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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者：虎嗅 2013-06-03 16:55 0 人文社科
书名：《西方正典》
作者：[美] 哈罗德·布鲁姆
译者：江宁康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美国文化历来有实用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的传统，这决定了当代的人文选择只能是选择现代需求而不是坚守传统。这本书为解读数百年来西方伟大作家和重要作品提供引导，重申了对学识的喜爱和对审美的激情。
文学经典的际遇
文/feimo 书评人
美国学者协会曾对40所大学进行抽样调查，测定20世纪学生文学知识的变化。结果显示：如果把1900年定为100分，1914年一次大战前就是99分，1939年二战前则为73分，1964年越战前降至69分，1993年伊拉克战争后只剩了25分。总之这条曲线一个世纪来持续下落，最近的40年更几乎就是自由落体。
这个结果广受瞩目，同样也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尖锐地说“文化产业”已经把大众变成了“广众”（admass,盲目跟广告走的大众）,“民主”成了“笨主”（Dumbocracy）。而很多当代教育的辩护者以为，在今天的世界，“文学”已是个奢侈品，学生对新式文化产品，如影视传媒、网络通讯相当熟悉，这个测定结果只是表明各个时期学生的知识侧重不同而已。面对这样的世界，温和者称之为“多元时代”；时髦者称“后现代文化”；反对者如哈罗德?布鲁姆干脆痛心疾首得称之为“混沌的时代”。
哈罗德?布鲁姆是一位传奇性的学者。他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禀赋过人，阅读速度奇快，记忆力超常，自称过目不忘。这位布鲁姆向来以不与学术传统妥协著称。作为终生任教于耶鲁的教授，他从不写自己的学术简历，却和惠特曼一样，不避讳评价自己的作品。他的很多著述完全依靠记忆引用并避免学术化的标准引注，原因在于他著名的“影响理论”反对出处的常规说明，强调文学和批评中的影响与反抗、占用和压制功能。但就是这位反对学术传统崇拜的怪才却在1994年写作了《西方正典》（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中译本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为坚守传统文学经典大声疾呼，极力强调看似老生常谈的文学的“审美价值”。
美国批评界在60年代经历了黑人民权运动、学生反战运动以及新左派的崛起之后，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经典作品也产生了质疑和反叛。对理论的日渐关注使得人们意识到应该用批判的观点重新审视“经典”的操纵过程，于是看似独立的文学及其价值一下子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维护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文学经典”、“文学性”等问题失去了过去为我独尊的地位，研究者开始热衷于探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那些微妙的外部因素。
1981年著名学者莱斯里?费德勒（Leslie Fiedler）和休斯顿?贝克尔（Houston Baker）编选了一本学者两年前在哈佛讨论经典的文集《拓展经典》（Opening Up the Canon）,标志着质疑与重建经典的论争正式进入美国和西方学术界主流，甚至成为了一项“学术事业”（academic industry）。这其中，旧知新学不乏其例，纷纷对文学经典指手划脚。布鲁姆便勇敢列举了自己反对的名单：艾略特的新批评、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所谓的新左派和老右派，还有“愤怒学派”的六个分支：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等，要求拓展新经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布鲁姆嘲笑这类文学研究者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无疑布鲁姆因此而树敌众多，但估计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暗中的支持者都会钦佩他坚持己见的勇气。
布鲁姆所勇敢指称的这些研究方法对文学的“侵害”的确已经非常严重。代表文学与多学科交叉最明显的比较文学很能凸现这一“盛况”。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每十年发布一次报告，对美国国内的比较文学历史、现状与走向作出评估。如果说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Charles Bernheimer）对文学所处的“多元文化时代”还有些许乐观的话，那么到了2003年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的报告则对这一状况提出担忧。他的报告中干脆专辟一章强调“文学性”的问题，认为近几十年来不用文学就能进行文学研究、单纯罗列理论和术语，忽视文学的内在审美就将文学研究建立在虚弱的假设上已成潮流。这些正是布鲁姆10年前那本书里所大力批判的。
事实上，问题的焦点在于布鲁姆所坚持的精英立场正与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水火不容。布鲁姆本人8岁就饱读诗书。在他以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想象，与所谓的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无关；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是美学，由此引发的文学批评则绝对是一种精英现象。布鲁姆可不在乎这种论调的危险，他坚持说文学从来都是无用的，甚至是痛苦的。同样，《西方正典》“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而是给一小部分仍爱阅读的学者和被约翰逊及伍尔夫称为“普通读者”的人而写。这些普通读者正是伍尔夫所谓“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人。
