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或曰农民民主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是发生在俄国19世纪40至50年代至上世纪头20年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其本质属性，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观念体现）”，或曰农民民主主义，在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同盟者。俄国民粹主义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是由其创始人赫尔岑建立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奠基，通过另一创始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并为不同时期各主要派别的思想家所充实而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将人民理想化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巴枯宁说：俄罗斯的农民“就其天性而言是个社会主义者”；特卡乔夫则断言，就其本能和传统看，人民是共产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人民”崇尚、信仰的程度，到了极端理想化的地步。
2．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或称农民村社）的这种思想观念，也是同他们对“人民”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探寻社会主义的前景，把它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很鲜明地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3．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特征，是民粹主义社会政治纲领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念出发的。当然，这一观念是民粹主义这一理论主张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除此之外，民粹主义这一特征还有另一重要的思想根源，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民粹主义这一“直接过渡”的思想，也是其“超阶段”的革命急进主义和轻视民主革命、漠视民主主义价值的最深思想根源。
4．对一般文化抱着鄙薄态度，倾向于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文化，以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对待科学和文化。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是被人民养活而获得文化的，人民为他们获得文化而付出了血汗和苦难；这样，掌握文化的这些少数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所以在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粘连上了剥削和罪孽。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态度。
二、俄国民粹主义在发展中受到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
应当特别指出，俄国民粹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许多民粹派人物都读过马恩的著作，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以社会革命党受到的影响最大。列宁在1905年1月评论社会革命党纲领时说，它的纲领草案较以前“前进了一大步”；其“进步表现在各项原则的内容上——从民粹主义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
所以，俄国民粹主义思潮是庞大复杂的，不能用单一的思想概念将其概括。虽然如此，从政治上说，其主流，其实质，是通过传统农村公社的独特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故此，又叫“公社社会主义”，或“农民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由一系列杰出思想家所构建的严整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是关乎近代俄国命运，关乎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战略抉择问题，它并不只是“策略手段”，“社会情绪”，或者“精神症状”、“动员方式”之类的局部问题。
三、俄国民粹主义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以其存在时间之久、活动规模之大，斗争方式之惊心动魄，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俄国国内，它主要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等方面影响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1）在建党理论方面，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除了吸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经验外，另一吸取经验的源泉就是俄国解放运动本身，其中主要就是民粹主义革命运动。具体地说，就是吸取了“土地与自由派”和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的建党经验，这就是：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保守绝对机密的、具有严格纪律的革命战斗组织。（2）在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等方面，民粹主义革命家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列宁对此讲得十分明白，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称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经常以他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鼓舞无产阶级，并以这些先驱者在当年国际革命中享有的荣誉引以自豪。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做出种种努力，从民粹主义当中剥取“民主主义的内核”。他对此一向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3）至于在消极方面，诸如根源于“直接过渡”的“超阶段”急性病，暴力绝对化倾向，同志间的不容
异见性、意识的狂热性和非理性，以及个人崇拜的宗教色彩等，对俄共（布）的队伍也有深刻影响。
在国外，俄国民粹主义除在东欧各国（特别是保加利亚）留下深刻痕迹外，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从辛亥革命前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是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据有关学者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以下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还有我党党内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第一种主要是在以吴稚晖为代表的右翼人物中传播的，第二、第三种则是在像巴金、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中间流行。新中国成立后，前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都这样那样地得到了抑制和清算，惟独党内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一个时期虽也得到某种纠正，但基本保留了下来，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旧病复发，这在“公社化”，到“文革”中停办大学、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过程中，都一波一波表现了出来。可见，这种民粹主义在中国影响之深。
一、俄国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或曰农民民主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是发生在俄国19世纪40至50年代至上世纪头20年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其本质属性，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观念体现）”，或曰农民民主主义，在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同盟者。俄国民粹主义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是由其创始人赫尔岑建立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奠基，通过另一创始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并为不同时期各主要派别的思想家所充实而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将人民理想化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巴枯宁说：俄罗斯的农民“就其天性而言是个社会主义者”；特卡乔夫则断言，就其本能和传统看，人民是共产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人民”崇尚、信仰的程度，到了极端理想化的地步。
2．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或称农民村社）的这种思想观念，也是同他们对“人民”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探寻社会主义的前景，把它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很鲜明地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3．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特征，是民粹主义社会政治纲领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念出发的。当然，这一观念是民粹主义这一理论主张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除此之外，民粹主义这一特征还有另一重要的思想根源，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民粹主义这一“直接过渡”的思想，也是其“超阶段”的革命急进主义和轻视民主革命、漠视民主主义价值的最深思想根源。
4．对一般文化抱着鄙薄态度，倾向于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文化，以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对待科学和文化。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是被人民养活而获得文化的，人民为他们获得文化而付出了血汗和苦难；这样，掌握文化的这些少数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所以在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粘连上了剥削和罪孽。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态度。
二、俄国民粹主义在发展中受到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
应当特别指出，俄国民粹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许多民粹派人物都读过马恩的著作，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以社会革命党受到的影响最大。列宁在1905年1月评论社会革命党纲领时说，它的纲领草案较以前“前进了一大步”；其“进步表现在各项原则的内容上——从民粹主义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
所以，俄国民粹主义思潮是庞大复杂的，不能用单一的思想概念将其概括。虽然如此，从政治上说，其主流，其实质，是通过传统农村公社的独特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故此，又叫“公社社会主义”，或“农民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由一系列杰出思想家所构建的严整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是关乎近代俄国命运，关乎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战略抉择问题，它并不只是“策略手段”，“社会情绪”，或者“精神症状”、“动员方式”之类的局部问题。
三、俄国民粹主义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以其存在时间之久、活动规模之大，斗争方式之惊心动魄，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俄国国内，它主要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等方面影响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1）在建党理论方面，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除了吸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经验外，另一吸取经验的源泉就是俄国解放运动本身，其中主要就是民粹主义革命运动。具体地说，就是吸取了“土地与自由派”和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的建党经验，这就是：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保守绝对机密的、具有严格纪律的革命战斗组织。（2）在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等方面，民粹主义革命家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列宁对此讲得十分明白，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称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经常以他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鼓舞无产阶级，并以这些先驱者在当年国际革命中享有的荣誉引以自豪。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做出种种努力，从民粹主义当中剥取“民主主义的内核”。他对此一向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3）至于在消极方面，诸如根源于“直接过渡”的“超阶段”急性病，暴力绝对化倾向，同志间的不容
异见性、意识的狂热性和非理性，以及个人崇拜的宗教色彩等，对俄共（布）的队伍也有深刻影响。
在国外，俄国民粹主义除在东欧各国（特别是保加利亚）留下深刻痕迹外，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从辛亥革命前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是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据有关学者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以下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还有我党党内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第一种主要是在以吴稚晖为代表的右翼人物中传播的，第二、第三种则是在像巴金、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中间流行。新中国成立后，前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都这样那样地得到了抑制和清算，惟独党内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一个时期虽也得到某种纠正，但基本保留了下来，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旧病复发，这在“公社化”，到“文革”中停办大学、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过程中，都一波一波表现了出来。可见，这种民粹主义在中国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