了鳌拜，从辅政大
臣手中夺取了政权。对几年前发生的汤若望教案也着手进行平反。关于康熙此举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了康熙帝认识到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益处之外，他还想借此机会肃清鳌拜集团的残余势力，毕竟，教案涉及到诸多支持鳌拜的人；而且在亲政之后，巩固政权是必需的，这样做会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故而年轻有为的康熙便选择了平反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汤若望教案。
杨光先在接任钦天监监正后，不懂历法推算，便恢复了以前用的大统历
和回回历，结果漏洞百出。借此，康熙帝决定让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和其他西方传教士与杨光先和他的阿拉伯朋友们进行实地测试的比赛。结果，经过多次较量，杨光先失败，并被革职，甚至被判了死刑，只因其年老体衰，恩准告老还乡。康熙恢复了汤若望的尊号，充分肯定其贡献。南怀仁继任钦天监监正。“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⑦由此开始了康熙帝与天主教徒的“蜜月期”。此后，许多宣教士在南怀仁的推荐下来京，并在清廷供职。他们有的从事天文历法，改造北京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有的出入宫廷，充当皇家教师，给康熙和众多皇子们讲授数学、天文、物理知识；有的从事音乐、绘画、雕刻；有的在造办处，指导工人制作自鸣钟和其它机械；还有的协助清政府制作全国地图，在各省实地测绘，准确地完成了“大清最精最全之地图”《皇舆全览图》。南怀仁去世之后，钦天监监正也皆用西方宣教士就任。此时的天主教教士在朝廷的地位可谓是达到顶峰，但传教事业却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地方出现的教案，使得天主教多次面临危机。但康熙清楚地看到了天主教传教士们对朝廷的贡献和他们的利用价值，故极力保护天主教教士，因而危机也往往都能化险为夷。如以下这起教案，由于康熙的介入，不仅使得在杭州的天主教会安然无事，而且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天主教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并且进入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黄金时期”，笔者认为可以称其为“蜜月期的继续”。
康熙三十年（169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张鹏翮欲拆毁杭州一座天主教
教堂，毁掉其中所藏书籍，并欲将天主教士逐出境外。当时主持杭州教务的意大利教士殷铎泽写信向在北京就职的徐日升等人求援。徐日升与其他几位⑥ 任继愈编：《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⑦ 《清史稿》卷272《杨光先传》。
传教士以钦天监的名义向康熙上奏。康熙并未一人独断，而是要礼部官员共议，最终决议形成了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奏章。这就意味着天主教在华传播得到了大多数官员的认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批示“依议”。并在3月17日、3月19日、3月20日和3月22日发布了一系列谕令，这些谕令被西方人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⑧。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唯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 敕令指出：天主教的教义大致与中国礼教相符。中国政府既容许人民信奉喇嘛教、佛教、回教等诸外来宗教，自无禁绝基督信仰的理由。从此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从这条著名的法令开始生效时起，中国人成群地跑来受洗”。⑨或许这类记载有失真实，但它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宽容敕令的巨大影响。此后在传教过程中如遇地方政府干扰教务之时，传教士们便拿出此敕令来为自己辩护。宽容敕令俨然成了传教士们的一把保护伞，它为天主教的在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三） 巨大转折——礼仪之争
但天主教的发展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正当天主教传教事业顺利进行之时，在教会内部却出现了使天主教在中国命运发生巨大转折的“礼仪之争”。这次事件使得一向支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康熙帝一改以往的友好态度，开始限制天主教的发展。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礼仪之争”定义为：发生在17、18世纪由在中国传教的西方天主教教士引起的关于祭拜孔子和祖先是否违反天主教教义的争论。⑩礼仪之争首先发生在福建。在此之前，中国各地的教务主要由葡萄牙支持的耶稣会控制，他们基本上一直延续着利玛窦采取的对中国传统习俗的宽容政策，也即在此前提到的“利玛窦规矩”。但福建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对耶稣会容忍中国教徒们祭孔祭祖的行为十分不满。他们联合多明我会反对耶稣会的政策。争论一开始还仅限在远东地区，在耶稣会明确表示不合作时，马尼拉主教决定将矛盾上交至罗马教廷，教廷则根据多明我会的一面之辞作出了对耶稣会不利的决定，被称为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首号文件。
耶稣会教士也不停地奔波，教士卫匡国还专程赴罗马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中国人的祭祀只是一种社会性的礼节，而不是宗教迷信。教皇又做出对耶稣会有利的第二号文件。并且让罗马传信部给三位在中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发了一个不寻常的指示：“不要试图去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些并不公开地反对宗教和良善的道德。还有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到中国去更傻的事情吗？不是要出口这些欧洲国家，而是要出口这信仰。这信仰并不和任何种族的礼仪习俗相矛盾冲突。”⑪通过此指示可见，教廷也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礼仪的坚固地位。如果在华各教会真能按以上指令行事，礼仪之争也就会早些结束。但其他各教会并不轻易服输。多明我会修士回到欧洲，继续向罗马教廷告状，并且出版了《中国的传统历史、政治与宗教》，书中判⑧ 又译为“宽容谕旨”、“容教诏令”。
