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全球化”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时代的变化，并且似乎假设了它是人类的又一次福音，因此对它抱以异乎平常的热情。事实上，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现实的根据，因为，无论是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当前的“全球化”都和资本生产方式变化脱不开联系，并且资本主义仍然占据着组织当前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地位。因此，它也包含着深刻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必须从生产方式变化来熟悉资本主义、揭示它的变化特征、内在矛盾和社会历史影响。只有在这一个前提上，我们才能充分获得向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学习的落脚点。
一、弹性生产：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
虽然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改变着其自身的形象，但20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尤为迅速和深刻。宏观层次上，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下，欧美获得普遍的增长，70年代“滞胀”现象出现后，新自由主义又取而代之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它的推动下，80年代里根“革命”得以发生。关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左派学者们强调，“与其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从政治上重新组织全球的革命，其目的是让全球资本主义摆脱各种政治羁绊放手统治全世界”。在微观层次上，二战期间积累的新技术被广泛运用并形成战后技术革新的高潮，非凡是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高新技术触发了新一轮的组织制度变革，传统的“福特制”被替代，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逐步形成，此所谓高技术革命和治理革命。上述两个层次的变化不是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总体变化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诸多竞争性解释中，我认为从生产方式变化入手的“弹性生产”理论具有非凡重要的地位。这个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变化的概括，既反映了在微观治理层次上的“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定制”、“后现代治理”等方面内容，也指认出这种变化的根本目标和归宿在于资本的“弹性积累”。
我们已经知道，在20世纪的大半个时期中，资本主义生产都是以福特制的“大宗生产”为典型特征的。这种因福特发明的第一条汽车生产线而得名的生产制度在规模经济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凭借这种生产方式，美国在1955年全球汽车市场所占份额达75%，1960年它的500家大公司生产出全国一半以上的产品，雇佣了其12%的劳动力。不过，福特制在60年代达到鼎盛之际也开始了其衰落过程，并逐步成为资本在全球扩张的障碍。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使得福特制原发地和代表者美国在70年代竞争中受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巨大挑战。非凡是日本，以丰田汽车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从50年代就开始了一种不同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学者迎风而动，他们发动对日本治理和文化的研究，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日本企业治理艺术》、《Z理论》、《追求卓越》等著作，并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企业界实践，从而促进了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操作的转变，把组织战略转移到它的灵活性上，以适应高技术和跨国公司实践影响下竞争条件的变化。这种战略的调整所涉及的领域和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组织结构，而且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定制”和“后现代治理”等术语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这一治理实践变化的特征。这些视角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同研究的理论旨趣直接相关，例如关注制造业变化的沃麦克等人偏爱“精益”这个术语，组织研究者更侧重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者喜欢“后福特主义”等。“弹性生产”问题较早出现于查尔斯F沙贝尔等人的研究中，他在1983年就提出“弹性专业化”这个术语来解释“后福特主义”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与政治学》、《第二次工业分工》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他肯定这是工业革命之初就出现的一种生产倾向，只是由于被政治化的“福特主义”所遏制，并认为“弹性专门化”生产体系较之于“大宗生产”更能幸免于当前的经济混乱。应该说，沙贝尔指认了生产体系的调整是围绕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它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一般认为，沙贝尔等人的“弹性专业化”理论是一种有抱负的理论，它试图在解释市场、国家行为和生产状况的变化同时解释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业关系的变化，也因此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事实上，在后福特主义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制学派那里，阿兰李比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历史上无变化的结构，也不会有目的地走向灭亡。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产生连续的积累体制不断克服内在矛盾，如劳资关系、消费规范和国家干预等问题，以实现自己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这样看来，后福特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生产方式的自觉调整，它与福特主义一样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福特主义普遍地受到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国际学界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后福特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市场与经济文化原则，它与福特主义相反，通常与更小型、更灵活的生产单位相关，这种生产单位能够分别满足更大范围以及各种类型的特定消费者需求。因此，能够适应多元化市场发展的需要。但是，上述理论都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变化采取了过分乐观的态度。
英国闻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当然是围绕资本积累制度建立和变化的，因此他对当前资本积累特征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样态等方面的弹性，在反对“福特主义”的制度刚性意义上，这种弹性是一种“弹性积累”的机制。但是，他与规制学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强调在经验上无法证实这种变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特征，相反它占据的只是局部的和临时的主导地位，“福特主义”仍然主宰着广泛的工业领域。这也就是说，“弹性积累”制度不应该被具体地局限在资本生产的某一个方面来熟悉，而必须把它看作是资本获得利润战略的变化。因此，他强调这种战略是马克思定义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简单的再组合。这就意味着，要说清当前资本主义的变化仍然必须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进行。在哈维看来，产生于7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与其说是劳工市场全面成为灵活性的、不如说是货币资本脱离了物质生产循环领域，实现了空前的自主权。在更为广泛的历史空间中，它是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一种自我发展。
