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以贵州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为例
文海雷1 曹伟2
(1.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2.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1摘要: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是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中国的重要实践成果,两者分别被称为中国生博物馆的“一代模式”和“二代模式”。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相对贵州的“一代模式” 在具体运作上有了许多创新,模式更为成熟,两者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也面临许多诸如人才匮乏、旅游业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等许多问题。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西南地区;传承;保护
“Eco-Museum(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人于格·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于1971年提出。生态博物馆区别于传统博物馆相的特性主要表现在: 前者被清晰地界定为拥有一定藏品的静态的特定建筑, 在将文化遗产搬移到其中的同时, 这些遗产也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及其所处的环境, 显得支离破碎;而后者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之上, 即文化遗产应原状地、动态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和环境中。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博物馆的新型博物馆形态,自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就迅速在欧美地区被付诸实践,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支重要力量。八十年代,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传入中国,在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及各方的努力下,1998年10月31,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正式诞生,这是中国首次践行“文1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CX2011SP48 作者简介:
1.文海雷 (1985—),男,汉族,籍贯:山西垣曲,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民族文物与民族博物馆。
2.曹 伟 (1986—),男,汉族,籍贯:四川江油,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民族文物与文化遗产。
指导教师:杨明 根秋登子
化原生地整体性保护”的生态博物馆理念。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许多地区的民族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因此亟待加强保护。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西南地区诞生至今,西南地区的贵州、广西等地都先后兴起了建设生态博物馆的热潮,兴建了为数众多的民族生态博物馆,其中以贵州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最为引人瞩目,也最具代表性。本文就以贵州和广西生态博物馆群为例来探讨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
一、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简介
(一)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自1998年中挪合作建成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之后,贵州又陆续建成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构成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分别用以保存苗族、布依族、侗族和在当地占人口少数的古老汉族的文化,这四个博物馆又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1、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
梭嘎生态博物馆位于六枝特区境内,这里生活着一个苗族的分支——长角苗,长角苗至今仍保持着简单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虽然生活方式简单,但婚嫁丧葬等习俗却隆重繁复,还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及服饰艺术。
2、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
堂安是一座典型的侗家山寨,这里有保存完整的鼓楼、戏楼、民居等侗族代表性建筑,古朴实用美观;村民还擅长演唱多声部无伴奏的侗族大歌,整个堂安侗寨都具有浓郁的侗家风情。因此被著名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赞称为“人类返璞归真的范例”,也被很多专家视为一个典型的侗族文化空间载体。
3、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
镇山生态博物馆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向山的村寨。明万历年间,汉将李仁宇进驻镇山,后与布依族长期联姻至今已17代。两种民族文化和平共存,村寨中的武庙、土地庙、民居布局和室内装饰、供奉的神位属于汉族文化;生活习俗则以布依族习惯为主。村内既完整地保存着屯兵的石墙、三合院民居、武庙等遗存,又保存着木构架的石板房,体现出汉族和布依族民居不同的建筑风格。
4、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
隆里是一座典型的汉族古城,基本上保留了公元1385年建立军屯的格局,是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城内居住多为明代“南征北调”时军人的后裔,饮食、穿着、习俗等仍保留着浓厚的汉文化特点。城内现存典型民居宗祠40余幢。隆里古城是明代中央政权强化对边远地区统治的产物,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对于研究我国明代卫所制度、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广西生态博物馆群
2003年,广西率先在全国开始探索民族文化“联合体”保护模式,启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 工程”,即由广西民族博物馆带动辐射,在全区各地新建10个专业生态博物馆。广西生态博物馆群遵照“文化原地保护”的理念,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居民参与”的方式,把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结成一个“联合体”,共同承担起政府实施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任务。这种科学家和村民紧密结合的形式被著名博物馆学者苏东海教授称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模式”。
广西的十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全部建成开馆,它们分别是: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那坡黑
衣壮生态博物馆、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金秀坳瑶民族生态博物馆。这十个博物馆构成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分别用以保存广西的瑶族、侗族、壮族、汉族、京族和苗族文化。
二、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对比研究
(一)两者的共同点
首先,基于相同的理念。两者都是基于我国博物馆界对生态博物馆理念认知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因此两者生态博物馆选址标准十分相似,都是选择在民族文化传统保留较好的原生态村庄。贵州和广西都是民族大省,少数民族总人口数和世居少数民族数量都非常多,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且各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特色鲜明,样式和内涵也十分丰富,因此两地生态博物馆大多建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两地的一些汉族村落也极具特色,具备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础条件,因此两地也都有保护汉族小群体文化的生态博物馆。
其次,建立的背景相同。两省区生态博物馆都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相对比较缓慢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慢,因此大都保存着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同时这些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文化开始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在与强大的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显得十分脆弱,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开始发生变化,保护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已经迫在眉睫。