⑨ 【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
⑩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⑪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定中国的传统礼仪为宗教异端。此言论迅速得到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们的广泛支持，他们强烈要求教廷下令停止中国天主教徒的传统礼仪。
礼仪之争的范围并不是一直只局限在教会之间，最终罗马教廷的介入，以及教廷所下指令，直接导致了康熙的介入，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不会任一群外国人在本国国土上进行争论而置之不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新教皇克莱芒十一世在强大的压力下正式发出谕令：禁止中国天主教教徒用“上帝”一词称呼造物主，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⑫还专门派遣特使铎罗赴华，要求康熙允许教徒遵守“禁令”。康熙认为这已严重触动了清王朝的威严，他对此也做出的强硬的回答。特使铎罗因其态度顽固，被清廷驱逐出境。此后，还陆续驱逐了其他一些不尊重中国礼仪风俗的传教士。
与此同时，康熙帝下令如果没有内务府所发印票的传教士将被驱逐出境，而印票也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前提是必须要尊重中国传统礼仪，遵守中国法度，并且承诺永不回国，也就是永久居住在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印票制”。从这一命令可见，在此时康熙帝并没有完全反对天主教，而是有意让一批尊重中国传统礼仪的天主教传教士留在中国，继续发挥作用。他曾表示：“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则我等管束何难有之。”⑬据当时总管内务府所列的领票西洋人名单统计，共有48位在华传教士领取了印票，其中耶稣会士当然居多，还有数名方济各会士。⑭
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江南地区召见了各省教士，而且还盛情款待，赏赐礼品，并主动发给传教士们印票。其意图鲜明不过。皇帝的这种做法无疑为挽留天主教教士们起到了作用，多数传教士舍弃了教皇的禁令而遵从了康熙帝。
除此之外，康熙帝还努力挽救双方的关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与四十六年（1707年），皇帝先后两次派遣耶稣会士龙安国、陆若瑟、艾逊爵等人前往罗马教廷，⑮向其解释中国祭祖祭孔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并无任何宗教意义。
罗马教廷却一直坚持要在中国实行禁令。1715年，教皇再次派出特使欲说服康熙，康熙明确表示拒绝。罗马教廷的强硬态度也惹怒了龙颜，康熙在教皇禁令上，批示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设论，令人可哭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之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⑯览此令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康熙帝一直是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外来的天主教的，他根本无法容忍外人蔑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此令一出，在华传教士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老百姓们也不再敢自由地出入教堂，当时的天主教事业可谓遇到了来华以来最大的挫折。天主教由“合法”转为“非法”，传播由“公开”转为“地下”。罗马教廷几乎丧失了经历150年艰辛开辟得来的中国教会。传教士宋君荣在康熙去世的⑫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⑬ 中国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35页。
⑭ 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扩印本），北京故宫博物馆1932年版。
⑮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405页。
⑯ 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清史论丛》2005年号，第118～145页。
那年来到中国，这样描述当时的教会状况：“我到达中国仅几个月，踏上这片土地时，见到不久前曾给人以如此美好希望的一个传教会处境这般艰难，使我感触良多，教堂被毁，基督徒被驱散，流亡的传教士在中国第一港广州闭门不出，因为他们不得进入帝国内地，宗教本身也即将被禁止，这便是在我进入帝国之际呈现在我眼前的凄惨景象，而人们先前却在这个帝国，发现了如此有利于听从福音的倾向。”⑰此后，到康熙去世，以后的各个皇帝基本上都贯彻禁教政策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四） 康熙对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康熙帝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认为，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前期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后期则为限制作用。
就前期的促进作用方面来说。首先，作为一个皇帝，康熙的个人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康熙十分勤学、开放和虚怀若谷，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不仅对西方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感兴趣，非常认真学习它们，而且对天主教本身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天主教教义有很深的了解，还作有一些有关天主教的诗文。同时，他对西方传教士们也都给予特殊礼遇，有许多甚至委以重任，如南怀仁就担任十分重要的钦天监监正一职。
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对天主教如此青睐，势必会影响到周围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们，使他们对西方传教士们友好，比如南怀仁、徐日升便受到了士大夫们的普遍尊敬。他们也逐渐开始接触天主教，进而信仰它，甚至不排除一些趋炎附势之人。
