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 公 室 通 报
〔2015〕第8期
代小红同志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年4月17日 根据录音整理）
一、传统畸形政商关系亟需改善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甚至有的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以前在分社会阶层的时候，分为士、农、工、学、兵、商，士最贵，商最轻，这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士”为何排在第一，科举制度时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干什么呢，读书可以当官。在封建社会推行核心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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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维护集权统治重农抑商背景下，商业被贬低，商人被鄙视，被称为个体户、暴发户，当官万人仰慕，经商众人鄙视，以前习以为常的畸形政商关系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骨髓。
传统的政商关系行为模式常常表现为“寻求关系、建立关系、维护关系、利用关系、发展关系”。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依然拥有惊人的权力，有行政审批、资金安排、资源分配等权力，由此造成商人必须有求于政府，有求于官员。在畸形政商关系当中，不贪污不受贿就不给办事，不请吃不娱乐，就给办慢一点，形成了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不正常的利益往来。从目前的很多案例来看，官员和商人之间关系，紧密的多，松散的少，很多是不正常的权钱交易关系，而非君子之交。尤其在小型企业居多、缺少大中型企业，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地方，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比较糟糕。在孤立式县域经济之中，很多中小型企业还在为生存拼命，希望跟政府官员建立勾肩搭背的利益关系，方便获取政策、信息和资源，在某个领域中有立足之地或者处于垄断地位。我们发现，很多官员和商人之间，有的是姻亲关系，有的是干亲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商人心术不正，在社会上炫耀或者虚张声势，到处散布跟某某政府官员关系好，可以随喊随到，借机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在国有资源分配和政府工程招投标之中，参与招投标的是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最后接手工程的却是本地人。这些传统政商关系，看是亲密无间，但却是不正常、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往往导致诸多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问题，在相— 2 —
当大的范围内和领域中还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恶化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
二、积极构建健康政商关系新生态
在经济新常态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是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求，有利于优化发展环境，净化政治生态，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要理解政商关系内涵
政商关系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国家政权与企业行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关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利用各种途径与政府进行双向的信息交流，以取得政府的信任、支持和合作。政府为企业提供法律保障、政策扶持、行业信息，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个层面就是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更多从文化的角度、道德的角度来评判。“官”是执政党的干部，“商”是企业家或者商人，是在政府和企业关系都不断突破规则、突破原则，一种非常微妙的互动关系。不管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不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和商这两者之间没法分割，而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新型政商关系，是建立在制度化、法治化基础上的平等、独立、合作和互补的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鲜明的非人格化特征。习总书记指出：政商关系新生态就是君子之交相望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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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政府要积极作为
一是推行“两个清单”。首先是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些年我们在不断简政放权，很多权利精简下放，关键要弄清楚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力，是如何量化和制度化的。在权力清单当中，有了授权可以作为，没有授权就不可以作为。不管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市场配置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从权力型、参与型向服务型转变，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受到监督。如果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为“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不仅要管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要晒权，让权力在阳光下操作。其次是责任清单。法定职责必须为。相比于部分官员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拿，什么酒都敢喝，什么地方都敢去“乱作为”现象，我们有的官员却“为官不为”，与企业“背对着背”、避而不见，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敢跟企业接触，看到企业就躲，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太过于小心谨慎，这种自保自卫太矫枉过正。作为官员，有权不可任性，但亦不可懈怠，只要你没有让权力放任，法定的责任，就必须去作为，不能当“太平官”，要积极为创业者、企业家解决发展难题，营造安心做实体经济的生态环境。
