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松龄亦儒亦农的身份、自然与农村环境决定了他诗歌“接地性”的视角，生命际遇、现实环境与内心世界的碰撞赋予作品丰富的生命意象。定位在“草根”阶层的蒲松龄，把富有农家特色的意象砸碎揉捏加以重构，在无我、有我的虚实之境中，为我们书写了一个仕途失意人建构在土地之上的人之“真性”。 关键词：接地性；蒲松龄；诗歌；生态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当代诗人北岛曾说：“写诗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否则诗人很容易被职业毁了。这就像野兽和家畜的区别。野兽怎么活法儿，诗人就该怎么活法儿。” [1]这句话放在蒲松龄身上，是最恰当不过。《聊斋志异》的灼灼光辉带来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但却也隐约遮蔽着他另一面的真实与实在——作为科举路上不得志者苦中求乐的真实感悟。蒲松龄内心最深处感情的体现，是在不被他当做“职业”的创作中，是在他生活的热土上，诗性地展现着毫无羁绊的自由精神。 在诗歌与《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系于“和”的主体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即尊重物象的存在，引发由外及内的体验，并产生物我和谐的精神生态感悟。这一生态意蕴的展现，是一种寄托和喻指，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究其根本，它们都是建构在作者真实自然的感悟上的，是作者对这个世界最直观的感受，以自然生态体验抒发由此而生的人生感悟。从时间上来看，蒲松龄现存诗作从他三十岁到他去世前一年横跨了四十四年；从空间上来看，这些诗歌的写作地点多在作者的家乡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或是几次赴济南考试途中，记录着作者一生的足迹。因此，我认为，蒲松龄诗歌同他的小说，细致入微地展现着他的思想、意向、精神、情趣，也饱含他对山水自然的感悟以及由此而生的人生思考。 我们读蒲松龄诗歌，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泥土芬芳，可以说极大地体现了他本人及其作品的“接地性”。“接地”，简而言之就是从生活实际出发，从具体现象出发，从个体的人出发。“接地”实际上就是与大地的根脉相接，万物的根脉在大地，生命生成于大地。于此我们还需深层理解“接地”：一是接自然生态、地理环境之地，因一切皆由此而生，是生命之根；二是接生产生活之地，这是生成、养育人的身体、心灵之地。显然，后者植生于前者。本文所论蒲松龄的诗歌的“接地性”，以及其所蕴含的生态意味，首先是就前者而言的，即便是论及到后者，也无法别离自然、身体及环境之根，无法别离精神原发之地。具体到蒲松龄的诗作，我们可以形容它们有着“接地”或“及物”的特点。第一，蒲松龄没有成功取得科举功名，他的诗歌甚至也没有真正进入过当时的齐鲁诗坛，他很少走出淄川，因而也就无法像“居庙堂之高”的朝廷诗人那般咏歌赋诗，而是俯身于世俗民间，以其感同身受的经历叙写民间“生态”——家乡的自然山水、节令农事、物性人态、田园情韵等等；第二，这种由“接地”而产生的宝贵“亲历感”绝不等同于某些为创作而行的“体验生活”，因而这些诗作也不应该是“应时之作”，而是发源自“本于心”的内在精神，融于创作主体自由诗意化的情感体验及在生态源发地的“栖居”。这种生命活动是由内而外、自始至终的，是蒲松龄诗歌体现“接地性”的生态之根。 一、自然生态滋养与沁浸乡村生活 蒲松龄困足于乡野生活，这令他对农村环境和农业生产十分熟悉，以亦农亦儒的身份细致入微地描写着身边的农事。蒲松龄早期极为关注自然事物，这一点上，他的山水诗不仅继承发扬了传统山水田园诗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的风韵与气质，也注重自我的感官体验，以贴近土地的低姿态塑造着诗歌中一个又一个的诗意境界。“身在瓮盎中，仰看飞鸟渡。南山北山云，千株万株树。但见山中人，不见山中路” ① （《青石关》），短短几句，就把看到的自然景物都说了个遍，一步一景，由彼及此，诗人置身于一片茫茫绿影之中，与自然万类物种融为一体，此消彼长，真正步入无我之境；“雨余青嶂列烟寰，岭下农人荷笠还。系马斜阳一回首，故园已隔万重山”（《雨后次岩庄》），在这里，烟雨蒙蒙，青山隐现，别离的渐行渐远，回首望时水天相连，这一刻难道不曾天人皆悲？夜深人静之时也是诗人动情之时；“月落蘋花霜满汀，湖中潮气晓冥冥。萤流宿草江云黑，雾暗秋郊鬼火青。万里风尘南北路，一蓑烟雨短长亭”（《早行》），深秋夜晚的月、霜打的花和雾气蒙蒙的湖面，此时此刻仿佛也被植入了生气，此可谓“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这一幕幕身旁村落小情小景的书写与展现，为我们敞开了一扇农家文人赏析山水田园的崭新之门，这种相伴一生的乡土气质是靠岁月分分秒秒堆积而来的，无法替代也无力割舍。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有着“水”崇拜的习俗，无论是《诗经》里的水边恋歌，还是魏晋时期文人先贤凭水而聚，都是诗人喜水风气渐起的见证。查阅蒲松龄现存的一千多首诗，我们也同样发现了诗人对于水的深刻喜爱，满目是水，情思波荡。有声势浩大的江河湖海——“秋色平湖绿接天”（《〈途中〉其一》）的静寂，”长河万里泻回澜”（《宿王家营》）的辽阔，“一曲棹歌烟水碧”（《黄河晓渡》）的离别，“百尺楼头湖海气”（《平河桥贻孙树百》）的豪放；有自然气象的烟雨霜雪——“细雨溪花染白云”（《留别》）的恬淡，“暗锁愁云咽秋雨”（《夜坐悲歌》）的苦楚，“雪篱深处人人酒”（《元宵酒阑作》）的伤情。蒲松龄常常在水边活动，他也同样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水联系起来。他诗中的水符号凝聚着特定的美学思想、生命情怀和入世精神。从表面上看，他的水意象是喻指多元的，不同场合不同的“水”富含不同的意蕴。总体上说，在这个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蕴含着诗人单纯的初衷——借此抒发主体的自我价值。在他看来，滔滔江海、淡淡星雨、绵绵薄暮等水意象往往都指向一种“流逝”的含义，用水来暗示或宣泄其人生的失意。这就不难解释蒲松龄诗歌中常常用水意象来抒发离别之情，客愁与仕途失意和以此产生的精神上的迷茫，这些忧愁都饱含着失落和遗憾，是价值的失落，是人生无果的遗憾，失去了次次机遇，遗憾着度日如年的时光。蒲松龄大量使用身边平凡而常见的水意象，正是契合了他某种气场和心性，诗人的生命精神就是这样一种无限流逝、渐行渐远的哲学意味，这一种玄远幽深恰恰成为诗人体现其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趣的最切合载体。在“天人合一”思想的预设下，他找到了人与自然亲和共融的契合点，体味到了个体与社会、与自然、宇宙的精妙而又复杂的关系。 中国作为农耕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草根诗人”的蒲松龄在创作之中，在书写农事时也用了较多的笔墨，这些时刻环绕在他身边的生产与生活经过日积月累地铺垫，已经成为他身体与精神的一部分。