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收对区域经济环境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经济科学·2007年第3期

环境税收对区域经济环境影响

*

的差异性分析

金艳鸣 雷 明 黄 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基于2002年全国、广东和贵州的三区域绿色社会核算矩阵(GSAM),c构建了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利用此模型主要分析征收碳税和能源税对各地区经济环境的不同影响效果,结果发现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等区域的不同特征制约了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必须要考虑地区差异性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关键词:社会核算矩阵 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能源税 碳税

一、引 言

我国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资源分布与经济区域结构不匹配。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区域经济环境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在我国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都不尽相同。东部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但是与内陆及西部地区相比,资源较为匮乏;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状况较差,尤其是西部地区。落后地区为了生存与发展,以环境损害为代价,进行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来换取经济利润,而由于我国资源交易市场不完善,资源输出地的环境利益未能得到重视和合理体现,使得落后地区利益受损,环境日益恶化,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进一步加剧。

在上述背景下,如果不考虑区域的差异性,是很难全面的评价环境政策实施的影响,因为这种区域的差异性必将导致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鉴于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建立全国模型对环境政策加以研究(Zhang Zhongxiang,1996;Xie J,1995;宣晓伟,2003等),很少考虑环境政策实施的地区差异性以及区域间资源输送带来的环境问题。本文在含有环境与资源账户的综合核算体系和传统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建立一个三区域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框架下的CGE模型,通过模拟环境税收如碳税和能源税对各地

*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地区协调发展及区域政策分析模型研究》(项目号:70233002)

的资助。

① 绿色社会核算矩阵(GSAM)是指在传统的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增设了污染治理及资源恢复等环境账户,具体可参见雷

明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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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经济环境影响,结果发现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等区域特征的不同影响了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必须要考虑地区差异性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同时也为区域间资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在我们的模型中所谓的三区域是指贵州、广东和全国其它地区。在不能将所有省份都一一列入模型的情况下,必须依据所研究的目的有所取舍,而将其它未单独考虑的省份合并成一个区域。对于模型区域的选择方面,我们主要考虑了地域差异和模型的应用——资源环境。

从地区差异性的角度来看,广东省位于沿海,其GDP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位于西部内陆,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环境资源的角度来看,目前很多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与能源开采和使用密切相关的。贵州省煤炭资源2419亿吨,探明保有储量530亿吨,居全国第五位,是我国主要的能源输出省份之

一。而广东又是一个能源资源匮乏的省份,广东的一次能源保有量仅占南方五省区域的3.5%。贵州和广东分别作为资源输出地和资源输入地,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和各自产业结构的不同,实施同样的环境政策必然导致不同的影响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区域资源-经济-环境CGE模型解决如下问题:征收同样的环境税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地区之间的差距?能源税与碳税对各地区的经济环境影响有何不同?

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述模型的数据基础——区域绿色社会核算矩阵的结构及编制;第二部分介绍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征收碳税和能源税对三个区域的经济环境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二、区域绿色社会核算矩阵——模型的数据基础

社会核算矩阵和区域间各部门的商品贸易量是构建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数据②

基础。社会核算矩阵(SAM)的编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另一种是自下而上。前者强调的是数据的一致性,后者强调的是数据的准确性。绿色社会核算矩阵采用混合式编制方法,传统核算账户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对增设的资源、环境账户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也是国内外建立环境CGE模型时普遍的数据准备方法。传统的社会核算矩阵没有体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体现能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2年全国、贵州和广东的投入产出表,借

鉴国内学者构造资源-经济-环境综合社会核算矩阵的方法,编制了相应地区的绿色社会核算矩阵。

本文的绿色社会核算矩阵与传统核算矩阵的区别在于从传统社会核算矩阵的生产部门中分离出资源恢复部门和污染治理部门,要素部门增设了资源资产占用(自然资源存量)和环境资产占用(环境资本)。资源恢复部门计算了当年新增探明储量和生产生活中节约

① 南方5省指贵州、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 ②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估计区域间的贸易流量。

③ 鉴于篇幅的限制,具体账户的价值核算可参考高颖(2006)、雷明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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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污染治理部门类似于一般生产部门,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其产出是提供净化环境的服务。资源资产占用和环境资产占用是新增设的虚拟账户,本质上是一种资本要素投入,是企业应当支付给大自然而实际上并未支付的资源环境红利。

贵州和广东作为国家内部的省级地区,除了一般的商品进出口贸易外,还包括与国内其它地区广泛的商品贸易往来。为了区分省级区域与国内其它地区之间商品调入调出和国外商品进出口的两种贸易方式,在社会核算矩阵中设置了“国外”账户和“国内其它地区”账户。

三、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介绍

基于2002年全国、贵州和广东的绿色社会核算矩阵,本文构建了比较静态的三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三个地区均有各自的生产和需求结构,地区之间通过商品贸易、要素流动而相互关联。