布鲁姆以“对抗性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反抗今天的大众文学，力图重建西方文学的经典传统。他的精英式路线弃绝凡尘，与当今流行理论格格不入。特里?伊格尔顿很早以前就质疑：在那些认为文学是美学的或非政治的理论中，暴露出杰出人物统治论、性别歧视论或个人主义，持此论者基本上认为，世界的中心是沉思的自我，但关键是为什么个人却最终成为检验一切：经验、真理、现实、历史等等的一切标准？（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P283 ）与这类左派的激愤相比，布鲁姆的防守式反击显得多少有些悲壮。
在这样一个大众唱主角的时代，像布鲁姆一样坚守精英式文学观的人要冒“政治不正确”之大不韪。他的同道如今真是屈指也数不出几个，比他更早一点的纳博科夫或许还算一例，这位俄国流亡贵族所尊重的奥尔巴赫也算他们的前辈。
其实美国文化历来有实用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的传统，这决定了当代的人文选择只能是选择现代需求而不是坚守传统。泰纳曾讽刺时人的油滑，说：“先生们，务必永远脱帽致敬，因为实在说不准谁原来是个天才！”今天，日渐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确已经使得很多批评家不再敢大胆断言哪些是真正的文学经典。当大多数人以审慎乐观或辩证圆融的观点看待这一变化时，布鲁姆统一经典的雄心和对文学性的执著固守，无疑成为空谷足音，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文/能工巧匠沙门哥 豆瓣网友
关于文学的语境，值得一谈的大概有三个层次。
在第一层次上，文学依赖于文本之外的语境。
到此为止，“纯”的文学还不存在。
大多数中世纪的东方文学都是应酬性的，这一点适用于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整个亚洲大陆——或许印度除外。对一位古代阿拉伯或波斯诗人来说，诗歌是展示修辞、雄辩、机敏、超凡的记忆力和词汇储备的机会，同样的，在古代中国，能在短时间内草就一篇文采斐然的皇家典雅公文也被看成是文学才华的高超体现。
把l'art pour l'art（为艺术而艺术）当为天经地义的读者（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一种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观），自然会被中国古代文集的编排激怒，因为他将无法理解在一部诗人的文集为什么同时也会收入他撰写的政府公文或墓志铭——后者经常是为钱而作。
和绝大多数现代诗歌在实质上都是“无题”相反，绝大多数古典诗歌都有一个内容非常特定的标题，它说明诗歌创作的契机和用途（包括：送别、酬唱、答谢、悼念，或者干脆代替通信），也就是说，诗歌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目的，从而，指向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语境。
除了少数巅峰之作以外，要学会享受阅读古典文学——或者说，合乎其本质地理解古典文学，就要求读者掌握外在于古典文学的语境，即：古典社会和古典世界。
于是，从根本上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把古典诗人看成是某几首直接打动现代读者的巅峰杰作的作者，另一种看法是把他/她看作其全部作品的整体（corpus）的作者。两种看法各自成立，又相互无法取代。
其中第二种看法与我们所谈到层次有关，在这个层次上，关于作者的时代、生平和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得越多、在作品和环境、以及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建立的联系越多，也就是说，对语境掌握越多，则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越多——理解的标志是：我们慢慢学会享受整体而不是局部，亦即：最终，我们从读诗转变为读世和读人。
把古典文学对语境的依赖仅仅看成是一种缺陷，这或许是犯了范型上的错误。
事实上，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差异并不在于后者中庸作的比例更高，而是后者对庸作的容忍度更高，其原因是取向上的根本差异：现代文学中每一个作品都试图作为孤立的个体去获得其价值，因此，当单个作品无法企及某个特定的高度时，它就变得毫无意义。
第二层次的作品创造它的语境。
完整地携带着由它自己亲自创造的语境的作品，我倾向于用法文词oeuvre来表示——在此我实际上是受了马拉美的Le Livre（“书” ）这一理念的启示。
对我来说，oeuvre带有强烈的柏拉图色彩，它意味着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完整性；它是自在自足的；它不是多，而是一。
如果说corpus指向它外面的一个历史世界的话，那么oeuvre就自身构成一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相对于历史而言是超然的。
自身构成世界几乎是任何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必备的品质：为了理解它们，我们除了最一般的语言理解力和生活体验以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诸如一个普通的中国小学生能被荷马史诗深深吸引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了。