二是做好信息披露。企业办事求助于部门，凡事都要去“勾兑勾兑”“意思意思”，很多时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多信息是政— 4 —
府的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已经明确了的，但是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将信息有效披露，信息没有完全公开，企业没有捕捉到信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形成一种不良风气和习惯，就是熟人好办事，做事情首先是找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为企业服务是政府官员职责所在，但是很多信息他们不清楚。如果企业清楚、明白哪些事情是政府和官员该干的事情，还有必要去求人吗，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找相关部门办事情。比如我们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每年采购很多办公用品、设施设备等，但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不知道、不清楚。本土企业在劳动力、物流成本等各方面都有竞争优势，但是捕获重要信息的能力和主动性不强，造成信息不对称，失去了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因此，政府部门一定要有效披露信息，不能让企业做聋子、当瞎子，把信息披露给企业等市场主体，让企业清楚明白，心中有数，有序地参与市场竞争。
三是严格依法行政。简政放权就是为了从顶层设计对权力进行限制规范，打压“吃拿卡要”的空间。政府管理企业时，要不分大小亲疏，一视同仁，坚决依法，权责分明，规范用权、正确履职。把握“工作联系等距离，企业服务零距离，私人交往远距离”的分寸，做到“常在河边走、保证不湿鞋”，落实企业权利，保护企业权益。比如对企业劳动关系、环保等以前大家觉得可以打擦边球、踩红线、绕红灯的问题，要坚决依规依法，公私分明、明确边界、划出底线。只要依规依法了，商人就不会投怀送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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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部分乡镇、部门同志，因为不依法行政，与企业建立了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政商关系，被企业的金钱、美色等腐蚀，身陷囹圄，教训深刻。
四是干部自身清廉。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将自己人管好，党员干部不能搞“政商两栖”或者“政商交易”。党员干部要自重、自爱，谨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官与商交往既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可以“近”但不能“粘”，要从关系紧密型向保持距离型转变，防止交往蜕变为勾结、交谊蜕变为交易，生成“利益共同体”导致腐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目前的大数据的背景下，搞潜规则“无论潜得多么深，总有暴露的一天”，干部财产的任何异动，纪检监察机关都了如指掌。比如领导干部要向组织进行个人事项报告，不仅是自己的财产，配偶、子女所有的财产，包括股票等都必须一项不漏的如实上报。所有的干部在提拔、任用、重用的时候，组织上都要查个人事项报告，有的人就是因为在财产上少报了一个车库就免于提拔重用。去年以来，中央清理整顿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规范离退休干部社团兼职，就是为了筑牢政商勾结“防火墙”。在企业就是企业员工，在政府就是国家公职人员，要么专门从商，要么专门从政，不能既官又商，鱼和熊掌岂可兼得。
（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企业要守法经营
一是严格依法办事。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的背景下，— 6 —
官员和商人都是平等的，政商关系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企业要坚守法治底线，以“红顶商人”为代表的官商将一去不复返，所有商人在法律和政府服务面前人人平等。要用好市场竞争手段来获取政府的支持，清晰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把心思放在生产经营的正道上，通过“负面清单”划定企业经营边界，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明白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只要在法律框架之下，便拥有充分的自决权，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法律有瑕疵，就由法律来承担责任。不能为了获取信息、资源用金钱等非法手段，拉拢腐蚀政府官员。要坚守道德底线，依法依规，有节有度，光明磊落，走“前门”、干正事，不走歪门邪道，使企业行为更加自主规范，保持与官员的距离和分寸，让政商关系更加坦荡。
二是严惩商业贿赂。当前社会上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商人，把手握实权的干部当作“政治资源”来经营，把优秀的年轻干部当作“潜力股”来投资，整天琢磨找门路、找靠山，看能抱上谁的大腿。糖衣炮弹打掉不少干部，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惩治官商勾结，行贿和受贿一视同仁，不仅仅惩处干部，对企业也要进行严惩。有的企业家心存侥幸心理，把干部拉下了水，认为主动配合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就可以网开一面，宽大处理，现在不行了。受贿的官员受到了法律的严处，行贿的企业和商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要承担经济责任。只有让行贿者付出沉重代，让行贿者后怕，才能有效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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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商业贿赂的泛滥。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有行贿行为的企业、业主要公开曝光，凡是有不诚信行为的企业一律不准进入，让他们没有生存空间。特别是招投标过程，纪委、监察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定要严格把关，防止不法商人走歪门邪道，腐蚀政府官员。邀请那些不法商人认清形势，“傍权力”是旁门左道，不赶紧回归正路迟早会走火入魔。