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学男孩，不清楚赚钱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被一份许诺轻松赚大钱的广告吸引了。男孩们很快就明白，如果事情看起来好得不像真的，那多半确实不是真的。
轻轻松松赚大钱
约翰·G·哈贝尔
“你们该看看这个，”我向我们的两个读大学的儿子建议道。“你们若想避免因为老是向人讨钱而有失尊严的话，这兴许是一种办法。”我将挂在我们门把手上的、装在一个塑料袋里的几本杂志拿给他们。塑料袋上印着一条信息说，需要招聘人投递这样的袋子，这活儿既轻松又赚钱。（“轻轻松松赚大钱!”）
“我不在乎失不失尊严，”大儿子回答说。
“我可以忍受，”他的弟弟附和道。
“看到你们俩伸手讨钱讨惯了一点也不感到尴尬的样子，真使我痛心，”我说。
孩子们说他们可以考虑考虑投递杂志的事。我听了很高兴，便离城出差去了。午夜时分，我已远离家门，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舒舒服服住了下来。电话铃响了，是妻子打来的。她想知道我这一天过得可好。
“好极了!”我兴高采烈地说。“你过得怎么样?”我问道。
“棒极了!”她大声挖苦道。“真棒!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又一辆卡车刚在门前停下。” “又一辆卡车?”
“今晚第三辆了。第一辆运来了四千份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的广告；第二辆运来四千份西尔斯-罗伯克百货公司的广告。我不知道这一辆装的啥，但我肯定又是四千份什么的。既然这事是你促成的，我想你或许想了解事情的进展。”
我之所以受到指责，事情原来是这样：由于发生了一起报业工人罢工，通常夹在星期日报纸里的广告插页，必须派人直接投送出去。公司答应给我们的孩子六百美金，任务是将这些广告插页在星期天早晨之前投递到四千户人家去。
“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上大学的大儿子嚷道。
“六百块!”他的弟弟应声道，“我们两个钟点就能干完!”
“西尔斯和沃德的广告通常都是报纸那么大的四页，”妻子告诉我说，“现在我们门廊上堆着三万二千页广告。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儿，两个大个子正各抱着一大捆广告走过来。这么多广告，我们可怎么办?”
“你让孩子们快干，”我指示说。“他们都是大学生了。他们自己的事得由他们自己去做。”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旅馆，看到一份紧急留言，要我马上给妻子回电话。她的声音高得很不自然，而且有些颤抖。家里又运到了好几卡车的广告插页。“有百货公司的，廉价商店的，杂货店的，食品店的，汽车行的，等等。有些像整本杂志那么厚。我们这里有数十万页，说不定是几百万页的广告!我们家整个房子从东墙到西墙，从南墙到北墙统统堆满了广告，一堆又一堆，比你大儿子还要高。现在只剩下一点点空间，刚够一个人走进去，从十一种插页中各取一份，卷在一起，套上橡皮筋，再塞进一只塑料袋内。我们的塑料袋足够供应全美所有的外卖餐厅!”她越讲声音越响，几乎震耳欲聋。“这么多的广告必须在星期日早晨七点以前统统送出去。”
“嗯，你最好让孩子们尽快地捆扎装袋，等会儿我再跟你谈。我有个午餐约会。” 我餐后回来，妻子又打来一只紧急电话。
“你午餐吃得不错吧?”她用悦耳的声音问道。我吃的牛排好极了，但这次我学乖了，还是不说为妙。
“糟透了，”我报告说。“一种什么酸溜溜的鱼，我想大概是鳗鲡吧。”
“不错嘛。你的大学生儿子已经雇了他们的弟弟妹妹和两三个邻居的小孩帮忙，工钱一人五块，建起了流水作业线。用外交术语来说，事情„有进展‟。”
“这确实令人鼓舞。”
“不，并非如此，”她纠正说。“相反，非常叫人泄气。他们干了好几个小时了。装好的塑料袋，一直堆到天花板，但一切努力收效很小。这些广告宣传品简直就像是不停地自行生产出来一样!”
“还有一件事，”她接着说，“你那上大学的儿子必须明白，威胁雇员，说要揍他们，是不可能使他们卖力的。”
我跟大儿子一通上话，便咆哮道，“你如果再威胁那些孩子，我就对你不客气了!白痴!你应该给奖金，对装袋最多的工人每小时奖励一块。”
“可那要减少我们的利润啦，”他提醒道。
“那些孩子不帮你按时将所有的广告投送出去，你就什么利润也得不到。如果他们不干，你们俩就得亲手搬走所有的广告。而在把它们搬掉之前，你们吃不成，也睡不成。”
电话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他在思考。接着，他说，“爸爸，你刚才使我深受启迪，令我恍然大悟。”
“那就干吧!”
