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书评
张林军
一、 书本介绍
《大国的兴衰》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二、 作者介绍
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三、 读书评论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和思维都宽阔了许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思路有多么开阔——作者自己也坦言说只是从某一个主线去论述国际政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非国际政治学专业的人来说，阅读这本书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和无容置喙的受益。这本书带给了我们思考国际政治问题的专业眼光，以及鞭辟入里的分析方法，我认为这些知识是我们在这本书之外很少能够系统性地获取的。因此，我愿意把最热烈的赞美之词献给这本书以及它的作者，为其给我所带来的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思维而深深致敬。
我感觉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发展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每个知识分子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基于自己所学专业的某种偏执。就我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曾经毫不动摇地坚信加里·贝克尔博士的“经济学帝
国主义”，用一种经济学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的每一种外在现象和内在规律。然而，当我读完这本著作的时候，我蓦然发现解释世界的角度和理论远远不是我之前所接受的那么狭隘和单一，其立论的方法和依据也远不是我之前不以为然的松散和薄弱。当学科的融合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思维的定势已是知识创新的“反动警察”，我觉得这种跨学科阅读所带来的思维的激烈碰撞和快速切换，真的是一种进步和享受。
至少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对以下四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 在大国战争，特别是大国联盟战争中，对最后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联盟的经济能力和信用评价，前者决定了从本国资源中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数目，后者决定了从他国资源中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数目。此外，国家地缘和国民素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两者概括了经济因素所不能涵盖的、但是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由此及彼，我领悟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的意义所在。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台湾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等诸多政治和外交语言的内在含义。
意识形态的不同，意味着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同。然而，“不同”并不等于“对立”，这是前苏联领导人一直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在冷战思维和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成了禁锢创新和生产力的铜墙铁壁。正是对“指令性经济”的偏执，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死气沉沉；同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基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的绝对信仰。所不同的是，后者进行了自我调整和修复；而在前者，笼罩在自东欧大平原到东西伯利亚山地上空的意识形态之云，在铁幕之后强调着两种经济形态的对立性，从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敌我化的国内阶级斗争。这导致了前苏联的訇然倒地，同时也以鲜活的实例，验证了1978年秋《光明日报》上的那个举世瞩目的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思想上的解放，释放了创新精神，激发了生产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历史的轨迹也暗含了这一点。
在这本书中，作者多次强调了现代国家平衡“大炮、黄油和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一个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中，应该如何合理地在这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政治智慧和外交头脑的问题。大炮对应着国防开支，黄油对应着消费，剩下的一部分则是投资。国防开支减少，对应着国民生活水平（黄油）和长期经济发展（投资）的提升，但是当前的国家安全则成为问题。消费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家安全建设（大炮）和长期经济发展（投资），但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恶化及随之而来的稳定问题则不容忽视。投资减少，那么当前的国民生活水平（黄油）和国家安全（大炮）都可以显著提高，然而从长期来讲，消费支出和国防开支都会受到削弱。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更像是一个短期国家安全和长期国家安全之间的权衡取舍。在这里，理想主义的经济学也许就会失去了解释能力，因为只有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经济才是最重要的目标；而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领导人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不再那么单一了。这个理论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朝鲜人民宁愿过着清苦的日子，也会支持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宏伟计划”，为什么“伊朗花大笔的钱提炼浓缩铀，而不是提炼石油”，为什么“21世纪初我国面临着难得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等等。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历史人物的贡献，例如哈布斯堡帝国的联姻背景，沙俄大军的宪兵作用，梅特涅、莫洛托夫等明星外交家的纵横捭阖。正如铁血宰相卑斯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这样的认识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滑入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作者在论述大国力量对比的文字中始终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相反，它让我们认识到了人才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我们对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见解。人们一直在谈论着这样的话题：假如历史上没有拿破仑、没有毛泽东，是否一定会有另外一个领军人物去扮演同样的角色？尽管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是昭然确定的，但过程和格局也许会有所不同。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游戏规则不会改变，但游戏对手是不断变化的。由此联想到，“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我深深地感到教育因为如下几点而至关重要：所培养的人才能影响历史的轨迹和进程；所传播的理念能统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大国的兴衰》书评