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随着政府扮演角色的不断变化，沉醉于政商关系，过度依赖政商关系帮助企业发展成长，已然不是企业的新常态。健康的政商关系首先要解决发展的问题。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做大做强的正途。经济新常态下，实体企业发展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优惠政策执行难等问题确实存在。但同样的背景下，一些企业却能够脱颖而出，一路高歌猛进，一些企业却表现平平，甚至深陷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关键是创新不够。新常态、新金融、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企业的发展必须要靠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实施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实现从“靠关系”到“靠本领”的思维转变，从“找政府”走向“找市场”转变，从过去潜规则交往走向明规则交往，才能有所为，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我县的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还有很大差距，2/3的企业都是家族化的经营模式，— 8 —
不利于企业成长壮大。必须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摒弃“夫妻店”、“兄弟店”的发展模式，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虽然我们在基础设施、人才资源、信息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地区比没有优势，但是我们资源比较丰富，只要企业实施创新驱动，革新发展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扁平化管理的道路，就能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我们的土鸡蛋平常卖1元/个，经过特制的材料包装后通过网络卖2元/个，价格翻倍，目前销售情况良好。因为鸡蛋是易碎品，这当中关键就是我们通过创新解决了包装的问题，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总而言之，建立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我们各个方面共同的努力，官商既不能“勾肩搭背”，也不能“背对着背”，而要“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得其所”。大道至简，政商关系要做到各安其道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无交易。县委、县政府和相关的职能部门愿意和企业建立透明、公平、公正的良好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的发展成长提供更多、更加优质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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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街道（园区）党工委，各乡镇党委，各系统党委，县委各部委，
县级各部门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2015年5月20日印发 — 10 —
办 公 室 通 报
〔2015〕第8期
代小红同志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年4月17日 根据录音整理）
一、传统畸形政商关系亟需改善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甚至有的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以前在分社会阶层的时候，分为士、农、工、学、兵、商，士最贵，商最轻，这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士”为何排在第一，科举制度时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干什么呢，读书可以当官。在封建社会推行核心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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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维护集权统治重农抑商背景下，商业被贬低，商人被鄙视，被称为个体户、暴发户，当官万人仰慕，经商众人鄙视，以前习以为常的畸形政商关系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骨髓。
传统的政商关系行为模式常常表现为“寻求关系、建立关系、维护关系、利用关系、发展关系”。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依然拥有惊人的权力，有行政审批、资金安排、资源分配等权力，由此造成商人必须有求于政府，有求于官员。在畸形政商关系当中，不贪污不受贿就不给办事，不请吃不娱乐，就给办慢一点，形成了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不正常的利益往来。从目前的很多案例来看，官员和商人之间关系，紧密的多，松散的少，很多是不正常的权钱交易关系，而非君子之交。尤其在小型企业居多、缺少大中型企业，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地方，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比较糟糕。在孤立式县域经济之中，很多中小型企业还在为生存拼命，希望跟政府官员建立勾肩搭背的利益关系，方便获取政策、信息和资源，在某个领域中有立足之地或者处于垄断地位。我们发现，很多官员和商人之间，有的是姻亲关系，有的是干亲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商人心术不正，在社会上炫耀或者虚张声势，到处散布跟某某政府官员关系好，可以随喊随到，借机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在国有资源分配和政府工程招投标之中，参与招投标的是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最后接手工程的却是本地人。这些传统政商关系，看是亲密无间，但却是不正常、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往往导致诸多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问题，在相— 2 —
当大的范围内和领域中还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恶化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
二、积极构建健康政商关系新生态