蒲松龄对乡村“由感而知”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历来其他文人的或把农村视为归隐，或暂时逃避现实以求心灵安宁与平静的过渡体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种发源已久、近于原始却又世代传承的农耕活动，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生态”意味：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农耕经济的特点——封闭性、狭隘性、保守性、自给自足性以及对外界依赖较小。农业、农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因而这些特点形成的农耕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影响着个体的人的生活习性及人格心理与情感，人的行为方式，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甚至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具体到蒲松龄来说，他并没有高于农民的优越感，更没有远离农村的疏离感，他熟悉农村的每一处细节，洞悉农民的每一种表情、话语与情感，用他特有的低视角为我们呈现农村特有的风情面貌图景。“晴岚隐秀围茅屋，野蝶随香扑豆篱”，（《山村》）一派农家恬然之乐的景象；《喜雨》中，“柳墨笼烟生晓色”，引得“花村赛社走农人”，把农家喜雨的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但诗人最终也不忘在“藓苔初长青犹涩，禾黍新苏绿未均”的早春时节里“止愁官税费艰辛”；《田雀行》描写了“口枯舌噪空号呼”、“摘笠挂竿头，闯然如人竖”的盛大哄雀场景；《采莲曲》捕捉到“两船相望隔菱茭，一笑低头眼暗抛”的微妙表情，又想到“他日人知与郎遇，片言谁信不曾交”的心底情思，道出了农家年轻女子羞怯又妩媚的青春气息。然而，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劳动阶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自古以来就过着“地里刨食”的悲苦日子，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也不例外。在他的大多数农村题材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到他独特的深沉与厚重：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与熏陶，有着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也放眼农民的种种贫穷与悲苦，真实再现当时农民生活的处境与状况。康熙十年，蒲松龄以江南水患为题材的作品有《清水潭决口》、《夜坐悲歌》等；在家乡旱情多发之时作《七月酷暑》、《旱甚》、《喜雨口号》、《喜闻雨信》等表达对“久旱逢甘霖”的期盼，以及焦灼与渴望的悯农心情；病虫灾害来临时，他有感而发的《蝗来》、《捕蝻歌》等作品，以大量嘈杂混乱捕虫场景的描写让人身临其境，表达诗人强烈的忧虑、无力感和痛心之情。另外，因各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国人饥荒、农人流离失所，蒲松龄作《流民》、《饿人》、《离乱》、《饭肆》等，反映出农民生活的凄苦、遭遇的悲惨，以及人生的忧虑，呈现种种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他在那样的环境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农村社会境况，写身边人，写农村事，写农家情，用一种来自底层的声音，书写一个“接地气”的自然乡土生态。 王德胜认为，没有对生命本身的热情，没有对生命发展的精神深思，也就没有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把握基点。这种对生命的虔敬与信仰，要求克服人自大的主体意志，自觉地将生命存在肯定为人、自然、社会的共享价值，在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性方面追求一种特定的平衡 [2]。蒲松龄虽一生苦于功名，困于场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忽略大自然的生命给予，而是既包含诗人的痴情与赤诚，也不失世俗的务实与柔情，他的诗歌与《聊斋志异》中自然物的生命存在和生命运动都向我们传达着蒲松龄的价值评判标准——以平等的态度关注和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彼此互馈的重要性。“芳草青青院柳长，一庭春色近东墙。狡鬟不解东风恨，笑折花枝戏玉郎”（《戏酬孙树百》），一派闲情诗意；“银沙乱树接遥岑，春日凝寒晓色侵。青草每从愁里发，白云多向梦中深”（《河堤远眺》），是诗人对自然生命一任天性的欣赏；“春树楼台净晚晖，山城日暖草初肥。归来题凤人何处，月下空庭鹤自飞。”（《还自城中，知如水见访，感赋此作》）由远及近，由近到远，以静生动，动静皆宜。在蒲松龄的诗中，一切自然事物不是被看上去美，而是“美在自美”，是“美在平凡”、“美在土地”，不是被赋予了人的灵性，而是自然物本身的“物皆自得”，是一切皆有泥土孕育生长出来的自然灵性。蒲松龄的根就在生他养他的这方大地上，其诗的特点也是反映了这方土地的特点。 二、生态意象的创制：《聊斋》与“蒲诗”的虚实互补 蒲松龄作为一个“完整而全面”的人，在诗歌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世界，充满着富有农家特色的生态意象，字里行间流露段段和善而美妙的动人韵律。同样，灵异多姿的聊斋世界里，在尊重和如实反映自然事物和现象之上，加以作者的大胆想象，建构起自然实物“人化”、现实的人“物化”、现实世界“虚化”的奇幻世界。我所理解的“完整而全面”，即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有着丰富的关系，在“天、人、物、我”四个向度上，充分扩展自己的生命表现形态。蒲松龄的“完整而全面”恰恰是通过他诗歌作品和《聊斋志异》共同呈现，二者缺一不可。 在写情写景上，一方面，蒲松龄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历代文人墨客都热衷于歌咏山水，寄情自然美景。另一方面，他创造性地将感性自然与理性的生命个体相结合，以表现他对底层劳苦人民生产生活的深刻理解，切身感受百姓疾苦，情为所动。现实生活中，虎、狼、蛇、鼠、犬这些动物与传统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蒲松龄在其诗歌中有着诸多的描写，如《养猫词》、《蝗来》、《养蚕词》、《田雀行》等。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创造的《义犬》、《义鼠》、《侠禽》等篇章中的奇幻之象也同样源于现实生活。