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学伦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
【文章摘要】医学伦理学来源于医疗工作中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质。病人求医时一般要依赖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常常不能判断医疗的质量；病人常要把自己的一些隐私告诉医务人员，这意味着病人要信任医务人员。这就给医务人员带来一种特殊的道德义务：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采取相应的行动使自己值得和保持住病人的信任。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
【中国分类号】R58
【文献标识码】B58
【文章后源】医学美容教育网
一、健康和疾病的概念
这在规定医疗范围和医务人员的义务中起重要作用。如果健康的概念比较宽，医疗保健的范围就会更大，医务人员的责任也就会更多。世界卫生组织所下的健康定义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完全良好。许多人认为这个定义过于宽泛，会使医疗卫生的范围过大，社会不胜负担。
较窄的健康定义仅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良好，或仅限于身体上的良好。另一个健康定义把健康规定为没有疾病，据此医疗范围限于消除和控制疾病。关于疾病，有自然主义定义和规范主义定义之争。
自然主义定义强调疾病是偏离物种组织结构中的自然功能，与价值无关。规范主义定义强调疾病是对社会规范的偏离，与价值有关。如手淫、同性恋等是否疾病，与社会规范和价值有关。
二、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涉及医学伦理学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病人的权利和医生的义务问题。提出过种种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模型。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强调医务人员所做的一切必须有利于病人，而不管病人的愿望如何，这是家长主义模型。后来在西方，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更强调尊重病人的意见，这是自主模型。有人正在设法把二者统一起来。
另外，仿照商品交换关系提出过的契约模型，把医患双方看作商品交换中的平等伙伴，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医患关系的信托性质超越了商品交换关系，不能为契约模型所包容，而且医患双方在拥有医学知识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对医务人员行为的道德评价有三条标准：是否违反法律和行政规定；是否符合公认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则；是否是一个高尚品德的人。病人则有获得基本医疗的权利、自我决定的权利、知情同意的权利以及隐私保密的权利。
三、生殖技术
人工授精、体外授精、代理母亲等生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非自然的生殖方式，引起一系列概念、伦理学和法律问题。生殖技术使人把恋爱、性交与生殖、生育分开，这是否会削弱家庭的神圣纽带？通过人工授精把有第三者参与的合子引入婚姻关系，是否会破坏家庭的基础？供体精子人工授精育成的孩子具有什么法律地位？供精是否应该检查、限制次数、保密和商业化？体外受精中胚胎的伦理学和法律
地位是什么？对人类胚胎的研究应否控制？是否应该在法律上禁止代理母亲？
在人工生殖技术中，一个孩子可能既有提供遗传物质和发育环境的父母，也有养育他的父母，那么谁是他在伦理学上和法律上拥有义务和权利的双亲？是否应该禁止在产前进行性别选择？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要求在政策和法律上作出相应的决定。
四、生育控制
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等也是使恋爱、性交与生殖生育分离的技术，因此遭到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的反对。另一方面，对智力严重低下者以及严重的精神病人是否应该实行强制绝育，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如果认为在伦理学上可以为生育控制技术辩护，则又有一个如何辩护的问题：是因为当事人拥有就生殖问题作出自我决定的权利，还是因为婚姻、生育是他人和社会无权干涉的隐私问题？对人工流产的讨论又引起另一个问题：胎儿是不是人，以及人是从何时开始的问题。
人是从受精之时开始，从胎动开始，从出现脑电波开始，从可以在体外存活开始？只要具备23对染色体就是人，还是人必须是有自我意识并与他人发生一定社会关系？有些国家规定不准在胎儿进入可存活期后实行人工流产，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要求流产是否允许？在晚期人工流产问题上，胎儿、母亲、家庭、社会、医务人员的价值
或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是一个至今使医务人员感到为难的问题。
五、遗传和优生
产前诊断、遗传学检查，遗传学筛选、遗传咨询、基因治疗、基因工程等技术有利于人们及早发现遗传性疾病，但这些技术引起了这种检查和筛选是否可以强制进行、是否应该限制严重遗传病患者的婚育、遗传信息是否应该保密、遗传咨询服务是否应该免费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利害得失如何权衡等伦理问题。
应用遗传学技术减少遗传病患者的人数、改进人口质量，又如何在目的和方式上与纳粹德国提倡的所谓优生运动相区别？
六、死亡和安乐死
由于生命维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医务人员可以使不可逆昏迷的脑死亡病人和持续性植物状态的人继续维持其生物学生命，但他们永远失去了意识和运动能力。这使得人们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死亡概念和重新给死亡下定义的问题。