(二)两者的不同点
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整体运行方式的不同。贵州生态博物馆群是一个空洞的群体,缺乏来自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和互动,没有一个核心机构的引导与带动,没能形成一个有效联系与协作的整体,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而广西生态博物馆群则一开始就确立了“1+10”的模式,广西民族博物馆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提供人力、物力、技术、设备等支持,10个生态博物馆作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长期工作站和民族文化研究基地,向其提供藏品和研究成果,并通过网络,搭建资源共享及展示平台,形成优势互补、互动互益的格局。无疑广西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一般都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的出现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出现的产物,缺乏内生的主动性,当地居民的关注点更多的还在于自身生活状况的改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1+10”的模式能够整合系统资源,弥补专业人才匮乏的状况,所以,广西模式更有利于生态博物馆在民族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不错的选择。
(三)广西模式的创新之处
首创“三江模式”。 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在规划建设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展示中心与保护范围异地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保护区范围大, 管理模式新颖, 在目前国内已建成的生态博物馆中独树一帜, 是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在实践中对生态博物馆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三江模式”得到了国内外生态博物馆界专家的高度赞扬。
与贵州模式不同,广西模式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农村中建立的生态博物馆要想持续发展,必然要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担负起消除贫困的任务;只有消除贫困,才能唤起当地居民保护自身文化的信心。例如,南丹县以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建设为契机,调整项目、整合资源,以县乡公路、乡村公路建设和60万元的饮水工程、改造400多户村民用厕的国际援助项目为工作重点,解决了当地的交通、饮水等一系列的民生问题,“露天厕、泥泞道、肩挑水、垃圾成堆”终于成为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以其科学的保护与传承理念,引导着相对贫困的农村寻求更理想的脱贫致富之路,其效益与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范畴。
广西模式还把旅游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有机结合起来,为生态博物馆的发
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为此,广西提出了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思路:即在保护区内建立若干个文化生态示范村和民族文化传习馆,开展传习活动;打造以旅游、手工艺生产、民族风情表演为主体的文化产业链,使群众在经济获利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发展民族文化遗产。融水甚至计划将生态博物馆的保护范围小桑村按照旅游景点的要求开发,公司、生态博物馆、村寨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公司共同管理。
总之,贵州生态博物馆的“一代模式”和广西的“二代模式”都是我国对生态博物馆理论的有益实践;广西的“二代模式”是在总结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从本地实际出发形成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新模式,是生态博物馆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进展,为今后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
三、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问题与反思
(一)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面临的问题
1、传统民族文化面临外部强势文化的冲击
建立生态博物馆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外部的文化伴随着游客的进入传到原先相对封闭的社区,必然会对当地居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会将现代都市的文化因素带回来,使得原先传统的生活逐渐发生变化。现代传媒强大影响力也使得传统文化遭到强烈冲击,作为高效的信息传载工具,电视、广播、电信、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对社会的覆盖范围、传导速度、影响效果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看法;而传统文化传承的手段落后,影响微弱,民间艺术、习俗、礼仪、服饰、观念以及传统社群组织与活动结构等都受到直接的威胁。
2、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民族文化面临“分裂”和“庸俗化”的倾向
在生态博物馆运行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即生态博物馆所在区域在发展旅游业的时候为了迎合部分游客的求新、求异、求奇的心理,而把原有的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将不真实或只是部分真实的内容呈现给观众;对部分民族文化的展示庸俗化。具体表现为优劣不分,精华与糟粕混杂甚至把糟粕当精华;生搬硬套,“标新立异”地制造一些民族地区根本不存在的假民族文化或把一个民族其它支系的文化拿来当作这个支系的文化等。这样就使得博物馆社区原来保持一体的族群文化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给游客“看”的部分;另一部分是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沿袭的部分。这种状况加速了社区族群文化的嬗变,对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是产生很大的威胁,不利于实现生态博物馆“文化原生态保护”的基本理念。
3、缺乏本社区本民族的博物馆专业人才
由于博物馆所在社区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山寨,到大城市中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少数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由于各种原因大多也不愿再回到家乡村寨工作,缺乏本社区本民族的专业人才是现在中国生态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问题。这种状况不利于践行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的理念,也会影响到“文化原生态保护”目的的实现。
(二)对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建议
1、处理好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民族文化的保护应该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 “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的基本理念。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与自然遗产,不能为了发展旅游、促进居民增收而把保护放在其次,那样就违背了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开发旅游来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提供财力支持;而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也有助于发掘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展示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美感。通过保护性开发,完全有可能使现代旅游业与民族文化嫁接,实现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
的良性互动。
2、正确看待与处理民族文化的嬗变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继承、发展和扬弃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快有慢。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但我们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何能在变化中保持民族文化特色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具体拿捏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应该承认民族文化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应该是基于生态博物馆社区自身的逻辑,这个社区的文化力量应处于主导地位,靠社区文化的拥有者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本身的生态制衡去实现这个嬗变,最终决定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不能用外部的强力去干涉。