在描述虎、狼、蛇、鼠、犬凶猛及丑陋的动物时，蒲松龄往往描写它们的“义”与“侠”，冠以人类的“仁义”、“侠肝义胆”及“惩恶扬善”的品质，这来自底层人性深处的幻想美化和丰富着生产劳动，寄期望于未来，以虚幻写现实。 在蒲松龄诗歌作品中，描写女子的诗句偶有出现，如《闺情》中的“妾如云中雁”、“弃妾空房常独守”，《古意》中的“踟蹰拈金针，栀子结同心”，“妾心在此结”，字句间流露着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女子作为社会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弱势；清冷的毫无情感游离的婚后生活，诉说着特定年代里，农家女子处于贫困和男尊女卑双重重压下的不幸遭遇。而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女子篇章很多。这里的女子往往化身于狐狸甚至美丽的山间植物，是善与美的化身，是降临凡间的精灵。她们不仅带有封建社会中女性应有的贤良淑德，还带有些许对爱情的向往和实现自我的个人使命，她们的到来都预示着美好而幸福的未来，如《婴宁》中的婴宁，《绿衣女》中的小绿蜂、《香玉》中的香玉等，她们的出现恰如其分地成为蒲松龄对美好未来的寄托：美丽动人的女子、闲淡恬静的农家生活、心想事成的仙术和完全脱离土地与世俗的自由。这里的女子与蒲松龄诗歌中的种种“弃妇”形象截然不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蒲松龄巧借想象与虚构达到了一种他现实人生中永远不能抵达的完美场景，他或感性或理智地表达着自己对生存境遇的无奈。这种无奈一方面让他远离自己的现实生活，能够以轻松笔调描写一个个男女相爱的场景，反复揣摩一个个细小如微的情感变化；另一方面，无奈也为他思考和理解人生之苦累有了一种理性的自觉。总之，现实是虚幻之源。 当论及艺术与生命的关系时，宗白华认为“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表现其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艺术品之表现，为一种生命的表现，作家之生命的表现” [3] （P545），艺术是高层次的生命表现形式。没有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活动，便失去了孕育艺术的土地。创作没有生命活动的艺术世界，美和艺术不复存在。生命对艺术创作极为重要，生命律动贯穿于创作活动的各个过程，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自由穿梭，是创作主体关于物象的心灵激荡。具体到蒲松龄来说，他生命的世界是一个矛盾对立的世界，外部的自然、社会以及生存环境，内部的心理、精神品格和人生意向，皆处于极度对立状态。这种精神与情感的张力让深陷陋室的蒲松龄无力解忧与发泄，物质上的空虚导致他精神上的无限扩张，就此引发他对生命、人生、宇宙的全面思考与感知上的整体建构。从聊斋幻化性的虚性状态到他诗歌的实在性中，我们看到了蒲松龄的全面性，既是虚实相间，又是相互补充。他能够凭诗歌与小说在现实与虚幻间游走，正是借助“生命”这个承载一切可能的载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在这里，他享受着一切生命带给他的灵感。首先，是自然给予的生命，是花草、树木，是高山、湖泊，是自然。其次，是自然之上孕育的人的生命，他们生成、生长、生产、生活，在此之上，建构起传递信息、能量的复杂关系网。现实和虚幻交叉的世界里，蒲松龄逍遥，自由，超越现世、穿越梦魇、游历幻境，俯身花草虫兽，交游鬼仙妖媚。诗歌中直观现实的残酷，使得蒲松龄在浑然虚化的聊斋世界中营造出种种幸福场景，借此对现实中永远不会降临的美好以慰藉。蒲松龄有些诗作直抒胸臆，针砭时弊，略去了聊斋“物性”向“人性”转换的曲折，直接表达情意；有些诗作寓情于景、以小见大，看似写情，实则是一种有感于自然、土地、生命的哲意。相对于诗歌作品现实性的特点，聊斋世界就有些“超现实”了。这种“超现实”并非单纯地凭空想象，而是将现实与作者内心的感悟的现实相糅合，以一种生命艺术化的过程呈现。《聊斋志异》中众多“人化物”、“物化人”意象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多维度流动，使得时间、空间的无限拓展，把理想与未来变得近在咫尺。随虚实有别，但最终我仍将“虚”与“实”的统一归结到蒲松龄的“完整而全面”上：以一种“接地”的视角，以一种尊重万物的姿态，以一种超然的生命体验，搭建了一个现实世界与虚拟艺术世界的桥梁。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聊斋志异》的“虚”还是诗歌创作的“实”，都来自自然土地、农耕土地、艺术土地的浸染，是“物格”与“人格”的交融，万事万物都因这接地的亲切感而灵性逸动。 三、有我与无我的生态交融：“蒲诗”对人的“真性”绘制 钱谷融曾提出“文学是人学” [4] （P22）的口号，人与文学、艺术的独特关系使得这一命题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地被讨论、诠释。首先，人是作品的创作主体。其次，一切作家的作品都是其人格与“文格”多重体现，正所谓“文如其人”。第三，作品是面向人而作的。最后，好的作品最终是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说通过文学去研究全面而系统的人，通过某件作品去考量某一特定社会历史年代某些人或某一个人，都是说得通的。暂且不论《聊斋志异》的举世瞩目，在蒲松龄以“接地”为主要特性的众多诗歌里，在他营造的虚拟与现实世界的交汇互通中，在他身体与灵魂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中，通过“有我”与“无我”，“物化”与“人化”的多向维度，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蒲松龄对“人性”生生不息、源于本心的真实展现。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5] （P2）在夹缝与恍惚中生存，在饱受煎熬的同时，长达一生的坎坷给予蒲松龄常人难得的经历与视角，任思维和灵魂无限游离，品尝“人间百味”，感悟自然恢弘。“社后娇莺唤春去，雨余芳草伴愁生”（《清明》），一个愁字道出了人生的些许无奈，多样的选择也造就了多元的生命轨迹；“谁知白雪清风渺，犹待青莲旧谱兴”（《古历亭》），“遥忆麦田深半尺，相将着屐一窥园”（《四月初七喜雨》），“少年虎帐著英声，凤诏飞褒细柳营”（《赠邑丞》），种种诗句，皆表现了蒲松龄将人生命个体的短暂轮回与自然物的生生不息相连，展现出诗人博大的生态视野。这些生态视角的展现绝非偶然，而是源于蒲松龄的自由精神。可以这样说，蒲松龄本人，通过诗歌表达一种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借以寄托的“真性”就是人的真正自由，借以不断创造新的生命，达到身体和灵魂的无拘无束、永无止境。而这一“真性”最终来自于就是他脚下这方孕育万物的土地。以上种种，唯有超然物外的心性，通过反复地厚重地悟才能达到。然而，就像现在有许多人不认同“80后”、“90 后”一样，蒲松龄在那个年代也被归入“另类”的一群。