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纪念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纪念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
著名环保人士、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
梁先生走了。
，，2010年10月28日下午16时许时许，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在北京逝世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父亲梁思成，出生名门世家的梁从诫继承了父辈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祖父梁启超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出生名门世家的梁从诫继承了父辈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
将环保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为之奋斗终身。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他深感中国环境问题之严重，遂告
——自然之友。别历史学研究，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别历史学研究，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的温和谦逊、耿直敢言的特点。面对热心环保的志愿者，他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面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他不畏不惧，仗义执言，甚至是疾言厉色。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坚韧不屈的精神，作为环保公益的拓荒者，他遇到无数困难，但以水滴石穿的执着，奋勇前行。
……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的种子，已在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的种子，已在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为了纪念梁从诫，本报记者记录了与梁先生接触过程中的点滴，追思他为环保事业所做的贡献。
你是人间四月天
熊志红
梁先生走了，从我10月28日下班回家路上接到自然之友发来短信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眶总会因他名字的出现而充满眼水，他的离去让我很痛，很痛……
我知道他的近况，也偶有去看他，我和他已无法交流，但我很愿意坐在他的身旁，一边握着先生的手一边跟他夫人方晶老师拉家常。那一刻我坚信，手心是能够传递我对他的爱，对他的祝福；我也自信，他一定能够感觉到，他的朋友、他的会员和追随者一直都没有离开他，因为他的手也是温暖的，一直温润着我的心。
梁先生与《中国环境报》的情缘
初识梁先生，是1994年。一天晚上，作家戴晴从美国打来电话很兴奋地告诉我，国内成立了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叫自然之友，创办人是梁从诫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她说你应该去采访他们，并给了我梁先生家的电话号码。
后来，当我打电话给梁先生告诉他我是《中国环境报》的记者想采访他时，他挺意外也很兴奋，那时他可能想不到有新闻媒体肯主动关注他们，因为在当时，成立环保NGO是件非常敏感的事情。
采访梁先生是在他的家里，当时自然之友还没有办公室。那天，他穿的是吊带的西裤，满屋的书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采访中，他的理想、激情、抱负以及他的儒雅、谦逊、平和，彻底征服了一个年轻的记者，“中国民间环保的绿色旗帜飘起来”一文我很快就写好了。当我拿着稿子征求他意见时，他谦虚地说，标题做得太大了，我们刚刚起步，他逐字帮我改成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标题起得特平实。
我们报纸刊出消息后，陆续就有媒体做出报道。事后，梁先生很多年间会在不同场合向人提到《中国环境报》，说这是第一个报道自然之友的媒体。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当时新闻界都不敢报道，你们环境报一报，别的媒体就没顾虑了。
十几年来，《中国环境报》始终如一地关注着自然之友的发展，向读者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去年，报社编委会还专门派出记者采访了他的家人、自然之友的同仁以及许多相关人员，用整版的篇幅对梁先生进行了报道。报社多年来也一直免费为自然之友赠报，便于他了解环保部门的政策和信息。而他对《中国环境报》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和报社的许多记者关系非常密切，像文字记者丁品、摄影记者邓佳等。
梁从诫的理想与他的艰辛路
认识梁先生后，我就不再仅是一个记者在观察记录自然之友，我也成为了自然之友的一员，开始了我的追随之路。
环保从此不再是我职业工作的内容，它也成为我8小时工作以外的生活。在自然之友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家人、亲友出现在有自然之友的地方。那时，自然之友发起人、理事长杨东平和理事梁晓燕，还有清华大学教授刘兵等一批人以及梁先生夫人方晶老师，大家都带上能带上的人、能影响到的人，去北京的周边了解环境状况，去植树，去宣传环保，我们的许多个休息日都是在为心中的那个理想而度过的。
自然之友开创初期，是在自家办公，然后才有了一间小办公室。我还记得有了自己办公室的那天，大家特别高兴。我在办公室楼下买了一大把香蕉兴冲冲地跑上楼时，正看见他夫人60多岁的方老师喜洋洋地爬到窗台上擦玻璃，手边放着好几块抹布。接下来，梁先生就号召大家捐献办公用品，一些会员将各处淘汰下来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办公桌等一一搬了过来；会议桌是几张高低不平的桌子拼成的，特别旧，上面就盖了块布；最开心的还是，梁先生上班时坐的沙发竟是捡来的。