哈维理论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因为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其综合视角，正是在后一个方面他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变化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在左派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成为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例如，德里克在哈维的基础上直接强调：就社会而言，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为资本对抗劳动力寻求最大利益，同时也摆脱对资本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干涉。
需要强调的是，从灵活性要求的角度看，“弹性生产”本身是资本生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在需要和重复旧有生产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力力量的限制”。当然，在这里重提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证实他的先见，而是旨在强调：假如“弹性生产”能够描述资本主义当代生产制度的特征，那它在20世纪的被命名也绝不是偶然。它只是资本生产不断“革命化”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商品生产、流通的技术革命、治理革命，也包括资本主义为解放市场而在宏观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命化试验——这些试验既包括卢卡奇在20年代就指认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吸收，也包括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私有化和自由化问题上的同谋等等。由此，我们将清楚地从资本主义有关经济和治理的文献中看到，贯穿20世纪资本主义的是“创新”口号——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等。在理论上，闻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30年代就将企业家的精神定义为创新。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审阅“弹性生产”这个术语，将有不同的发现。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灵活性既来自工艺技术的革新、治理的创新，也来自于资本主义宏观政策的调整等诸方面。事实上，要指出这几种因素中哪一种是核心恐怕是困难的，或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作用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20世纪的活力。肯定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激进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为什么他们会深入到技术的方面、治理的方面甚至文化的方面。因为，在成为资本主义控制的力量后，无论是技术还是治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再具有知识学意义上的中立性。因此，对它的每一个方面的批判都是必要的。从激进主义的历史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技术革命进行了彻底批判，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20世纪60年代左派“文化革命”之后，激进的批判本身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在消化自己反对派时政策考虑的理论依据，如生态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在非常显著的水平上也包含了后现代批判思潮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无疑，上述问题直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的变化成为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弹性生产”理论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弹性生产的矛盾及其影响
弹性生产对资本主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现象上看，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水平扩张和在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垂直深入。这些复杂的变化对当前人类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熟悉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和生长空间，非凡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熟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问题等等都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变化的意义必须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来理解，因此，在更为基础的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内生的基本矛盾角度来分析弹性生产的双重政治意义：一方面它确实在物质生产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刻地加重了人们社会生活过程的物的依靠性。前者可以视为政治解放的基础，而后者则是社会解放所必须克服的对象。这个双重政治意义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考察商业的政治意义以来，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即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重新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充分的估计。
在上述基本立场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观察弹性生产对于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意义，观察当前所谓“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第三条道路”以及后现代政治、文化等等具体的问题，从而厘清社会历史现实之正反两个方面并存的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不同理论反映。当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完整地讨论这些问题，而是简要地围绕资本生产的全球化与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变化和左派实践与理论的变化三个问题展开一种思路。
1.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权力控制
全球化的社会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加强了60年代以来未来学的乐观估计；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社会灾难。国际学界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也强调，从积极的角度，凭借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边界而成为真正的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力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观念进一步普遍化、一体化的经济在加速技术革新方面形成新的平台、全球性的依靠对加强合作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球伦理和生态等价值开始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积极的方面；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如贝克、赫尔德等人提出“世界公民社会”和“世界主义民主”等问题，规制学派理论家、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以及其他乐观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向更为民主和自由的高级社会转型抱有更高的期望，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弹性生产所带来的治理或文化革命实质仍然是资本对劳动和社会控制权力的加强。