“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他无力反驳却又早已经历尽沧桑，其中的惊悚苦楚只有他自己才能领会，而现实已经被他验证过了很多次：很多残酷、很少幸福。同类故事还在发生，外人懵然不知。同样，《聊斋志异》的初衷，也是蒲松龄一生的追逐：在本真里变成熟，在作品中寻找希望。 蒲松龄之所以能够做到“无我”、“独善其身”、“以乐其志”，并且能够在诗歌中描绘出一个巨大的“人”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人的“真性”的参悟过程也是渐进性的。从过程上看，蒲松龄一开始也是积极入世的，有着年轻人的热血沸腾。放眼他的一生，他期待的是功名，是实至名归的褒赏，是随之而来的金钱、名利与光宗耀祖，他也坚信这些最终都来临。但现实的残酷由不得他自由，只能随波逐流。他不得不深深地埋葬掉所有壮志豪情，转而以一种不得已的状态生存：村野田园、家长里短、脚下泥土乃至自然万物都成了他眼中的风景。群山、湖水、烟潮、风雨、鸟兽、草树都一一成了他倾诉的对象。后期的蒲松龄道出了与身处时代共存共舞的悲欢，当他只放眼眼前事物，只专注于脚下泥土时，他尤其对人生及其价值的冥思更加地深入沉郁、撩拨人心。此时，功利和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便显得不重要了，真正与自然融合，俯身土地，消融于自然与大地的无我之境中。些许“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维《送别》）的禅意，“此处无声胜有声”。也许他的真正想要的是“羡君城市作山林，世味萧然静不侵”（《赠友人李希梅》）那样的生活，最大的抱怨也只是“生涯岁岁拥寒虹，事业无成鬓欲庞”（《遣怀》），发一发牢骚便又以“天苟欲生人，不必理所有”（《西二豆薄收》）来安慰自己，觉得万事万物必有其存在的价值和规律，无需自暴自弃，抱以“忽然得良酿，尽釂但顷刻”（《与王玉斧对酌倾谈》）的自负心态，追逐身体与灵魂的“无我”自由。 蒲松龄是与众不同的。首先，官场上“失志于时”的人很多，譬如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皆有“出世”的经历。但蒲松龄不同，他得不到官场上崭露头角的机会，科举失意、终生不第造就了他完全来自民间的创作背景与情感。其次，从根本上说，蒲松龄是一个诗人，他以自己独特“无我”的姿态诗意地活着，“我看见整个人类的形象/是一个委身屈膝的顺从者，而诗人、艺术家、英雄/和所有不屈不挠者，是他头上的短发/在风中挺立。” [6] （P138）蒲松龄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是现实的人生和现实中的理想。同时，他虽受世间之“累”，但却通过“我自有故步，无需羡邯郸”（《拙叟行》）姿态，迎接这难以解脱的失意。生活和创作的“接地性”，使他能够多方面且直接地观察并体悟自然现象，并且实在地表达真挚感情，尤其是对物的多样性的描绘更加直接。1949年，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现今从事写作的青年男女已经忘记了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然而，唯有此种内心冲突才能孕育出佳作，因为只有这种冲突才值得书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烦恼。” [7]也许，蒲松龄正是通过这种书写“内心冲突”的方式，也正是经历过这一真实的冲突过程，才能书写如此多优美的诗篇，铸造起一个魔术幻化般的高塔。“碌碌如群僚，目中早已空”（《代笏》）这种无限自然的状态无疑是美的；“深院无人夜清冷，天风吹处暗香飘”（《志梦》）也有逆境求美的欣然；“垂老倦飞恋茅衡，心境闲暇梦宜适”（《斗室》），暮年之将材忠心系国的抱负与洒脱。这一切都是源于蒲松龄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深刻感悟，在他眼中的每一天都是一个不同于往的崭新世界，光怪陆离并且生命不息。 蒲松龄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生态美意蕴并非无源之水，他的这一思想大致可以追寻几方面的源泉。“诗人”这个头衔在蒲松龄看来，似乎避之不及，对诗歌的痴迷和对入仕的渴望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无法调和地折磨着他的内心，终其一生。也许是命运对他的眷顾，读书人一旦入仕，必然将得失于功名，这使得他始终保留自己内心的一块“处女地”。在这块自由之地上，他理想化的情境、理想化的人物、悠然自得的各种生物，静的和动的、美的和丑的，充实着这一世界，不断平衡着他内心的那架天平。蒲松龄在农村的土地上，与山水自然、万类万物对话中感悟到了自然之神的爱抚，也同样感悟到了大自然万种生灵对于人性真善美的意义所在，他的一笔一划写出了山水自然与人同样作为本真存在的永生轮回。同时，蒲松龄来自底层的农家知识分子身份让他有了更多思考生命的时间与空间，不得入仕使得他没有一种开阔宏大的生命感悟，扎根于农村生活让他自然而然珍惜生命、感悟生命与万物相知相识，对儒道文化的吸收使得他能积极向上又不失本色的生活。他的生态思想来自他脚下的热土，来自他对生活的感悟，和对那个时代，那个文化经久不息的传承和扬弃。他所运用的可能只是一个清末没落文人谋于生计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却让我们体味到生命在任何时刻都在生根、发芽、生长，任何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就能引发一场内心深处的风起云涌。 另外，蒲松龄的生态意蕴源于儒道互补精神。他对庄子思想自觉汲取，他曾编纂《庄列选略》，并认为“余素噬其书”，“唯与弟子辈闭门叹赏”。或许正是对老庄思想的浸染，他才能在理想的幻灭和人生的不幸中重识自然。蒲松龄对人生本真的探求，对自然万物的崇尚，反对为人处事的伪饰与不真诚，正是庄子“精诚”思想的传承与发扬。在蒲松龄的许多诗文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老庄标举的“全性保真，抱朴守拙”的哲学思想。除此之外，东晋陶渊明的人格与诗作也深深地影响着蒲松龄的创作，这些传承让蒲松龄得意消解现实人生的痛苦，能在困境中得以解脱，更重要的是使他保存了与自然对话、敬仰生命，真诚生活的纯美品格，这种品格与他的诗人情性共同构成了蒲松龄生态意蕴的主要来源。 参考文献： [1]王寅.野兽怎么活，诗人就该怎么活——北岛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 特罗姆[N].南方周末，2011-1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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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龄亦儒亦农的身份、自然与农村环境决定了他诗歌“接地性”的视角，生命际遇、现实环境与内心世界的碰撞赋予作品丰富的生命意象。定位在“草根”阶层的蒲松龄，把富有农家特色的意象砸碎揉捏加以重构，在无我、有我的虚实之境中，为我们书写了一个仕途失意人建构在土地之上的人之“真性”。 