张林军
一、 书本介绍
《大国的兴衰》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二、 作者介绍
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三、 读书评论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和思维都宽阔了许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思路有多么开阔——作者自己也坦言说只是从某一个主线去论述国际政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非国际政治学专业的人来说，阅读这本书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和无容置喙的受益。这本书带给了我们思考国际政治问题的专业眼光，以及鞭辟入里的分析方法，我认为这些知识是我们在这本书之外很少能够系统性地获取的。因此，我愿意把最热烈的赞美之词献给这本书以及它的作者，为其给我所带来的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思维而深深致敬。
我感觉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发展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每个知识分子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基于自己所学专业的某种偏执。就我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曾经毫不动摇地坚信加里·贝克尔博士的“经济学帝
国主义”，用一种经济学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的每一种外在现象和内在规律。然而，当我读完这本著作的时候，我蓦然发现解释世界的角度和理论远远不是我之前所接受的那么狭隘和单一，其立论的方法和依据也远不是我之前不以为然的松散和薄弱。当学科的融合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思维的定势已是知识创新的“反动警察”，我觉得这种跨学科阅读所带来的思维的激烈碰撞和快速切换，真的是一种进步和享受。
至少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对以下四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 在大国战争，特别是大国联盟战争中，对最后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联盟的经济能力和信用评价，前者决定了从本国资源中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数目，后者决定了从他国资源中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数目。此外，国家地缘和国民素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两者概括了经济因素所不能涵盖的、但是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由此及彼，我领悟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的意义所在。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台湾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等诸多政治和外交语言的内在含义。
意识形态的不同，意味着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同。然而，“不同”并不等于“对立”，这是前苏联领导人一直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在冷战思维和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成了禁锢创新和生产力的铜墙铁壁。正是对“指令性经济”的偏执，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死气沉沉；同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基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的绝对信仰。所不同的是，后者进行了自我调整和修复；而在前者，笼罩在自东欧大平原到东西伯利亚山地上空的意识形态之云，在铁幕之后强调着两种经济形态的对立性，从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敌我化的国内阶级斗争。这导致了前苏联的訇然倒地，同时也以鲜活的实例，验证了1978年秋《光明日报》上的那个举世瞩目的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思想上的解放，释放了创新精神，激发了生产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历史的轨迹也暗含了这一点。
在这本书中，作者多次强调了现代国家平衡“大炮、黄油和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一个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中，应该如何合理地在这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政治智慧和外交头脑的问题。大炮对应着国防开支，黄油对应着消费，剩下的一部分则是投资。国防开支减少，对应着国民生活水平（黄油）和长期经济发展（投资）的提升，但是当前的国家安全则成为问题。消费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家安全建设（大炮）和长期经济发展（投资），但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恶化及随之而来的稳定问题则不容忽视。投资减少，那么当前的国民生活水平（黄油）和国家安全（大炮）都可以显著提高，然而从长期来讲，消费支出和国防开支都会受到削弱。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更像是一个短期国家安全和长期国家安全之间的权衡取舍。在这里，理想主义的经济学也许就会失去了解释能力，因为只有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经济才是最重要的目标；而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领导人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不再那么单一了。这个理论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朝鲜人民宁愿过着清苦的日子，也会支持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宏伟计划”，为什么“伊朗花大笔的钱提炼浓缩铀，而不是提炼石油”，为什么“21世纪初我国面临着难得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等等。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历史人物的贡献，例如哈布斯堡帝国的联姻背景，沙俄大军的宪兵作用，梅特涅、莫洛托夫等明星外交家的纵横捭阖。正如铁血宰相卑斯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这样的认识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滑入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作者在论述大国力量对比的文字中始终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相反，它让我们认识到了人才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我们对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见解。人们一直在谈论着这样的话题：假如历史上没有拿破仑、没有毛泽东，是否一定会有另外一个领军人物去扮演同样的角色？尽管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是昭然确定的，但过程和格局也许会有所不同。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游戏规则不会改变，但游戏对手是不断变化的。由此联想到，“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我深深地感到教育因为如下几点而至关重要：所培养的人才能影响历史的轨迹和进程；所传播的理念能统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