再有，当时有了打印机却还没有纸用，会员又被动员去找纸。那时，我就好多次把上班时记者用过的废纸带给自然之友。
那些年，梁先生舍不得乱花一分钱，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用。他自己不拿钱，但要付员工的工资、房租、通讯、交通、水电费；还要开展工作，印刷宣传用品等。但在别人有困难时，他却又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人。我记得有一年，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野牦牛队的同志来说他们开展工作有困难，为此，梁先生千方百计帮助他们筹集了几十万元钱。
可是保护环境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事情放在了今天找个方向也许不难，可那时人们还搞不清环保与环卫是两个概念、不同的范畴呢，社会更不关注环保，梁先生最初也不知该
从哪做起。但梁氏家族注定要为社会奉献的人生理想一直在他的血液中流淌。
大概是1995年的一天，我从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借来了一部环保片，片中再现了中国环境状况，梁先生是和自然之友的几位同仁连夜赶到我家中来看录像的。我记得，他当时看完后神情特别的凝重，说了很多的话。我想梁先生那次一定是第一次目睹和了解祖国的大山大河遭到如此巨大的创伤，江河受到严重污染，树木被大量砍伐，因为人们没有觉醒，这一切还在继续着。他焦虑万分，与自然之友的朋友们不停地讨论NGO能做些什么？必须去做些什么？那一天，我从他身上第一次真正读懂了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
后来，自然之友将环境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同时，自然之友也像一部孵化器，培育出了不少环保种子在祖国的各地生根开花，甚至一些环保NGO的领导者就从这里诞生。
他与自然之友一起还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
为保护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梁先生到处呼吁，最终使云南德钦县放下了斧头，禁止对原始天然林的砍伐破坏。
1998年，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1999年，他以67岁的高龄前往海拔近4000米青海格尔木，亲手点燃火把，把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每年的“两会”更是他发表言论、影响舆论的舞台。如今，自然之友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组织。
一位最纯粹的最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梁先生的祖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
一。他的父亲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为保留北京古城和无数古迹、为捍卫民族的传统文化忍辱负重一生。而梁从诫为了祖国江山的秀美，为了“无告的大自然”奉献着自己的人生。
他的祖父梁启超曾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在这一点上，梁从诫继承了这种士大夫的精神。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回想他辞去公职的那个年代，正是国人纷纷下海挣钱进入经商大潮的岁月，而他选择了一条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与磨难。
首先，他没有了经济来源。他主要靠夫人——一位中学老师的退休金生活，从此，他也再没有了养老和医疗的保障。
多年来，梁先生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他的名片是用废旧纸张做成的；家里洗衣机漂洗的水，储存起来用于冲厕；随身携带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几双筷子供自己和家人、朋友使用。不用一次性纸杯，为防止浪费每次只倒半杯水。梁先生住的房子是已有几十年房龄的老公房，这还是终生独身的金岳霖先生留给他们夫妇的。有人说，梁先生是一个清贫的“布道者”，这或许一点也不为过吧。
他获得过20多项国际国内环保奖，但我认识梁先生这么多年，就从没印象见过他的这些奖摆在了哪里，也没听他主动谈起过。有会员透露说，他把获奖的钱捐给了自然之友；还曾有会员告诉我，他把钱曾拿来帮助办公室里有生活困难的员工了。
而梁先生是需要钱的人，却一直都被钱苦恼着折磨着。十几年来，自然之友的理事会我年年参加，但年年都躲不过谈筹资。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做公益事业的岁月里，国内几乎无人肯为一个草根NGO捐款。由此可想而知，梁先生需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困难坚守16年的自然之路啊。我时常会和别人讲述他和自然之友的故事，感叹他的坚毅和勇气，用我们平凡人的世界和眼光来看，对他人生的选择是难以理解的。
梁先生生于1932年8月4日，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他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此后，他先后在云南大学、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还曾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等，直到1988年他辞去公职。
他才华出众，知识渊博，英文极好，睿智幽默，我聆听过他几次在国内外的英文演讲，每次演讲都会不时地被掌声打断。有次我跟他去德国的一所中学，演讲时礼堂里挤满了下课后来听的高中生。当时，他那风趣、亲切和精彩的演讲博得了学生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那一刻，我特为他骄傲，真为中国人争光！我曾听熟悉他的朋友说，文革之后，梁先生还曾给国家领导人作过翻译呢。