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来讨论解放无疑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因此，在未来社会想象方面必须讨论资本主义控制方式的变化及其替代的可能性。客观上，新型的权力控制呈现了与资本主义先前阶段不同的特征，从总体上不是放松了而是加强了。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使财富更加集中。由于加强了治理权力，治理“革命”使得财富从多数人向资本拥有者和治理者的巨大转变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财富已经集中在20%的人手中，产生了有些学者断言的20/80的社会；从统计数据看，新型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内部已经展开，据美国96/97年度《社会学年鉴》资料，从1980年到1992年，美国底层25%的人平均家庭收入实际下降了6.8%，而与此同时25%的富人收入则增长了15.9%。另据美国官方统计，工人分配份额从1950年的40%下降到1984年的25%，而其剩余价值率在制造业中从150%上升到302%，80年代，10%最富的人，占据了78%的地产和89%的公司股票。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组织的弹性都加强了自身的控制力，从而获得了在全球扩大利润的空间。跨国公司扩张以水平蔓延取代了垂直整合，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量，它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保护当地经济的能力。增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谈判能力。通过“改制”或“业务重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向法人统治阶级转变，使得资本利益集团更为团结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分散化了，产生了连现状的辩护者也抱怨的“富人反对穷人的阶级斗争”。引发了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公司文化成为治理的热点，它带来的是更为深刻的心理操纵。文化灌输已经成为“业务重整”的基本手段，它使工人对工作性质的变化产生良好的和积极的态度，但实质上创造了在生理和心理上新形式的剥夺。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治理战略已经转移到更为深层的心理机制方面。总之，治理革命的后果是为资本主义重组全球关系形成新的霸权提供了必须的技术预备。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历史终结论”者那样乐观地估计：资本主义已经为人类最后的解放提供了基本形式。相反，新型的控制和依靠性形式造成了更为复杂的人类解放图景。正是它的深层矛盾，当前的“全球化”遭到来自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批评。
2.意识形态的变化
资本生产和治理实践的变化直接导致新型的辩护形式。这些辩护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而直接冠之以中立的“新社会”理论，它们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30年代以来以“治理革命”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二种是80年代之后的后现代主义组织研究和文化研究。关于后一种，我们将在别的地方专门讨论，这里以第一种形式为例来讨论“弹性生产”的意识形态后果。这种理论直接从“治理革命”出发，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进行论证。这一点从所谓治理革命开始一直就是西方强劲的思潮，例如，“科学治理之父”泰罗在其《科学治理原理》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第一句话即是：治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正是顺着这种思路，1932年贝利和米因恩提出“治理革命”思想，贝利在1959年提出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问题，重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公开号召在“一致的公论”基础上认同资本主义。70年代贝尔融合了技术精英治国论、治理革命论等，形成洋洋大观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并为80年代乐观主义的未来学和90年代“知识社会”和“后资本社会”论提供先驱理论。
从后工业社会中演化出来的种种“新资本主义”几乎成为发达国家辩护理论众口一词的说法。而这个术语的核心则在于挑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创造了一种更高级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新的制度中，资本主义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改变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劳动与财产的对立将成为过去。这种争论随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挫折，直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例如，20世纪末，德鲁克，这位美国最重要的现代治理学家，不无轻松地说，由治理革命所推动建立起来的“这个新社会——它已经存在——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再说一遍，它必定会使用自由市场作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构。它不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甚至不会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机构会继续存在”。值得注重的是，后工业社会思潮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非凡是苏联东欧剧变后，部分前社会主义者快速地转向对后工业社会的全面肯定，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一些主要特点与后工业社会具有类似的方面，从而回到贝尔的立场上。从当前的全球性技术革命出发，他们较为普遍地把当前的社会变迁理解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马克思所预计的所有制问题、商品关系、国家、劳动、城乡差别等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他们强调，从当前的信息社会的趋势看，我们能够乐观地看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未来未来社会关系的描述。
但是，如果考虑到上述资本主义控制形式的变化，那么同样可以说，这种对资本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形式民主的简单理解恰恰是资本意识形态的当代表现，马克思早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当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在于诸多以批判立场或以“解放”口号出现的理论如后现代、后殖民等等都极大地浸润 了资本生产的特征而能够直接满足其要求，从而暗含有辩护理论的性质。这一特征又直 接影响了左派实践和理论。
3.对左派实践和理论的影响
1941年伯恩汉系统地论证“管理革命”，并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从50年 代始，这一理论便直接影响了英国工党、原西德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极大 地影响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实践。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深入，基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之理 论前提，源自西欧基督教民主党实践和前苏东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第三条 道路”普遍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左派政治右倾的一种口号。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 际学界的关注，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理论上，“弹性生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要复杂许多。一方面，我们看到从赖特· 米尔斯关于发达工业国家社会分层问题研究、70年代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研究直到90 年代哈贝马斯对“普遍法治社会”的论证，左派知识分子在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时一直 存在着向自由主义右倾的事实。而在当代全球左派理论中，大批的知识经济研究者更是 不加思索地强调了“知识经济”是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为资本生产进行辩护，在全球化 背景下，诸如《新左派评论》编辑安德森这样的左翼人士也强调“如今现实的左派惟一 的起点就是要理性地认识到历史的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了对其制度的威胁”， 因此要求承认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使具有40年传统的《新左派评论》改版，取消了该 刊的连续编号而代之以“第二系列”。当然，另一方面，在左翼阵营中，也存在对上述 倾向进行批评的立场，例如有学者直接对《新左派评论》杂志的改版提出批评，认为它 是自杀[8]。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在不同的领域中新近崛起的 一批以全球眼光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左派学者，例如哈维，他指出，资本主义的适应 能力是它在阶级斗争中主要的武器之一，我们不能低估它的不断产生出的反抗的巨大范 围。因此，他们强调，在全球层次上重新绘制新的阶级之图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已经产生了诸如杰姆逊、斯克莱尔等人的研究。
