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谁曾想我们有朝一日能在火星上找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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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Time 来自战略前沿技术
在月球上兜风：在1964/65纽约世界博览会上，通用汽车向人们展示了在月球上建立定居点的前景，前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Harrison Schmitt）曾期望今天我们能够实现这一构想。美联社
1965年，科学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生化学家破译了基因密码（把DNA翻译成蛋白质的方法），《生活（Life）》杂志曾据此展望将出现“大脑和身体都得到改进的超级婴儿”。计算机工程学家戈登·摩尔（Gorden Moore）也曾经在《电子（Electronics）》杂志上预言，集成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会翻番，而成本将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他认为，诸如家用计算机、移动电话和车用自动化控制系统之类的“奇迹”即将出现。
与此同时，人们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还能看到许多未来世界的“样子”：核聚变能源、月球殖民地、地下水旅馆、机器女佣、飞车，以及3D电视。对于当时的年轻科学家来说，这些展望必然是十分诱人的。那么在他们心中，最渴望哪些能够在有生之年得以实现？科学的发展是否满足了他们的预期呢？
五位当时刚刚步入职业生涯的科学家应邀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是微生物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传染病学顶尖专家瑞塔·科尔威尔（Rita Colwell）；物理学家、协助预测了粲夸克质量的玛丽·K·盖拉德（Mary K. Gaillard）；天文学家、曾在洛杉矶格里菲斯天文台主持工作41年的埃德温·C·克虏伯（Edwin C. Krupp）；退休宇航员、最后一次在月球漫步的人类之一哈里森·施密特（Harrison Schmitt）；古人类学家、狐猴爱好者、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名誉馆长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
他们和我们分享了五十年前的未来给他们带来的愉悦和失望。
五十年前
科尔威尔：当时我31岁，刚刚开始在乔治顿大学从事助理教授的工作，在那里我开始研究霍乱。
盖拉德：我26岁，正在忙着发表粒子物理法语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男孩和一个2岁的女孩。
克虏伯：那年秋天我21岁，是一名毕业于加州克莱尔蒙特波莫纳学院的本科生。我生活在学校的布莱克特天文台，在那里我有了一份观测天气的代理工作。
施密特：我30岁，正在学开T-38飞机，那是我宇航员初级训练的一部分。训练最终让我有幸参与了阿波罗17号任务，并能在月球上的陶拉斯－利特罗山谷探险。
塔特索尔：我20岁，即将从剑桥大学的古人类学专业本科毕业。路易士·利基（Louis Leakey）和玛丽·利基（Mary Leakey）夫妇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了古人类化石，那时我刚刚开始研究这些奇妙的化石。
期待
盖拉德：我当时根本没什么期待。当时夸克的概念才刚刚出现一年（1964年）。数据量很大，但是可以用以解释现象的理论不多。当时我们大多在想办法寻找能够理解这些数据的方法。
克虏伯：我不认为当时大部分人做过这种展望，虽然当时对于未来确实存在着影响。1965年7月，水手4号刚刚飞掠火星。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因为这是人类首次近距离观察另一颗行星。因此在短时内的确让我们对火星有了革命性的看法。当时我是否期待今天人类能够在火星上漫步？我不记得了。当时我们是空间探索的先锋。如果你成了先锋，那你就不会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施密特：我希望能够有月球基地，即使不是定居点也可以。我当时也期望美国人能够登陆火星。
塔特索尔：我没有什么期待；当时我正在专研这个充满了变化和动荡的科研领域。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了新的原始人种——能人，而这个发现就像把一只猫扔进了鸽群一样，掀起了轩然大波。用钾-氩法对这些化石年代进行的测定，使人类出现的时间提早了很多。