背地里，朋友们常议论说，以梁先生的才华他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也有人说，他适合当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可谁也不曾想到他自己偏偏选做草根NGO。
而他自己是这样回答大家疑惑的，他说:“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梁从诫的一生，是追求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生。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对梁先生作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这就是梁先生，一位真正的最纯粹的、对国家对社会最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梁先生的人生选择是梁氏家族血脉和精神的传承，著名记者冯永锋撰文说，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而生，只为奔向社会的责任而生。
放眼过去的100多年，梁氏家族的三代知识分子于中国的贡献，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诠释着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他的离去让人们悲伤，我想这既是人们对他的敬爱，也有对中国知识分子典型代表梁氏家族三代逝去的哀鸣，对一个时代的怀念。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母亲林徽因把这首华美得纯净的著名诗句，送给刚刚出生的从诫。梁先生正是带着亲人的期望，带着“以天下为己任”和为国为民做实事的责任，为环保事业描绘出了美丽的“人间四月天”。
“人间四月天”是春天，梁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给草根NGO带来了春天的希望。我们相信，他没有走得很远，他只是走进了自然，他活在春天里。
已成永恒的记忆
陈金陵
2010年10月28日16时25分，接到绿色江河会长杨欣的短信，一个惊雷:梁从诫先生离我们而去。当时距离梁先生去世，仅仅20多分钟。我不敢相信，心在痛。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复。
我再次翻开梁先生编辑撰写的几本书，《不重合的圈》一书扉页上，认认真真签着:“梁从诫2008.12.2”。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采访先生的记者，不知道这是不是先生最后一次为他人签名。此时，先生已经患上老年性痴呆。
细细想来，和先生有三次交往。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国家环保局人事司来了一位老先生，从他和同事的谈话中，隐隐听到“环保民间组织”这个词，我并未在意。
老先生走后，同事神秘地说，知道他是谁吗？不等我回答他马上说，他叫梁从诫，是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的儿子。他们要成立一个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想挂靠在国家环保局，根本不可能。
梁启超、梁思成的大名并没有令我吃惊，当我听说梁从诫辞去大百科出版社稳定的工作，去创建环保民间组织时，我震撼了。
那是1993年，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相对沉寂的岁月，民间组织后面隐讳着人们避之不及的涵义。多少人的目光集中在经济的“大道”上，居然有人抛开“先富起来”的前程，
去奔未知数太多太多的“民间组织”。当时很多人还把环保当成环卫，政府部门唤起民众关注环保还是艰难之事，梁从诫他们几个民间人士又能有什么作为？起敬之时更多一份担忧，再想回忆一下这位老先生的风貌，已经记不清什么了，只留下那个名字:梁从诫。
近距离感受梁从诫先生的风采，正是2008年的那次采访。去之前知道老年性痴呆已经袭击了梁先生，往日的敏锐思维、清晰语言渐渐离开了他。
我听着梁先生夫人方晶女士说话，望着梁先生眼中流露出不可抵御的神韵，不由得有点儿走神。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冬日和煦的阳光照到梁先生的脸上，宁静温和，眼神中隐隐透出一股英气，仿佛要向人们诉说什么。英气代表着梁先生十几年对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不懈追求，老百姓赞为“中国民间环保的开拓者”，《南方周末》称之为“绿色中国的推动者”。开拓和推动都不是“句号”，梁先生和追随者们进行着的中国民间环保事业，正大踏步前进，队伍的前头，有梁先生的身影。而宁静温和，是梁先生的固有风范和个人魅力，使他把众多年轻人和公众轻轻揽在“自然之友”周围，揽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周围，结成一支不可阻挡的民间大军。
梁先生不为前途艰难而不为，不为宵小之事而不做，践行着“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朴实理念。梁先生有着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对话保护滇金丝猴，请英国首相布莱尔参与制止欧洲市场对藏羚羊绒的奢求从而保护这一濒临灭绝动物的“壮举”，也有许多细小之事影响着更多公众。
梁先生家里备着几只大水桶，平日洗衣、洗菜、做饭的废水通通收集起来，擦地冲厕，已经习惯；出门在外吃饭用自己随身携带的筷子，影响着身边的志愿者们纷纷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看到同行的一位副部长要把喝完的矿泉水瓶随手扔出车窗，他马上制止；同行的志愿者出了车祸，他不顾自己同样受伤，守候在伤员身旁，为其抹去心灵的创伤。
采访结束时，我拿出刚在自然之友买的梁先生文集《不重合的圈》，想请梁先生给我题字。保姆马上过来制止说，梁先生不会签字了，上次邮递员送来快件要梁先生签字，他怎么也想不起“诫”字怎么写。
梁先生不说话，接过笔，认认真真一笔一划流畅地签下:梁从诫2008.12.2。
