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5
苏珊·梅塞拉斯1998年创办的akaKURDISTAN网站截屏。上面的“伊拉克北部”部分由贾巴尔·阿卜杜勒·卡里姆（Jabar Abdul Karim）提供，下面的“英国”部分由理查德·赫斯基思（Richard Hesketh）提供。
2013年起，玛格南基金会主席苏珊·梅塞莱斯与多方联手打造“扩展的摄影”（Photography, Expanded）研讨会及后续系列培训实验室，旨在激发纪实摄影师超越静态画面，扩大影像叙事范畴。近日，光圈基金会执行董事克里斯·布特（Chris Boot）由活动引申开来，与《光圈》杂志最近一期的特邀编辑梅塞莱斯探讨了纪实摄影师如何利用数字平台所提供的新形式和新机遇，应对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
克里斯·布特（以下简称布特）：“扩展的摄影”项目初衷何在？
梅塞莱斯：我们关注长篇叙事和视觉深度报道的创新，这也是社会所关注的。这份关注的热情促使我们希望知道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多变的，甚至有些恶劣的媒体环境下。在免费图像交流的文化形成之前，杂志是影像制作者讲故事的好搭档，但是以杂志为载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摄影师需要了解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而不是为此感到恐惧。新的影像发行渠道不断涌现，创造了一系列讲故事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了解可用资源的潜力。这些影像叙事平台都不是单独的或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多种视觉形式来讲故事。当然，其间也会存在许多视觉干扰，使它们很难成为独特的，持续、集中吸引观众的方式。因此，“扩展的摄影”项目希望摄影师不仅要了解这些新工具——社交媒体、分类网站的“众包”、公开资料以及制图软件等，还要探讨如何有效利用它们。
《智力的内部》（Chile from Within）页面，由苏珊·梅塞拉斯编辑，MAPP2013年出版。
布特：所以“扩展的摄影”目的是让影像制作者探索新的发行渠道，并由此建立读者群？
梅塞莱斯：是的，但不仅仅希望吸引更多的眼球到作品上来，我们还试图激发出照片叙事新的合作形式和卓越的展示方式，例如参与或互动的讲故事形式，以拓宽影像叙事的范畴，以及我们怎样才能让观众超越目前司空见惯的参与方式（如寻找、分享和评论），激发他们持续地、实质性地参与叙事构建，使这种新的影像形式拥有导致社会变革的潜力。
“扩展的摄影”最初的灵感源自一些从纪录片里脱颖而出的创新项目。在这些项目中，电影制作人与设计师、游戏开发商以及其他技术专家合作，在作品的基础上创建了多平台的社会参与活动。摄影师们已经试验了新的发行工具，所以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让正在调动观众和建立客户群的摄影师们相识与交流。于是，我们想开办一个研讨会，研讨的内容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什么，而是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我们希望激发跨界交流和集体思考。因此，我们与摄影界以外的团体共同策划了“扩展的摄影”项目。例如，与新艺术轴心总监温迪·利维（Wendy Levy）合作。温迪在帕森斯设计学院的超越学科设计项目中，训练设计师跨学科作业，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
我们汇集了300多名摄影师、电影制作人、设计师、社交媒体专家和技术人员，学习影像制作者开发新受众的成功案例。举例来说，摄影师本·洛伊（Ben Lowy）借助Instagram建立了一个团体，促进自己的采访工作并解决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诸如利比亚革命或飓风桑迪的余波等。他谈到了创建一个需要不断投入的新兴事物所面临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和持续的挑战。此外，我们也推介将纪实摄影、社区组织和新兴技术融为一体的成功案例。例如，摄影师艾米莉·希弗（Emily Schiffer）2013年推出的“看到潜力”（See Potential），利用大型影像装置和文字信息宣传拉票，支持社区推动振兴芝加哥南部。然而，一开始，摄影师往往非常热情地参与到他们的主题中，但却牺牲了叙事，使观众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叙述者身上。我们不禁要问：你知道自己在为谁制作照片吗？照片如何服务于它所描绘的社区？作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必须面对这两个问题。
1978年8月，苏珊·梅塞拉斯拍摄的尼加拉瓜马塔加尔帕居民区，出自“重组历史”（Reframing History）系列作品。
布特：这些担忧根植于一些老问题中，诸如如何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讲故事的准则是什么？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是在玛格南，还是作为一名编辑，或是与团体合作，你都在关注这些问题。