关键词：接地性；蒲松龄；诗歌；生态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当代诗人北岛曾说：“写诗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否则诗人很容易被职业毁了。这就像野兽和家畜的区别。野兽怎么活法儿，诗人就该怎么活法儿。” [1]这句话放在蒲松龄身上，是最恰当不过。《聊斋志异》的灼灼光辉带来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但却也隐约遮蔽着他另一面的真实与实在——作为科举路上不得志者苦中求乐的真实感悟。蒲松龄内心最深处感情的体现，是在不被他当做“职业”的创作中，是在他生活的热土上，诗性地展现着毫无羁绊的自由精神。 在诗歌与《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系于“和”的主体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即尊重物象的存在，引发由外及内的体验，并产生物我和谐的精神生态感悟。这一生态意蕴的展现，是一种寄托和喻指，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究其根本，它们都是建构在作者真实自然的感悟上的，是作者对这个世界最直观的感受，以自然生态体验抒发由此而生的人生感悟。从时间上来看，蒲松龄现存诗作从他三十岁到他去世前一年横跨了四十四年；从空间上来看，这些诗歌的写作地点多在作者的家乡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或是几次赴济南考试途中，记录着作者一生的足迹。因此，我认为，蒲松龄诗歌同他的小说，细致入微地展现着他的思想、意向、精神、情趣，也饱含他对山水自然的感悟以及由此而生的人生思考。 我们读蒲松龄诗歌，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泥土芬芳，可以说极大地体现了他本人及其作品的“接地性”。“接地”，简而言之就是从生活实际出发，从具体现象出发，从个体的人出发。“接地”实际上就是与大地的根脉相接，万物的根脉在大地，生命生成于大地。于此我们还需深层理解“接地”：一是接自然生态、地理环境之地，因一切皆由此而生，是生命之根；二是接生产生活之地，这是生成、养育人的身体、心灵之地。显然，后者植生于前者。本文所论蒲松龄的诗歌的“接地性”，以及其所蕴含的生态意味，首先是就前者而言的，即便是论及到后者，也无法别离自然、身体及环境之根，无法别离精神原发之地。具体到蒲松龄的诗作，我们可以形容它们有着“接地”或“及物”的特点。第一，蒲松龄没有成功取得科举功名，他的诗歌甚至也没有真正进入过当时的齐鲁诗坛，他很少走出淄川，因而也就无法像“居庙堂之高”的朝廷诗人那般咏歌赋诗，而是俯身于世俗民间，以其感同身受的经历叙写民间“生态”——家乡的自然山水、节令农事、物性人态、田园情韵等等；第二，这种由“接地”而产生的宝贵“亲历感”绝不等同于某些为创作而行的“体验生活”，因而这些诗作也不应该是“应时之作”，而是发源自“本于心”的内在精神，融于创作主体自由诗意化的情感体验及在生态源发地的“栖居”。这种生命活动是由内而外、自始至终的，是蒲松龄诗歌体现“接地性”的生态之根。 一、自然生态滋养与沁浸乡村生活 蒲松龄困足于乡野生活，这令他对农村环境和农业生产十分熟悉，以亦农亦儒的身份细致入微地描写着身边的农事。蒲松龄早期极为关注自然事物，这一点上，他的山水诗不仅继承发扬了传统山水田园诗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的风韵与气质，也注重自我的感官体验，以贴近土地的低姿态塑造着诗歌中一个又一个的诗意境界。“身在瓮盎中，仰看飞鸟渡。南山北山云，千株万株树。但见山中人，不见山中路” ① （《青石关》），短短几句，就把看到的自然景物都说了个遍，一步一景，由彼及此，诗人置身于一片茫茫绿影之中，与自然万类物种融为一体，此消彼长，真正步入无我之境；“雨余青嶂列烟寰，岭下农人荷笠还。系马斜阳一回首，故园已隔万重山”（《雨后次岩庄》），在这里，烟雨蒙蒙，青山隐现，别离的渐行渐远，回首望时水天相连，这一刻难道不曾天人皆悲？夜深人静之时也是诗人动情之时；“月落蘋花霜满汀，湖中潮气晓冥冥。萤流宿草江云黑，雾暗秋郊鬼火青。万里风尘南北路，一蓑烟雨短长亭”（《早行》），深秋夜晚的月、霜打的花和雾气蒙蒙的湖面，此时此刻仿佛也被植入了生气，此可谓“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这一幕幕身旁村落小情小景的书写与展现，为我们敞开了一扇农家文人赏析山水田园的崭新之门，这种相伴一生的乡土气质是靠岁月分分秒秒堆积而来的，无法替代也无力割舍。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有着“水”崇拜的习俗，无论是《诗经》里的水边恋歌，还是魏晋时期文人先贤凭水而聚，都是诗人喜水风气渐起的见证。查阅蒲松龄现存的一千多首诗，我们也同样发现了诗人对于水的深刻喜爱，满目是水，情思波荡。有声势浩大的江河湖海——“秋色平湖绿接天”（《〈途中〉其一》）的静寂，”长河万里泻回澜”（《宿王家营》）的辽阔，“一曲棹歌烟水碧”（《黄河晓渡》）的离别，“百尺楼头湖海气”（《平河桥贻孙树百》）的豪放；有自然气象的烟雨霜雪——“细雨溪花染白云”（《留别》）的恬淡，“暗锁愁云咽秋雨”（《夜坐悲歌》）的苦楚，“雪篱深处人人酒”（《元宵酒阑作》）的伤情。蒲松龄常常在水边活动，他也同样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水联系起来。他诗中的水符号凝聚着特定的美学思想、生命情怀和入世精神。从表面上看，他的水意象是喻指多元的，不同场合不同的“水”富含不同的意蕴。总体上说，在这个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蕴含着诗人单纯的初衷——借此抒发主体的自我价值。在他看来，滔滔江海、淡淡星雨、绵绵薄暮等水意象往往都指向一种“流逝”的含义，用水来暗示或宣泄其人生的失意。这就不难解释蒲松龄诗歌中常常用水意象来抒发离别之情，客愁与仕途失意和以此产生的精神上的迷茫，这些忧愁都饱含着失落和遗憾，是价值的失落，是人生无果的遗憾，失去了次次机遇，遗憾着度日如年的时光。蒲松龄大量使用身边平凡而常见的水意象，正是契合了他某种气场和心性，诗人的生命精神就是这样一种无限流逝、渐行渐远的哲学意味，这一种玄远幽深恰恰成为诗人体现其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趣的最切合载体。在“天人合一”思想的预设下，他找到了人与自然亲和共融的契合点，体味到了个体与社会、与自然、宇宙的精妙而又复杂的关系。 中国作为农耕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草根诗人”的蒲松龄在创作之中，在书写农事时也用了较多的笔墨，这些时刻环绕在他身边的生产与生活经过日积月累地铺垫，已经成为他身体与精神的一部分。蒲松龄对乡村“由感而知”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历来其他文人的或把农村视为归隐，或暂时逃避现实以求心灵安宁与平静的过渡体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种发源已久、近于原始却又世代传承的农耕活动，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生态”意味：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农耕经济的特点——封闭性、狭隘性、保守性、自给自足性以及对外界依赖较小。