超级粒子对撞机：德克萨斯地下的超导粒子对撞机隧道。这个1983年提出的项目，曾打算建造全球最大的粒子对撞机。假如它没有在十年后被放弃，可能会使我们在“标准模型之外获得物理学新启示”，物理学家玛丽·K·盖拉德如此抱怨道，“非常可惜这个项目被取消了。”AmusingPlanet.com
成就
科尔威尔：信息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联姻带来一次彻底的变革。今天，如果我们想知道水、脊髓液、食物或空气中存在着什么细菌，只需要提取核酸——DNA和RNA——并放入仪器，几分钟后就能识别出菌株。而在以前，必须花上几个月时间，用去上千个试管和培养皿才行。
盖拉德：对标准模型的公式化阐述和进行实验验证，使我们能够完整而精确地描述三种自然基本作用力：强（核力）、弱（导致原子核衰减并释放出辐射的原因）和电磁力。这种情况与我1960年代刚迈入这个领域时简直有天壤之别。那时，只有电磁力的公式化阐述被理解和检验得最完善。现在这三者已经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克虏伯：当我们首次在太空中拍到地球的美丽照片时，这些照片让我们对地球和自身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整体看法，以及在环境信念上发生的转变，来自地球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中，作为一个行星所表现出来的显而易见的脆弱性。我想，如果一个世纪以后的史学家在回顾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眼光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答案将是太空时代。
塔特索尔：我认为最大的飞跃与智慧有关。我还在念书时，过去15年积累的知识告诉我，人类的进化差不多就是从原始到高级这样一个简单过程。但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类历史上满是激进的进化实验。大量新的人科物种被产生出来，并投入到生态竞技场中。成功或失败，完全取决于它们和自己的同类、或生物群系中其它因素的竞争结果。我们这个物种只不过是这场争斗中的侥幸胜利者。与产生的过程相比，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人科物种，原因可能更多地在于我们身上所具有的不寻常本质。
震撼
科尔威尔：五十年前，基因进化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展开。1953年，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才刚刚发现了DNA结构。绝不会想到这一发现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大量新的发现越来越快地出现——遗传密码的推论、基因的克隆、对遗传基因特征的修改等等。
盖拉德：暗能量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宇宙常量。由于暗能量显而易见的缺席是困扰理论学家多年的一个谜题。其数值的实验界限，与大自然中其它能量尺度相比是如此微小，因此很多人认为，肯定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对称性或动力学效应。但这些看法最终还是被观测结果否定了。暗能量虽然微小，但确实存在。
克虏伯：天文学里满是最大、最宏伟、最疯狂、最狂野的东西，因此我们会习以为常。如果一定要说一个让我吃惊的，那就是：太阳系内居然存在着大量的水。木星的卫星、火星的地下有水，这太让人震惊了。回想五十年前，我们刚刚拍到火星的第一批照片，完全想像不到这一切。当时人们的反应是：“它看起来非常荒凉，它看起来和月球差不多。”因此断定火星是一个寒冷、干燥、一无所有的世界，所有关于火星生命的幻想都随着那次近距离飞掠而灰飞烟灭了。现在我们带着仪器，一次又一次地回来了，结果在火星上找到了水。这对于认识生命在宇宙中的演化相当重要。
塔特索尔：毫无疑问，印尼弗洛勒斯岛上奇特的“霍比特人（矮人）”，是我有生之年所遇见的最不可思议的古人类学发现。没人料想到，会出现这样奇妙的化石。它们被命名为“弗洛勒斯人”，但它们是如此奇特，以致于把它们归到人类似乎有点牵强。12000年前它们还存在于地球上，比我们出现的时间还晚。但它们的大脑比较小，身材也很矮，它们是一种典型的已经灭绝了的早期人类近亲。但它们和其它早期人类近亲差异很大。
“霍比特人”：2003年，考古学家在印尼发现了“弗洛勒斯人”头骨（左），也就是所谓的“霍比特人”。这可能是一个已经灭绝了的原始人物种，其特点和现代人类相差很大，生存于大约12000年前。“没人料想到，会出现这样奇妙的化石，”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索尔如是说。维基百科