3、在本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中培养一批生态博物馆专业人才
现在建成的生态博物馆普遍缺乏本社区的专业人才,在本社区中选拔并培养人才符合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的基本理念。生态博物馆区域内的社区居民是当地文化的拥有者,让本社区居民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与管理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提升当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今后要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和专业博物馆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一批愿意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一份贡献的本社区居民,为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结语:
生态博物馆是保护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式。这些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的建立,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二代模式”,为以后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民族地区众多的国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一定要从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违背生态博物馆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形式,探索一套属于自己的模式,更好地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服务。
参考文献:
[1]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2]段阳萍.中国西南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3]刘渝.中国生态博物馆现状分析[J].学术论坛,2011,(12).
[4]周真刚.生态博物馆社区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为个案[J].广西民族研究,2006,(03).
[5]吴伟峰.从民族生态博物馆看广西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广西民族研究,2007,(02).
[6]蒙涓.浅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建设[J].老区建设,2009,(04).
[7]孔令远,贾坤.生态博物馆在保护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J].学术探索,2009(04).
[8] 余勇,田金霞.旅游环境中民族文化的生态适应性变化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01).
Eco-Museum and national culture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ake the Guizhou and Guangxi
Eco-Museum group as an example
Hai lei Wen1 Wei Cao 2
(1.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2.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Guizhou and Guangxi Eco-Museum group is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idea of ecological museums in China, they are respectively known as the " generation model " and " the two generation model " of ChineseEco-Museum. Guangxi ecological museum group is more mature and has many innovation relative to Guizhou's " generation model". They all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ethnic culture, however face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talent shortag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prot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Keywords: Ecological Museum;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outhwest area;
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以贵州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为例
文海雷1 曹伟2
(1.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2.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1摘要: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是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中国的重要实践成果,两者分别被称为中国生博物馆的“一代模式”和“二代模式”。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相对贵州的“一代模式” 在具体运作上有了许多创新,模式更为成熟,两者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也面临许多诸如人才匮乏、旅游业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等许多问题。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西南地区;传承;保护
“Eco-Museum(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人于格·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于1971年提出。生态博物馆区别于传统博物馆相的特性主要表现在: 前者被清晰地界定为拥有一定藏品的静态的特定建筑, 在将文化遗产搬移到其中的同时, 这些遗产也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及其所处的环境, 显得支离破碎;而后者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之上, 即文化遗产应原状地、动态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和环境中。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博物馆的新型博物馆形态,自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就迅速在欧美地区被付诸实践,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支重要力量。八十年代,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传入中国,在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及各方的努力下,1998年10月31,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正式诞生,这是中国首次践行“文1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CX2011SP48 作者简介:
1.文海雷 (1985—),男,汉族,籍贯:山西垣曲,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民族文物与民族博物馆。
2.曹 伟 (1986—),男,汉族,籍贯:四川江油,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民族文物与文化遗产。
指导教师:杨明 根秋登子
化原生地整体性保护”的生态博物馆理念。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许多地区的民族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因此亟待加强保护。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西南地区诞生至今,西南地区的贵州、广西等地都先后兴起了建设生态博物馆的热潮,兴建了为数众多的民族生态博物馆,其中以贵州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最为引人瞩目,也最具代表性。本文就以贵州和广西生态博物馆群为例来探讨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
一、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简介
(一)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自1998年中挪合作建成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之后,贵州又陆续建成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构成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分别用以保存苗族、布依族、侗族和在当地占人口少数的古老汉族的文化,这四个博物馆又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1、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