从总体上看，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仅仅是管理学家们所强调的那样只有普遍的繁 荣，泰罗在管理革命一开始就提出结束劳资之间的战争这一目标并没有达到，它又在当 代被后现代管理重提。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基于管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毕竟， 资本主义能够自觉地摆脱其物的依赖性也应该是历史的幸运。但现实恰恰如多斯桑托斯 强调的那样：后周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论、富裕论、福利国家论、工业社会论及许许 多多的理论，都在谋求使占优势的、经过改良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永世长存。 [9](P.4)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它的实质。
三、弹性生产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启示
20世纪90年代，持续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从不同的角度给各个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对我国亦不例外。不过，特殊的是，由于当前“全球化”是以全球社会主义 制度的退缩为代价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我国谋求民族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两大 历史任务有着深层的矛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对我们构成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 们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代制度特征出发，坚持本民族的特色，在充分理解资 本主义前提下，通过向它学习而不断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和体制。应该说，改革开放 以来，从80年代邓小平强调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管理到90年代江泽民要求掌握先进的 生产力和文化，我们在指导思想方面和具体实践中都有着正确的认识，也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但是，在全球“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背景下，还是有学者主张一股脑地把 资本主义引进国内，似乎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能继承它的财产，这是不负责任 的做法。在这里，我们从“弹性生产”角度谈两点看法。
1.改革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学习
马克思强调过：“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 。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 守的。”[10](p.533)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在马克思所预期的范 围内，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共产党宣言》被今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作为必读书目，《 资本论》也被某些经济学家当作市场经济建设的正面教材。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讽。 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当作最后社会解放的图景。当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社会历史条件可能比马克思的时代更为复杂，因为似乎资本已经文明化与道德化了。不 过，这种道德化并非超出了经典作家的预见，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 附录》中已经注意到，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并非是资本家的初衷，并且这也不可能消除 资本主义生产所内含的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要存在一天，今天的批判家所指认的种 族、性别和少数族群的利益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替代仍 然是这个时代解放的基本任务。
但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相反，而是在总体资本 主义环境下通过充分借鉴这种生产的合理性而获得社会主义生长的更为广阔的前提。这 是由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之中，就生产手段 而言，社会主义确实处于落后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其历史基础薄弱，同时也和我们所选 择的管理体制有关。在对资本主义弹性生产进行分析时，德里克把社会主义的相对落后 归结为其指导思想之时空提前的问题，即片面地按照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状况而 作出的预言来直接“兑现”社会主义。这一点虽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在指认现实社会 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策的结构性僵化方面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正是资本 主义的弹性生产，我们不改革不行。这一点，邓小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改革就会产 生“球籍”问题，而江泽民强调的“三个代表”则深刻地指出当前我们改革的方向。正 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只是持续进步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必然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借鉴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是必然的。但 是，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改革有一个定语，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因此，在宏 观政治实践和理论上，我们同样面临着更复杂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任务，这一点不可忘 记。在这个方面，虽然我们不拘泥于个别的细节，但在总体上必须强化社会主义目标。 即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从理论上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如果缺乏这个必要的导向，在改 革过程中，大多数人将会失去方向。事实已经证明，在我们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例如腐败和道德滑坡等，不仅直接与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性以及拜物教有关，而且与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宏观社会政策以及认识上的失误直接有关。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的 深入，用自发性来替代对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调控不仅直接催化了更大面积的不良社 会风气的滋长，而且酝酿着对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进行挑战的理论实践。因此，党和国家 领导人也一直强调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清醒立场和用历史来教育青年，“三个代表”等重 大问题在近年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的突出无不证明了社会主义在今天改革过程中的重要 意义。从这一点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改革所欲趋向的社会主义弹性生产与资 本主义的弹性生产有着质的不同，它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之剥削、压迫为前提的。这 是为什么强调要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2.自力更生与内生性制度创新之路