模型包括28个生产部门和6类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能源类资源资产、非能源类资源资产和环境资产,其中劳动力、资本和环境资产被所有的部门使用,资源资产被资源恢复部门和资源产业部门使用,土地仅仅被农业部门使用;此外根据劳动力的不同熟练程度和城乡来源被进一步分解为3种类型:农业劳动力、生产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模型假定在外部冲击下经济经过了充分调整,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就业,劳动力总供给量外生给定,部门相对工资率内生决定,而劳动力供给在部门间的配置由相对工资率决定。同时假设各地区的资本总量外生给定,资本在同一地区部门间是不完全流动的,以此反映各部门资本品在性质上的差异。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取决于各地区的相对资本汇报率和固定的转换弹性,资本市场通过价格调整来出清。特别指出的是,能源类资源资产、非能源类资源资产和环境资产都为各部门的固定要素,类似于土地要素假设本地区的环境资源资产总量固定,但地区内各部门间可以流转。要素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报酬以及资本、土地和资源环境资本的回报,主要分配到四个机构:企业、居民、政府和预算外公共部门。

居民按照地域区分为城镇和农村两大类。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报酬、资本回报、土地租金,以及从企业分配的利润;此外,居民的收入也包括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国外的汇款等等。模型假定农村居民获得全部的土地租金。居民支出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政府从生产者、居民和国外部门征收税;向居民提供转移,以及购买公共产品。政府消费和投资需求采用固定支出份额的函数刻画。模型假设库存增加全部是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中间投入的合成商品部分、居民消费、以及其它最终需求形成了对同一类Armington合成商品的总需求。

模型设定三个地区具有相同的生产结构,所有的生产部门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并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生产决策。生产过程采用多层嵌套的CES函数和Leontief生产函数描述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特别指出,污染减排部门的商品作为各个

① 本文所采用的基准模型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维护的DRCCGE模型(Dynamic Recursive Chinese CGE)。

② 28个生产部门分别为3个资源恢复部门(煤、石油和天然气恢复部门)、4个污染治理部门(废水、二氧化硫、总悬浮颗

粒物和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业)、4个资源产业部门(煤、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采掘业)和17个传统生产部门(具体可参见下文中模型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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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的中间投入和居民的最终消费品,同时环境资产可以看作是各生产部门购买的排放权,这样任何部门对于污染的处理就有两种选择,即购买排污权或者委托污染治理部门治理其排放物。污染治理部门的生产函数表示形式为

v

YA=CES(Y1,A,K,YJ,A,KA,LA;δ1j,K,δj)

v

YA为污染治理部门的产出,它是以Y1,A,K,YJ,A,KA,LA为其中间投入,δ1j,K,δj为替代弹性

构成的多层嵌套的CES合成。生产部门j的生产函数如下:

v

Yj=CES(Y1,j,K,YJ,j,Kj,Lj,δ1j,K,δj) j∈{1,K,J,A} 满足零利润条件:j∈{1,K,J,A},

∏j=pjYj−∑(1+τjj,j)pjjYjj,j−(1+τA,j)pAYA,j−(1+τL,j)pLLj−(1+τK,j)γKKj=0

jj=1J

在进口方面采用Armington假设,模型假设国内的进口需求变化不会影响进出口的国际价格。出口需求用不变弹性的需求曲线描述,其价格弹性较高但不为无穷大。

假设污染排放是由对商品的消费和生产两方面造成的,总污染由各部门产生的污染组成,而各部门的污染包括对该部门产品的消费产生的污染,该部门产品使用中间投入品产

生的污染和最终生产时产生的污染。通过污染排放系数矩阵,将生产、消费活动和各种污染物的排放联系起来。

POLp,r=∑(emic(i,p)∑XACi,h,r+emio(i,p)XPi,r+emin(p,i,j)∑XAPi,j,r)

i

h

j

emic(i,p)为各种污染物在最终消费环节的排放系数;emio(i,p)为各种污染物在生产环节的排放系数;emin(p,i,j)各种污染物在中间投入环节的排放系数;POLp,r为污染物排放量。

在本模型中,政府的实际支出外生,所有的税率和转移支付固定,而政府的实际储蓄内生。模型采用新古典闭合原则,总投资是由各储蓄组成部分之和内生决定的,即模型由“储蓄驱动”。国际收支的宏观闭合要求以世界价格计算的进口总值等于以世界价格计算的出口总值、国外净转移以及净国外资本流入之和;本模型中汇率将世界价格转换为国内价格并被视为基准价格保持不变,国外资本流入外生固定,并通过非贸易品价格的内生调整以实现对外账户的平衡。

四、环境税收对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

(1)环境税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模型通过在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两个环节同时征收碳税来降低污染。这些税以每单位排放的单位货币度量,并且加在了污染商品的中间投入价格和消费价格上。

