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的 社会 和 经济 发展 给学校课程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育 发展模式亟待由量的扩张过渡到“质、量并重”，教育制度也正在进行彻底的检讨与修整。在此背景下，澳门正着手进行新的课程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调整课程决策的权力格局，设立本澳的课程基准，促进课程的本地化，尤其重视课程管理体制的调整、地区课程框架的设立、教科书制度的反省以及语言课程和校本课程的 研究 。
关键词：澳门；课程改革；课程管理体制；教科书制度
一、澳门课程改革的背景
我国澳门启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直接动因是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以及对过去课程改革的反思，而在更宽的视域里，澳门社会 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是更深层的 影响 源。 在澳门，政府对学校课程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特别是1991年的“澳门教育制度”（ 法律 第11／91／m 号）颁布以后。[1]第11／91／m 号法律对课程的意义在于从学校系统、教育目标、教学语言和学校教学自主等方面给学校课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背景，也促使政府开始关心课程 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门的课程改革在1994～1999年进入一个高潮：1994年7月18日颁布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预备班、小学教育课程组织法令（法令第38／94／m 号）和初中教育课程组织法令（法令第39／94／m 号）；1997年11月10日颁布高中课程框架法令（法令第46／97／m 号）；1994年9月还正式筹组“课程改革工作小组”，该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为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预备班、小学、初中及高中发展了全套的课程大纲，并分别与北京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合作实施了小学和初中数学、幼儿教育两个课程改革实验计划。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在澳门的课程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里程碑式的，但留给人们的思考是：为什么政府精心开发的课程大纲只在公立学校和极少数私立学校实行？澳门课程改革的方式和理念是否值得进一步反省？宏观层面的课程管理体制问题是否应纳入课程改革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成为当前澳门课程改革的重要基础。
澳门的课程改革，与澳门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澳门教育发展方向的调整有很大关系。作为澳门教育制度之根本大法的第11／91／m 号法律自1991年起实施已历时13年，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教育自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此，政府适时地启动了教育制度的检讨，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后，于2004年3月推出《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制度（法律草案咨询意见稿）》（以下简称《澳门教育制度法律草案》），对第11／91／m 号法律进行系统修订。新的教育制度对教育的基本原则、学制、教育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政治与学校的关系等都作出了新的调整，这一方面为课程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课程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此外，近十余年来澳门教育发展的方向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澳门遇到移民潮，非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就学压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持续加大，当时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扩大教育规模，为儿童提供足够的就学机会。近年来，澳门的出生率下降，非高等教育却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免费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推行，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由“量的扩张”过渡至“质、量并重”。澳门教育暨青年局自2001～2002学年起在全澳门推行小班教学，同时加大了对私立学校的财政援助，强化了教师培训。对学校课程而言，这既是加快改革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更大的挑战。 当然，澳门的课程改革必然受到澳门现时整个经济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澳门的经济近年持续快速增长，政府财政连续多年盈余，教育经费的增长为课程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另一方面，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要求学校课程解决许多新的问题。例如，随着主权回归和澳门与内地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 ）、港澳个人游和跨境自由贸易区等的实施，澳门与内地的联系更趋紧密，经贸关系和文化往来越来越密切，但从长远发展看，澳门社会还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凸显文化的多样性，具备与全世界保持全方位沟通的能力。这对学校课程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普通话要加强，葡语不能淡化， 英文 更为世界交往所必需，语言类课程如何安排？ 中国 传统文化、葡萄牙文化及 现代 多元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