遗憾
科尔威尔：我希望能够获得基因序列的全套代码，但我们还做不到。也许还要再等一两年，或三五年，但这比我预想的时间要久。究其原因，和资金、工程学都有关。这是一个获取研究资金相当困难的时代，在总体上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医生理应能够在几分钟内为病人做出临床诊断。
盖拉德：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标准模型之外获得物理学新启示，如超对称理论。也许从大型强子对撞机（全球最大的粒子加速器，位于瑞士）获得的数据中我们能够有所突破。但非常可惜，“超导超级对撞机”（原计划在德克萨斯建造的更大的加速器）这个项目被取消了。如果有它，我们可能现在就已经有所发现了。
克虏伯：如果你前不久问我这个问题，也许我还有答案。我记得当年开始探索太阳系时，经过谨慎的考虑后决定暂不前往冥王星。我记得当时感到非常遗憾。这是我个人的感受，能够近距离看看这些世界，然而要排除冥王星。但是2006年发射的“新视野”号却做到了。我们是否被震憾到了？我们看到的一切是否出乎我们的预料？当然了！
施密特：我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月球上的氦-3作燃料，来进行核聚变发电，由此作为月球定居点的经济基础。
塔特索尔：大部分古人类学家的思维模式仍然是简单的，在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上，他们喜欢套用已有的物种和属，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门类以适应新的形态。假如古人类学家几十年前能理解早期古人类出现方式的多样性，而不是执迷于线性发展，我们现在对人类的生物学过往——及其产物（我们）——的看法，就会相当不同。我们由此就会更好地了解到，我们并不是一种经过亿万年自然选择精挑细选的完美产物。我们会认识到，生物学特点并不会让我们陷入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而无论个体有什么遗传倾向，无论个体变成什么样，我们作为一个物种都应承担责任。希望犹存的是，到2050年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这个物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看法。
Claire Cameron 文 / 老孙 译
五十年前，谁曾想我们有朝一日能在火星上找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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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Time 来自战略前沿技术
在月球上兜风：在1964/65纽约世界博览会上，通用汽车向人们展示了在月球上建立定居点的前景，前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Harrison Schmitt）曾期望今天我们能够实现这一构想。美联社
1965年，科学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生化学家破译了基因密码（把DNA翻译成蛋白质的方法），《生活（Life）》杂志曾据此展望将出现“大脑和身体都得到改进的超级婴儿”。计算机工程学家戈登·摩尔（Gorden Moore）也曾经在《电子（Electronics）》杂志上预言，集成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会翻番，而成本将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他认为，诸如家用计算机、移动电话和车用自动化控制系统之类的“奇迹”即将出现。
与此同时，人们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还能看到许多未来世界的“样子”：核聚变能源、月球殖民地、地下水旅馆、机器女佣、飞车，以及3D电视。对于当时的年轻科学家来说，这些展望必然是十分诱人的。那么在他们心中，最渴望哪些能够在有生之年得以实现？科学的发展是否满足了他们的预期呢？
五位当时刚刚步入职业生涯的科学家应邀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是微生物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传染病学顶尖专家瑞塔·科尔威尔（Rita Colwell）；物理学家、协助预测了粲夸克质量的玛丽·K·盖拉德（Mary K. Gaillard）；天文学家、曾在洛杉矶格里菲斯天文台主持工作41年的埃德温·C·克虏伯（Edwin C. Krupp）；退休宇航员、最后一次在月球漫步的人类之一哈里森·施密特（Harrison Schmitt）；古人类学家、狐猴爱好者、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名誉馆长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