PCi,h,r=PAi,r+∑emic(i,p)*taupolp,r

p

PXAi,j,r=PAi,r+∑emin(i,j,p)*taupolp,r

p

① 污染排放系数是按照Dessus et al.(1994)的方法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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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Ci,h,r,PXAi,j,r,PAi,r,taupolp,r分别为商品的消费价格、中间投入价格、Armington价格和污染排放税。

同理,在生产的中间投入环节和最终消费两个环节也可以同时征收能源税来降低污染。

PCi,h,r=PAi,r(1+entxe,r)

PXAi,j,r=PAi,r(1+cetxe,r)

其中entxe,r、cetxe,r分别是消费环节和中间投入环节向煤炭和石油商品征收的能源税税率。

本文主要模拟两种情景:(1)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削减10%,内生二氧化碳税;不改变其它税收,即独立碳税;(2)为了达到二氧化碳削减10%,征收的碳税大约占全国实际GDP的0.5%。设定在生产的中间投入环节和最终消费环节征收的能源税收同碳税税收相等,即为全国的0.5%,估计出能源税的税率为12%;模拟的结果如下:

表1 征收碳税和能源税对各地区的宏观经济影响(%)

碳税

实际GDP 居民消费 投资 出口 进口 地区调出 地区调入

广东

贵州

全国其它地区

-0.22 -0.29 -0.30 -0.03 -0.11 -0.32 -0.21 -1.29 -1.94

全国

广东

贵州

能源税 全国其它地区

-0.15 -0.31 -1.31 -2.06 1.13 -1.57 1.09 -1.59 -2.04

全国 -0.13 -0.29 -1.18 -1.74 0.96 - - -1.55 -1.97

-0.26 -0.17 -0.20 -3.71 0.59 - -

0.03

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 0.28 -1.53 -1.24

三个地区比较起来,碳税和能源税的征收使得贵州的实际GDP受到的损害最大,下降的幅度分别为-0.51%和-0.26%;全国的实际GDP也有略微下降分别为-0.19%和-0.13%,而广东的实际GDP却都有明显上升分别为0.22%和0.12%。其主要原因是贵州和广东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不同,贵州省能源丰富主要以煤炭开采业和电力行业为支柱产业,环境税的征收无疑增加了产业的生产成本,使得经济规模发生了萎缩;而广东省资源匮乏主要依靠其它省份的资源调入,环境税收对其影响有限,同时由于广东的经济强势地位,在其它省份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出现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广东对其它地区的商品调出或出口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其GDP增长。

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下,环境税收使得平均工资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商品价格的提高进一步使得居民消费水平下降。

本文是在生产的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环节征收能源消费税,整体来讲,各地区的大部分部门产出下降,价格水平上升,能耗水平较高的部门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见表2。成本增加最多的部门是电力供应业,广东、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区的火电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分别为2.17%、2.00%和2.77%;其次为石油化工等第二产业部门。能源税对餐饮业、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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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卫等能耗水平较低的第三产业影响较小。在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区天然气供应业部门的价格上涨幅度也很大分别为5.85%和3.98%,其主要原因是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区天然气的进口量有限,征收煤炭和石油能源税导致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增加(能源之间的替代效应),而天然气供应业因能源税的征收生产成本增加,产量降低,导致该部门价格上升。部门产出下降最为明显的为煤炭石油等开采业,主要受需求影响。

表2 能源税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产出价格影响

各地区各部门产出变化(%)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矿采业 非金属矿采业

农业

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石油化工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制品业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维修业

其它制造业 火电供应业 其它电力供应业 天然气供应业 自来水供应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 餐饮业 金融及房地产业 科教文卫及社会服务业

全国其它地区

-5.99 -7.46 -0.63 -0.09 -0.16 -0.33 -0.93 -0.13 -0.69 -2.93 -0.03 -0.23 -0.16 -2.02 -1.10 -1.02 -3.67 -0.75 1.23 -0.50 -0.16 -0.42 -0.38 -0.10

广东

贵州

全国

各部门价格变化(%) 全国其它地区

-0.10 0.58 0.40 0.00 -0.08 0.05 0.20 0.32 0.30 2.93 0.67 0.52 0.31 0.42 2.17 2.18 3.98 0.19 0.17 0.28 -0.43 0.03 0.22 -0.35

广东

贵州

-0.80 -7.65 -6.01 -6.40 -5.61 -7.39 -0.33 -1.86 -0.63 0.00 -3.34 -0.13 -0.36 -0.27 -0.17 -0.06 -0.24 -0.30 0.43 -0.88 -0.68 0.27 -0.17 -0.07 -1.03 -1.00 -2.69 0.02 -1.67 -0.04 0.53 -2.05 -0.22 -0.20 -0.30 -0.17 0.48 -2.12 -0.93 0.32 -2.06 -0.83 1.23 -0.63 -3.00 0.11 -0.71 -0.58 0.24 -0.27 1.12 -0.48 -0.52 -0.21 -0.66 -1.46 -0.46 -0.14 -1.00 -0.36 0.83 0.29 0.15 0.78 -0.34 -0.02 -0.08 0.17 0.17 1.13 1.31 1.00 0.30 0.07 2.77 2.80 5.85 0.53 0.41 0.01 0.10 0.10 0.47 -0.47