在经济新常态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是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求，有利于优化发展环境，净化政治生态，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要理解政商关系内涵
政商关系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国家政权与企业行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关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利用各种途径与政府进行双向的信息交流，以取得政府的信任、支持和合作。政府为企业提供法律保障、政策扶持、行业信息，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个层面就是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更多从文化的角度、道德的角度来评判。“官”是执政党的干部，“商”是企业家或者商人，是在政府和企业关系都不断突破规则、突破原则，一种非常微妙的互动关系。不管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不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和商这两者之间没法分割，而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新型政商关系，是建立在制度化、法治化基础上的平等、独立、合作和互补的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鲜明的非人格化特征。习总书记指出：政商关系新生态就是君子之交相望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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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政府要积极作为
一是推行“两个清单”。首先是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些年我们在不断简政放权，很多权利精简下放，关键要弄清楚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力，是如何量化和制度化的。在权力清单当中，有了授权可以作为，没有授权就不可以作为。不管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市场配置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从权力型、参与型向服务型转变，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受到监督。如果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为“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不仅要管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要晒权，让权力在阳光下操作。其次是责任清单。法定职责必须为。相比于部分官员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拿，什么酒都敢喝，什么地方都敢去“乱作为”现象，我们有的官员却“为官不为”，与企业“背对着背”、避而不见，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敢跟企业接触，看到企业就躲，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太过于小心谨慎，这种自保自卫太矫枉过正。作为官员，有权不可任性，但亦不可懈怠，只要你没有让权力放任，法定的责任，就必须去作为，不能当“太平官”，要积极为创业者、企业家解决发展难题，营造安心做实体经济的生态环境。
二是做好信息披露。企业办事求助于部门，凡事都要去“勾兑勾兑”“意思意思”，很多时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多信息是政— 4 —
府的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已经明确了的，但是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将信息有效披露，信息没有完全公开，企业没有捕捉到信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形成一种不良风气和习惯，就是熟人好办事，做事情首先是找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为企业服务是政府官员职责所在，但是很多信息他们不清楚。如果企业清楚、明白哪些事情是政府和官员该干的事情，还有必要去求人吗，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找相关部门办事情。比如我们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每年采购很多办公用品、设施设备等，但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不知道、不清楚。本土企业在劳动力、物流成本等各方面都有竞争优势，但是捕获重要信息的能力和主动性不强，造成信息不对称，失去了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因此，政府部门一定要有效披露信息，不能让企业做聋子、当瞎子，把信息披露给企业等市场主体，让企业清楚明白，心中有数，有序地参与市场竞争。
三是严格依法行政。简政放权就是为了从顶层设计对权力进行限制规范，打压“吃拿卡要”的空间。政府管理企业时，要不分大小亲疏，一视同仁，坚决依法，权责分明，规范用权、正确履职。把握“工作联系等距离，企业服务零距离，私人交往远距离”的分寸，做到“常在河边走、保证不湿鞋”，落实企业权利，保护企业权益。比如对企业劳动关系、环保等以前大家觉得可以打擦边球、踩红线、绕红灯的问题，要坚决依规依法，公私分明、明确边界、划出底线。只要依规依法了，商人就不会投怀送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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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部分乡镇、部门同志，因为不依法行政，与企业建立了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政商关系，被企业的金钱、美色等腐蚀，身陷囹圄，教训深刻。
四是干部自身清廉。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将自己人管好，党员干部不能搞“政商两栖”或者“政商交易”。党员干部要自重、自爱，谨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官与商交往既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可以“近”但不能“粘”，要从关系紧密型向保持距离型转变，防止交往蜕变为勾结、交谊蜕变为交易，生成“利益共同体”导致腐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目前的大数据的背景下，搞潜规则“无论潜得多么深，总有暴露的一天”，干部财产的任何异动，纪检监察机关都了如指掌。比如领导干部要向组织进行个人事项报告，不仅是自己的财产，配偶、子女所有的财产，包括股票等都必须一项不漏的如实上报。所有的干部在提拔、任用、重用的时候，组织上都要查个人事项报告，有的人就是因为在财产上少报了一个车库就免于提拔重用。去年以来，中央清理整顿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规范离退休干部社团兼职，就是为了筑牢政商勾结“防火墙”。在企业就是企业员工，在政府就是国家公职人员，要么专门从商，要么专门从政，不能既官又商，鱼和熊掌岂可兼得。