当然，我并不否认对诸如《红楼梦》或《罪与罚》这一类小说的学术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作品的认识，但我很怀疑，这种加深了的知识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审美体验的强度。
事实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或许关于文学经典的学究研究本质上反倒是一种阅读之后的剩余行为：它从人们对经典的热爱中汲取能量，而它任务却是让这种能量冷却下来——就像刚和热恋中的情人告别（不是永别）的人用翻筋斗的方式来发泄心中遏止不住的喜悦？
另一种解释是：由于不知道怎么表达那较高层次的东西，又忍不住想要有所表达，于是不得不转而谈论那次一级的东西？不过，这样做的缺点是，相应的，被谈论者也就被降低为次一级的事物——就像红学家们把《红楼梦》从文学降低为文献一样。
我想澄清一点，这么说并不意味作品是凭空地创造世界——它当然得从历史的、文化的外在语境中汲取材料。
但是，真正的创造必然意味着对材料的超越，因此，在我看来，说《红楼梦》是“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并非赞美，而是一种愚蠢的贬低——与其说《红楼梦》总结了古典文化，毋宁说它创造一个属于它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化。
像“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这样的头衔不如赠予《野叟曝言》这类炫学的二流小说， 而《红楼梦》的世界却只存在于Le Livre之中。
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正典》中的一段话讲述了第三个层次：文本烧毁语境。
“李尔使我们见到了经典杰作核心中的核心，就如我们读到《地狱篇》或《炼狱篇》中的一些特别的章节时那样，或如托尔斯泰的叙事作品《哈吉·穆拉特》一样。这里如其它地方一样，创造之焰烧毁了一切语境，给予我们可谓原初审美价值的东西，让我们摆脱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让一切可教之人去阅读和观赏它。”
这已经把话说尽了，我可以做的只是随意列举几个私人记忆中的例子：杜甫的《梦李白》，里尔克的《罗马喷泉》（R?mische Font?ne）、吴文英的《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兔子富了》中哈利和老情人露丝重逢那一段、《奥德赛》中阿尔西努斯（Alcinous）的女儿瑙西卡（Nausicca）款待奥德修斯那一章、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老残游记》中的“柏树峪雪中访贤”一章，等等。
在这些地方，语境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语言自身在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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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者：虎嗅 2013-06-03 16:55 0 人文社科
书名：《西方正典》
作者：[美] 哈罗德·布鲁姆
译者：江宁康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美国文化历来有实用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的传统，这决定了当代的人文选择只能是选择现代需求而不是坚守传统。这本书为解读数百年来西方伟大作家和重要作品提供引导，重申了对学识的喜爱和对审美的激情。
文学经典的际遇
文/feimo 书评人
美国学者协会曾对40所大学进行抽样调查，测定20世纪学生文学知识的变化。结果显示：如果把1900年定为100分，1914年一次大战前就是99分，1939年二战前则为73分，1964年越战前降至69分，1993年伊拉克战争后只剩了25分。总之这条曲线一个世纪来持续下落，最近的40年更几乎就是自由落体。
这个结果广受瞩目，同样也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尖锐地说“文化产业”已经把大众变成了“广众”（admass,盲目跟广告走的大众）,“民主”成了“笨主”（Dumbocracy）。而很多当代教育的辩护者以为，在今天的世界，“文学”已是个奢侈品，学生对新式文化产品，如影视传媒、网络通讯相当熟悉，这个测定结果只是表明各个时期学生的知识侧重不同而已。面对这样的世界，温和者称之为“多元时代”；时髦者称“后现代文化”；反对者如哈罗德?布鲁姆干脆痛心疾首得称之为“混沌的时代”。
哈罗德?布鲁姆是一位传奇性的学者。他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禀赋过人，阅读速度奇快，记忆力超常，自称过目不忘。这位布鲁姆向来以不与学术传统妥协著称。作为终生任教于耶鲁的教授，他从不写自己的学术简历，却和惠特曼一样，不避讳评价自己的作品。他的很多著述完全依靠记忆引用并避免学术化的标准引注，原因在于他著名的“影响理论”反对出处的常规说明，强调文学和批评中的影响与反抗、占用和压制功能。但就是这位反对学术传统崇拜的怪才却在1994年写作了《西方正典》（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中译本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为坚守传统文学经典大声疾呼，极力强调看似老生常谈的文学的“审美价值”。
美国批评界在60年代经历了黑人民权运动、学生反战运动以及新左派的崛起之后，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经典作品也产生了质疑和反叛。对理论的日渐关注使得人们意识到应该用批判的观点重新审视“经典”的操纵过程，于是看似独立的文学及其价值一下子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维护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文学经典”、“文学性”等问题失去了过去为我独尊的地位，研究者开始热衷于探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那些微妙的外部因素。