征收碳税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产出价格影响见表3。火电供应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即价格水平增加的最多,广东、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区变化的比例分别为1.45%、2.44%和1.88%,其次为石油化工和冶炼制品业等能耗水平较高的产业。碳税的征收使得各地区的煤炭采掘业产出下降最大,其次为火电供应业部门。由于能源之间的替代效应,水电等其它电力部门的产出增加。农业和餐饮业等能耗水平较低的部门产出及价格受到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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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碳税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产出价格影响

各地区各部门产出变化(%)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矿采业 非金属矿采业

农业

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石油化工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制品业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维修业

其它制造业 火电供应业 其它电力供应业 天然气供应业 自来水供应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 餐饮业 金融及房地产业 科教文卫及社会服务业

全国其它地区

-8.63 -1.50 -0.97 -0.15 -0.11 -0.08 0.79 -0.30 -0.06 -0.73 -0.74 -0.71 -0.45 -0.19 -3.89 5.50 -0.43 -0.47 -0.31 -0.33 0.03 -0.28 -0.32 0.08

广东

贵州

全国

各部门价格变化(%) 全国其它地区

-0.05 0.26 0.23 -0.21 -0.07 -0.10 -0.15 -0.02 -0.09 0.26 0.41 0.13 0.02 0.00 1.88 -0.10 -0.04 0.01 -0.06 -0.12 -0.35 -0.13 -0.11 -0.31

广东

贵州

-1.96 -11.59 -8.66 0.28

-3.86

-0.15

0.71 0.15 0.26 0.37 -0.07 -0.07 -0.16 0.03 -0.02 0.32 1.05 0.64 0.06 -0.10 2.44 0.17 0.27 0.20 0.21 -0.18 -0.20 -0.05 -0.02 -0.38

1.15 0.56 0.17

-0.61 -0.88 -1.05

0.86 -0.17 -0.02

0.37 0.36 0.02 0.56

-2.97 -3.64 -1.10 1.42

-0.55 -0.69 -0.40 0.07

3.65 0.03 0.14 0.63

6.58 -0.85 -1.14 -0.50

5.23 -0.37 -0.36 -0.22

-0.43

0.86

0.04

(2)环境税收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征收环境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减少了化石能源的消费量,进而对其它污染物的排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图1所示,碳税使得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减少10%时,其它污染物如二氧化硫(SO2)、总悬浮颗粒(TSP)和氮氧化物(NOx)的排放量都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分别为-11.35%、-9.30%和-8.19%。能源税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化石能源的使用量,进而各地污染物的排放也有所减少,二氧化碳(CO2)、二氧化硫(SO2)、总悬浮颗粒(TSP)和氮氧化物(NOx)的减排量分别为-2.0%、 -1.84%、-0.95%和-1.08%。在同样税收水平下,针对污染物含量征收的碳税减排效果要明显强于实施能源税的效果。

图1 碳税对各地区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110

从地区的角度来看,贵州省在征收碳税的情景下各种污染物相对其它地区减排的幅度最大,这与贵州省以煤炭采掘业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和拥有的资源类型相关。广东省在征收能源税的情景下,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不降反升,也说明了广东省主要以制造业等为支柱产业,经济竞争力强,在其它地区经济规模受到环境税收的影响出现萎缩的情况下,其商品能够持续占优,出口增加,总产出受到的影响有限,进而能源的使用量无明显变化,表现在大部分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图2 能源税对各地区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五、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利用三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碳税和能源税的征收对广东、贵州和全国的经济环境影响。结论为:征收污染税如碳税比征收能源税的减排效果更为显著,碳税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总体来讲要大于能源税产生的影响;制定环境政策要考虑地区间的差距性,各地区的经济结构、要素禀赋和竞争实力制约着环境策略实施的效果。如果忽视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行统一的环境税收标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环境税收对其影响很小而且有时因其产品的竞争优势反而促进其出口,使得发达地区的GDP增加;反之,落后地区经济竞争力较弱,特别是西

111

部能源密集型省份其支柱产业多是资源开采业,环境税收无疑缩小其经济规模,使得地区整体经济受损。这也说明了目前为什么我国发达地区对待各项环境政策持积极态度,而贫困地区为了保证其经济不受到环境税收的负面影响往往出现执法不严的现象。同时,在我国完善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环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鉴于模型中利用的弹性系数多来自以往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拟的结果。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利用计量模型估计出较真实的各种生产结构及消费弹性系数,进一步修正模拟的结果。同时构建动态的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模拟环境政策的长期影响提供有利的政策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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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性分析