（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企业要守法经营
一是严格依法办事。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的背景下，— 6 —
官员和商人都是平等的，政商关系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企业要坚守法治底线，以“红顶商人”为代表的官商将一去不复返，所有商人在法律和政府服务面前人人平等。要用好市场竞争手段来获取政府的支持，清晰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把心思放在生产经营的正道上，通过“负面清单”划定企业经营边界，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明白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只要在法律框架之下，便拥有充分的自决权，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法律有瑕疵，就由法律来承担责任。不能为了获取信息、资源用金钱等非法手段，拉拢腐蚀政府官员。要坚守道德底线，依法依规，有节有度，光明磊落，走“前门”、干正事，不走歪门邪道，使企业行为更加自主规范，保持与官员的距离和分寸，让政商关系更加坦荡。
二是严惩商业贿赂。当前社会上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商人，把手握实权的干部当作“政治资源”来经营，把优秀的年轻干部当作“潜力股”来投资，整天琢磨找门路、找靠山，看能抱上谁的大腿。糖衣炮弹打掉不少干部，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惩治官商勾结，行贿和受贿一视同仁，不仅仅惩处干部，对企业也要进行严惩。有的企业家心存侥幸心理，把干部拉下了水，认为主动配合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就可以网开一面，宽大处理，现在不行了。受贿的官员受到了法律的严处，行贿的企业和商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要承担经济责任。只有让行贿者付出沉重代，让行贿者后怕，才能有效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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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商业贿赂的泛滥。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有行贿行为的企业、业主要公开曝光，凡是有不诚信行为的企业一律不准进入，让他们没有生存空间。特别是招投标过程，纪委、监察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定要严格把关，防止不法商人走歪门邪道，腐蚀政府官员。邀请那些不法商人认清形势，“傍权力”是旁门左道，不赶紧回归正路迟早会走火入魔。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随着政府扮演角色的不断变化，沉醉于政商关系，过度依赖政商关系帮助企业发展成长，已然不是企业的新常态。健康的政商关系首先要解决发展的问题。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做大做强的正途。经济新常态下，实体企业发展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优惠政策执行难等问题确实存在。但同样的背景下，一些企业却能够脱颖而出，一路高歌猛进，一些企业却表现平平，甚至深陷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关键是创新不够。新常态、新金融、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企业的发展必须要靠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实施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实现从“靠关系”到“靠本领”的思维转变，从“找政府”走向“找市场”转变，从过去潜规则交往走向明规则交往，才能有所为，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我县的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还有很大差距，2/3的企业都是家族化的经营模式，— 8 —
不利于企业成长壮大。必须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摒弃“夫妻店”、“兄弟店”的发展模式，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虽然我们在基础设施、人才资源、信息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地区比没有优势，但是我们资源比较丰富，只要企业实施创新驱动，革新发展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扁平化管理的道路，就能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我们的土鸡蛋平常卖1元/个，经过特制的材料包装后通过网络卖2元/个，价格翻倍，目前销售情况良好。因为鸡蛋是易碎品，这当中关键就是我们通过创新解决了包装的问题，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总而言之，建立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我们各个方面共同的努力，官商既不能“勾肩搭背”，也不能“背对着背”，而要“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得其所”。大道至简，政商关系要做到各安其道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无交易。县委、县政府和相关的职能部门愿意和企业建立透明、公平、公正的良好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的发展成长提供更多、更加优质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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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街道（园区）党工委，各乡镇党委，各系统党委，县委各部委，
县级各部门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2015年5月20日印发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