那一刻，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中。
第三次不能算作交往，只能是“神交”。采访先生两年后，为了写作长篇报告文学《绿色呼唤——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启示录》，我又一次梳理曾经的记忆。
采访梁先生身边的一些人，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生以六十出头的年纪抛开安逸稳定的收入，对周边各种利益诱惑视而不见，能在社会思想界相对沉寂、知识界相对迷茫之时，去做前途未卜的民间环保。
著名学者季羡林称梁先生，“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
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表现，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之举。”甚至，先生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生命壮举，扛起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绿色大旗，扛起中国民间环保领军者的大旗，从1993年著名的“玲珑塔之约”那个三四十人的聚会开始，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到今天3500多个组织，成千上万的公众参与。
有人说，先生乃“君子之度”，身上灿烂着一种唤起公众环境意识，凝聚志愿者大军的个人魅力；
有人说，先生谦和致远的普通公民之态，使很多人重新认识今天的知识分子精英；有人说，是先生把她从狭小的书斋中“拖了出来”，重新拾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从清末祖父梁启超唤起民众觉醒的先进思潮开始，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血脉中流淌的忧国忧民的中国士大夫精神，一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追求，传承到梁先生身上，便以一介普通公民、一个现代“士大夫”的身姿，挺立在时代的潮头。
中国的“士”，有其独特的内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说的是志存高远，不被眼前的利益束缚，而有宽广的胸襟，强毅的精神，“士只有弘毅之至，才敢希望于必要时走成仁取义的一步”。取义成仁说不上，但中国士大夫笃定的信念和意志，甚至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生命状态，使先生独立于绿色文明的潮头。
中国士大夫穷其一生寻觅那扇紧闭着的报国之门。寻找的过程，充满艰辛，一如当年梁启超唤起沉睡的民众，一如当年梁思成为了民族精神的承继拍案而起。为国为民的热血在梁从诫先生身躯中纵横之际，他寻找到了把民间环保事业作为突破口。对他和他那一代承继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来说，民间环保是最好最恰当也是最可行的切入点。
寻找到做民间环保，是先生的幸福，也是我辈的福祉，成就先生一番民间大业的同时，终是汇聚了一代又一代高举绿色大旗者不可阻挡的民间环保洪流。
呜呼！清晰的记忆，远去的先生！
哀哉！南天上，白云间，先生走好！
心之所向无悔无惧
丁磊
梁从诫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禁不住泪落如雨！
时光回溯到1998年12月初。青海可可西里野牦牛队长扎巴多杰突然去世，我准备前往采访。在多方查找野牦牛队联系方式无果后，我找到自然之友。梁先生亲自告知野牦牛队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并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
1999年6月，阿尔金山武装科考队与一伙偷猎藏羚羊的武装盗猎分子相遇，双方发生激烈枪战，他们向新疆有关部门呼叫请求支援，却一时联系不上，情急之下向远在北京的自然之友求援。梁先生迅速布置会员与环保、林业和公安等部门联系，很快与新疆方面的渠道沟通了，当地公安武警迅速出动，形势转危为安。
之后，梁先生又亲自撰写致中央领导的信函，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保护藏羚羊。1998年，他致函正在访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呼吁打击贩卖藏羚羊绒的黑市交易，布莱尔当天即回信表示支持，并在次日会见他。
梁先生还向社会各界筹集赞助款项40万元，购买并赠送青海野牦牛队巡山吉普车等。多年来，我所遇到的青海、新疆和西藏三地的自然保护区干警和志愿者提起梁先生，感激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新年之约永存心底
邓佳
2004年初，正值中国环境报社改版，要求拍一些能反映新年新气象的图片，该如何表现呢？
我马上想到了环保NGO，作为国内著名的环保NGO——自然之友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动作？于是，我致电自然之友，要求采访。
2004年1月2日上午，我如约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自然之友办公室。梁先生十分重视这次采访，他向我介绍了新年的打算和工作目标，“环保NGO要参与环境立法过程，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将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此外，自然之友还将成立一个专家智囊团，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对策建议。这样，我们的声音才会有力，政府才能听得进去。”梁先生的话不多，却点中了环保NGO的短板。
这时，我忽然发现在书柜上，有一幅滇金丝猴的公益广告。梁先生此前一直致力于云南省德钦县滇金丝猴栖息地的保护。2004年是甲申年猴年，而滇金丝猴又是保护动物，我请梁先生在招贴画前与滇金丝猴拍了几张照片。