梅塞莱斯：在我的实践中，无论是通过照片所展现的我，还是主题所阐释的东西，又或是与其他摄影师的协作，都是逐渐演变的。但现在我感觉这些事情发生的速度和规模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似乎只有很少的时间来弄清楚这一切。
举例来说，1998年我创办的关于库尔德斯坦的在线互动网站akaKURDISTAN含有“众包”模式，拥有专业制作并归档的家庭照片虚拟资源库，通过网站访问者上传的照片和文字来进一步扩展内容。这个项目创建于智能手机诞生之前，如果创办于十几年后，会有惊人的不同。现如今，它必须拥有更为先进的架构用以交换库尔德斯坦内外的信息。
当然，我会求助于我认为真正有远见的人，如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他创建的Cowbird网站——“人类经验的公共图书馆”，这个讲故事的小社区允许任何人提交和分享故事，并参与主题交流。他为观众创造了绝妙的身临其境体验，并且知道讲故事与计算机程序如何结合。如果1978年我在尼加拉瓜工作时，Instagram已经诞生，我肯定会把它作为在大街上直接报道战争的一种方式。
1978年9月，轰炸三天后，年轻男子从尼加拉瓜马萨亚的商业区撤出。苏珊·梅塞拉斯拍摄，出自“重组历史”（Reframing History）系列作品。
布特：以前，杂志决定了观众是否对你的项目感兴趣。然而你却依赖于当时相对使用较少的网络媒介与观众交流，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英明决策。
梅塞莱斯：是的，以前我们依赖杂志进行展示，但现在那些曾经不被看好的摄影师、故事和观点有了多种自我发行的渠道。也就是说，杂志这一媒介确实为讲故事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同时也限制了讲故事的类型。我拍摄尼加拉瓜的作品超过25年，此间经历了不同的委托拍摄形式。但是众筹网（Kickstarter）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它需要摄影师通过事先“许诺”成品形式，来换取制作“产品”的经费，而不是单纯地支持摄影师拍摄。因此，我们玛格南基金会和“扩展的摄影”项目就是试图创造条件，支持长期拍摄项目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建立伙伴关系，播种、施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收获。
2013年4月，在开普敦工作的人权律师印第安·贝尔德（India Baird）出席“扩展的摄影”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图片由马格南基金会提供）
布特：你认为，最近的这期《光圈》杂志将如何促进这一进程？
梅塞莱斯：我认为是一种延续——试图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新媒体实验环境。“扩展的摄影”探索讲故事和观众参与的新方式、新策略，但也引发了更多有关影像价值和准则的问题。这期《光圈》杂志就是在研讨和领悟讲故事的经验后，试图探索在影像制作者、参与者和观众等多个层面所带来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我们知道主观第一人称如何叙事，以及作者、主题和观众的传统综合体，但当所谓的“他”参与并影响最终结果时，媒介形式和影像意义如何变化？观众的阅读形式和体验方式如何改变？在网络上得到聚合内容的同时，观众是否愿意面对100个故事提供者？这种规模令人生畏，观众到底有多少耐心和容忍度？生活中我们与陌生人交往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创建了一种让观众更多地参与项目的形式，还是在冒险地让内容超载？
苏珊·梅塞拉斯的《库尔德斯坦：在历史的阴影中》（Kurdistan: In the Shadow of History，兰登书屋1997年出版）
布特：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身份会发生什么变化？
梅塞莱斯：作为作者，我们希望与观众取得更多的联系，但我们创造这种联系手段了吗？我们创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影像形式，使观众可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他们是平等地参与其中吗？例如，摄影师桑山照彦（Teru Kuwayama）建立的社交媒体汇报项目“基地追踪”（Basetrack）就十分令人欣喜。一个平台拥有多种视角，将随军记者在阿富汗拍摄的照片和完成的报道，与来自士兵和家属的影像、评论结合在一起。由此，我们不仅从摄影师的角度获得了一篇有关战争的报道，还融汇了士兵和家属对此做出的贡献。这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单一叙事完全不同，是我们试图营造的交流互动平台。与此同时，我们试图打消一些顾虑：摄影师所做的事情不再重要，不再有价值，不能持续下去。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合作，还是创造性的伙伴关系，又或是新的技术方法，以及摄影师、主题和观众的新关系，都是为了强化摄影师的作用，并寻求一种既有利可图又富有创意的新影像形式，以支持纪实摄影的叙事。作者依然很重要，但他是共享的、与人交流的。诚然，摄影师已经搭建了叙事框架，我们深信他们还可以进一步建立叙事体系——邀请更多参与者创造更复杂的影像叙事。