学校课程必须回答的问题。再如，澳门的经济以 旅游 博彩业为主，赌权开放和博彩业务的社区化必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构成一定挑战，这是澳门教育和课程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二、澳门课程改革的目标与使命
（一）提高学校教育质量
提高教育质量是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而对澳门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早在1997年，“优质教育”问题就已引起澳门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和经验表明，澳门的学校教育在质量上有自己的长处，但在整体质量上仍有改善的空间，特别是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待提高，中文的书面表达能力需切实加强， 艺术 教育和 体育 因场地或师资的限制而落实不够，信息 科技 教育需加速发展，学校间的教育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课程变革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中心性因素，澳门课程改革应 分析 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学校课程的特点和课程发展的特殊需求，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同时还应深入分析 时代 发展对澳门教育质量的新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提升澳门教育质量的方向和重要举措。
（二）建立课程决策新机制
在课程决策机制上，澳门有两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澳门的法律赋予学校以不容质疑的课程自主权。政府在1994年和1997年曾推出旨在规范从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的学校课程的三个法令（第38／94／m 号、第39／94／m 号、第46／97／m 号），随后还以此为基础开发了一整套课程大纲，但这三个法令均以“不影响私立教育机构在行政与教学自主范围内之本身权限”为原则，政府除对为数甚少的公立学校（学生大约占学生总数的5%）的课程有直接影响外，对私立学校的课程难以起到积极的领导作用。这种决策权力分配失衡的课程决策机制，既不符合世界范围内课程决策权分配的均衡化发展方向，也有碍地区课程的必要统整及协调。
二是政府内部课程决策机制的调整。应该说，澳门政府层面的课程决策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教育委员会”、教育社团、教育工作者、新闻媒体、社会大众、立法会的议员、行政会（以前为“咨询会”）的委员在课程法律、法令的起草、咨询和审议过程中，都有机会广泛参与。但政府的课程决策机制在某些方面也需调整，比如，要进一步合理设置课程规划部门，改善决策支持系统，加强课程决策机构与咨询机构之间的沟通及协作，这都是完善政府课程决策机制应慎重对待的问题。
（三）研究并设立地区课程基准
澳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和教材历来由学校自主决定和选择，学校与学校之间在教材、教学 内容 、教学语言乃至课程设置和课程结构上都各有不同，学校间的课程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统整。[2]恰如不少学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课程管理制度能给学校以足够的空间创造性地开发具有个性的课程，[3]但在它的长期作用下，澳门基础教育质量却缺乏一个起码的基本标准，学校间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从长远看，这不利于澳门社会的发展。澳门教育应继续发挥自己的优点，让所有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但也应配合本地区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改革方向，研究并设定地区课程基准。
（四）促进课程本地化
澳门有自己的 历史 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生活环境，澳门理应有自己的课程，至少不能完全移植外面的课程。可是，有学者早已指出，澳门的课程恰恰是“价值多元的依赖型课程”。[1]“价值多元”表现在学校的课程目标因不同办学团体办学宗旨的不同而各异其趣，“依赖”则突出表现在：其一，许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以祖国内地、 台湾 、香港或其他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入学 考试 的需要为归依；其二，由于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学校自身课程教材开发能力不足，出版商也多因澳门市场太小而不愿为澳门专门开发教材，澳门绝大多数教材来自祖国的香港、台湾或内地，其中香港的教材尤其具有支配地位。
[4]
对香港教材的依附实质上意味着对香港课程大纲和课程发展方向的依附和跟从，“依赖型课程”使澳门的课程和教材不能充分反映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特点，这不利于本地区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依赖型课程”也为学生的 学习 和教师的教学平添障碍：教师没有本地化课程纲要的指引，只能囫囵吞枣地将外来教材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经常要面对与自身生活经验和周边环境相脱离的学习内容。上述情况今天虽有好转，有出版商开始提供“澳门版”的教科书，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主要在小学），所谓“澳门版”教科书大多只是“香港版”教科书的改写而已。
由此看来，促进课程本地化，应成为澳门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这既是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澳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和城市特色的需要，就教育而言，课程本地化还是教育本地化的关键和教师成长的重要基础。虽然该问题早在1991年前后有关澳门教育制度的大讨论中就受到广泛关注，[5]但课程本地化今天显然依旧是澳门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