金艳鸣 雷 明 黄 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基于2002年全国、广东和贵州的三区域绿色社会核算矩阵(GSAM),c构建了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利用此模型主要分析征收碳税和能源税对各地区经济环境的不同影响效果,结果发现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等区域的不同特征制约了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必须要考虑地区差异性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关键词:社会核算矩阵 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能源税 碳税

一、引 言

我国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资源分布与经济区域结构不匹配。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区域经济环境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在我国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都不尽相同。东部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但是与内陆及西部地区相比,资源较为匮乏;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状况较差,尤其是西部地区。落后地区为了生存与发展,以环境损害为代价,进行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来换取经济利润,而由于我国资源交易市场不完善,资源输出地的环境利益未能得到重视和合理体现,使得落后地区利益受损,环境日益恶化,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进一步加剧。

在上述背景下,如果不考虑区域的差异性,是很难全面的评价环境政策实施的影响,因为这种区域的差异性必将导致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鉴于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建立全国模型对环境政策加以研究(Zhang Zhongxiang,1996;Xie J,1995;宣晓伟,2003等),很少考虑环境政策实施的地区差异性以及区域间资源输送带来的环境问题。本文在含有环境与资源账户的综合核算体系和传统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建立一个三区域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框架下的CGE模型,通过模拟环境税收如碳税和能源税对各地

*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地区协调发展及区域政策分析模型研究》(项目号:70233002)

的资助。

① 绿色社会核算矩阵(GSAM)是指在传统的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增设了污染治理及资源恢复等环境账户,具体可参见雷

明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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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经济环境影响,结果发现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等区域特征的不同影响了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必须要考虑地区差异性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同时也为区域间资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在我们的模型中所谓的三区域是指贵州、广东和全国其它地区。在不能将所有省份都一一列入模型的情况下,必须依据所研究的目的有所取舍,而将其它未单独考虑的省份合并成一个区域。对于模型区域的选择方面,我们主要考虑了地域差异和模型的应用——资源环境。

从地区差异性的角度来看,广东省位于沿海,其GDP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位于西部内陆,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环境资源的角度来看,目前很多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与能源开采和使用密切相关的。贵州省煤炭资源2419亿吨,探明保有储量530亿吨,居全国第五位,是我国主要的能源输出省份之

一。而广东又是一个能源资源匮乏的省份,广东的一次能源保有量仅占南方五省区域的3.5%。贵州和广东分别作为资源输出地和资源输入地,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和各自产业结构的不同,实施同样的环境政策必然导致不同的影响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区域资源-经济-环境CGE模型解决如下问题:征收同样的环境税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地区之间的差距?能源税与碳税对各地区的经济环境影响有何不同?

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述模型的数据基础——区域绿色社会核算矩阵的结构及编制;第二部分介绍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征收碳税和能源税对三个区域的经济环境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二、区域绿色社会核算矩阵——模型的数据基础

社会核算矩阵和区域间各部门的商品贸易量是构建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数据②

基础。社会核算矩阵(SAM)的编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另一种是自下而上。前者强调的是数据的一致性,后者强调的是数据的准确性。绿色社会核算矩阵采用混合式编制方法,传统核算账户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对增设的资源、环境账户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也是国内外建立环境CGE模型时普遍的数据准备方法。传统的社会核算矩阵没有体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体现能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2年全国、贵州和广东的投入产出表,借

鉴国内学者构造资源-经济-环境综合社会核算矩阵的方法,编制了相应地区的绿色社会核算矩阵。

本文的绿色社会核算矩阵与传统核算矩阵的区别在于从传统社会核算矩阵的生产部门中分离出资源恢复部门和污染治理部门,要素部门增设了资源资产占用(自然资源存量)和环境资产占用(环境资本)。资源恢复部门计算了当年新增探明储量和生产生活中节约

① 南方5省指贵州、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 ②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估计区域间的贸易流量。

③ 鉴于篇幅的限制,具体账户的价值核算可参考高颖(2006)、雷明等(2006)。

105

的能源。污染治理部门类似于一般生产部门,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其产出是提供净化环境的服务。资源资产占用和环境资产占用是新增设的虚拟账户,本质上是一种资本要素投入,是企业应当支付给大自然而实际上并未支付的资源环境红利。

贵州和广东作为国家内部的省级地区,除了一般的商品进出口贸易外,还包括与国内其它地区广泛的商品贸易往来。为了区分省级区域与国内其它地区之间商品调入调出和国外商品进出口的两种贸易方式,在社会核算矩阵中设置了“国外”账户和“国内其它地区”账户。

三、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介绍

基于2002年全国、贵州和广东的绿色社会核算矩阵,本文构建了比较静态的三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三个地区均有各自的生产和需求结构,地区之间通过商品贸易、要素流动而相互关联。

