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原清华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知趣地提出辞职，根据吴晗等人的意见，由与中共交情尚好的金岳霖继任。几个月后，老金又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文版的翻译定稿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老金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53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要职。 据老金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老金的心一放下，不是跟着“大伙前进”，而是后来居上，很快超越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羊涤生等人回忆：那时的金岳霖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金老不服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金老早已热泪盈眶”。 1956年9月29日，老金在申请加入中共的志愿书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认为我们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我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建设潮流中，因此，我申请入党。”同时，老金还写道，有几本马列的书对自己影响很大，如《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等。 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由一名自由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战士”的老金，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自己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决裂。他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两年；两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1956年除夕，毛泽东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教授吃饭。他对老金说：“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刘培育《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据老金后来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10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4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几个辣椒品尝。对这4次吃饭，老金终生念念不忘，每向人言及，神情中总透着无比得意和自豪――或许，这是老金一生中最感荣耀的事情。 老金立志改造思想与世界观的决心虽大，但又总摆脱不了旧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学好。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老金曾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他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的反驳和指责，大意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等等。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往事时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晚年的老金曾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再也不敢说“满意”。1958年2月，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批判。1960年9月29日，中科院的党组织讨论决定，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老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事传到毛泽东耳中，年底，他请老金到家中吃饭。在座的客人有章士钊和程潜，均为湖南人。老金去得最晚，一进门，毛向章、程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一句话感动得老金热泪盈眶。席间，毛对金说：“你的检讨（作者按：一年半前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没有说下去，其他人也没有追问。后来老金回忆说：“毛主席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正是老金没有理解，或者说不能理解，才导致思想观念越来越“落后”。晚年的老金深居简出，不再热衷于政治风潮了。此事被毛主席闻知，在最后一次吃饭中，毛在席间掷给老金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 回到家中，老金苦熬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谋划出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三轮车夫，每天上午拉他到王府井大街转一圈儿，如此这般风雨无阻地转了两年。笔者在采访清华一些老教授时知道老金的这一轶事，并了解到毛闻知此事后哈哈大笑，曰：“我那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他竟放到了心上，也真是愚得可以。” 1974年春，已是80岁高龄的老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的好友林徽因早已去世，梁思成也已去世两年，老金比以前更加孤独和痛苦。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梁从诫感念老金与梁家几代人的真挚友谊，于是携家搬到老金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处所同住。梁从诫一家视老金为亲父，并呼曰“金爸”，而老金也视梁从诫为子，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与梁从诫相商，特别对自己弄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中事，总是以梁从诫所说为然。 1980年11月，老金因肺炎住进首都医院，此时他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结果却弄了笑话。老金说：“哲学所的领导小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又说：自进首都医院住院后，“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 不是高级干部而被迫离开首都医院的老金，自邮电医院出院后再也不会走路了，只能长期卧床疗养。1984年10月19日，老金在北京寓所逝世，终年89岁。 （作者系纪实文学作家）
1949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原清华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知趣地提出辞职，根据吴晗等人的意见，由与中共交情尚好的金岳霖继任。几个月后，老金又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文版的翻译定稿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老金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53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要职。 据老金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老金的心一放下，不是跟着“大伙前进”，而是后来居上，很快超越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羊涤生等人回忆：那时的金岳霖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金老不服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金老早已热泪盈眶”。 1956年9月29日，老金在申请加入中共的志愿书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认为我们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我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建设潮流中，因此，我申请入党。”同时，老金还写道，有几本马列的书对自己影响很大，如《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等。 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由一名自由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战士”的老金，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自己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决裂。他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两年；两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1956年除夕，毛泽东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教授吃饭。他对老金说：“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刘培育《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据老金后来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10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4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几个辣椒品尝。对这4次吃饭，老金终生念念不忘，每向人言及，神情中总透着无比得意和自豪――或许，这是老金一生中最感荣耀的事情。 老金立志改造思想与世界观的决心虽大，但又总摆脱不了旧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学好。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老金曾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他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的反驳和指责，大意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等等。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往事时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晚年的老金曾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再也不敢说“满意”。1958年2月，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批判。1960年9月29日，中科院的党组织讨论决定，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老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事传到毛泽东耳中，年底，他请老金到家中吃饭。在座的客人有章士钊和程潜，均为湖南人。老金去得最晚，一进门，毛向章、程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一句话感动得老金热泪盈眶。席间，毛对金说：“你的检讨（作者按：一年半前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没有说下去，其他人也没有追问。后来老金回忆说：“毛主席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正是老金没有理解，或者说不能理解，才导致思想观念越来越“落后”。晚年的老金深居简出，不再热衷于政治风潮了。此事被毛主席闻知，在最后一次吃饭中，毛在席间掷给老金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 回到家中，老金苦熬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谋划出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三轮车夫，每天上午拉他到王府井大街转一圈儿，如此这般风雨无阻地转了两年。笔者在采访清华一些老教授时知道老金的这一轶事，并了解到毛闻知此事后哈哈大笑，曰：“我那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他竟放到了心上，也真是愚得可以。” 1974年春，已是80岁高龄的老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的好友林徽因早已去世，梁思成也已去世两年，老金比以前更加孤独和痛苦。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梁从诫感念老金与梁家几代人的真挚友谊，于是携家搬到老金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处所同住。梁从诫一家视老金为亲父，并呼曰“金爸”，而老金也视梁从诫为子，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与梁从诫相商，特别对自己弄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中事，总是以梁从诫所说为然。 1980年11月，老金因肺炎住进首都医院，此时他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结果却弄了笑话。老金说：“哲学所的领导小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又说：自进首都医院住院后，“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 不是高级干部而被迫离开首都医院的老金，自邮电医院出院后再也不会走路了，只能长期卧床疗养。1984年10月19日，老金在北京寓所逝世，终年89岁。 （作者系纪实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