摘要：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的 社会 和 经济 发展 给学校课程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育 发展模式亟待由量的扩张过渡到“质、量并重”，教育制度也正在进行彻底的检讨与修整。在此背景下，澳门正着手进行新的课程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调整课程决策的权力格局，设立本澳的课程基准，促进课程的本地化，尤其重视课程管理体制的调整、地区课程框架的设立、教科书制度的反省以及语言课程和校本课程的 研究 。
关键词：澳门；课程改革；课程管理体制；教科书制度
一、澳门课程改革的背景
我国澳门启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直接动因是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以及对过去课程改革的反思，而在更宽的视域里，澳门社会 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是更深层的 影响 源。 在澳门，政府对学校课程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特别是1991年的“澳门教育制度”（ 法律 第11／91／m 号）颁布以后。[1]第11／91／m 号法律对课程的意义在于从学校系统、教育目标、教学语言和学校教学自主等方面给学校课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背景，也促使政府开始关心课程 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门的课程改革在1994～1999年进入一个高潮：1994年7月18日颁布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预备班、小学教育课程组织法令（法令第38／94／m 号）和初中教育课程组织法令（法令第39／94／m 号）；1997年11月10日颁布高中课程框架法令（法令第46／97／m 号）；1994年9月还正式筹组“课程改革工作小组”，该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为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预备班、小学、初中及高中发展了全套的课程大纲，并分别与北京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合作实施了小学和初中数学、幼儿教育两个课程改革实验计划。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在澳门的课程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里程碑式的，但留给人们的思考是：为什么政府精心开发的课程大纲只在公立学校和极少数私立学校实行？澳门课程改革的方式和理念是否值得进一步反省？宏观层面的课程管理体制问题是否应纳入课程改革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成为当前澳门课程改革的重要基础。
澳门的课程改革，与澳门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澳门教育发展方向的调整有很大关系。作为澳门教育制度之根本大法的第11／91／m 号法律自1991年起实施已历时13年，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教育自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此，政府适时地启动了教育制度的检讨，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后，于2004年3月推出《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制度（法律草案咨询意见稿）》（以下简称《澳门教育制度法律草案》），对第11／91／m 号法律进行系统修订。新的教育制度对教育的基本原则、学制、教育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政治与学校的关系等都作出了新的调整，这一方面为课程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课程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此外，近十余年来澳门教育发展的方向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澳门遇到移民潮，非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就学压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持续加大，当时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扩大教育规模，为儿童提供足够的就学机会。近年来，澳门的出生率下降，非高等教育却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免费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推行，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由“量的扩张”过渡至“质、量并重”。澳门教育暨青年局自2001～2002学年起在全澳门推行小班教学，同时加大了对私立学校的财政援助，强化了教师培训。对学校课程而言，这既是加快改革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更大的挑战。 当然，澳门的课程改革必然受到澳门现时整个经济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澳门的经济近年持续快速增长，政府财政连续多年盈余，教育经费的增长为课程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另一方面，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要求学校课程解决许多新的问题。例如，随着主权回归和澳门与内地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 ）、港澳个人游和跨境自由贸易区等的实施，澳门与内地的联系更趋紧密，经贸关系和文化往来越来越密切，但从长远发展看，澳门社会还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凸显文化的多样性，具备与全世界保持全方位沟通的能力。这对学校课程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普通话要加强，葡语不能淡化， 英文 更为世界交往所必需，语言类课程如何安排？ 中国 传统文化、葡萄牙文化及 现代 多元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
