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对别国安全的损害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和巴里·布赞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
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 ）特性。罗伯特·莱伯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意图的不确定性
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尼古拉斯·惠勒和凯恩·布思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 ）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缺乏合适的政策
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理查德·斯莫克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特征
1、善良的意图（benign intention）；2、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
3、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self-defeating/paradoxical policies）。
中国越来越重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
“安全困境”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它“不仅制造了冲突和紧张而且为诱发战争提供了动力”。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1、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mature anarchy）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
2、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共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
3、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确认他们的意图。
经过缜密的论证和分析，杰维斯认为如果能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那么特定的军事态势能够缓解安全困境：（1）在爆发战争时，防御必须被认为拥有优势；（2）一个进攻性态势必须能与一个防御性态势区分开来。
“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学领域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的存在和发生与主权国家体系紧密相联。但就主权国家的政治关系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追求安全将始终是所有国家需要最优先解决的问题。
“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当今印巴之间、朝韩之间、阿以之间仍存在着安全困境，有时表现还很活跃。研究安全困境，对于控制危机、缓解冲突、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概念的运用有扩大化的趋势。有的学者用之来解释国内冲突爆发的原因；有的则关注其在社会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还有的学者则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困境”未来的新发展。
胆小鬼游戏又称胆量游戏，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两个驾车撞向对方的死对头，都希望对方会在最后一刻转向，而自己的胆量能胜对方。胆小鬼游戏无外乎有四种结果：一是在最后一刻，甲乙双方都转向；二是甲先转向，乙获胜；三是乙先转向，甲获胜；四是甲乙都不转向，冲突或战争爆发。
胆小鬼游戏涉及甲乙两方，且双方所具备的客观游戏资源是相同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比的是“胆量”，因此决策是相对简单的。但在现实中，可能有多人或多方同时参与其中，而且游戏多方具有的资源相差很大，因此决策时要困难得多。
历史上最著名的胆量游戏是空城计。司马懿十万雄兵，对诸葛亮数千老弱残兵，因为统帅的胆量略逊一筹而贻笑大方。在这场比赛中司马懿输了。诸葛亮一向谨慎有加，而使出空城计，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无奈之举。有人曾研究指出，毛泽东一生有两个非常困难的决策。一个是在1945年和
国民党彻底决裂，一个是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两次都是在自身力量和对方相比差距非常大，而做出和对方彻底对抗的决策。由此可见，在实力相对弱小而又不得不卷入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胆量游戏中时，决策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实力弱的一方，胆量过人，也许还有胜的可能，如果胆量也弱，则必败无疑。
胆小鬼游戏中只会有一方获胜，双赢是不存在的。因此，胆小鬼游戏更多的是零和博弈。在博弈中，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对抗双方得失相加为零。可生活中纯粹对抗的事件并不是最多的，大多数看似竞争对抗的事件中，其实也蕴涵着合作的要求，比如谈判，没有妥协和合作，谈判就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在做出决策时，更应该做出双赢结果的决策。我们经常讲，WTO 是合法打架的地方，我们和别国的外贸冲突谈判，就是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把利益让给对方。
智猪博弈
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小猪踩踏板将一无所获，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食物。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踩踏板总是好的选择。
这个博弈说明，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力量强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主动出击，力量弱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等待，搭强者的便车。这个博弈可以说明许多现象。例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之所以大国说了算，就因为大国是大猪，它们参与各种事务是有代价的，但收益也大；他们不参与，小国不会参与。再如在股市上，兴风作浪的是大户，小户只能跟随大户喝一点汤。
决策启示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强者具有资源上的优势，强者往往容易做出决策，而弱者因为弱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更需要决策的艺术。对弱者来讲，如何在胆量游戏中取胜，如何在利益博弈中获得更多，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从以上两个例子当中，对弱者至少应该有如下几点启示：
其一，避免冲突。当然这是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只有拿出胆量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相对弱小的一方要避免冲突，与巨人同行，就要避免与巨人发生直接对抗。这种例子很多，比如美国在崛起时，就尽量避免与当时力量远胜于自己的英国发生直接对抗。
其二，追求双赢。弱者在与强者的竞争中不一定就是失败者，要通过努力争取最大的利益，达到互利双赢。
其三，选择好“优势策略”。弱者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势策略”。比如，一些人对中国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理解，其实这对中国的特定时期来讲，未尝不是适合自身情况的“优势策略”。同样，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甚至个人，在求得自身发展时，也要找到自身的“优势策略”。-/ 魏连启