其次，由于康熙帝对天主教的友好，他所定的一系列关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政策与管理措施，如最为著名的康熙三十一年容教敕令，就为天主教创造了较为安全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天主教在华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
以“礼仪之争”作为分水岭，康熙对于天主教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最终做出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⑱的决定，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遭遇巨大挫折。但康熙为何会对自己一向很喜欢的天主教做出如此严厉的对策？其实，康熙并非排斥天主教。前已述及，康熙对天主教十分热衷，甚至有皈依天主教的可能。康熙之所以实行禁教命令，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原因：
首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康熙从小接受的却是儒家学说而且早已根深蒂固。康熙对天主教的兴趣再强烈，也不能胜过在他意识形态中已经植根的儒家思想。从小所受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使他早已深刻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于统治的稳定性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天主教的传播对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造成威胁时，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放弃外来宗教的选择。
再次，“礼仪之争”到后来不仅仅停留在宗教内部争论的层面，而是上升⑰ 《1722年宋君荣致图卢兹大主教德纳蒙先生的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Ⅱ），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⑱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4～335页。
到了罗马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对峙。罗马教廷两次派出特使劝说康熙帝，让其禁止中国传统礼仪，且态度十分强硬，以致动怒了康熙。中国历来有“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何况作为“天朝上国”的最高统治者，早已习惯了让他人服从自己的命令，而非听从别人。罗马教廷的要求不仅对中国的礼仪提出的怀疑，显然已对天子的权威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是皇帝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此外，康熙允许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前提是，西方传教士必须遵守中国的礼仪，必须忠于自己。在礼仪之争过后，康熙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只允许持有内务府分发的印票的传教士进行传教，即所谓的印票制，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愿望。由内务府发给传教士的印票上皆写有：“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由印票内容可见，康熙帝想将传教士培养成为自己服务的家臣。
然而，总体上来说，笔者认为康熙帝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是促进作用远远大于阻碍作用的。礼仪之争之后的禁教政策并非全面禁教，而是有条件的、有选择的。即使对于一些地下的传教活动，只要不涉及利益之争，康熙帝也总是“视而不见”，采取宽容态度，使得天主教在较大程度上还在不停发展。可见，他并非有意彻底排斥天主教。再者，中国已经信仰了天主教的教众数量巨大，他们是极少有可能背弃天主的，因而，禁教政策的影响有限。
总之，康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是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康熙与天主教
内容摘要：康熙朝是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天主教从明朝时
传入中国，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与天主教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既有支持与保护，又有反对与限制，尤其是“礼仪之争”更使康熙改变了对天主教的态度。本文对康熙与天主教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以探讨他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 康熙 天主教 礼仪之争 影响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的研究并不少，但却多集中于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时期，如郑琪的硕士学位论文《清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①；或是对天主教活动状况区域性、地方性的局部研究，如赵殿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初耶稣会士在江南的传教活动》②，还有主要从科学技术方面探讨康熙帝的西学观的，如闫大伟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康熙的西学观》③。清朝康熙在位时期，天主教已在中国有了较为稳固的发展根基，但是作为外来宗教，其命运是不可测的，康熙对天主教的态度如何，他与天主教教士关系如何，他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有何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却较少，笔者在本文中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一） 康熙在位之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康熙在位时期是中国天主教传播史上甚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天主教得到的空前发展，教徒数量不断增加，传教范围不断扩大。这种良好的发展是前期传播为其打下的基础。包括明朝末年的传教士先驱们为其开拓的道路，以及顺治帝对天主教的支持。