梭嘎生态博物馆位于六枝特区境内,这里生活着一个苗族的分支——长角苗,长角苗至今仍保持着简单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虽然生活方式简单,但婚嫁丧葬等习俗却隆重繁复,还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及服饰艺术。
2、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
堂安是一座典型的侗家山寨,这里有保存完整的鼓楼、戏楼、民居等侗族代表性建筑,古朴实用美观;村民还擅长演唱多声部无伴奏的侗族大歌,整个堂安侗寨都具有浓郁的侗家风情。因此被著名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赞称为“人类返璞归真的范例”,也被很多专家视为一个典型的侗族文化空间载体。
3、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
镇山生态博物馆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向山的村寨。明万历年间,汉将李仁宇进驻镇山,后与布依族长期联姻至今已17代。两种民族文化和平共存,村寨中的武庙、土地庙、民居布局和室内装饰、供奉的神位属于汉族文化;生活习俗则以布依族习惯为主。村内既完整地保存着屯兵的石墙、三合院民居、武庙等遗存,又保存着木构架的石板房,体现出汉族和布依族民居不同的建筑风格。
4、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
隆里是一座典型的汉族古城,基本上保留了公元1385年建立军屯的格局,是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城内居住多为明代“南征北调”时军人的后裔,饮食、穿着、习俗等仍保留着浓厚的汉文化特点。城内现存典型民居宗祠40余幢。隆里古城是明代中央政权强化对边远地区统治的产物,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对于研究我国明代卫所制度、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广西生态博物馆群
2003年,广西率先在全国开始探索民族文化“联合体”保护模式,启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 工程”,即由广西民族博物馆带动辐射,在全区各地新建10个专业生态博物馆。广西生态博物馆群遵照“文化原地保护”的理念,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居民参与”的方式,把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结成一个“联合体”,共同承担起政府实施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任务。这种科学家和村民紧密结合的形式被著名博物馆学者苏东海教授称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模式”。
广西的十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全部建成开馆,它们分别是: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那坡黑
衣壮生态博物馆、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金秀坳瑶民族生态博物馆。这十个博物馆构成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分别用以保存广西的瑶族、侗族、壮族、汉族、京族和苗族文化。
二、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对比研究
(一)两者的共同点
首先,基于相同的理念。两者都是基于我国博物馆界对生态博物馆理念认知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因此两者生态博物馆选址标准十分相似,都是选择在民族文化传统保留较好的原生态村庄。贵州和广西都是民族大省,少数民族总人口数和世居少数民族数量都非常多,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且各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特色鲜明,样式和内涵也十分丰富,因此两地生态博物馆大多建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两地的一些汉族村落也极具特色,具备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础条件,因此两地也都有保护汉族小群体文化的生态博物馆。
其次,建立的背景相同。两省区生态博物馆都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相对比较缓慢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慢,因此大都保存着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同时这些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文化开始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在与强大的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显得十分脆弱,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开始发生变化,保护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已经迫在眉睫。
(二)两者的不同点
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整体运行方式的不同。贵州生态博物馆群是一个空洞的群体,缺乏来自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和互动,没有一个核心机构的引导与带动,没能形成一个有效联系与协作的整体,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而广西生态博物馆群则一开始就确立了“1+10”的模式,广西民族博物馆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提供人力、物力、技术、设备等支持,10个生态博物馆作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长期工作站和民族文化研究基地,向其提供藏品和研究成果,并通过网络,搭建资源共享及展示平台,形成优势互补、互动互益的格局。无疑广西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一般都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的出现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出现的产物,缺乏内生的主动性,当地居民的关注点更多的还在于自身生活状况的改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1+10”的模式能够整合系统资源,弥补专业人才匮乏的状况,所以,广西模式更有利于生态博物馆在民族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不错的选择。
(三)广西模式的创新之处
首创“三江模式”。 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在规划建设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展示中心与保护范围异地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保护区范围大, 管理模式新颖, 在目前国内已建成的生态博物馆中独树一帜, 是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在实践中对生态博物馆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三江模式”得到了国内外生态博物馆界专家的高度赞扬。
与贵州模式不同,广西模式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农村中建立的生态博物馆要想持续发展,必然要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担负起消除贫困的任务;只有消除贫困,才能唤起当地居民保护自身文化的信心。例如,南丹县以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建设为契机,调整项目、整合资源,以县乡公路、乡村公路建设和60万元的饮水工程、改造400多户村民用厕的国际援助项目为工作重点,解决了当地的交通、饮水等一系列的民生问题,“露天厕、泥泞道、肩挑水、垃圾成堆”终于成为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以其科学的保护与传承理念,引导着相对贫困的农村寻求更理想的脱贫致富之路,其效益与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范畴。
广西模式还把旅游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有机结合起来,为生态博物馆的发
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为此,广西提出了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思路:即在保护区内建立若干个文化生态示范村和民族文化传习馆,开展传习活动;打造以旅游、手工艺生产、民族风情表演为主体的文化产业链,使群众在经济获利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发展民族文化遗产。融水甚至计划将生态博物馆的保护范围小桑村按照旅游景点的要求开发,公司、生态博物馆、村寨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公司共同管理。
总之,贵州生态博物馆的“一代模式”和广西的“二代模式”都是我国对生态博物馆理论的有益实践;广西的“二代模式”是在总结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从本地实际出发形成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新模式,是生态博物馆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进展,为今后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