农业、农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因而这些特点形成的农耕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影响着个体的人的生活习性及人格心理与情感，人的行为方式，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甚至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具体到蒲松龄来说，他并没有高于农民的优越感，更没有远离农村的疏离感，他熟悉农村的每一处细节，洞悉农民的每一种表情、话语与情感，用他特有的低视角为我们呈现农村特有的风情面貌图景。“晴岚隐秀围茅屋，野蝶随香扑豆篱”，（《山村》）一派农家恬然之乐的景象；《喜雨》中，“柳墨笼烟生晓色”，引得“花村赛社走农人”，把农家喜雨的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但诗人最终也不忘在“藓苔初长青犹涩，禾黍新苏绿未均”的早春时节里“止愁官税费艰辛”；《田雀行》描写了“口枯舌噪空号呼”、“摘笠挂竿头，闯然如人竖”的盛大哄雀场景；《采莲曲》捕捉到“两船相望隔菱茭，一笑低头眼暗抛”的微妙表情，又想到“他日人知与郎遇，片言谁信不曾交”的心底情思，道出了农家年轻女子羞怯又妩媚的青春气息。然而，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劳动阶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自古以来就过着“地里刨食”的悲苦日子，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也不例外。在他的大多数农村题材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到他独特的深沉与厚重：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与熏陶，有着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也放眼农民的种种贫穷与悲苦，真实再现当时农民生活的处境与状况。康熙十年，蒲松龄以江南水患为题材的作品有《清水潭决口》、《夜坐悲歌》等；在家乡旱情多发之时作《七月酷暑》、《旱甚》、《喜雨口号》、《喜闻雨信》等表达对“久旱逢甘霖”的期盼，以及焦灼与渴望的悯农心情；病虫灾害来临时，他有感而发的《蝗来》、《捕蝻歌》等作品，以大量嘈杂混乱捕虫场景的描写让人身临其境，表达诗人强烈的忧虑、无力感和痛心之情。另外，因各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国人饥荒、农人流离失所，蒲松龄作《流民》、《饿人》、《离乱》、《饭肆》等，反映出农民生活的凄苦、遭遇的悲惨，以及人生的忧虑，呈现种种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他在那样的环境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农村社会境况，写身边人，写农村事，写农家情，用一种来自底层的声音，书写一个“接地气”的自然乡土生态。 王德胜认为，没有对生命本身的热情，没有对生命发展的精神深思，也就没有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把握基点。这种对生命的虔敬与信仰，要求克服人自大的主体意志，自觉地将生命存在肯定为人、自然、社会的共享价值，在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性方面追求一种特定的平衡 [2]。蒲松龄虽一生苦于功名，困于场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忽略大自然的生命给予，而是既包含诗人的痴情与赤诚，也不失世俗的务实与柔情，他的诗歌与《聊斋志异》中自然物的生命存在和生命运动都向我们传达着蒲松龄的价值评判标准——以平等的态度关注和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彼此互馈的重要性。“芳草青青院柳长，一庭春色近东墙。狡鬟不解东风恨，笑折花枝戏玉郎”（《戏酬孙树百》），一派闲情诗意；“银沙乱树接遥岑，春日凝寒晓色侵。青草每从愁里发，白云多向梦中深”（《河堤远眺》），是诗人对自然生命一任天性的欣赏；“春树楼台净晚晖，山城日暖草初肥。归来题凤人何处，月下空庭鹤自飞。”（《还自城中，知如水见访，感赋此作》）由远及近，由近到远，以静生动，动静皆宜。在蒲松龄的诗中，一切自然事物不是被看上去美，而是“美在自美”，是“美在平凡”、“美在土地”，不是被赋予了人的灵性，而是自然物本身的“物皆自得”，是一切皆有泥土孕育生长出来的自然灵性。蒲松龄的根就在生他养他的这方大地上，其诗的特点也是反映了这方土地的特点。 二、生态意象的创制：《聊斋》与“蒲诗”的虚实互补 蒲松龄作为一个“完整而全面”的人，在诗歌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世界，充满着富有农家特色的生态意象，字里行间流露段段和善而美妙的动人韵律。同样，灵异多姿的聊斋世界里，在尊重和如实反映自然事物和现象之上，加以作者的大胆想象，建构起自然实物“人化”、现实的人“物化”、现实世界“虚化”的奇幻世界。我所理解的“完整而全面”，即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有着丰富的关系，在“天、人、物、我”四个向度上，充分扩展自己的生命表现形态。蒲松龄的“完整而全面”恰恰是通过他诗歌作品和《聊斋志异》共同呈现，二者缺一不可。 在写情写景上，一方面，蒲松龄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历代文人墨客都热衷于歌咏山水，寄情自然美景。另一方面，他创造性地将感性自然与理性的生命个体相结合，以表现他对底层劳苦人民生产生活的深刻理解，切身感受百姓疾苦，情为所动。现实生活中，虎、狼、蛇、鼠、犬这些动物与传统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蒲松龄在其诗歌中有着诸多的描写，如《养猫词》、《蝗来》、《养蚕词》、《田雀行》等。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创造的《义犬》、《义鼠》、《侠禽》等篇章中的奇幻之象也同样源于现实生活。在描述虎、狼、蛇、鼠、犬凶猛及丑陋的动物时，蒲松龄往往描写它们的“义”与“侠”，冠以人类的“仁义”、“侠肝义胆”及“惩恶扬善”的品质，这来自底层人性深处的幻想美化和丰富着生产劳动，寄期望于未来，以虚幻写现实。 