明朝末年，一批以利玛窦为首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他们神圣的传教活动，他们先借助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来博得统治者的欢心和士大夫们的好感，进而从他们传播对象天主教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支柱儒学思想之间寻求共同点，即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利玛窦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必须提及的重要人物之一。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依次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城市停留之后，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进住北京直至去世。他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最重要奠基人与开创者。他成功地赢得了中原皇帝与士大夫们的好感和信赖，为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大门。至1605年，北京已有200多人信奉天主教，而且其中更有数名是朝廷大臣，以徐光启最为典型。汤若望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尊重，是他传教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点却没有被后来者所继承与发扬，以致引发了后来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的巨大羁绊——礼仪之争。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祭天、祭祖、祭孔的行为应该是尊重祖先的表现，而不能被称为具有宗教性质的偶像崇拜的异端行为，所以他允① 郑琪：《清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郑州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 ② 赵殿红：《清初耶稣会士在江南的传教活动》，暨南大学，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③ 闫大伟：《论康熙的西学观》，南京农业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2年。
许中国的天主教徒举行和参加以上各种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他本人更是穿着中国儒士的服装，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喜爱。他的传教方式和原则也无形之中影响了其他以及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最终成了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不成文的准则，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可见其影响之深刻。利玛窦逝世时，中国各地有教徒2500人。在南昌、南京、韶州等地都有教士宣教。④
至1644年，明朝被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所建政权所取代之时，天主教在中国已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范围。方豪神父据各修会的统计，到崇祯九年（1636年）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38000人。⑤王朝更迭之际，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对政治形势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他们眼中，并无政治利益之说，只要谁支持天主教的传播就乐意追随谁。如在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便任职于南明政权，担任明福王的使臣；而在成都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则充当了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的“天学国师”。
同时在北京，面对清军让城内居民限三日之内搬出的命令，传教士汤若望上书清廷，请求继续留在城内。幸运的他得到了批准，而且在数日之后，汤若望还被召入朝。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询问其天文历法之事，因他的新历法要比中国所用的历法准确得多，清政府在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了新历法，即“时宪历”。不久，汤若望因功被任命为新朝廷的钦天监监正。钦天监，是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古人相信天象改变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可见钦天监监正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清廷能将如此重任交给一个西洋人来但任，足见政府对他的信任。
由于其编订新历有功，汤若望得到了多数士大夫们的尊崇和普通大众的崇拜。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顺治帝的特殊礼遇。顺治有着很强的求知欲，他常常召见汤若望入宫给他教授自然科学知识，更是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官级亦从五品升至正三品。
在那样一个以皇帝为至尊的古代社会，若一个事物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便很快拉近了和全社会成员的距离。随着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礼遇，天主教的发展就如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天主教信徒已经达到十几、二十万，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
（二） 康熙与天主教的“蜜月期”