模型包括28个生产部门和6类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能源类资源资产、非能源类资源资产和环境资产,其中劳动力、资本和环境资产被所有的部门使用,资源资产被资源恢复部门和资源产业部门使用,土地仅仅被农业部门使用;此外根据劳动力的不同熟练程度和城乡来源被进一步分解为3种类型:农业劳动力、生产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模型假定在外部冲击下经济经过了充分调整,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就业,劳动力总供给量外生给定,部门相对工资率内生决定,而劳动力供给在部门间的配置由相对工资率决定。同时假设各地区的资本总量外生给定,资本在同一地区部门间是不完全流动的,以此反映各部门资本品在性质上的差异。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取决于各地区的相对资本汇报率和固定的转换弹性,资本市场通过价格调整来出清。特别指出的是,能源类资源资产、非能源类资源资产和环境资产都为各部门的固定要素,类似于土地要素假设本地区的环境资源资产总量固定,但地区内各部门间可以流转。要素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报酬以及资本、土地和资源环境资本的回报,主要分配到四个机构:企业、居民、政府和预算外公共部门。

居民按照地域区分为城镇和农村两大类。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报酬、资本回报、土地租金,以及从企业分配的利润;此外,居民的收入也包括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国外的汇款等等。模型假定农村居民获得全部的土地租金。居民支出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政府从生产者、居民和国外部门征收税;向居民提供转移,以及购买公共产品。政府消费和投资需求采用固定支出份额的函数刻画。模型假设库存增加全部是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中间投入的合成商品部分、居民消费、以及其它最终需求形成了对同一类Armington合成商品的总需求。

模型设定三个地区具有相同的生产结构,所有的生产部门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并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生产决策。生产过程采用多层嵌套的CES函数和Leontief生产函数描述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特别指出,污染减排部门的商品作为各个

① 本文所采用的基准模型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维护的DRCCGE模型(Dynamic Recursive Chinese CGE)。

② 28个生产部门分别为3个资源恢复部门(煤、石油和天然气恢复部门)、4个污染治理部门(废水、二氧化硫、总悬浮颗

粒物和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业)、4个资源产业部门(煤、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采掘业)和17个传统生产部门(具体可参见下文中模型分析结果)。

106

生产部门的中间投入和居民的最终消费品,同时环境资产可以看作是各生产部门购买的排放权,这样任何部门对于污染的处理就有两种选择,即购买排污权或者委托污染治理部门治理其排放物。污染治理部门的生产函数表示形式为

v

YA=CES(Y1,A,K,YJ,A,KA,LA;δ1j,K,δj)

v

YA为污染治理部门的产出,它是以Y1,A,K,YJ,A,KA,LA为其中间投入,δ1j,K,δj为替代弹性

构成的多层嵌套的CES合成。生产部门j的生产函数如下:

v

Yj=CES(Y1,j,K,YJ,j,Kj,Lj,δ1j,K,δj) j∈{1,K,J,A} 满足零利润条件:j∈{1,K,J,A},

∏j=pjYj−∑(1+τjj,j)pjjYjj,j−(1+τA,j)pAYA,j−(1+τL,j)pLLj−(1+τK,j)γKKj=0

jj=1J

在进口方面采用Armington假设,模型假设国内的进口需求变化不会影响进出口的国际价格。出口需求用不变弹性的需求曲线描述,其价格弹性较高但不为无穷大。

假设污染排放是由对商品的消费和生产两方面造成的,总污染由各部门产生的污染组成,而各部门的污染包括对该部门产品的消费产生的污染,该部门产品使用中间投入品产

生的污染和最终生产时产生的污染。通过污染排放系数矩阵,将生产、消费活动和各种污染物的排放联系起来。

POLp,r=∑(emic(i,p)∑XACi,h,r+emio(i,p)XPi,r+emin(p,i,j)∑XAPi,j,r)

i

h

j

emic(i,p)为各种污染物在最终消费环节的排放系数;emio(i,p)为各种污染物在生产环节的排放系数;emin(p,i,j)各种污染物在中间投入环节的排放系数;POLp,r为污染物排放量。

在本模型中,政府的实际支出外生,所有的税率和转移支付固定,而政府的实际储蓄内生。模型采用新古典闭合原则,总投资是由各储蓄组成部分之和内生决定的,即模型由“储蓄驱动”。国际收支的宏观闭合要求以世界价格计算的进口总值等于以世界价格计算的出口总值、国外净转移以及净国外资本流入之和;本模型中汇率将世界价格转换为国内价格并被视为基准价格保持不变,国外资本流入外生固定,并通过非贸易品价格的内生调整以实现对外账户的平衡。

四、环境税收对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

(1)环境税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模型通过在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两个环节同时征收碳税来降低污染。这些税以每单位排放的单位货币度量,并且加在了污染商品的中间投入价格和消费价格上。