学校课程必须回答的问题。再如，澳门的经济以 旅游 博彩业为主，赌权开放和博彩业务的社区化必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构成一定挑战，这是澳门教育和课程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二、澳门课程改革的目标与使命
（一）提高学校教育质量
提高教育质量是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而对澳门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早在1997年，“优质教育”问题就已引起澳门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和经验表明，澳门的学校教育在质量上有自己的长处，但在整体质量上仍有改善的空间，特别是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待提高，中文的书面表达能力需切实加强， 艺术 教育和 体育 因场地或师资的限制而落实不够，信息 科技 教育需加速发展，学校间的教育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课程变革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中心性因素，澳门课程改革应 分析 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学校课程的特点和课程发展的特殊需求，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同时还应深入分析 时代 发展对澳门教育质量的新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提升澳门教育质量的方向和重要举措。
（二）建立课程决策新机制
在课程决策机制上，澳门有两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澳门的法律赋予学校以不容质疑的课程自主权。政府在1994年和1997年曾推出旨在规范从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的学校课程的三个法令（第38／94／m 号、第39／94／m 号、第46／97／m 号），随后还以此为基础开发了一整套课程大纲，但这三个法令均以“不影响私立教育机构在行政与教学自主范围内之本身权限”为原则，政府除对为数甚少的公立学校（学生大约占学生总数的5%）的课程有直接影响外，对私立学校的课程难以起到积极的领导作用。这种决策权力分配失衡的课程决策机制，既不符合世界范围内课程决策权分配的均衡化发展方向，也有碍地区课程的必要统整及协调。
二是政府内部课程决策机制的调整。应该说，澳门政府层面的课程决策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教育委员会”、教育社团、教育工作者、新闻媒体、社会大众、立法会的议员、行政会（以前为“咨询会”）的委员在课程法律、法令的起草、咨询和审议过程中，都有机会广泛参与。但政府的课程决策机制在某些方面也需调整，比如，要进一步合理设置课程规划部门，改善决策支持系统，加强课程决策机构与咨询机构之间的沟通及协作，这都是完善政府课程决策机制应慎重对待的问题。
（三）研究并设立地区课程基准
澳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和教材历来由学校自主决定和选择，学校与学校之间在教材、教学 内容 、教学语言乃至课程设置和课程结构上都各有不同，学校间的课程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统整。[2]恰如不少学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课程管理制度能给学校以足够的空间创造性地开发具有个性的课程，[3]但在它的长期作用下，澳门基础教育质量却缺乏一个起码的基本标准，学校间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从长远看，这不利于澳门社会的发展。澳门教育应继续发挥自己的优点，让所有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但也应配合本地区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改革方向，研究并设定地区课程基准。
（四）促进课程本地化
澳门有自己的 历史 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生活环境，澳门理应有自己的课程，至少不能完全移植外面的课程。可是，有学者早已指出，澳门的课程恰恰是“价值多元的依赖型课程”。[1]“价值多元”表现在学校的课程目标因不同办学团体办学宗旨的不同而各异其趣，“依赖”则突出表现在：其一，许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以祖国内地、 台湾 、香港或其他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入学 考试 的需要为归依；其二，由于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学校自身课程教材开发能力不足，出版商也多因澳门市场太小而不愿为澳门专门开发教材，澳门绝大多数教材来自祖国的香港、台湾或内地，其中香港的教材尤其具有支配地位。
[4]
对香港教材的依附实质上意味着对香港课程大纲和课程发展方向的依附和跟从，“依赖型课程”使澳门的课程和教材不能充分反映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特点，这不利于本地区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依赖型课程”也为学生的 学习 和教师的教学平添障碍：教师没有本地化课程纲要的指引，只能囫囵吞枣地将外来教材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经常要面对与自身生活经验和周边环境相脱离的学习内容。上述情况今天虽有好转，有出版商开始提供“澳门版”的教科书，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主要在小学），所谓“澳门版”教科书大多只是“香港版”教科书的改写而已。
由此看来，促进课程本地化，应成为澳门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这既是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澳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和城市特色的需要，就教育而言，课程本地化还是教育本地化的关键和教师成长的重要基础。虽然该问题早在1991年前后有关澳门教育制度的大讨论中就受到广泛关注，[5]但课程本地化今天显然依旧是澳门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