顺治十八年（1661年），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因病去世，只有八岁的三皇子玄烨即位，定年号为康熙。朝廷中由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四位辅政大臣执政，尤其是鳌拜有独掌大权之势。康熙暂没有真正的皇权可言。一些反对天主教的官员便趁机开始了对天主教的攻击，天主教面临着一个小危机。但由于康熙帝的保护，天主教脱离了这一危机，并且开始了更为良好的发展。
这一危机可以追溯到顺治末年，穆斯林杨光先以布衣身份两次上书礼部，两份奏章《摘谬论》和《辟邪论》，前者指出汤若望用新法代替中国旧法，④ 任继愈编：《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页。
⑤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页。
⑥是对中国的蔑视；后者则依据中国传统伦理观念逐一批驳了天主教教义。但
由于顺治帝尚在世，并未引起朝中大臣们的广泛共鸣。待顺治过世，朝中那批反对天主教和因任用西洋传教士而失势的阿拉伯天文工作者（在此之前，有一批阿拉伯天文工作者在钦天监任职）以及一些回回便开始攻击天主教传教士。最终上升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康熙三年（1664年）秋到次年春天，朝廷公开审理此案，杨光先指控汤若望等人犯有三条大罪，即：阴谋叛逆、宣扬邪教和传布错误的天算学。长期审判的结果是，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位官员被判死刑，暂时监禁，各地传教土集中到北京接受审讯，拆毁全国教堂。但是在最后审判关头，北京却发生了强级地震。孝庄太后也亲自干预，使得汤若望及相关人员获得释放，但仍有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不久，汤若望也因病去世。杨光先就任钦天监监正。还有一些传教士被驱逐出境。这种结果，与当时的政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康熙尚未亲政，毫无实权。尤其是操握权柄的鳌拜对杨光先等人的支持，然而，好景并不长。
康熙八年（1669年），年事稍长的康熙帝成功地擒拿了鳌拜，从辅政大
臣手中夺取了政权。对几年前发生的汤若望教案也着手进行平反。关于康熙此举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了康熙帝认识到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益处之外，他还想借此机会肃清鳌拜集团的残余势力，毕竟，教案涉及到诸多支持鳌拜的人；而且在亲政之后，巩固政权是必需的，这样做会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故而年轻有为的康熙便选择了平反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汤若望教案。
杨光先在接任钦天监监正后，不懂历法推算，便恢复了以前用的大统历
和回回历，结果漏洞百出。借此，康熙帝决定让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和其他西方传教士与杨光先和他的阿拉伯朋友们进行实地测试的比赛。结果，经过多次较量，杨光先失败，并被革职，甚至被判了死刑，只因其年老体衰，恩准告老还乡。康熙恢复了汤若望的尊号，充分肯定其贡献。南怀仁继任钦天监监正。“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⑦由此开始了康熙帝与天主教徒的“蜜月期”。此后，许多宣教士在南怀仁的推荐下来京，并在清廷供职。他们有的从事天文历法，改造北京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有的出入宫廷，充当皇家教师，给康熙和众多皇子们讲授数学、天文、物理知识；有的从事音乐、绘画、雕刻；有的在造办处，指导工人制作自鸣钟和其它机械；还有的协助清政府制作全国地图，在各省实地测绘，准确地完成了“大清最精最全之地图”《皇舆全览图》。南怀仁去世之后，钦天监监正也皆用西方宣教士就任。此时的天主教教士在朝廷的地位可谓是达到顶峰，但传教事业却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地方出现的教案，使得天主教多次面临危机。但康熙清楚地看到了天主教传教士们对朝廷的贡献和他们的利用价值，故极力保护天主教教士，因而危机也往往都能化险为夷。如以下这起教案，由于康熙的介入，不仅使得在杭州的天主教会安然无事，而且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天主教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并且进入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黄金时期”，笔者认为可以称其为“蜜月期的继续”。
康熙三十年（169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张鹏翮欲拆毁杭州一座天主教
教堂，毁掉其中所藏书籍，并欲将天主教士逐出境外。当时主持杭州教务的意大利教士殷铎泽写信向在北京就职的徐日升等人求援。徐日升与其他几位⑥ 任继愈编：《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⑦ 《清史稿》卷272《杨光先传》。
传教士以钦天监的名义向康熙上奏。康熙并未一人独断，而是要礼部官员共议，最终决议形成了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奏章。这就意味着天主教在华传播得到了大多数官员的认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批示“依议”。并在3月17日、3月19日、3月20日和3月22日发布了一系列谕令，这些谕令被西方人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⑧。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唯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 敕令指出：天主教的教义大致与中国礼教相符。中国政府既容许人民信奉喇嘛教、佛教、回教等诸外来宗教，自无禁绝基督信仰的理由。从此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从这条著名的法令开始生效时起，中国人成群地跑来受洗”。⑨或许这类记载有失真实，但它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宽容敕令的巨大影响。此后在传教过程中如遇地方政府干扰教务之时，传教士们便拿出此敕令来为自己辩护。宽容敕令俨然成了传教士们的一把保护伞，它为天主教的在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三） 巨大转折——礼仪之争