许多国家已在法律上认可脑死亡概念，但脑死亡概念是全脑死亡概念。热烈争论的问题是：大脑皮质业已死亡但脑干仍然活着的持续性植物性状态者是否已经死亡？另一方面，无脑儿是否能算是人？这
里讲的死亡是人的死亡，所以，死亡概念又与什么是人的概念密切联系。
如果认为脑死亡者、植物人和无脑儿都已死亡，则不对他们进行治疗或采取措施结束其生命都不属于安乐死的范围。安乐死的伦理学问题是医学伦理学讨论得最活跃和争论得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自愿的被动安乐死，即根据临终病人的要求不给他或撤除治疗，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承认，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也可由代理人作出决定。但在可以不给或撤除的治疗中是否包括人工给水和喂饲，仍有不同的意见。分歧较大的是主动安乐死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对结束病人生命的主动行动与不给、撤除治疗的被动行动之间是否有性质区别，尚有不同意见。
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况下，死亡的原因是疾病，还是行动，以及采取行动的人是出乎善意，还是出乎恶意，这也难以断定。安乐死也涉及对严重残疾新生儿的处理，即应根据哪些标准作出决定以及应该由谁来作出决定等问题。反对安乐死既可从道义论观点出发，也可从后果论观点出发，如认为，安乐死是杀死无辜的人，安乐死可能对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感和医学的发展起消极作用。
七、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和卫生政策
资源分配包括宏观资源分配和微观资源分配。医疗卫生资源的宏观分配指在国家能得到的全部资源中应该把多少分配给卫生保健，分
配给卫生保健的资源在医疗卫生各部门之间如何分配，如癌症研究应分多少，预防医学应分多少，高技术医学应分多少等。
宏观分配还必须解决如下问题：政府是否应负责医疗卫生事业，还是把医疗事业留给市场，如果政府应负责，则应将多少预算用于医疗卫生。
如何最有效地使用分配给医疗卫生事业的预算，如预算应集中于肾透析、器官移植、重症监护这些抢救方法，还是集中于疾病的预防；哪些疾病应优先得到资源的分配；以及为改变个人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如吸烟)，政府应投入多少资源；等等。资源的微观分配指医务人员和医疗行政单位根据什么原则把卫生资源分配给病人，怎样分配才算公正合理。
当涉及稀有资源时，哪些病人可优先获得资源(如有两个病人都需要肾移植，但只有一个肾可供移植时)。为了进行微观分配，首先需要规定一些规则和程序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得到这种资源，即根据适应症、年龄、治疗成功的可能和希望、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等主要是医学的标准进行初筛；然后再规定一些规则和程序从这范围中最后决定哪些人得到这种资源。
这组规则和程序的规定常常要参照社会标准：病人的地位和作用、过去的成就、潜在的贡献等。但对社会标准，争议较多。
关于医学伦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
【文章摘要】医学伦理学来源于医疗工作中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质。病人求医时一般要依赖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常常不能判断医疗的质量；病人常要把自己的一些隐私告诉医务人员，这意味着病人要信任医务人员。这就给医务人员带来一种特殊的道德义务：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采取相应的行动使自己值得和保持住病人的信任。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
【中国分类号】R58
【文献标识码】B58
【文章后源】医学美容教育网
一、健康和疾病的概念
这在规定医疗范围和医务人员的义务中起重要作用。如果健康的概念比较宽，医疗保健的范围就会更大，医务人员的责任也就会更多。世界卫生组织所下的健康定义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完全良好。许多人认为这个定义过于宽泛，会使医疗卫生的范围过大，社会不胜负担。
较窄的健康定义仅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良好，或仅限于身体上的良好。另一个健康定义把健康规定为没有疾病，据此医疗范围限于消除和控制疾病。关于疾病，有自然主义定义和规范主义定义之争。
自然主义定义强调疾病是偏离物种组织结构中的自然功能，与价值无关。规范主义定义强调疾病是对社会规范的偏离，与价值有关。如手淫、同性恋等是否疾病，与社会规范和价值有关。
二、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涉及医学伦理学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病人的权利和医生的义务问题。提出过种种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模型。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强调医务人员所做的一切必须有利于病人，而不管病人的愿望如何，这是家长主义模型。后来在西方，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更强调尊重病人的意见，这是自主模型。有人正在设法把二者统一起来。
另外，仿照商品交换关系提出过的契约模型，把医患双方看作商品交换中的平等伙伴，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医患关系的信托性质超越了商品交换关系，不能为契约模型所包容，而且医患双方在拥有医学知识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对医务人员行为的道德评价有三条标准：是否违反法律和行政规定；是否符合公认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则；是否是一个高尚品德的人。病人则有获得基本医疗的权利、自我决定的权利、知情同意的权利以及隐私保密的权利。
三、生殖技术