在蒲松龄诗歌作品中，描写女子的诗句偶有出现，如《闺情》中的“妾如云中雁”、“弃妾空房常独守”，《古意》中的“踟蹰拈金针，栀子结同心”，“妾心在此结”，字句间流露着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女子作为社会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弱势；清冷的毫无情感游离的婚后生活，诉说着特定年代里，农家女子处于贫困和男尊女卑双重重压下的不幸遭遇。而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女子篇章很多。这里的女子往往化身于狐狸甚至美丽的山间植物，是善与美的化身，是降临凡间的精灵。她们不仅带有封建社会中女性应有的贤良淑德，还带有些许对爱情的向往和实现自我的个人使命，她们的到来都预示着美好而幸福的未来，如《婴宁》中的婴宁，《绿衣女》中的小绿蜂、《香玉》中的香玉等，她们的出现恰如其分地成为蒲松龄对美好未来的寄托：美丽动人的女子、闲淡恬静的农家生活、心想事成的仙术和完全脱离土地与世俗的自由。这里的女子与蒲松龄诗歌中的种种“弃妇”形象截然不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蒲松龄巧借想象与虚构达到了一种他现实人生中永远不能抵达的完美场景，他或感性或理智地表达着自己对生存境遇的无奈。这种无奈一方面让他远离自己的现实生活，能够以轻松笔调描写一个个男女相爱的场景，反复揣摩一个个细小如微的情感变化；另一方面，无奈也为他思考和理解人生之苦累有了一种理性的自觉。总之，现实是虚幻之源。 当论及艺术与生命的关系时，宗白华认为“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表现其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艺术品之表现，为一种生命的表现，作家之生命的表现” [3] （P545），艺术是高层次的生命表现形式。没有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活动，便失去了孕育艺术的土地。创作没有生命活动的艺术世界，美和艺术不复存在。生命对艺术创作极为重要，生命律动贯穿于创作活动的各个过程，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自由穿梭，是创作主体关于物象的心灵激荡。具体到蒲松龄来说，他生命的世界是一个矛盾对立的世界，外部的自然、社会以及生存环境，内部的心理、精神品格和人生意向，皆处于极度对立状态。这种精神与情感的张力让深陷陋室的蒲松龄无力解忧与发泄，物质上的空虚导致他精神上的无限扩张，就此引发他对生命、人生、宇宙的全面思考与感知上的整体建构。从聊斋幻化性的虚性状态到他诗歌的实在性中，我们看到了蒲松龄的全面性，既是虚实相间，又是相互补充。他能够凭诗歌与小说在现实与虚幻间游走，正是借助“生命”这个承载一切可能的载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在这里，他享受着一切生命带给他的灵感。首先，是自然给予的生命，是花草、树木，是高山、湖泊，是自然。其次，是自然之上孕育的人的生命，他们生成、生长、生产、生活，在此之上，建构起传递信息、能量的复杂关系网。现实和虚幻交叉的世界里，蒲松龄逍遥，自由，超越现世、穿越梦魇、游历幻境，俯身花草虫兽，交游鬼仙妖媚。诗歌中直观现实的残酷，使得蒲松龄在浑然虚化的聊斋世界中营造出种种幸福场景，借此对现实中永远不会降临的美好以慰藉。蒲松龄有些诗作直抒胸臆，针砭时弊，略去了聊斋“物性”向“人性”转换的曲折，直接表达情意；有些诗作寓情于景、以小见大，看似写情，实则是一种有感于自然、土地、生命的哲意。相对于诗歌作品现实性的特点，聊斋世界就有些“超现实”了。这种“超现实”并非单纯地凭空想象，而是将现实与作者内心的感悟的现实相糅合，以一种生命艺术化的过程呈现。《聊斋志异》中众多“人化物”、“物化人”意象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多维度流动，使得时间、空间的无限拓展，把理想与未来变得近在咫尺。随虚实有别，但最终我仍将“虚”与“实”的统一归结到蒲松龄的“完整而全面”上：以一种“接地”的视角，以一种尊重万物的姿态，以一种超然的生命体验，搭建了一个现实世界与虚拟艺术世界的桥梁。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聊斋志异》的“虚”还是诗歌创作的“实”，都来自自然土地、农耕土地、艺术土地的浸染，是“物格”与“人格”的交融，万事万物都因这接地的亲切感而灵性逸动。 三、有我与无我的生态交融：“蒲诗”对人的“真性”绘制 钱谷融曾提出“文学是人学” [4] （P22）的口号，人与文学、艺术的独特关系使得这一命题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地被讨论、诠释。首先，人是作品的创作主体。其次，一切作家的作品都是其人格与“文格”多重体现，正所谓“文如其人”。第三，作品是面向人而作的。最后，好的作品最终是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说通过文学去研究全面而系统的人，通过某件作品去考量某一特定社会历史年代某些人或某一个人，都是说得通的。暂且不论《聊斋志异》的举世瞩目，在蒲松龄以“接地”为主要特性的众多诗歌里，在他营造的虚拟与现实世界的交汇互通中，在他身体与灵魂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中，通过“有我”与“无我”，“物化”与“人化”的多向维度，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蒲松龄对“人性”生生不息、源于本心的真实展现。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5] （P2）在夹缝与恍惚中生存，在饱受煎熬的同时，长达一生的坎坷给予蒲松龄常人难得的经历与视角，任思维和灵魂无限游离，品尝“人间百味”，感悟自然恢弘。“社后娇莺唤春去，雨余芳草伴愁生”（《清明》），一个愁字道出了人生的些许无奈，多样的选择也造就了多元的生命轨迹；“谁知白雪清风渺，犹待青莲旧谱兴”（《古历亭》），“遥忆麦田深半尺，相将着屐一窥园”（《四月初七喜雨》），“少年虎帐著英声，凤诏飞褒细柳营”（《赠邑丞》），种种诗句，皆表现了蒲松龄将人生命个体的短暂轮回与自然物的生生不息相连，展现出诗人博大的生态视野。这些生态视角的展现绝非偶然，而是源于蒲松龄的自由精神。可以这样说，蒲松龄本人，通过诗歌表达一种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借以寄托的“真性”就是人的真正自由，借以不断创造新的生命，达到身体和灵魂的无拘无束、永无止境。而这一“真性”最终来自于就是他脚下这方孕育万物的土地。以上种种，唯有超然物外的心性，通过反复地厚重地悟才能达到。然而，就像现在有许多人不认同“80后”、“90 后”一样，蒲松龄在那个年代也被归入“另类”的一群。“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他无力反驳却又早已经历尽沧桑，其中的惊悚苦楚只有他自己才能领会，而现实已经被他验证过了很多次：很多残酷、很少幸福。同类故事还在发生，外人懵然不知。同样，《聊斋志异》的初衷，也是蒲松龄一生的追逐：在本真里变成熟，在作品中寻找希望。 