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与日本军国主义源流
一、绪论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其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以及“日本的伏尔泰”等，其肖像也因其生前的巨大功勋而被印刷在1万日元的纸币上，供后人瞻仰。
作为日本近代化历程中首屈一指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为日本后世留下了数之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部分思想及学说更是成为近代日本制定国家战略、处理国家外交关系的理论依据。所以，后人常说，谈到近代日本，就不能不提及福泽谕吉。
从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史中崭露头角，到其病逝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福泽谕吉一直以一位德高望重的良师的形象为全体日本人所敬仰。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遇惨败，在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了对福泽谕吉功过是非的争论。对于福泽谕吉功过是非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积极肯定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民众的启蒙作用以及其对日本教育近代化的突出贡献；新兴的另一派则通过批判福泽谕吉部分带有政治煽动性的思想言论，指出其为发展日本军国主义所起到的政治上的推动作用。
对于这样一个曾对近代日本国家和社会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评价其功过是非，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让所有人都信服的道德准绳，笔者也不希望根据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国家或社会某一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对其做定性描述。本文所做分析，仅仅在于说明福泽谕吉的相关思想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二、是民主主义先驱还是日本军国主义代言人
笔者认为，对福泽谕吉功过是非作出评判的两派，其所得出的结论主要与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所施加的影响相关联。
肯定福泽谕吉历史功绩的一派学者，大多关注福泽谕吉在社会层面对近代日本的启蒙作用。具体来讲，对于整个近代日本社会，或者说是全体普通国民而言，近代日本社会的启蒙运动发轫于近代启蒙思想家对近代日本封建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人物的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团体明六舍，主张通过学习欧美，在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等方面实行破旧立新的变革，唤醒日本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力图使日本人克服愚昧、守旧和无所作为，最终实现“智德的进步”。
在明六舍众多启蒙思想家中，福泽谕吉尤其关注思想观念方面的破旧立新，在参考了斯迈尔的《自助论》和穆勒的《自由论》之后，福泽谕吉提出了他对封建道德对人的束缚的批判以及他对个人独立精神的重视。在流传广泛的《劝学篇》中，福泽谕吉指出：所谓“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既包含智慧上的独立，也包含钱财上的独立，
其根本在于“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福泽谕吉认为，只有上述这种个人独立才可以构成国家独立的基础，也唯有享有独立精神的国民，才会真正发自内心地关注国家的兴亡。
客观的讲，在近代日本的封建强权面前引入并传播西方人权理念，福泽谕吉确实当属亚洲第一人。而他所重视的个人的独立精神，也成为了激发日本民众奋发自强，爱国敬业的核心驱动力。也正是在日本民众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下，日本作为一名近代化进程中的后进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实现了近代化，一举超过清朝，成为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东亚强国。
所以，从这一角度看，福泽谕吉对于日本在近代的崛起功不可没。
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兴起的抵制福泽谕吉浪潮的另一派，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福泽谕吉相关思想及言论对近代日本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对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眼看着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由一个后进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可以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东亚强国，福泽谕吉轻易的下结论认定西式的文明开化是国家得以崛起的必经之路，而对文明开化表示犹豫的国家，如清朝和朝鲜，则必将任人欺凌，受人宰割。针对这一观点，福泽谕吉于1884年书写了《脱亚论》一文。在文中，福泽谕吉指出提出为避免日本像清朝和朝鲜遭遇亡国危机，日本理应在国家发展模式上“脱亚入欧”。