2014-04-25
苏珊·梅塞拉斯1998年创办的akaKURDISTAN网站截屏。上面的“伊拉克北部”部分由贾巴尔·阿卜杜勒·卡里姆（Jabar Abdul Karim）提供，下面的“英国”部分由理查德·赫斯基思（Richard Hesketh）提供。
2013年起，玛格南基金会主席苏珊·梅塞莱斯与多方联手打造“扩展的摄影”（Photography, Expanded）研讨会及后续系列培训实验室，旨在激发纪实摄影师超越静态画面，扩大影像叙事范畴。近日，光圈基金会执行董事克里斯·布特（Chris Boot）由活动引申开来，与《光圈》杂志最近一期的特邀编辑梅塞莱斯探讨了纪实摄影师如何利用数字平台所提供的新形式和新机遇，应对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
克里斯·布特（以下简称布特）：“扩展的摄影”项目初衷何在？
梅塞莱斯：我们关注长篇叙事和视觉深度报道的创新，这也是社会所关注的。这份关注的热情促使我们希望知道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多变的，甚至有些恶劣的媒体环境下。在免费图像交流的文化形成之前，杂志是影像制作者讲故事的好搭档，但是以杂志为载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摄影师需要了解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而不是为此感到恐惧。新的影像发行渠道不断涌现，创造了一系列讲故事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了解可用资源的潜力。这些影像叙事平台都不是单独的或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多种视觉形式来讲故事。当然，其间也会存在许多视觉干扰，使它们很难成为独特的，持续、集中吸引观众的方式。因此，“扩展的摄影”项目希望摄影师不仅要了解这些新工具——社交媒体、分类网站的“众包”、公开资料以及制图软件等，还要探讨如何有效利用它们。
《智力的内部》（Chile from Within）页面，由苏珊·梅塞拉斯编辑，MAPP2013年出版。
布特：所以“扩展的摄影”目的是让影像制作者探索新的发行渠道，并由此建立读者群？
梅塞莱斯：是的，但不仅仅希望吸引更多的眼球到作品上来，我们还试图激发出照片叙事新的合作形式和卓越的展示方式，例如参与或互动的讲故事形式，以拓宽影像叙事的范畴，以及我们怎样才能让观众超越目前司空见惯的参与方式（如寻找、分享和评论），激发他们持续地、实质性地参与叙事构建，使这种新的影像形式拥有导致社会变革的潜力。
“扩展的摄影”最初的灵感源自一些从纪录片里脱颖而出的创新项目。在这些项目中，电影制作人与设计师、游戏开发商以及其他技术专家合作，在作品的基础上创建了多平台的社会参与活动。摄影师们已经试验了新的发行工具，所以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让正在调动观众和建立客户群的摄影师们相识与交流。于是，我们想开办一个研讨会，研讨的内容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什么，而是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我们希望激发跨界交流和集体思考。因此，我们与摄影界以外的团体共同策划了“扩展的摄影”项目。例如，与新艺术轴心总监温迪·利维（Wendy Levy）合作。温迪在帕森斯设计学院的超越学科设计项目中，训练设计师跨学科作业，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
我们汇集了300多名摄影师、电影制作人、设计师、社交媒体专家和技术人员，学习影像制作者开发新受众的成功案例。举例来说，摄影师本·洛伊（Ben Lowy）借助Instagram建立了一个团体，促进自己的采访工作并解决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诸如利比亚革命或飓风桑迪的余波等。他谈到了创建一个需要不断投入的新兴事物所面临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和持续的挑战。此外，我们也推介将纪实摄影、社区组织和新兴技术融为一体的成功案例。例如，摄影师艾米莉·希弗（Emily Schiffer）2013年推出的“看到潜力”（See Potential），利用大型影像装置和文字信息宣传拉票，支持社区推动振兴芝加哥南部。然而，一开始，摄影师往往非常热情地参与到他们的主题中，但却牺牲了叙事，使观众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叙述者身上。我们不禁要问：你知道自己在为谁制作照片吗？照片如何服务于它所描绘的社区？作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必须面对这两个问题。
1978年8月，苏珊·梅塞拉斯拍摄的尼加拉瓜马塔加尔帕居民区，出自“重组历史”（Reframing History）系列作品。
布特：这些担忧根植于一些老问题中，诸如如何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讲故事的准则是什么？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是在玛格南，还是作为一名编辑，或是与团体合作，你都在关注这些问题。