“是，阁下!”
到第二天傍晚，我妻子就有许多事报告了。奖金计划行之有效，可后来有人对能否兑现表示怀疑，提出把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接着工人队伍里的一位活动家声称，老板每人拿几百块钱，工人们决没有理由满足于每人五块外加一点点竞争性的奖金。劳工组织人宣布，所有工人的工资都应该达到每小时五块钱!在老板答应之前，他们不再干活儿，一分钟也不干。
罢工持续了不到两小时。通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每小时两块。渐渐地，大堆的广告开始减少。
结果，全部工作比最后限期星期日早晨七点提前三个小时完成。等我回到家里，孩子们已经结了账。劳务支出150元，汽油费 40元，还有40元买礼品——几盒糖果，送给乐于助人的邻居，他们主动开出自家的车帮助投递，还有一打玫瑰送给他们的母亲。除去以上开支，他们每人得到185元——大约相当于他们所干的91小时的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二。虽然如此，可正如一个儿子所说，那还是“足够”他们花一阵子，使他们“避免那种有失尊严的事。”
几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很好。后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们两个小儿子的奇怪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不停地将一个又一个的纸箱从房屋四处的角落里搬出，经过前门，送到人行道边。我以为他们的妈妈在指挥他们清除破烂，好让垃圾车运走呢。正在这时，我听到他们在议论经济问题。
“哟，我们会赚许多钱呢!”
“我们要发财啦!”
经查问发现，他们正在把我们的全部图书“出售或出租”。
“不成!不成!”我叫道。“不能把我们的书卖了!”
“哎唷，爸，我们以为你用不着它们了呢!”
“书永远不会'用'不着的，”我尽力解释道。
“你肯定用不着了。你都看过了，再也不用了。没有错。既然不用，还不如卖点钱。我们想避免那种有失尊严的事，不再伸手向你要……”
两个大学男孩，不清楚赚钱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被一份许诺轻松赚大钱的广告吸引了。男孩们很快就明白，如果事情看起来好得不像真的，那多半确实不是真的。
轻轻松松赚大钱
约翰·G·哈贝尔
“你们该看看这个，”我向我们的两个读大学的儿子建议道。“你们若想避免因为老是向人讨钱而有失尊严的话，这兴许是一种办法。”我将挂在我们门把手上的、装在一个塑料袋里的几本杂志拿给他们。塑料袋上印着一条信息说，需要招聘人投递这样的袋子，这活儿既轻松又赚钱。（“轻轻松松赚大钱!”）
“我不在乎失不失尊严，”大儿子回答说。
“我可以忍受，”他的弟弟附和道。
“看到你们俩伸手讨钱讨惯了一点也不感到尴尬的样子，真使我痛心，”我说。
孩子们说他们可以考虑考虑投递杂志的事。我听了很高兴，便离城出差去了。午夜时分，我已远离家门，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舒舒服服住了下来。电话铃响了，是妻子打来的。她想知道我这一天过得可好。
“好极了!”我兴高采烈地说。“你过得怎么样?”我问道。
“棒极了!”她大声挖苦道。“真棒!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又一辆卡车刚在门前停下。” “又一辆卡车?”
“今晚第三辆了。第一辆运来了四千份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的广告；第二辆运来四千份西尔斯-罗伯克百货公司的广告。我不知道这一辆装的啥，但我肯定又是四千份什么的。既然这事是你促成的，我想你或许想了解事情的进展。”
我之所以受到指责，事情原来是这样：由于发生了一起报业工人罢工，通常夹在星期日报纸里的广告插页，必须派人直接投送出去。公司答应给我们的孩子六百美金，任务是将这些广告插页在星期天早晨之前投递到四千户人家去。
“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上大学的大儿子嚷道。
“六百块!”他的弟弟应声道，“我们两个钟点就能干完!”
“西尔斯和沃德的广告通常都是报纸那么大的四页，”妻子告诉我说，“现在我们门廊上堆着三万二千页广告。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儿，两个大个子正各抱着一大捆广告走过来。这么多广告，我们可怎么办?”