拍完照片，梁先生笑着对我说，他是属猴的。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纪念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纪念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
著名环保人士、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
梁先生走了。
，，2010年10月28日下午16时许时许，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在北京逝世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父亲梁思成，出生名门世家的梁从诫继承了父辈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祖父梁启超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出生名门世家的梁从诫继承了父辈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
将环保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为之奋斗终身。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他深感中国环境问题之严重，遂告
——自然之友。别历史学研究，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别历史学研究，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的温和谦逊、耿直敢言的特点。面对热心环保的志愿者，他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面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他不畏不惧，仗义执言，甚至是疾言厉色。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坚韧不屈的精神，作为环保公益的拓荒者，他遇到无数困难，但以水滴石穿的执着，奋勇前行。
……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的种子，已在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的种子，已在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为了纪念梁从诫，本报记者记录了与梁先生接触过程中的点滴，追思他为环保事业所做的贡献。
你是人间四月天
熊志红
梁先生走了，从我10月28日下班回家路上接到自然之友发来短信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眶总会因他名字的出现而充满眼水，他的离去让我很痛，很痛……
我知道他的近况，也偶有去看他，我和他已无法交流，但我很愿意坐在他的身旁，一边握着先生的手一边跟他夫人方晶老师拉家常。那一刻我坚信，手心是能够传递我对他的爱，对他的祝福；我也自信，他一定能够感觉到，他的朋友、他的会员和追随者一直都没有离开他，因为他的手也是温暖的，一直温润着我的心。
梁先生与《中国环境报》的情缘
初识梁先生，是1994年。一天晚上，作家戴晴从美国打来电话很兴奋地告诉我，国内成立了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叫自然之友，创办人是梁从诫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她说你应该去采访他们，并给了我梁先生家的电话号码。
后来，当我打电话给梁先生告诉他我是《中国环境报》的记者想采访他时，他挺意外也很兴奋，那时他可能想不到有新闻媒体肯主动关注他们，因为在当时，成立环保NGO是件非常敏感的事情。
采访梁先生是在他的家里，当时自然之友还没有办公室。那天，他穿的是吊带的西裤，满屋的书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采访中，他的理想、激情、抱负以及他的儒雅、谦逊、平和，彻底征服了一个年轻的记者，“中国民间环保的绿色旗帜飘起来”一文我很快就写好了。当我拿着稿子征求他意见时，他谦虚地说，标题做得太大了，我们刚刚起步，他逐字帮我改成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标题起得特平实。
我们报纸刊出消息后，陆续就有媒体做出报道。事后，梁先生很多年间会在不同场合向人提到《中国环境报》，说这是第一个报道自然之友的媒体。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当时新闻界都不敢报道，你们环境报一报，别的媒体就没顾虑了。
十几年来，《中国环境报》始终如一地关注着自然之友的发展，向读者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去年，报社编委会还专门派出记者采访了他的家人、自然之友的同仁以及许多相关人员，用整版的篇幅对梁先生进行了报道。报社多年来也一直免费为自然之友赠报，便于他了解环保部门的政策和信息。而他对《中国环境报》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和报社的许多记者关系非常密切，像文字记者丁品、摄影记者邓佳等。
梁从诫的理想与他的艰辛路
认识梁先生后，我就不再仅是一个记者在观察记录自然之友，我也成为了自然之友的一员，开始了我的追随之路。
环保从此不再是我职业工作的内容，它也成为我8小时工作以外的生活。在自然之友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家人、亲友出现在有自然之友的地方。那时，自然之友发起人、理事长杨东平和理事梁晓燕，还有清华大学教授刘兵等一批人以及梁先生夫人方晶老师，大家都带上能带上的人、能影响到的人，去北京的周边了解环境状况，去植树，去宣传环保，我们的许多个休息日都是在为心中的那个理想而度过的。
自然之友开创初期，是在自家办公，然后才有了一间小办公室。我还记得有了自己办公室的那天，大家特别高兴。我在办公室楼下买了一大把香蕉兴冲冲地跑上楼时，正看见他夫人60多岁的方老师喜洋洋地爬到窗台上擦玻璃，手边放着好几块抹布。接下来，梁先生就号召大家捐献办公用品，一些会员将各处淘汰下来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办公桌等一一搬了过来；会议桌是几张高低不平的桌子拼成的，特别旧，上面就盖了块布；最开心的还是，梁先生上班时坐的沙发竟是捡来的。