1981年著名学者莱斯里?费德勒（Leslie Fiedler）和休斯顿?贝克尔（Houston Baker）编选了一本学者两年前在哈佛讨论经典的文集《拓展经典》（Opening Up the Canon）,标志着质疑与重建经典的论争正式进入美国和西方学术界主流，甚至成为了一项“学术事业”（academic industry）。这其中，旧知新学不乏其例，纷纷对文学经典指手划脚。布鲁姆便勇敢列举了自己反对的名单：艾略特的新批评、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所谓的新左派和老右派，还有“愤怒学派”的六个分支：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等，要求拓展新经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布鲁姆嘲笑这类文学研究者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无疑布鲁姆因此而树敌众多，但估计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暗中的支持者都会钦佩他坚持己见的勇气。
布鲁姆所勇敢指称的这些研究方法对文学的“侵害”的确已经非常严重。代表文学与多学科交叉最明显的比较文学很能凸现这一“盛况”。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每十年发布一次报告，对美国国内的比较文学历史、现状与走向作出评估。如果说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Charles Bernheimer）对文学所处的“多元文化时代”还有些许乐观的话，那么到了2003年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的报告则对这一状况提出担忧。他的报告中干脆专辟一章强调“文学性”的问题，认为近几十年来不用文学就能进行文学研究、单纯罗列理论和术语，忽视文学的内在审美就将文学研究建立在虚弱的假设上已成潮流。这些正是布鲁姆10年前那本书里所大力批判的。
事实上，问题的焦点在于布鲁姆所坚持的精英立场正与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水火不容。布鲁姆本人8岁就饱读诗书。在他以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想象，与所谓的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无关；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是美学，由此引发的文学批评则绝对是一种精英现象。布鲁姆可不在乎这种论调的危险，他坚持说文学从来都是无用的，甚至是痛苦的。同样，《西方正典》“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而是给一小部分仍爱阅读的学者和被约翰逊及伍尔夫称为“普通读者”的人而写。这些普通读者正是伍尔夫所谓“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人。
布鲁姆以“对抗性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反抗今天的大众文学，力图重建西方文学的经典传统。他的精英式路线弃绝凡尘，与当今流行理论格格不入。特里?伊格尔顿很早以前就质疑：在那些认为文学是美学的或非政治的理论中，暴露出杰出人物统治论、性别歧视论或个人主义，持此论者基本上认为，世界的中心是沉思的自我，但关键是为什么个人却最终成为检验一切：经验、真理、现实、历史等等的一切标准？（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P283 ）与这类左派的激愤相比，布鲁姆的防守式反击显得多少有些悲壮。
在这样一个大众唱主角的时代，像布鲁姆一样坚守精英式文学观的人要冒“政治不正确”之大不韪。他的同道如今真是屈指也数不出几个，比他更早一点的纳博科夫或许还算一例，这位俄国流亡贵族所尊重的奥尔巴赫也算他们的前辈。
其实美国文化历来有实用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的传统，这决定了当代的人文选择只能是选择现代需求而不是坚守传统。泰纳曾讽刺时人的油滑，说：“先生们，务必永远脱帽致敬，因为实在说不准谁原来是个天才！”今天，日渐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确已经使得很多批评家不再敢大胆断言哪些是真正的文学经典。当大多数人以审慎乐观或辩证圆融的观点看待这一变化时，布鲁姆统一经典的雄心和对文学性的执著固守，无疑成为空谷足音，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文/能工巧匠沙门哥 豆瓣网友
关于文学的语境，值得一谈的大概有三个层次。
在第一层次上，文学依赖于文本之外的语境。
到此为止，“纯”的文学还不存在。
大多数中世纪的东方文学都是应酬性的，这一点适用于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整个亚洲大陆——或许印度除外。对一位古代阿拉伯或波斯诗人来说，诗歌是展示修辞、雄辩、机敏、超凡的记忆力和词汇储备的机会，同样的，在古代中国，能在短时间内草就一篇文采斐然的皇家典雅公文也被看成是文学才华的高超体现。
把l'art pour l'art（为艺术而艺术）当为天经地义的读者（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一种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观），自然会被中国古代文集的编排激怒，因为他将无法理解在一部诗人的文集为什么同时也会收入他撰写的政府公文或墓志铭——后者经常是为钱而作。
