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巍刘丽伟
求是学刊 1998年05期
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层次不断深化。许多前辈和学长的研究成果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工作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才有条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下简称C-D生产函数）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概貌做一尝试性的数量描述和推断。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AL[α]K[β] (α＞0;β＞0)(1)
(1)式中，Y为产出，我们以GDP代之；K为资本，L为劳动力；参数α和β分别为GDP对资本的弹性与GDP对劳动力的弹性；A可视为效率参数，A的大小在K与L固定的条件下直接影响GDP。计算的数据可以是横截面的，也可以是时间序列的。一般地说，劳动力投入用每年消耗的人时数来度量，也可以用就业人数度量。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净值度量，也有用固定资产原值或资金投入来度量的。本文的K值用1933年币值的固定资产存量计算，L用就业人数计算。
（注：各表数字资料来源：表1：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陈争平文。表2：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Oxford 1989 P.163.表3：批发价格指数见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海关两1.00＝银元1.55。表4：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部，第40-41页，原书中与就业无关的项目没有列入，因此各项目相加与总数不符。表6：同表2书，第251页。表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按沃尔赛姆价格指数折算。）
目前，关于劳动力的资料，可用的实在太少。因此，我们不得不做一些粗略的估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有价值的数字当推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人口的职业分布所做的估计。
（注：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部，第40页。）
（注：参见《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注：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4-45页。）
不难算出，罗斯基先生认为，1920-1936年，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额累计为131.31亿元；同时期，吴先生估计的固定资本存量仅增长56.89亿元。那么，半数以上的投资额到哪里去了呢？显然，这部分投资额落到了二位先生统计口径的差额之中了。吴先生的“产业资本”指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资本；罗斯基先生则是按水泥、钢铁和机械等资本货物的实际消费量计算的年投资额，当然会有相当部分不在吴先生统计的产业资本额中。我们按吴先生的资本统计口径计算资本存量（由于
56.89缺乏更全面的资本存量数字），罗斯基先生的投资额则每年平均有─── 131.31=43.3%落入吴先生的产业资本额中，另56.7%大概落入农业、住宅、军事、手工业等部门。据此想法，我们将每年投资额的43.3%加在上年资本存量中，即K[,t]=K[,t-1]+0.43I[,t]（K为资本额，I为投资额，t为当期，t-1为上期），从1921年推向1935年，得8表：
另据张博士汇总的有关数字，我们推算出，1920年的农业固定资本（不包括土地）为81.4183亿元；每年农业投资总额中，约30%用于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农具、役畜、房屋、仓囤圈栏等），并认为当年全部转化为资本；1920年，农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为6%（此率的估算还使用了吴承明先生估算的农业生产总值），考虑到近代中国农业部门整体技术水平变化不大，用此率以点代面似无大碍。由于张博士的投资额不完全连续，我们只好以1907年和1922年的平均数作为1914-1921年每年的投资额，以1922年和1927年的平均数作为1923-1930年每年的投资额（注：参见《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我们将上述数字换算为1933年币值，推算出1914-1936年的农业资本存量。
C-D生产函数假定产出由劳动与资本两种投入要素结合生成。产出弹性参数（α,1-α)的意义在于确定这两种投入要素的结合比例。由于生产函数会随着资源禀赋状况及技术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不同国家的弹性参数会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异。一般地说，由于发达国家大都属于资本密集型经济，资本产出弹性参数较高，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参数之比约为0.4:0.6；发展中国家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劳动产出弹性参数较高，比例为0.6:0.4。近代中国的情况有悖于常规，实乃事出有因。近代中国近代化程度较低，人口基数巨大。新式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少，且该人数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作为潜在失业者存在于农村家庭生产单位之中。这种情况势必造成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有时为负率。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同时也是最落后的生产部门。所以，从宏观经济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劳动产出弹性参数一定较低。因此，上文计量分析的结果是合理的。在对新中国经济的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仍然是0.4:0.6。张军扩先生认为，中国在“一五计划”至“七五计划”期间，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性参数之比大约为0.3:0.7（注：参见《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众所周知，自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近代中国进入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较前大为优化、稳定的时期。1927-1936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见成效的十年。在这十年中，财政、金融及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近代中国C-D生产函数中的A值不仅仅反映技术进步的情况，它是技术进步（包括管理和制度创新）、老天对农业的影响、战乱对经济的影响、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如国际市场银价暴涨导致1934-1935年中国经济的滑坡）等诸方面因素的综合效应。因此，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一定、资本存量就业人数一定的情况下，A值的大小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大小。
将1927-1929年A、K、L数据代入(6)，得出GDP值：1927年，248.58亿元；1928年，257.11亿元；1929年，266.26亿元（1933年币值）。1927-1929年的GDP值引导我们对1931年的GDP产生了疑问：第一，1929年到1931年，国内国际均无影响经济的重大事件发生，1930年的国民收入不可能比1929年暴跌二十多亿元，1931年也不可能比1930年猛增四十多亿元；第二，大概由于陈争平先生估算的口径与叶孔嘉博士不同，所以造成较大差距。因为我们使用的1931-1936年GDP数据都是叶孔嘉博士估算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按计量模型修正1931年GDP。将1930年的K、L、A值代入计量模型，GDP的估计结果为：276.21亿元。
最后，我们列表展示10年来中国C-D生产函数的大致情况。
作者介绍：刘巍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刘丽伟 硕士研究生