再有，当时有了打印机却还没有纸用，会员又被动员去找纸。那时，我就好多次把上班时记者用过的废纸带给自然之友。
那些年，梁先生舍不得乱花一分钱，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用。他自己不拿钱，但要付员工的工资、房租、通讯、交通、水电费；还要开展工作，印刷宣传用品等。但在别人有困难时，他却又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人。我记得有一年，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野牦牛队的同志来说他们开展工作有困难，为此，梁先生千方百计帮助他们筹集了几十万元钱。
可是保护环境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事情放在了今天找个方向也许不难，可那时人们还搞不清环保与环卫是两个概念、不同的范畴呢，社会更不关注环保，梁先生最初也不知该
从哪做起。但梁氏家族注定要为社会奉献的人生理想一直在他的血液中流淌。
大概是1995年的一天，我从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借来了一部环保片，片中再现了中国环境状况，梁先生是和自然之友的几位同仁连夜赶到我家中来看录像的。我记得，他当时看完后神情特别的凝重，说了很多的话。我想梁先生那次一定是第一次目睹和了解祖国的大山大河遭到如此巨大的创伤，江河受到严重污染，树木被大量砍伐，因为人们没有觉醒，这一切还在继续着。他焦虑万分，与自然之友的朋友们不停地讨论NGO能做些什么？必须去做些什么？那一天，我从他身上第一次真正读懂了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
后来，自然之友将环境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同时，自然之友也像一部孵化器，培育出了不少环保种子在祖国的各地生根开花，甚至一些环保NGO的领导者就从这里诞生。
他与自然之友一起还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
为保护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梁先生到处呼吁，最终使云南德钦县放下了斧头，禁止对原始天然林的砍伐破坏。
1998年，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1999年，他以67岁的高龄前往海拔近4000米青海格尔木，亲手点燃火把，把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每年的“两会”更是他发表言论、影响舆论的舞台。如今，自然之友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组织。
一位最纯粹的最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梁先生的祖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
一。他的父亲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为保留北京古城和无数古迹、为捍卫民族的传统文化忍辱负重一生。而梁从诫为了祖国江山的秀美，为了“无告的大自然”奉献着自己的人生。
他的祖父梁启超曾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在这一点上，梁从诫继承了这种士大夫的精神。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回想他辞去公职的那个年代，正是国人纷纷下海挣钱进入经商大潮的岁月，而他选择了一条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与磨难。
首先，他没有了经济来源。他主要靠夫人——一位中学老师的退休金生活，从此，他也再没有了养老和医疗的保障。
多年来，梁先生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他的名片是用废旧纸张做成的；家里洗衣机漂洗的水，储存起来用于冲厕；随身携带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几双筷子供自己和家人、朋友使用。不用一次性纸杯，为防止浪费每次只倒半杯水。梁先生住的房子是已有几十年房龄的老公房，这还是终生独身的金岳霖先生留给他们夫妇的。有人说，梁先生是一个清贫的“布道者”，这或许一点也不为过吧。
他获得过20多项国际国内环保奖，但我认识梁先生这么多年，就从没印象见过他的这些奖摆在了哪里，也没听他主动谈起过。有会员透露说，他把获奖的钱捐给了自然之友；还曾有会员告诉我，他把钱曾拿来帮助办公室里有生活困难的员工了。
而梁先生是需要钱的人，却一直都被钱苦恼着折磨着。十几年来，自然之友的理事会我年年参加，但年年都躲不过谈筹资。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做公益事业的岁月里，国内几乎无人肯为一个草根NGO捐款。由此可想而知，梁先生需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困难坚守16年的自然之路啊。我时常会和别人讲述他和自然之友的故事，感叹他的坚毅和勇气，用我们平凡人的世界和眼光来看，对他人生的选择是难以理解的。
梁先生生于1932年8月4日，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他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此后，他先后在云南大学、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还曾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等，直到1988年他辞去公职。
他才华出众，知识渊博，英文极好，睿智幽默，我聆听过他几次在国内外的英文演讲，每次演讲都会不时地被掌声打断。有次我跟他去德国的一所中学，演讲时礼堂里挤满了下课后来听的高中生。当时，他那风趣、亲切和精彩的演讲博得了学生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那一刻，我特为他骄傲，真为中国人争光！我曾听熟悉他的朋友说，文革之后，梁先生还曾给国家领导人作过翻译呢。