和绝大多数现代诗歌在实质上都是“无题”相反，绝大多数古典诗歌都有一个内容非常特定的标题，它说明诗歌创作的契机和用途（包括：送别、酬唱、答谢、悼念，或者干脆代替通信），也就是说，诗歌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目的，从而，指向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语境。
除了少数巅峰之作以外，要学会享受阅读古典文学——或者说，合乎其本质地理解古典文学，就要求读者掌握外在于古典文学的语境，即：古典社会和古典世界。
于是，从根本上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把古典诗人看成是某几首直接打动现代读者的巅峰杰作的作者，另一种看法是把他/她看作其全部作品的整体（corpus）的作者。两种看法各自成立，又相互无法取代。
其中第二种看法与我们所谈到层次有关，在这个层次上，关于作者的时代、生平和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得越多、在作品和环境、以及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建立的联系越多，也就是说，对语境掌握越多，则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越多——理解的标志是：我们慢慢学会享受整体而不是局部，亦即：最终，我们从读诗转变为读世和读人。
把古典文学对语境的依赖仅仅看成是一种缺陷，这或许是犯了范型上的错误。
事实上，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差异并不在于后者中庸作的比例更高，而是后者对庸作的容忍度更高，其原因是取向上的根本差异：现代文学中每一个作品都试图作为孤立的个体去获得其价值，因此，当单个作品无法企及某个特定的高度时，它就变得毫无意义。
第二层次的作品创造它的语境。
完整地携带着由它自己亲自创造的语境的作品，我倾向于用法文词oeuvre来表示——在此我实际上是受了马拉美的Le Livre（“书” ）这一理念的启示。
对我来说，oeuvre带有强烈的柏拉图色彩，它意味着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完整性；它是自在自足的；它不是多，而是一。
如果说corpus指向它外面的一个历史世界的话，那么oeuvre就自身构成一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相对于历史而言是超然的。
自身构成世界几乎是任何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必备的品质：为了理解它们，我们除了最一般的语言理解力和生活体验以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诸如一个普通的中国小学生能被荷马史诗深深吸引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了。
当然，我并不否认对诸如《红楼梦》或《罪与罚》这一类小说的学术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作品的认识，但我很怀疑，这种加深了的知识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审美体验的强度。
事实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或许关于文学经典的学究研究本质上反倒是一种阅读之后的剩余行为：它从人们对经典的热爱中汲取能量，而它任务却是让这种能量冷却下来——就像刚和热恋中的情人告别（不是永别）的人用翻筋斗的方式来发泄心中遏止不住的喜悦？
另一种解释是：由于不知道怎么表达那较高层次的东西，又忍不住想要有所表达，于是不得不转而谈论那次一级的东西？不过，这样做的缺点是，相应的，被谈论者也就被降低为次一级的事物——就像红学家们把《红楼梦》从文学降低为文献一样。
我想澄清一点，这么说并不意味作品是凭空地创造世界——它当然得从历史的、文化的外在语境中汲取材料。
但是，真正的创造必然意味着对材料的超越，因此，在我看来，说《红楼梦》是“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并非赞美，而是一种愚蠢的贬低——与其说《红楼梦》总结了古典文化，毋宁说它创造一个属于它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化。
像“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这样的头衔不如赠予《野叟曝言》这类炫学的二流小说， 而《红楼梦》的世界却只存在于Le Livre之中。
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正典》中的一段话讲述了第三个层次：文本烧毁语境。
“李尔使我们见到了经典杰作核心中的核心，就如我们读到《地狱篇》或《炼狱篇》中的一些特别的章节时那样，或如托尔斯泰的叙事作品《哈吉·穆拉特》一样。这里如其它地方一样，创造之焰烧毁了一切语境，给予我们可谓原初审美价值的东西，让我们摆脱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让一切可教之人去阅读和观赏它。”
这已经把话说尽了，我可以做的只是随意列举几个私人记忆中的例子：杜甫的《梦李白》，里尔克的《罗马喷泉》（R?mische Font?ne）、吴文英的《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兔子富了》中哈利和老情人露丝重逢那一段、《奥德赛》中阿尔西努斯（Alcinous）的女儿瑙西卡（Nausicca）款待奥德修斯那一章、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老残游记》中的“柏树峪雪中访贤”一章，等等。
在这些地方，语境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语言自身在熊熊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