随着日本逐步实现近代化以后，福泽谕吉在启蒙日本民众时所用到的“人权”理念又渗透到他的国家理念层面。我们知道，基本人权的思想是西欧人的骄傲，这种骄傲扭曲后的具体表象被后人称作是“文明的傲慢”，为近代日本带来人权理念的福泽谕吉，将这种“文明的傲慢”一并引入日本。尽管人权理念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尚处萌芽时期，但面对着尚未进入人权社会的清朝和朝鲜，福泽谕吉在原有的“弱国必遭欺凌”的观点基础上发展出了“弱国理应遭受强国欺凌”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指引下下，福泽谕吉对鸦片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评判：英国根据道理谈判未果，出兵维护本国利益。林则徐不懂国际法规，擅自烧毁英商货物，招致清朝战败，是为清朝未接受文明开化交付学费。
对于英国对清朝“文明的傲慢”，福泽谕吉视其为一种推行文明开化的高尚使命，也是一种可以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此后，在福泽谕吉上述观点的指引下，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并以文明开化为大义名分，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针对邻邦的侵略战争。从吞并朝鲜到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国内媒体无不在福泽谕吉的煽动下鼓吹日本发动战争是在响应使命的召唤，而对日军在中朝战场内外的血腥行径置若罔闻。
人权，实际上是超越国家范围的自然权，但是，只有当世界各国人权理念的发展水平相接近时，这种超越国家范围的自然权利才有得以实现的保障。对于刚刚看清人权社会外在轮廓的近代日本，福泽谕吉对人权理念和文明开化的解读，只能在近代日本社会中激发出扭曲的骄傲心理，这种心理一方面成为遮盖日本与欧美强国间实际差距的遮羞布，另一方面成为日本借以发动侵略战争的道德借口。
所以，从这一角度上来看，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在某种程度上借了近代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东风，而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推崇“文明开化”，通过颂扬本国，贬损邻邦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做辩护的福泽谕吉难逃其作为军国主义代言人的历史审判。
三、结论
作为一名民主主义先驱，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化的历程中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的是，“脱亚入欧”言论中透露出的对亚洲人民的轻视，以及对“文明开化”的过度推崇，最终激发并促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本该以全体世界公民的福祉为导向，如若在赞美文明的同时试图消除一切阻碍文明发展和进步的障碍（包括他国公民），这个世界将堕入军国主义万劫不复的深渊。
福泽谕吉与日本军国主义源流
一、绪论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其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以及“日本的伏尔泰”等，其肖像也因其生前的巨大功勋而被印刷在1万日元的纸币上，供后人瞻仰。
作为日本近代化历程中首屈一指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为日本后世留下了数之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部分思想及学说更是成为近代日本制定国家战略、处理国家外交关系的理论依据。所以，后人常说，谈到近代日本，就不能不提及福泽谕吉。
从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史中崭露头角，到其病逝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福泽谕吉一直以一位德高望重的良师的形象为全体日本人所敬仰。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遇惨败，在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了对福泽谕吉功过是非的争论。对于福泽谕吉功过是非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积极肯定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民众的启蒙作用以及其对日本教育近代化的突出贡献；新兴的另一派则通过批判福泽谕吉部分带有政治煽动性的思想言论，指出其为发展日本军国主义所起到的政治上的推动作用。
对于这样一个曾对近代日本国家和社会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评价其功过是非，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让所有人都信服的道德准绳，笔者也不希望根据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国家或社会某一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对其做定性描述。本文所做分析，仅仅在于说明福泽谕吉的相关思想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二、是民主主义先驱还是日本军国主义代言人
笔者认为，对福泽谕吉功过是非作出评判的两派，其所得出的结论主要与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所施加的影响相关联。