但天主教的发展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正当天主教传教事业顺利进行之时，在教会内部却出现了使天主教在中国命运发生巨大转折的“礼仪之争”。这次事件使得一向支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康熙帝一改以往的友好态度，开始限制天主教的发展。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礼仪之争”定义为：发生在17、18世纪由在中国传教的西方天主教教士引起的关于祭拜孔子和祖先是否违反天主教教义的争论。⑩礼仪之争首先发生在福建。在此之前，中国各地的教务主要由葡萄牙支持的耶稣会控制，他们基本上一直延续着利玛窦采取的对中国传统习俗的宽容政策，也即在此前提到的“利玛窦规矩”。但福建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对耶稣会容忍中国教徒们祭孔祭祖的行为十分不满。他们联合多明我会反对耶稣会的政策。争论一开始还仅限在远东地区，在耶稣会明确表示不合作时，马尼拉主教决定将矛盾上交至罗马教廷，教廷则根据多明我会的一面之辞作出了对耶稣会不利的决定，被称为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首号文件。
耶稣会教士也不停地奔波，教士卫匡国还专程赴罗马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中国人的祭祀只是一种社会性的礼节，而不是宗教迷信。教皇又做出对耶稣会有利的第二号文件。并且让罗马传信部给三位在中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发了一个不寻常的指示：“不要试图去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些并不公开地反对宗教和良善的道德。还有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到中国去更傻的事情吗？不是要出口这些欧洲国家，而是要出口这信仰。这信仰并不和任何种族的礼仪习俗相矛盾冲突。”⑪通过此指示可见，教廷也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礼仪的坚固地位。如果在华各教会真能按以上指令行事，礼仪之争也就会早些结束。但其他各教会并不轻易服输。多明我会修士回到欧洲，继续向罗马教廷告状，并且出版了《中国的传统历史、政治与宗教》，书中判⑧ 又译为“宽容谕旨”、“容教诏令”。
⑨ 【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
⑩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⑪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定中国的传统礼仪为宗教异端。此言论迅速得到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们的广泛支持，他们强烈要求教廷下令停止中国天主教徒的传统礼仪。
礼仪之争的范围并不是一直只局限在教会之间，最终罗马教廷的介入，以及教廷所下指令，直接导致了康熙的介入，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不会任一群外国人在本国国土上进行争论而置之不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新教皇克莱芒十一世在强大的压力下正式发出谕令：禁止中国天主教教徒用“上帝”一词称呼造物主，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⑫还专门派遣特使铎罗赴华，要求康熙允许教徒遵守“禁令”。康熙认为这已严重触动了清王朝的威严，他对此也做出的强硬的回答。特使铎罗因其态度顽固，被清廷驱逐出境。此后，还陆续驱逐了其他一些不尊重中国礼仪风俗的传教士。
与此同时，康熙帝下令如果没有内务府所发印票的传教士将被驱逐出境，而印票也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前提是必须要尊重中国传统礼仪，遵守中国法度，并且承诺永不回国，也就是永久居住在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印票制”。从这一命令可见，在此时康熙帝并没有完全反对天主教，而是有意让一批尊重中国传统礼仪的天主教传教士留在中国，继续发挥作用。他曾表示：“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则我等管束何难有之。”⑬据当时总管内务府所列的领票西洋人名单统计，共有48位在华传教士领取了印票，其中耶稣会士当然居多，还有数名方济各会士。⑭
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江南地区召见了各省教士，而且还盛情款待，赏赐礼品，并主动发给传教士们印票。其意图鲜明不过。皇帝的这种做法无疑为挽留天主教教士们起到了作用，多数传教士舍弃了教皇的禁令而遵从了康熙帝。
除此之外，康熙帝还努力挽救双方的关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与四十六年（1707年），皇帝先后两次派遣耶稣会士龙安国、陆若瑟、艾逊爵等人前往罗马教廷，⑮向其解释中国祭祖祭孔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并无任何宗教意义。
罗马教廷却一直坚持要在中国实行禁令。1715年，教皇再次派出特使欲说服康熙，康熙明确表示拒绝。罗马教廷的强硬态度也惹怒了龙颜，康熙在教皇禁令上，批示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设论，令人可哭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之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⑯览此令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康熙帝一直是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外来的天主教的，他根本无法容忍外人蔑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此令一出，在华传教士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老百姓们也不再敢自由地出入教堂，当时的天主教事业可谓遇到了来华以来最大的挫折。天主教由“合法”转为“非法”，传播由“公开”转为“地下”。罗马教廷几乎丧失了经历150年艰辛开辟得来的中国教会。传教士宋君荣在康熙去世的⑫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⑬ 中国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35页。
⑭ 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扩印本），北京故宫博物馆1932年版。
⑮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405页。