“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对别国安全的损害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和巴里·布赞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
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 ）特性。罗伯特·莱伯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意图的不确定性
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尼古拉斯·惠勒和凯恩·布思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 ）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缺乏合适的政策
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理查德·斯莫克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特征
1、善良的意图（benign intention）；2、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
3、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self-defeating/paradoxical policies）。
中国越来越重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
“安全困境”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它“不仅制造了冲突和紧张而且为诱发战争提供了动力”。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1、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mature anarchy）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
2、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共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
3、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确认他们的意图。
经过缜密的论证和分析，杰维斯认为如果能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那么特定的军事态势能够缓解安全困境：（1）在爆发战争时，防御必须被认为拥有优势；（2）一个进攻性态势必须能与一个防御性态势区分开来。
“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学领域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的存在和发生与主权国家体系紧密相联。但就主权国家的政治关系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追求安全将始终是所有国家需要最优先解决的问题。
“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当今印巴之间、朝韩之间、阿以之间仍存在着安全困境，有时表现还很活跃。研究安全困境，对于控制危机、缓解冲突、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概念的运用有扩大化的趋势。有的学者用之来解释国内冲突爆发的原因；有的则关注其在社会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还有的学者则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困境”未来的新发展。
胆小鬼游戏又称胆量游戏，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两个驾车撞向对方的死对头，都希望对方会在最后一刻转向，而自己的胆量能胜对方。胆小鬼游戏无外乎有四种结果：一是在最后一刻，甲乙双方都转向；二是甲先转向，乙获胜；三是乙先转向，甲获胜；四是甲乙都不转向，冲突或战争爆发。
胆小鬼游戏涉及甲乙两方，且双方所具备的客观游戏资源是相同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比的是“胆量”，因此决策是相对简单的。但在现实中，可能有多人或多方同时参与其中，而且游戏多方具有的资源相差很大，因此决策时要困难得多。
历史上最著名的胆量游戏是空城计。司马懿十万雄兵，对诸葛亮数千老弱残兵，因为统帅的胆量略逊一筹而贻笑大方。在这场比赛中司马懿输了。诸葛亮一向谨慎有加，而使出空城计，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无奈之举。有人曾研究指出，毛泽东一生有两个非常困难的决策。一个是在1945年和
国民党彻底决裂，一个是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两次都是在自身力量和对方相比差距非常大，而做出和对方彻底对抗的决策。由此可见，在实力相对弱小而又不得不卷入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胆量游戏中时，决策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实力弱的一方，胆量过人，也许还有胜的可能，如果胆量也弱，则必败无疑。
胆小鬼游戏中只会有一方获胜，双赢是不存在的。因此，胆小鬼游戏更多的是零和博弈。在博弈中，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对抗双方得失相加为零。可生活中纯粹对抗的事件并不是最多的，大多数看似竞争对抗的事件中，其实也蕴涵着合作的要求，比如谈判，没有妥协和合作，谈判就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在做出决策时，更应该做出双赢结果的决策。我们经常讲，WTO 是合法打架的地方，我们和别国的外贸冲突谈判，就是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把利益让给对方。
智猪博弈
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小猪踩踏板将一无所获，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食物。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踩踏板总是好的选择。
这个博弈说明，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力量强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主动出击，力量弱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等待，搭强者的便车。这个博弈可以说明许多现象。例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之所以大国说了算，就因为大国是大猪，它们参与各种事务是有代价的，但收益也大；他们不参与，小国不会参与。再如在股市上，兴风作浪的是大户，小户只能跟随大户喝一点汤。
决策启示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强者具有资源上的优势，强者往往容易做出决策，而弱者因为弱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更需要决策的艺术。对弱者来讲，如何在胆量游戏中取胜，如何在利益博弈中获得更多，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从以上两个例子当中，对弱者至少应该有如下几点启示：
其一，避免冲突。当然这是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只有拿出胆量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相对弱小的一方要避免冲突，与巨人同行，就要避免与巨人发生直接对抗。这种例子很多，比如美国在崛起时，就尽量避免与当时力量远胜于自己的英国发生直接对抗。
其二，追求双赢。弱者在与强者的竞争中不一定就是失败者，要通过努力争取最大的利益，达到互利双赢。
其三，选择好“优势策略”。弱者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势策略”。比如，一些人对中国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理解，其实这对中国的特定时期来讲，未尝不是适合自身情况的“优势策略”。同样，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甚至个人，在求得自身发展时，也要找到自身的“优势策略”。-/ 魏连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