肯定福泽谕吉历史功绩的一派学者，大多关注福泽谕吉在社会层面对近代日本的启蒙作用。具体来讲，对于整个近代日本社会，或者说是全体普通国民而言，近代日本社会的启蒙运动发轫于近代启蒙思想家对近代日本封建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人物的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团体明六舍，主张通过学习欧美，在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等方面实行破旧立新的变革，唤醒日本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力图使日本人克服愚昧、守旧和无所作为，最终实现“智德的进步”。
在明六舍众多启蒙思想家中，福泽谕吉尤其关注思想观念方面的破旧立新，在参考了斯迈尔的《自助论》和穆勒的《自由论》之后，福泽谕吉提出了他对封建道德对人的束缚的批判以及他对个人独立精神的重视。在流传广泛的《劝学篇》中，福泽谕吉指出：所谓“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既包含智慧上的独立，也包含钱财上的独立，
其根本在于“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福泽谕吉认为，只有上述这种个人独立才可以构成国家独立的基础，也唯有享有独立精神的国民，才会真正发自内心地关注国家的兴亡。
客观的讲，在近代日本的封建强权面前引入并传播西方人权理念，福泽谕吉确实当属亚洲第一人。而他所重视的个人的独立精神，也成为了激发日本民众奋发自强，爱国敬业的核心驱动力。也正是在日本民众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下，日本作为一名近代化进程中的后进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实现了近代化，一举超过清朝，成为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东亚强国。
所以，从这一角度看，福泽谕吉对于日本在近代的崛起功不可没。
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兴起的抵制福泽谕吉浪潮的另一派，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福泽谕吉相关思想及言论对近代日本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对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眼看着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由一个后进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可以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东亚强国，福泽谕吉轻易的下结论认定西式的文明开化是国家得以崛起的必经之路，而对文明开化表示犹豫的国家，如清朝和朝鲜，则必将任人欺凌，受人宰割。针对这一观点，福泽谕吉于1884年书写了《脱亚论》一文。在文中，福泽谕吉指出提出为避免日本像清朝和朝鲜遭遇亡国危机，日本理应在国家发展模式上“脱亚入欧”。
随着日本逐步实现近代化以后，福泽谕吉在启蒙日本民众时所用到的“人权”理念又渗透到他的国家理念层面。我们知道，基本人权的思想是西欧人的骄傲，这种骄傲扭曲后的具体表象被后人称作是“文明的傲慢”，为近代日本带来人权理念的福泽谕吉，将这种“文明的傲慢”一并引入日本。尽管人权理念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尚处萌芽时期，但面对着尚未进入人权社会的清朝和朝鲜，福泽谕吉在原有的“弱国必遭欺凌”的观点基础上发展出了“弱国理应遭受强国欺凌”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指引下下，福泽谕吉对鸦片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评判：英国根据道理谈判未果，出兵维护本国利益。林则徐不懂国际法规，擅自烧毁英商货物，招致清朝战败，是为清朝未接受文明开化交付学费。
对于英国对清朝“文明的傲慢”，福泽谕吉视其为一种推行文明开化的高尚使命，也是一种可以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此后，在福泽谕吉上述观点的指引下，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并以文明开化为大义名分，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针对邻邦的侵略战争。从吞并朝鲜到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国内媒体无不在福泽谕吉的煽动下鼓吹日本发动战争是在响应使命的召唤，而对日军在中朝战场内外的血腥行径置若罔闻。
人权，实际上是超越国家范围的自然权，但是，只有当世界各国人权理念的发展水平相接近时，这种超越国家范围的自然权利才有得以实现的保障。对于刚刚看清人权社会外在轮廓的近代日本，福泽谕吉对人权理念和文明开化的解读，只能在近代日本社会中激发出扭曲的骄傲心理，这种心理一方面成为遮盖日本与欧美强国间实际差距的遮羞布，另一方面成为日本借以发动侵略战争的道德借口。
所以，从这一角度上来看，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在某种程度上借了近代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东风，而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推崇“文明开化”，通过颂扬本国，贬损邻邦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做辩护的福泽谕吉难逃其作为军国主义代言人的历史审判。
三、结论
作为一名民主主义先驱，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化的历程中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的是，“脱亚入欧”言论中透露出的对亚洲人民的轻视，以及对“文明开化”的过度推崇，最终激发并促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本该以全体世界公民的福祉为导向，如若在赞美文明的同时试图消除一切阻碍文明发展和进步的障碍（包括他国公民），这个世界将堕入军国主义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