PCi,h,r=PAi,r+∑emic(i,p)*taupolp,r

p

PXAi,j,r=PAi,r+∑emin(i,j,p)*taupolp,r

p

① 污染排放系数是按照Dessus et al.(1994)的方法进行估计。

107

其中PCi,h,r,PXAi,j,r,PAi,r,taupolp,r分别为商品的消费价格、中间投入价格、Armington价格和污染排放税。

同理,在生产的中间投入环节和最终消费两个环节也可以同时征收能源税来降低污染。

PCi,h,r=PAi,r(1+entxe,r)

PXAi,j,r=PAi,r(1+cetxe,r)

其中entxe,r、cetxe,r分别是消费环节和中间投入环节向煤炭和石油商品征收的能源税税率。

本文主要模拟两种情景:(1)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削减10%,内生二氧化碳税;不改变其它税收,即独立碳税;(2)为了达到二氧化碳削减10%,征收的碳税大约占全国实际GDP的0.5%。设定在生产的中间投入环节和最终消费环节征收的能源税收同碳税税收相等,即为全国的0.5%,估计出能源税的税率为12%;模拟的结果如下:

表1 征收碳税和能源税对各地区的宏观经济影响(%)

碳税

实际GDP 居民消费 投资 出口 进口 地区调出 地区调入

广东

贵州

全国其它地区

-0.22 -0.29 -0.30 -0.03 -0.11 -0.32 -0.21 -1.29 -1.94

全国

广东

贵州

能源税 全国其它地区

-0.15 -0.31 -1.31 -2.06 1.13 -1.57 1.09 -1.59 -2.04

全国 -0.13 -0.29 -1.18 -1.74 0.96 - - -1.55 -1.97

-0.26 -0.17 -0.20 -3.71 0.59 - -

0.03

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 0.28 -1.53 -1.24

三个地区比较起来,碳税和能源税的征收使得贵州的实际GDP受到的损害最大,下降的幅度分别为-0.51%和-0.26%;全国的实际GDP也有略微下降分别为-0.19%和-0.13%,而广东的实际GDP却都有明显上升分别为0.22%和0.12%。其主要原因是贵州和广东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不同,贵州省能源丰富主要以煤炭开采业和电力行业为支柱产业,环境税的征收无疑增加了产业的生产成本,使得经济规模发生了萎缩;而广东省资源匮乏主要依靠其它省份的资源调入,环境税收对其影响有限,同时由于广东的经济强势地位,在其它省份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出现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广东对其它地区的商品调出或出口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其GDP增长。

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下,环境税收使得平均工资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商品价格的提高进一步使得居民消费水平下降。

本文是在生产的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环节征收能源消费税,整体来讲,各地区的大部分部门产出下降,价格水平上升,能耗水平较高的部门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见表2。成本增加最多的部门是电力供应业,广东、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区的火电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分别为2.17%、2.00%和2.77%;其次为石油化工等第二产业部门。能源税对餐饮业、科教

108

文卫等能耗水平较低的第三产业影响较小。在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区天然气供应业部门的价格上涨幅度也很大分别为5.85%和3.98%,其主要原因是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区天然气的进口量有限,征收煤炭和石油能源税导致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增加(能源之间的替代效应),而天然气供应业因能源税的征收生产成本增加,产量降低,导致该部门价格上升。部门产出下降最为明显的为煤炭石油等开采业,主要受需求影响。

表2 能源税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产出价格影响

各地区各部门产出变化(%)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矿采业 非金属矿采业

农业

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石油化工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制品业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维修业

其它制造业 火电供应业 其它电力供应业 天然气供应业 自来水供应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 餐饮业 金融及房地产业 科教文卫及社会服务业

全国其它地区

-5.99 -7.46 -0.63 -0.09 -0.16 -0.33 -0.93 -0.13 -0.69 -2.93 -0.03 -0.23 -0.16 -2.02 -1.10 -1.02 -3.67 -0.75 1.23 -0.50 -0.16 -0.42 -0.38 -0.10

广东

贵州

全国

各部门价格变化(%) 全国其它地区

-0.10 0.58 0.40 0.00 -0.08 0.05 0.20 0.32 0.30 2.93 0.67 0.52 0.31 0.42 2.17 2.18 3.98 0.19 0.17 0.28 -0.43 0.03 0.22 -0.35

广东

贵州

-0.80 -7.65 -6.01 -6.40 -5.61 -7.39 -0.33 -1.86 -0.63 0.00 -3.34 -0.13 -0.36 -0.27 -0.17 -0.06 -0.24 -0.30 0.43 -0.88 -0.68 0.27 -0.17 -0.07 -1.03 -1.00 -2.69 0.02 -1.67 -0.04 0.53 -2.05 -0.22 -0.20 -0.30 -0.17 0.48 -2.12 -0.93 0.32 -2.06 -0.83 1.23 -0.63 -3.00 0.11 -0.71 -0.58 0.24 -0.27 1.12 -0.48 -0.52 -0.21 -0.66 -1.46 -0.46 -0.14 -1.00 -0.36 0.83 0.29 0.15 0.78 -0.34 -0.02 -0.08 0.17 0.17 1.13 1.31 1.00 0.30 0.07 2.77 2.80 5.85 0.53 0.41 0.01 0.10 0.10 0.47 -0.47