⑯ 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清史论丛》2005年号，第118～145页。
那年来到中国，这样描述当时的教会状况：“我到达中国仅几个月，踏上这片土地时，见到不久前曾给人以如此美好希望的一个传教会处境这般艰难，使我感触良多，教堂被毁，基督徒被驱散，流亡的传教士在中国第一港广州闭门不出，因为他们不得进入帝国内地，宗教本身也即将被禁止，这便是在我进入帝国之际呈现在我眼前的凄惨景象，而人们先前却在这个帝国，发现了如此有利于听从福音的倾向。”⑰此后，到康熙去世，以后的各个皇帝基本上都贯彻禁教政策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四） 康熙对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康熙帝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认为，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前期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后期则为限制作用。
就前期的促进作用方面来说。首先，作为一个皇帝，康熙的个人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康熙十分勤学、开放和虚怀若谷，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不仅对西方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感兴趣，非常认真学习它们，而且对天主教本身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天主教教义有很深的了解，还作有一些有关天主教的诗文。同时，他对西方传教士们也都给予特殊礼遇，有许多甚至委以重任，如南怀仁就担任十分重要的钦天监监正一职。
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对天主教如此青睐，势必会影响到周围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们，使他们对西方传教士们友好，比如南怀仁、徐日升便受到了士大夫们的普遍尊敬。他们也逐渐开始接触天主教，进而信仰它，甚至不排除一些趋炎附势之人。
其次，由于康熙帝对天主教的友好，他所定的一系列关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政策与管理措施，如最为著名的康熙三十一年容教敕令，就为天主教创造了较为安全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天主教在华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
以“礼仪之争”作为分水岭，康熙对于天主教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最终做出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⑱的决定，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遭遇巨大挫折。但康熙为何会对自己一向很喜欢的天主教做出如此严厉的对策？其实，康熙并非排斥天主教。前已述及，康熙对天主教十分热衷，甚至有皈依天主教的可能。康熙之所以实行禁教命令，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原因：
首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康熙从小接受的却是儒家学说而且早已根深蒂固。康熙对天主教的兴趣再强烈，也不能胜过在他意识形态中已经植根的儒家思想。从小所受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使他早已深刻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于统治的稳定性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天主教的传播对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造成威胁时，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放弃外来宗教的选择。
再次，“礼仪之争”到后来不仅仅停留在宗教内部争论的层面，而是上升⑰ 《1722年宋君荣致图卢兹大主教德纳蒙先生的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Ⅱ），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⑱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4～335页。
到了罗马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对峙。罗马教廷两次派出特使劝说康熙帝，让其禁止中国传统礼仪，且态度十分强硬，以致动怒了康熙。中国历来有“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何况作为“天朝上国”的最高统治者，早已习惯了让他人服从自己的命令，而非听从别人。罗马教廷的要求不仅对中国的礼仪提出的怀疑，显然已对天子的权威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是皇帝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此外，康熙允许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前提是，西方传教士必须遵守中国的礼仪，必须忠于自己。在礼仪之争过后，康熙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只允许持有内务府分发的印票的传教士进行传教，即所谓的印票制，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愿望。由内务府发给传教士的印票上皆写有：“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由印票内容可见，康熙帝想将传教士培养成为自己服务的家臣。
然而，总体上来说，笔者认为康熙帝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是促进作用远远大于阻碍作用的。礼仪之争之后的禁教政策并非全面禁教，而是有条件的、有选择的。即使对于一些地下的传教活动，只要不涉及利益之争，康熙帝也总是“视而不见”，采取宽容态度，使得天主教在较大程度上还在不停发展。可见，他并非有意彻底排斥天主教。再者，中国已经信仰了天主教的教众数量巨大，他们是极少有可能背弃天主的，因而，禁教政策的影响有限。
总之，康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是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