作者：刘巍刘丽伟
求是学刊 1998年05期
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层次不断深化。许多前辈和学长的研究成果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工作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才有条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下简称C-D生产函数）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概貌做一尝试性的数量描述和推断。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AL[α]K[β] (α＞0;β＞0)(1)
(1)式中，Y为产出，我们以GDP代之；K为资本，L为劳动力；参数α和β分别为GDP对资本的弹性与GDP对劳动力的弹性；A可视为效率参数，A的大小在K与L固定的条件下直接影响GDP。计算的数据可以是横截面的，也可以是时间序列的。一般地说，劳动力投入用每年消耗的人时数来度量，也可以用就业人数度量。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净值度量，也有用固定资产原值或资金投入来度量的。本文的K值用1933年币值的固定资产存量计算，L用就业人数计算。
（注：各表数字资料来源：表1：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陈争平文。表2：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Oxford 1989 P.163.表3：批发价格指数见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海关两1.00＝银元1.55。表4：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部，第40-41页，原书中与就业无关的项目没有列入，因此各项目相加与总数不符。表6：同表2书，第251页。表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按沃尔赛姆价格指数折算。）
目前，关于劳动力的资料，可用的实在太少。因此，我们不得不做一些粗略的估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有价值的数字当推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人口的职业分布所做的估计。
（注：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部，第40页。）
（注：参见《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注：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4-45页。）
不难算出，罗斯基先生认为，1920-1936年，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额累计为131.31亿元；同时期，吴先生估计的固定资本存量仅增长56.89亿元。那么，半数以上的投资额到哪里去了呢？显然，这部分投资额落到了二位先生统计口径的差额之中了。吴先生的“产业资本”指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资本；罗斯基先生则是按水泥、钢铁和机械等资本货物的实际消费量计算的年投资额，当然会有相当部分不在吴先生统计的产业资本额中。我们按吴先生的资本统计口径计算资本存量（由于
56.89缺乏更全面的资本存量数字），罗斯基先生的投资额则每年平均有─── 131.31=43.3%落入吴先生的产业资本额中，另56.7%大概落入农业、住宅、军事、手工业等部门。据此想法，我们将每年投资额的43.3%加在上年资本存量中，即K[,t]=K[,t-1]+0.43I[,t]（K为资本额，I为投资额，t为当期，t-1为上期），从1921年推向1935年，得8表：
另据张博士汇总的有关数字，我们推算出，1920年的农业固定资本（不包括土地）为81.4183亿元；每年农业投资总额中，约30%用于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农具、役畜、房屋、仓囤圈栏等），并认为当年全部转化为资本；1920年，农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为6%（此率的估算还使用了吴承明先生估算的农业生产总值），考虑到近代中国农业部门整体技术水平变化不大，用此率以点代面似无大碍。由于张博士的投资额不完全连续，我们只好以1907年和1922年的平均数作为1914-1921年每年的投资额，以1922年和1927年的平均数作为1923-1930年每年的投资额（注：参见《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我们将上述数字换算为1933年币值，推算出1914-1936年的农业资本存量。
C-D生产函数假定产出由劳动与资本两种投入要素结合生成。产出弹性参数（α,1-α)的意义在于确定这两种投入要素的结合比例。由于生产函数会随着资源禀赋状况及技术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不同国家的弹性参数会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异。一般地说，由于发达国家大都属于资本密集型经济，资本产出弹性参数较高，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参数之比约为0.4:0.6；发展中国家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劳动产出弹性参数较高，比例为0.6:0.4。近代中国的情况有悖于常规，实乃事出有因。近代中国近代化程度较低，人口基数巨大。新式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少，且该人数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作为潜在失业者存在于农村家庭生产单位之中。这种情况势必造成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有时为负率。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同时也是最落后的生产部门。所以，从宏观经济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劳动产出弹性参数一定较低。因此，上文计量分析的结果是合理的。在对新中国经济的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仍然是0.4:0.6。张军扩先生认为，中国在“一五计划”至“七五计划”期间，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性参数之比大约为0.3:0.7（注：参见《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众所周知，自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近代中国进入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较前大为优化、稳定的时期。1927-1936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见成效的十年。在这十年中，财政、金融及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近代中国C-D生产函数中的A值不仅仅反映技术进步的情况，它是技术进步（包括管理和制度创新）、老天对农业的影响、战乱对经济的影响、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如国际市场银价暴涨导致1934-1935年中国经济的滑坡）等诸方面因素的综合效应。因此，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一定、资本存量就业人数一定的情况下，A值的大小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大小。
将1927-1929年A、K、L数据代入(6)，得出GDP值：1927年，248.58亿元；1928年，257.11亿元；1929年，266.26亿元（1933年币值）。1927-1929年的GDP值引导我们对1931年的GDP产生了疑问：第一，1929年到1931年，国内国际均无影响经济的重大事件发生，1930年的国民收入不可能比1929年暴跌二十多亿元，1931年也不可能比1930年猛增四十多亿元；第二，大概由于陈争平先生估算的口径与叶孔嘉博士不同，所以造成较大差距。因为我们使用的1931-1936年GDP数据都是叶孔嘉博士估算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按计量模型修正1931年GDP。将1930年的K、L、A值代入计量模型，GDP的估计结果为：276.21亿元。
最后，我们列表展示10年来中国C-D生产函数的大致情况。
作者介绍：刘巍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刘丽伟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