他们和我们分享了五十年前的未来给他们带来的愉悦和失望。
五十年前
科尔威尔：当时我31岁，刚刚开始在乔治顿大学从事助理教授的工作，在那里我开始研究霍乱。
盖拉德：我26岁，正在忙着发表粒子物理法语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男孩和一个2岁的女孩。
克虏伯：那年秋天我21岁，是一名毕业于加州克莱尔蒙特波莫纳学院的本科生。我生活在学校的布莱克特天文台，在那里我有了一份观测天气的代理工作。
施密特：我30岁，正在学开T-38飞机，那是我宇航员初级训练的一部分。训练最终让我有幸参与了阿波罗17号任务，并能在月球上的陶拉斯－利特罗山谷探险。
塔特索尔：我20岁，即将从剑桥大学的古人类学专业本科毕业。路易士·利基（Louis Leakey）和玛丽·利基（Mary Leakey）夫妇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了古人类化石，那时我刚刚开始研究这些奇妙的化石。
期待
盖拉德：我当时根本没什么期待。当时夸克的概念才刚刚出现一年（1964年）。数据量很大，但是可以用以解释现象的理论不多。当时我们大多在想办法寻找能够理解这些数据的方法。
克虏伯：我不认为当时大部分人做过这种展望，虽然当时对于未来确实存在着影响。1965年7月，水手4号刚刚飞掠火星。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因为这是人类首次近距离观察另一颗行星。因此在短时内的确让我们对火星有了革命性的看法。当时我是否期待今天人类能够在火星上漫步？我不记得了。当时我们是空间探索的先锋。如果你成了先锋，那你就不会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施密特：我希望能够有月球基地，即使不是定居点也可以。我当时也期望美国人能够登陆火星。
塔特索尔：我没有什么期待；当时我正在专研这个充满了变化和动荡的科研领域。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了新的原始人种——能人，而这个发现就像把一只猫扔进了鸽群一样，掀起了轩然大波。用钾-氩法对这些化石年代进行的测定，使人类出现的时间提早了很多。
超级粒子对撞机：德克萨斯地下的超导粒子对撞机隧道。这个1983年提出的项目，曾打算建造全球最大的粒子对撞机。假如它没有在十年后被放弃，可能会使我们在“标准模型之外获得物理学新启示”，物理学家玛丽·K·盖拉德如此抱怨道，“非常可惜这个项目被取消了。”AmusingPlanet.com
成就
科尔威尔：信息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联姻带来一次彻底的变革。今天，如果我们想知道水、脊髓液、食物或空气中存在着什么细菌，只需要提取核酸——DNA和RNA——并放入仪器，几分钟后就能识别出菌株。而在以前，必须花上几个月时间，用去上千个试管和培养皿才行。
盖拉德：对标准模型的公式化阐述和进行实验验证，使我们能够完整而精确地描述三种自然基本作用力：强（核力）、弱（导致原子核衰减并释放出辐射的原因）和电磁力。这种情况与我1960年代刚迈入这个领域时简直有天壤之别。那时，只有电磁力的公式化阐述被理解和检验得最完善。现在这三者已经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克虏伯：当我们首次在太空中拍到地球的美丽照片时，这些照片让我们对地球和自身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整体看法，以及在环境信念上发生的转变，来自地球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中，作为一个行星所表现出来的显而易见的脆弱性。我想，如果一个世纪以后的史学家在回顾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眼光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答案将是太空时代。
塔特索尔：我认为最大的飞跃与智慧有关。我还在念书时，过去15年积累的知识告诉我，人类的进化差不多就是从原始到高级这样一个简单过程。但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类历史上满是激进的进化实验。大量新的人科物种被产生出来，并投入到生态竞技场中。成功或失败，完全取决于它们和自己的同类、或生物群系中其它因素的竞争结果。我们这个物种只不过是这场争斗中的侥幸胜利者。与产生的过程相比，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人科物种，原因可能更多地在于我们身上所具有的不寻常本质。
震撼