背地里，朋友们常议论说，以梁先生的才华他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也有人说，他适合当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可谁也不曾想到他自己偏偏选做草根NGO。
而他自己是这样回答大家疑惑的，他说:“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梁从诫的一生，是追求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生。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对梁先生作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这就是梁先生，一位真正的最纯粹的、对国家对社会最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梁先生的人生选择是梁氏家族血脉和精神的传承，著名记者冯永锋撰文说，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而生，只为奔向社会的责任而生。
放眼过去的100多年，梁氏家族的三代知识分子于中国的贡献，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诠释着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他的离去让人们悲伤，我想这既是人们对他的敬爱，也有对中国知识分子典型代表梁氏家族三代逝去的哀鸣，对一个时代的怀念。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母亲林徽因把这首华美得纯净的著名诗句，送给刚刚出生的从诫。梁先生正是带着亲人的期望，带着“以天下为己任”和为国为民做实事的责任，为环保事业描绘出了美丽的“人间四月天”。
“人间四月天”是春天，梁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给草根NGO带来了春天的希望。我们相信，他没有走得很远，他只是走进了自然，他活在春天里。
已成永恒的记忆
陈金陵
2010年10月28日16时25分，接到绿色江河会长杨欣的短信，一个惊雷:梁从诫先生离我们而去。当时距离梁先生去世，仅仅20多分钟。我不敢相信，心在痛。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复。
我再次翻开梁先生编辑撰写的几本书，《不重合的圈》一书扉页上，认认真真签着:“梁从诫2008.12.2”。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采访先生的记者，不知道这是不是先生最后一次为他人签名。此时，先生已经患上老年性痴呆。
细细想来，和先生有三次交往。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国家环保局人事司来了一位老先生，从他和同事的谈话中，隐隐听到“环保民间组织”这个词，我并未在意。
老先生走后，同事神秘地说，知道他是谁吗？不等我回答他马上说，他叫梁从诫，是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的儿子。他们要成立一个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想挂靠在国家环保局，根本不可能。
梁启超、梁思成的大名并没有令我吃惊，当我听说梁从诫辞去大百科出版社稳定的工作，去创建环保民间组织时，我震撼了。
那是1993年，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相对沉寂的岁月，民间组织后面隐讳着人们避之不及的涵义。多少人的目光集中在经济的“大道”上，居然有人抛开“先富起来”的前程，
去奔未知数太多太多的“民间组织”。当时很多人还把环保当成环卫，政府部门唤起民众关注环保还是艰难之事，梁从诫他们几个民间人士又能有什么作为？起敬之时更多一份担忧，再想回忆一下这位老先生的风貌，已经记不清什么了，只留下那个名字:梁从诫。
近距离感受梁从诫先生的风采，正是2008年的那次采访。去之前知道老年性痴呆已经袭击了梁先生，往日的敏锐思维、清晰语言渐渐离开了他。
我听着梁先生夫人方晶女士说话，望着梁先生眼中流露出不可抵御的神韵，不由得有点儿走神。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冬日和煦的阳光照到梁先生的脸上，宁静温和，眼神中隐隐透出一股英气，仿佛要向人们诉说什么。英气代表着梁先生十几年对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不懈追求，老百姓赞为“中国民间环保的开拓者”，《南方周末》称之为“绿色中国的推动者”。开拓和推动都不是“句号”，梁先生和追随者们进行着的中国民间环保事业，正大踏步前进，队伍的前头，有梁先生的身影。而宁静温和，是梁先生的固有风范和个人魅力，使他把众多年轻人和公众轻轻揽在“自然之友”周围，揽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周围，结成一支不可阻挡的民间大军。
梁先生不为前途艰难而不为，不为宵小之事而不做，践行着“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朴实理念。梁先生有着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对话保护滇金丝猴，请英国首相布莱尔参与制止欧洲市场对藏羚羊绒的奢求从而保护这一濒临灭绝动物的“壮举”，也有许多细小之事影响着更多公众。
梁先生家里备着几只大水桶，平日洗衣、洗菜、做饭的废水通通收集起来，擦地冲厕，已经习惯；出门在外吃饭用自己随身携带的筷子，影响着身边的志愿者们纷纷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看到同行的一位副部长要把喝完的矿泉水瓶随手扔出车窗，他马上制止；同行的志愿者出了车祸，他不顾自己同样受伤，守候在伤员身旁，为其抹去心灵的创伤。
采访结束时，我拿出刚在自然之友买的梁先生文集《不重合的圈》，想请梁先生给我题字。保姆马上过来制止说，梁先生不会签字了，上次邮递员送来快件要梁先生签字，他怎么也想不起“诫”字怎么写。
梁先生不说话，接过笔，认认真真一笔一划流畅地签下:梁从诫2008.12.2。