“你让孩子们快干，”我指示说。“他们都是大学生了。他们自己的事得由他们自己去做。”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旅馆，看到一份紧急留言，要我马上给妻子回电话。她的声音高得很不自然，而且有些颤抖。家里又运到了好几卡车的广告插页。“有百货公司的，廉价商店的，杂货店的，食品店的，汽车行的，等等。有些像整本杂志那么厚。我们这里有数十万页，说不定是几百万页的广告!我们家整个房子从东墙到西墙，从南墙到北墙统统堆满了广告，一堆又一堆，比你大儿子还要高。现在只剩下一点点空间，刚够一个人走进去，从十一种插页中各取一份，卷在一起，套上橡皮筋，再塞进一只塑料袋内。我们的塑料袋足够供应全美所有的外卖餐厅!”她越讲声音越响，几乎震耳欲聋。“这么多的广告必须在星期日早晨七点以前统统送出去。”
“嗯，你最好让孩子们尽快地捆扎装袋，等会儿我再跟你谈。我有个午餐约会。” 我餐后回来，妻子又打来一只紧急电话。
“你午餐吃得不错吧?”她用悦耳的声音问道。我吃的牛排好极了，但这次我学乖了，还是不说为妙。
“糟透了，”我报告说。“一种什么酸溜溜的鱼，我想大概是鳗鲡吧。”
“不错嘛。你的大学生儿子已经雇了他们的弟弟妹妹和两三个邻居的小孩帮忙，工钱一人五块，建起了流水作业线。用外交术语来说，事情„有进展‟。”
“这确实令人鼓舞。”
“不，并非如此，”她纠正说。“相反，非常叫人泄气。他们干了好几个小时了。装好的塑料袋，一直堆到天花板，但一切努力收效很小。这些广告宣传品简直就像是不停地自行生产出来一样!”
“还有一件事，”她接着说，“你那上大学的儿子必须明白，威胁雇员，说要揍他们，是不可能使他们卖力的。”
我跟大儿子一通上话，便咆哮道，“你如果再威胁那些孩子，我就对你不客气了!白痴!你应该给奖金，对装袋最多的工人每小时奖励一块。”
“可那要减少我们的利润啦，”他提醒道。
“那些孩子不帮你按时将所有的广告投送出去，你就什么利润也得不到。如果他们不干，你们俩就得亲手搬走所有的广告。而在把它们搬掉之前，你们吃不成，也睡不成。”
电话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他在思考。接着，他说，“爸爸，你刚才使我深受启迪，令我恍然大悟。”
“那就干吧!”
“是，阁下!”
到第二天傍晚，我妻子就有许多事报告了。奖金计划行之有效，可后来有人对能否兑现表示怀疑，提出把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接着工人队伍里的一位活动家声称，老板每人拿几百块钱，工人们决没有理由满足于每人五块外加一点点竞争性的奖金。劳工组织人宣布，所有工人的工资都应该达到每小时五块钱!在老板答应之前，他们不再干活儿，一分钟也不干。
罢工持续了不到两小时。通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每小时两块。渐渐地，大堆的广告开始减少。
结果，全部工作比最后限期星期日早晨七点提前三个小时完成。等我回到家里，孩子们已经结了账。劳务支出150元，汽油费 40元，还有40元买礼品——几盒糖果，送给乐于助人的邻居，他们主动开出自家的车帮助投递，还有一打玫瑰送给他们的母亲。除去以上开支，他们每人得到185元——大约相当于他们所干的91小时的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二。虽然如此，可正如一个儿子所说，那还是“足够”他们花一阵子，使他们“避免那种有失尊严的事。”
几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很好。后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们两个小儿子的奇怪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不停地将一个又一个的纸箱从房屋四处的角落里搬出，经过前门，送到人行道边。我以为他们的妈妈在指挥他们清除破烂，好让垃圾车运走呢。正在这时，我听到他们在议论经济问题。
“哟，我们会赚许多钱呢!”
“我们要发财啦!”
经查问发现，他们正在把我们的全部图书“出售或出租”。
“不成!不成!”我叫道。“不能把我们的书卖了!”
“哎唷，爸，我们以为你用不着它们了呢!”
“书永远不会'用'不着的，”我尽力解释道。
“你肯定用不着了。你都看过了，再也不用了。没有错。既然不用，还不如卖点钱。我们想避免那种有失尊严的事，不再伸手向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