征收碳税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产出价格影响见表3。火电供应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即价格水平增加的最多,广东、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区变化的比例分别为1.45%、2.44%和1.88%,其次为石油化工和冶炼制品业等能耗水平较高的产业。碳税的征收使得各地区的煤炭采掘业产出下降最大,其次为火电供应业部门。由于能源之间的替代效应,水电等其它电力部门的产出增加。农业和餐饮业等能耗水平较低的部门产出及价格受到的影响有限。

109

表3 碳税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产出价格影响

各地区各部门产出变化(%)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矿采业 非金属矿采业

农业

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石油化工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制品业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维修业

其它制造业 火电供应业 其它电力供应业 天然气供应业 自来水供应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 餐饮业 金融及房地产业 科教文卫及社会服务业

全国其它地区

-8.63 -1.50 -0.97 -0.15 -0.11 -0.08 0.79 -0.30 -0.06 -0.73 -0.74 -0.71 -0.45 -0.19 -3.89 5.50 -0.43 -0.47 -0.31 -0.33 0.03 -0.28 -0.32 0.08

广东

贵州

全国

各部门价格变化(%) 全国其它地区

-0.05 0.26 0.23 -0.21 -0.07 -0.10 -0.15 -0.02 -0.09 0.26 0.41 0.13 0.02 0.00 1.88 -0.10 -0.04 0.01 -0.06 -0.12 -0.35 -0.13 -0.11 -0.31

广东

贵州

-1.96 -11.59 -8.66 0.28

-3.86

-0.15

0.71 0.15 0.26 0.37 -0.07 -0.07 -0.16 0.03 -0.02 0.32 1.05 0.64 0.06 -0.10 2.44 0.17 0.27 0.20 0.21 -0.18 -0.20 -0.05 -0.02 -0.38

1.15 0.56 0.17

-0.61 -0.88 -1.05

0.86 -0.17 -0.02

0.37 0.36 0.02 0.56

-2.97 -3.64 -1.10 1.42

-0.55 -0.69 -0.40 0.07

3.65 0.03 0.14 0.63

6.58 -0.85 -1.14 -0.50

5.23 -0.37 -0.36 -0.22

-0.43

0.86

0.04

(2)环境税收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征收环境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减少了化石能源的消费量,进而对其它污染物的排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图1所示,碳税使得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减少10%时,其它污染物如二氧化硫(SO2)、总悬浮颗粒(TSP)和氮氧化物(NOx)的排放量都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分别为-11.35%、-9.30%和-8.19%。能源税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化石能源的使用量,进而各地污染物的排放也有所减少,二氧化碳(CO2)、二氧化硫(SO2)、总悬浮颗粒(TSP)和氮氧化物(NOx)的减排量分别为-2.0%、 -1.84%、-0.95%和-1.08%。在同样税收水平下,针对污染物含量征收的碳税减排效果要明显强于实施能源税的效果。

图1 碳税对各地区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110

从地区的角度来看,贵州省在征收碳税的情景下各种污染物相对其它地区减排的幅度最大,这与贵州省以煤炭采掘业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和拥有的资源类型相关。广东省在征收能源税的情景下,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不降反升,也说明了广东省主要以制造业等为支柱产业,经济竞争力强,在其它地区经济规模受到环境税收的影响出现萎缩的情况下,其商品能够持续占优,出口增加,总产出受到的影响有限,进而能源的使用量无明显变化,表现在大部分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图2 能源税对各地区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五、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利用三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碳税和能源税的征收对广东、贵州和全国的经济环境影响。结论为:征收污染税如碳税比征收能源税的减排效果更为显著,碳税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总体来讲要大于能源税产生的影响;制定环境政策要考虑地区间的差距性,各地区的经济结构、要素禀赋和竞争实力制约着环境策略实施的效果。如果忽视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行统一的环境税收标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环境税收对其影响很小而且有时因其产品的竞争优势反而促进其出口,使得发达地区的GDP增加;反之,落后地区经济竞争力较弱,特别是西

111

部能源密集型省份其支柱产业多是资源开采业,环境税收无疑缩小其经济规模,使得地区整体经济受损。这也说明了目前为什么我国发达地区对待各项环境政策持积极态度,而贫困地区为了保证其经济不受到环境税收的负面影响往往出现执法不严的现象。同时,在我国完善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环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鉴于模型中利用的弹性系数多来自以往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拟的结果。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利用计量模型估计出较真实的各种生产结构及消费弹性系数,进一步修正模拟的结果。同时构建动态的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模拟环境政策的长期影响提供有利的政策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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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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