人工授精、体外授精、代理母亲等生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非自然的生殖方式，引起一系列概念、伦理学和法律问题。生殖技术使人把恋爱、性交与生殖、生育分开，这是否会削弱家庭的神圣纽带？通过人工授精把有第三者参与的合子引入婚姻关系，是否会破坏家庭的基础？供体精子人工授精育成的孩子具有什么法律地位？供精是否应该检查、限制次数、保密和商业化？体外受精中胚胎的伦理学和法律
地位是什么？对人类胚胎的研究应否控制？是否应该在法律上禁止代理母亲？
在人工生殖技术中，一个孩子可能既有提供遗传物质和发育环境的父母，也有养育他的父母，那么谁是他在伦理学上和法律上拥有义务和权利的双亲？是否应该禁止在产前进行性别选择？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要求在政策和法律上作出相应的决定。
四、生育控制
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等也是使恋爱、性交与生殖生育分离的技术，因此遭到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的反对。另一方面，对智力严重低下者以及严重的精神病人是否应该实行强制绝育，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如果认为在伦理学上可以为生育控制技术辩护，则又有一个如何辩护的问题：是因为当事人拥有就生殖问题作出自我决定的权利，还是因为婚姻、生育是他人和社会无权干涉的隐私问题？对人工流产的讨论又引起另一个问题：胎儿是不是人，以及人是从何时开始的问题。
人是从受精之时开始，从胎动开始，从出现脑电波开始，从可以在体外存活开始？只要具备23对染色体就是人，还是人必须是有自我意识并与他人发生一定社会关系？有些国家规定不准在胎儿进入可存活期后实行人工流产，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要求流产是否允许？在晚期人工流产问题上，胎儿、母亲、家庭、社会、医务人员的价值
或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是一个至今使医务人员感到为难的问题。
五、遗传和优生
产前诊断、遗传学检查，遗传学筛选、遗传咨询、基因治疗、基因工程等技术有利于人们及早发现遗传性疾病，但这些技术引起了这种检查和筛选是否可以强制进行、是否应该限制严重遗传病患者的婚育、遗传信息是否应该保密、遗传咨询服务是否应该免费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利害得失如何权衡等伦理问题。
应用遗传学技术减少遗传病患者的人数、改进人口质量，又如何在目的和方式上与纳粹德国提倡的所谓优生运动相区别？
六、死亡和安乐死
由于生命维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医务人员可以使不可逆昏迷的脑死亡病人和持续性植物状态的人继续维持其生物学生命，但他们永远失去了意识和运动能力。这使得人们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死亡概念和重新给死亡下定义的问题。
许多国家已在法律上认可脑死亡概念，但脑死亡概念是全脑死亡概念。热烈争论的问题是：大脑皮质业已死亡但脑干仍然活着的持续性植物性状态者是否已经死亡？另一方面，无脑儿是否能算是人？这
里讲的死亡是人的死亡，所以，死亡概念又与什么是人的概念密切联系。
如果认为脑死亡者、植物人和无脑儿都已死亡，则不对他们进行治疗或采取措施结束其生命都不属于安乐死的范围。安乐死的伦理学问题是医学伦理学讨论得最活跃和争论得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自愿的被动安乐死，即根据临终病人的要求不给他或撤除治疗，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承认，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也可由代理人作出决定。但在可以不给或撤除的治疗中是否包括人工给水和喂饲，仍有不同的意见。分歧较大的是主动安乐死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对结束病人生命的主动行动与不给、撤除治疗的被动行动之间是否有性质区别，尚有不同意见。
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况下，死亡的原因是疾病，还是行动，以及采取行动的人是出乎善意，还是出乎恶意，这也难以断定。安乐死也涉及对严重残疾新生儿的处理，即应根据哪些标准作出决定以及应该由谁来作出决定等问题。反对安乐死既可从道义论观点出发，也可从后果论观点出发，如认为，安乐死是杀死无辜的人，安乐死可能对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感和医学的发展起消极作用。
七、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和卫生政策
资源分配包括宏观资源分配和微观资源分配。医疗卫生资源的宏观分配指在国家能得到的全部资源中应该把多少分配给卫生保健，分
配给卫生保健的资源在医疗卫生各部门之间如何分配，如癌症研究应分多少，预防医学应分多少，高技术医学应分多少等。
宏观分配还必须解决如下问题：政府是否应负责医疗卫生事业，还是把医疗事业留给市场，如果政府应负责，则应将多少预算用于医疗卫生。
如何最有效地使用分配给医疗卫生事业的预算，如预算应集中于肾透析、器官移植、重症监护这些抢救方法，还是集中于疾病的预防；哪些疾病应优先得到资源的分配；以及为改变个人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如吸烟)，政府应投入多少资源；等等。资源的微观分配指医务人员和医疗行政单位根据什么原则把卫生资源分配给病人，怎样分配才算公正合理。
当涉及稀有资源时，哪些病人可优先获得资源(如有两个病人都需要肾移植，但只有一个肾可供移植时)。为了进行微观分配，首先需要规定一些规则和程序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得到这种资源，即根据适应症、年龄、治疗成功的可能和希望、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等主要是医学的标准进行初筛；然后再规定一些规则和程序从这范围中最后决定哪些人得到这种资源。
这组规则和程序的规定常常要参照社会标准：病人的地位和作用、过去的成就、潜在的贡献等。但对社会标准，争议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