蒲松龄之所以能够做到“无我”、“独善其身”、“以乐其志”，并且能够在诗歌中描绘出一个巨大的“人”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人的“真性”的参悟过程也是渐进性的。从过程上看，蒲松龄一开始也是积极入世的，有着年轻人的热血沸腾。放眼他的一生，他期待的是功名，是实至名归的褒赏，是随之而来的金钱、名利与光宗耀祖，他也坚信这些最终都来临。但现实的残酷由不得他自由，只能随波逐流。他不得不深深地埋葬掉所有壮志豪情，转而以一种不得已的状态生存：村野田园、家长里短、脚下泥土乃至自然万物都成了他眼中的风景。群山、湖水、烟潮、风雨、鸟兽、草树都一一成了他倾诉的对象。后期的蒲松龄道出了与身处时代共存共舞的悲欢，当他只放眼眼前事物，只专注于脚下泥土时，他尤其对人生及其价值的冥思更加地深入沉郁、撩拨人心。此时，功利和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便显得不重要了，真正与自然融合，俯身土地，消融于自然与大地的无我之境中。些许“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维《送别》）的禅意，“此处无声胜有声”。也许他的真正想要的是“羡君城市作山林，世味萧然静不侵”（《赠友人李希梅》）那样的生活，最大的抱怨也只是“生涯岁岁拥寒虹，事业无成鬓欲庞”（《遣怀》），发一发牢骚便又以“天苟欲生人，不必理所有”（《西二豆薄收》）来安慰自己，觉得万事万物必有其存在的价值和规律，无需自暴自弃，抱以“忽然得良酿，尽釂但顷刻”（《与王玉斧对酌倾谈》）的自负心态，追逐身体与灵魂的“无我”自由。 蒲松龄是与众不同的。首先，官场上“失志于时”的人很多，譬如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皆有“出世”的经历。但蒲松龄不同，他得不到官场上崭露头角的机会，科举失意、终生不第造就了他完全来自民间的创作背景与情感。其次，从根本上说，蒲松龄是一个诗人，他以自己独特“无我”的姿态诗意地活着，“我看见整个人类的形象/是一个委身屈膝的顺从者，而诗人、艺术家、英雄/和所有不屈不挠者，是他头上的短发/在风中挺立。” [6] （P138）蒲松龄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是现实的人生和现实中的理想。同时，他虽受世间之“累”，但却通过“我自有故步，无需羡邯郸”（《拙叟行》）姿态，迎接这难以解脱的失意。生活和创作的“接地性”，使他能够多方面且直接地观察并体悟自然现象，并且实在地表达真挚感情，尤其是对物的多样性的描绘更加直接。1949年，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现今从事写作的青年男女已经忘记了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然而，唯有此种内心冲突才能孕育出佳作，因为只有这种冲突才值得书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烦恼。” [7]也许，蒲松龄正是通过这种书写“内心冲突”的方式，也正是经历过这一真实的冲突过程，才能书写如此多优美的诗篇，铸造起一个魔术幻化般的高塔。“碌碌如群僚，目中早已空”（《代笏》）这种无限自然的状态无疑是美的；“深院无人夜清冷，天风吹处暗香飘”（《志梦》）也有逆境求美的欣然；“垂老倦飞恋茅衡，心境闲暇梦宜适”（《斗室》），暮年之将材忠心系国的抱负与洒脱。这一切都是源于蒲松龄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深刻感悟，在他眼中的每一天都是一个不同于往的崭新世界，光怪陆离并且生命不息。 蒲松龄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生态美意蕴并非无源之水，他的这一思想大致可以追寻几方面的源泉。“诗人”这个头衔在蒲松龄看来，似乎避之不及，对诗歌的痴迷和对入仕的渴望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无法调和地折磨着他的内心，终其一生。也许是命运对他的眷顾，读书人一旦入仕，必然将得失于功名，这使得他始终保留自己内心的一块“处女地”。在这块自由之地上，他理想化的情境、理想化的人物、悠然自得的各种生物，静的和动的、美的和丑的，充实着这一世界，不断平衡着他内心的那架天平。蒲松龄在农村的土地上，与山水自然、万类万物对话中感悟到了自然之神的爱抚，也同样感悟到了大自然万种生灵对于人性真善美的意义所在，他的一笔一划写出了山水自然与人同样作为本真存在的永生轮回。同时，蒲松龄来自底层的农家知识分子身份让他有了更多思考生命的时间与空间，不得入仕使得他没有一种开阔宏大的生命感悟，扎根于农村生活让他自然而然珍惜生命、感悟生命与万物相知相识，对儒道文化的吸收使得他能积极向上又不失本色的生活。他的生态思想来自他脚下的热土，来自他对生活的感悟，和对那个时代，那个文化经久不息的传承和扬弃。他所运用的可能只是一个清末没落文人谋于生计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却让我们体味到生命在任何时刻都在生根、发芽、生长，任何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就能引发一场内心深处的风起云涌。 另外，蒲松龄的生态意蕴源于儒道互补精神。他对庄子思想自觉汲取，他曾编纂《庄列选略》，并认为“余素噬其书”，“唯与弟子辈闭门叹赏”。或许正是对老庄思想的浸染，他才能在理想的幻灭和人生的不幸中重识自然。蒲松龄对人生本真的探求，对自然万物的崇尚，反对为人处事的伪饰与不真诚，正是庄子“精诚”思想的传承与发扬。在蒲松龄的许多诗文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老庄标举的“全性保真，抱朴守拙”的哲学思想。除此之外，东晋陶渊明的人格与诗作也深深地影响着蒲松龄的创作，这些传承让蒲松龄得意消解现实人生的痛苦，能在困境中得以解脱，更重要的是使他保存了与自然对话、敬仰生命，真诚生活的纯美品格，这种品格与他的诗人情性共同构成了蒲松龄生态意蕴的主要来源。 参考文献： [1]王寅.野兽怎么活，诗人就该怎么活——北岛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 特罗姆[N].南方周末，2011-10-15（10）. [2]王德胜.“亲和”的美学[J].陕西师大学报，2001，（4）. [3]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一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4]钱谷融.钱谷融文论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5]人间词话[M].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6]黄灿然.奇迹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7]张继矿.威廉·福克纳《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译文探讨[J].内江 师范学院学报，2004，（3）. （责任编辑 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