科尔威尔：五十年前，基因进化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展开。1953年，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才刚刚发现了DNA结构。绝不会想到这一发现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大量新的发现越来越快地出现——遗传密码的推论、基因的克隆、对遗传基因特征的修改等等。
盖拉德：暗能量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宇宙常量。由于暗能量显而易见的缺席是困扰理论学家多年的一个谜题。其数值的实验界限，与大自然中其它能量尺度相比是如此微小，因此很多人认为，肯定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对称性或动力学效应。但这些看法最终还是被观测结果否定了。暗能量虽然微小，但确实存在。
克虏伯：天文学里满是最大、最宏伟、最疯狂、最狂野的东西，因此我们会习以为常。如果一定要说一个让我吃惊的，那就是：太阳系内居然存在着大量的水。木星的卫星、火星的地下有水，这太让人震惊了。回想五十年前，我们刚刚拍到火星的第一批照片，完全想像不到这一切。当时人们的反应是：“它看起来非常荒凉，它看起来和月球差不多。”因此断定火星是一个寒冷、干燥、一无所有的世界，所有关于火星生命的幻想都随着那次近距离飞掠而灰飞烟灭了。现在我们带着仪器，一次又一次地回来了，结果在火星上找到了水。这对于认识生命在宇宙中的演化相当重要。
塔特索尔：毫无疑问，印尼弗洛勒斯岛上奇特的“霍比特人（矮人）”，是我有生之年所遇见的最不可思议的古人类学发现。没人料想到，会出现这样奇妙的化石。它们被命名为“弗洛勒斯人”，但它们是如此奇特，以致于把它们归到人类似乎有点牵强。12000年前它们还存在于地球上，比我们出现的时间还晚。但它们的大脑比较小，身材也很矮，它们是一种典型的已经灭绝了的早期人类近亲。但它们和其它早期人类近亲差异很大。
“霍比特人”：2003年，考古学家在印尼发现了“弗洛勒斯人”头骨（左），也就是所谓的“霍比特人”。这可能是一个已经灭绝了的原始人物种，其特点和现代人类相差很大，生存于大约12000年前。“没人料想到，会出现这样奇妙的化石，”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索尔如是说。维基百科
遗憾
科尔威尔：我希望能够获得基因序列的全套代码，但我们还做不到。也许还要再等一两年，或三五年，但这比我预想的时间要久。究其原因，和资金、工程学都有关。这是一个获取研究资金相当困难的时代，在总体上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医生理应能够在几分钟内为病人做出临床诊断。
盖拉德：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标准模型之外获得物理学新启示，如超对称理论。也许从大型强子对撞机（全球最大的粒子加速器，位于瑞士）获得的数据中我们能够有所突破。但非常可惜，“超导超级对撞机”（原计划在德克萨斯建造的更大的加速器）这个项目被取消了。如果有它，我们可能现在就已经有所发现了。
克虏伯：如果你前不久问我这个问题，也许我还有答案。我记得当年开始探索太阳系时，经过谨慎的考虑后决定暂不前往冥王星。我记得当时感到非常遗憾。这是我个人的感受，能够近距离看看这些世界，然而要排除冥王星。但是2006年发射的“新视野”号却做到了。我们是否被震憾到了？我们看到的一切是否出乎我们的预料？当然了！
施密特：我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月球上的氦-3作燃料，来进行核聚变发电，由此作为月球定居点的经济基础。
塔特索尔：大部分古人类学家的思维模式仍然是简单的，在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上，他们喜欢套用已有的物种和属，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门类以适应新的形态。假如古人类学家几十年前能理解早期古人类出现方式的多样性，而不是执迷于线性发展，我们现在对人类的生物学过往——及其产物（我们）——的看法，就会相当不同。我们由此就会更好地了解到，我们并不是一种经过亿万年自然选择精挑细选的完美产物。我们会认识到，生物学特点并不会让我们陷入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而无论个体有什么遗传倾向，无论个体变成什么样，我们作为一个物种都应承担责任。希望犹存的是，到2050年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这个物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看法。
Claire Cameron 文 / 老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