那一刻，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中。
第三次不能算作交往，只能是“神交”。采访先生两年后，为了写作长篇报告文学《绿色呼唤——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启示录》，我又一次梳理曾经的记忆。
采访梁先生身边的一些人，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生以六十出头的年纪抛开安逸稳定的收入，对周边各种利益诱惑视而不见，能在社会思想界相对沉寂、知识界相对迷茫之时，去做前途未卜的民间环保。
著名学者季羡林称梁先生，“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
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表现，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之举。”甚至，先生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生命壮举，扛起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绿色大旗，扛起中国民间环保领军者的大旗，从1993年著名的“玲珑塔之约”那个三四十人的聚会开始，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到今天3500多个组织，成千上万的公众参与。
有人说，先生乃“君子之度”，身上灿烂着一种唤起公众环境意识，凝聚志愿者大军的个人魅力；
有人说，先生谦和致远的普通公民之态，使很多人重新认识今天的知识分子精英；有人说，是先生把她从狭小的书斋中“拖了出来”，重新拾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从清末祖父梁启超唤起民众觉醒的先进思潮开始，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血脉中流淌的忧国忧民的中国士大夫精神，一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追求，传承到梁先生身上，便以一介普通公民、一个现代“士大夫”的身姿，挺立在时代的潮头。
中国的“士”，有其独特的内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说的是志存高远，不被眼前的利益束缚，而有宽广的胸襟，强毅的精神，“士只有弘毅之至，才敢希望于必要时走成仁取义的一步”。取义成仁说不上，但中国士大夫笃定的信念和意志，甚至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生命状态，使先生独立于绿色文明的潮头。
中国士大夫穷其一生寻觅那扇紧闭着的报国之门。寻找的过程，充满艰辛，一如当年梁启超唤起沉睡的民众，一如当年梁思成为了民族精神的承继拍案而起。为国为民的热血在梁从诫先生身躯中纵横之际，他寻找到了把民间环保事业作为突破口。对他和他那一代承继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来说，民间环保是最好最恰当也是最可行的切入点。
寻找到做民间环保，是先生的幸福，也是我辈的福祉，成就先生一番民间大业的同时，终是汇聚了一代又一代高举绿色大旗者不可阻挡的民间环保洪流。
呜呼！清晰的记忆，远去的先生！
哀哉！南天上，白云间，先生走好！
心之所向无悔无惧
丁磊
梁从诫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禁不住泪落如雨！
时光回溯到1998年12月初。青海可可西里野牦牛队长扎巴多杰突然去世，我准备前往采访。在多方查找野牦牛队联系方式无果后，我找到自然之友。梁先生亲自告知野牦牛队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并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
1999年6月，阿尔金山武装科考队与一伙偷猎藏羚羊的武装盗猎分子相遇，双方发生激烈枪战，他们向新疆有关部门呼叫请求支援，却一时联系不上，情急之下向远在北京的自然之友求援。梁先生迅速布置会员与环保、林业和公安等部门联系，很快与新疆方面的渠道沟通了，当地公安武警迅速出动，形势转危为安。
之后，梁先生又亲自撰写致中央领导的信函，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保护藏羚羊。1998年，他致函正在访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呼吁打击贩卖藏羚羊绒的黑市交易，布莱尔当天即回信表示支持，并在次日会见他。
梁先生还向社会各界筹集赞助款项40万元，购买并赠送青海野牦牛队巡山吉普车等。多年来，我所遇到的青海、新疆和西藏三地的自然保护区干警和志愿者提起梁先生，感激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新年之约永存心底
邓佳
2004年初，正值中国环境报社改版，要求拍一些能反映新年新气象的图片，该如何表现呢？
我马上想到了环保NGO，作为国内著名的环保NGO——自然之友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动作？于是，我致电自然之友，要求采访。
2004年1月2日上午，我如约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自然之友办公室。梁先生十分重视这次采访，他向我介绍了新年的打算和工作目标，“环保NGO要参与环境立法过程，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将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此外，自然之友还将成立一个专家智囊团，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对策建议。这样，我们的声音才会有力，政府才能听得进去。”梁先生的话不多，却点中了环保NGO的短板。
这时，我忽然发现在书柜上，有一幅滇金丝猴的公益广告。梁先生此前一直致力于云南省德钦县滇金丝猴栖息地的保护。2004年是甲申年猴年，而滇金丝猴又是保护动物，我请梁先生在招贴画前与滇金丝猴拍了几张照片。
拍完照片，梁先生笑着对我说，他是属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