梅塞莱斯：在我的实践中，无论是通过照片所展现的我，还是主题所阐释的东西，又或是与其他摄影师的协作，都是逐渐演变的。但现在我感觉这些事情发生的速度和规模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似乎只有很少的时间来弄清楚这一切。
举例来说，1998年我创办的关于库尔德斯坦的在线互动网站akaKURDISTAN含有“众包”模式，拥有专业制作并归档的家庭照片虚拟资源库，通过网站访问者上传的照片和文字来进一步扩展内容。这个项目创建于智能手机诞生之前，如果创办于十几年后，会有惊人的不同。现如今，它必须拥有更为先进的架构用以交换库尔德斯坦内外的信息。
当然，我会求助于我认为真正有远见的人，如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他创建的Cowbird网站——“人类经验的公共图书馆”，这个讲故事的小社区允许任何人提交和分享故事，并参与主题交流。他为观众创造了绝妙的身临其境体验，并且知道讲故事与计算机程序如何结合。如果1978年我在尼加拉瓜工作时，Instagram已经诞生，我肯定会把它作为在大街上直接报道战争的一种方式。
1978年9月，轰炸三天后，年轻男子从尼加拉瓜马萨亚的商业区撤出。苏珊·梅塞拉斯拍摄，出自“重组历史”（Reframing History）系列作品。
布特：以前，杂志决定了观众是否对你的项目感兴趣。然而你却依赖于当时相对使用较少的网络媒介与观众交流，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英明决策。
梅塞莱斯：是的，以前我们依赖杂志进行展示，但现在那些曾经不被看好的摄影师、故事和观点有了多种自我发行的渠道。也就是说，杂志这一媒介确实为讲故事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同时也限制了讲故事的类型。我拍摄尼加拉瓜的作品超过25年，此间经历了不同的委托拍摄形式。但是众筹网（Kickstarter）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它需要摄影师通过事先“许诺”成品形式，来换取制作“产品”的经费，而不是单纯地支持摄影师拍摄。因此，我们玛格南基金会和“扩展的摄影”项目就是试图创造条件，支持长期拍摄项目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建立伙伴关系，播种、施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收获。
2013年4月，在开普敦工作的人权律师印第安·贝尔德（India Baird）出席“扩展的摄影”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图片由马格南基金会提供）
布特：你认为，最近的这期《光圈》杂志将如何促进这一进程？
梅塞莱斯：我认为是一种延续——试图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新媒体实验环境。“扩展的摄影”探索讲故事和观众参与的新方式、新策略，但也引发了更多有关影像价值和准则的问题。这期《光圈》杂志就是在研讨和领悟讲故事的经验后，试图探索在影像制作者、参与者和观众等多个层面所带来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我们知道主观第一人称如何叙事，以及作者、主题和观众的传统综合体，但当所谓的“他”参与并影响最终结果时，媒介形式和影像意义如何变化？观众的阅读形式和体验方式如何改变？在网络上得到聚合内容的同时，观众是否愿意面对100个故事提供者？这种规模令人生畏，观众到底有多少耐心和容忍度？生活中我们与陌生人交往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创建了一种让观众更多地参与项目的形式，还是在冒险地让内容超载？
苏珊·梅塞拉斯的《库尔德斯坦：在历史的阴影中》（Kurdistan: In the Shadow of History，兰登书屋1997年出版）
布特：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身份会发生什么变化？
梅塞莱斯：作为作者，我们希望与观众取得更多的联系，但我们创造这种联系手段了吗？我们创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影像形式，使观众可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他们是平等地参与其中吗？例如，摄影师桑山照彦（Teru Kuwayama）建立的社交媒体汇报项目“基地追踪”（Basetrack）就十分令人欣喜。一个平台拥有多种视角，将随军记者在阿富汗拍摄的照片和完成的报道，与来自士兵和家属的影像、评论结合在一起。由此，我们不仅从摄影师的角度获得了一篇有关战争的报道，还融汇了士兵和家属对此做出的贡献。这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单一叙事完全不同，是我们试图营造的交流互动平台。与此同时，我们试图打消一些顾虑：摄影师所做的事情不再重要，不再有价值，不能持续下去。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合作，还是创造性的伙伴关系，又或是新的技术方法，以及摄影师、主题和观众的新关系，都是为了强化摄影师的作用，并寻求一种既有利可图又富有创意的新影像形式，以支持纪实摄影的叙事。作者依然很重要，但他是共享的、与人交流的。诚然，摄影师已经搭建了叙事框架，我们深信他们还可以进一步建立叙事体系——邀请更多参与者创造更复杂的影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