三、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问题与反思
(一)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面临的问题
1、传统民族文化面临外部强势文化的冲击
建立生态博物馆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外部的文化伴随着游客的进入传到原先相对封闭的社区,必然会对当地居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会将现代都市的文化因素带回来,使得原先传统的生活逐渐发生变化。现代传媒强大影响力也使得传统文化遭到强烈冲击,作为高效的信息传载工具,电视、广播、电信、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对社会的覆盖范围、传导速度、影响效果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看法;而传统文化传承的手段落后,影响微弱,民间艺术、习俗、礼仪、服饰、观念以及传统社群组织与活动结构等都受到直接的威胁。
2、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民族文化面临“分裂”和“庸俗化”的倾向
在生态博物馆运行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即生态博物馆所在区域在发展旅游业的时候为了迎合部分游客的求新、求异、求奇的心理,而把原有的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将不真实或只是部分真实的内容呈现给观众;对部分民族文化的展示庸俗化。具体表现为优劣不分,精华与糟粕混杂甚至把糟粕当精华;生搬硬套,“标新立异”地制造一些民族地区根本不存在的假民族文化或把一个民族其它支系的文化拿来当作这个支系的文化等。这样就使得博物馆社区原来保持一体的族群文化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给游客“看”的部分;另一部分是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沿袭的部分。这种状况加速了社区族群文化的嬗变,对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是产生很大的威胁,不利于实现生态博物馆“文化原生态保护”的基本理念。
3、缺乏本社区本民族的博物馆专业人才
由于博物馆所在社区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山寨,到大城市中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少数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由于各种原因大多也不愿再回到家乡村寨工作,缺乏本社区本民族的专业人才是现在中国生态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问题。这种状况不利于践行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的理念,也会影响到“文化原生态保护”目的的实现。
(二)对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建议
1、处理好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民族文化的保护应该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 “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的基本理念。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与自然遗产,不能为了发展旅游、促进居民增收而把保护放在其次,那样就违背了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开发旅游来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提供财力支持;而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也有助于发掘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展示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美感。通过保护性开发,完全有可能使现代旅游业与民族文化嫁接,实现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
的良性互动。
2、正确看待与处理民族文化的嬗变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继承、发展和扬弃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快有慢。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但我们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何能在变化中保持民族文化特色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具体拿捏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应该承认民族文化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应该是基于生态博物馆社区自身的逻辑,这个社区的文化力量应处于主导地位,靠社区文化的拥有者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本身的生态制衡去实现这个嬗变,最终决定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不能用外部的强力去干涉。
3、在本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中培养一批生态博物馆专业人才
现在建成的生态博物馆普遍缺乏本社区的专业人才,在本社区中选拔并培养人才符合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的基本理念。生态博物馆区域内的社区居民是当地文化的拥有者,让本社区居民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与管理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提升当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今后要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和专业博物馆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一批愿意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一份贡献的本社区居民,为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结语:
生态博物馆是保护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式。这些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广西生态博物馆群的建立,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二代模式”,为以后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民族地区众多的国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一定要从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违背生态博物馆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形式,探索一套属于自己的模式,更好地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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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useum and national culture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ake the Guizhou and Guangxi
Eco-Museum group as an example
Hai lei Wen1 Wei Cao 2
(1.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2.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Guizhou and Guangxi Eco-Museum group is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idea of ecological museums in China, they are respectively known as the " generation model " and " the two generation model " of ChineseEco-Museum. Guangxi ecological museum group is more mature and has many innovation relative to Guizhou's " generation model". They all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ethnic culture, however face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talent shortag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prot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Keywords: Ecological Museum;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outhwest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