全球化对我们形成的压力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从1998年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到2001 年热那亚西方8国首脑峰会，全球性的对“全球化”的抗议持续不断并一浪高过一浪。 如果说，人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化带来的也并非是普遍繁荣， 那么，我们更有理由说，它给中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甜点。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全球 眼光”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地方行动”，不能不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新中国建设 之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在过去和今 天，而且在今后也将是我们的 惟一选择。如果说我们当前的改革旨在推动的也是一种制 度的弹性，那它的深层内涵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创新而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 具有弹性的体制。
在今天，向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学习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怎么学习 这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现在不少人都喜欢援引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强调 制度创新，但是却把创新本身简单地定位在移植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甚至全盘引进 其社会制度，这显然是个误解。因为，不仅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简单的移植是不可能 的，另一方面诚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过去社会主义的基本教训之一是按照早期工业化 形式来塑造自己的发展模式。从资本主义制度创新的特点来看，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分强 调，它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某些成功经验的学习，围绕科技革命所 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等等。综观今天的资本主义，既不存在全球标准齐一的生产模式， 每一种具体的生产模式亦非单个国家或单个资本家的发明，而是其不断适应条件变化摆 脱教条鼓励创新的结果。以日本为例，它能够成功地形成对美国的挑战，也绝非简单地 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做法，而是内生性制度创新的结果。事实上，主张全盘移植西方
“成功经验”的学者也极大地忽视了下面两个事实：第一，改革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没 有优点，相反，改革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例如，在新中国 建设过程中，通过几代人努力所凝结的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它们发挥的巨 大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邓小平在最初提出改革之际，他所尊重的不就是两个地方( 安徽和四川)的经验吗?在改革过程中，无论是苏南还是浙江温州，还是山东或其他什么 地方，凡是成功的经验哪一点不是源自群众的创造?当前，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造过程中 ，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以及个别专家，为了表面的效率粗暴和简单地按照某种“先 进”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利益，相反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创新 精神和改革的热情，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违背改革的初衷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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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全球化”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时代的变化，并且似乎假设了它是人类的又一次福音，因此对它抱以异乎平常的热情。事实上，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现实的根据，因为，无论是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当前的“全球化”都和资本生产方式变化脱不开联系，并且资本主义仍然占据着组织当前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地位。因此，它也包含着深刻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必须从生产方式变化来熟悉资本主义、揭示它的变化特征、内在矛盾和社会历史影响。只有在这一个前提上，我们才能充分获得向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学习的落脚点。
一、弹性生产：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
虽然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改变着其自身的形象，但20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尤为迅速和深刻。宏观层次上，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下，欧美获得普遍的增长，70年代“滞胀”现象出现后，新自由主义又取而代之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它的推动下，80年代里根“革命”得以发生。关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左派学者们强调，“与其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从政治上重新组织全球的革命，其目的是让全球资本主义摆脱各种政治羁绊放手统治全世界”。在微观层次上，二战期间积累的新技术被广泛运用并形成战后技术革新的高潮，非凡是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高新技术触发了新一轮的组织制度变革，传统的“福特制”被替代，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逐步形成，此所谓高技术革命和治理革命。上述两个层次的变化不是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总体变化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诸多竞争性解释中，我认为从生产方式变化入手的“弹性生产”理论具有非凡重要的地位。这个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变化的概括，既反映了在微观治理层次上的“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定制”、“后现代治理”等方面内容，也指认出这种变化的根本目标和归宿在于资本的“弹性积累”。
我们已经知道，在20世纪的大半个时期中，资本主义生产都是以福特制的“大宗生产”为典型特征的。这种因福特发明的第一条汽车生产线而得名的生产制度在规模经济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凭借这种生产方式，美国在1955年全球汽车市场所占份额达75%，1960年它的500家大公司生产出全国一半以上的产品，雇佣了其12%的劳动力。不过，福特制在60年代达到鼎盛之际也开始了其衰落过程，并逐步成为资本在全球扩张的障碍。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使得福特制原发地和代表者美国在70年代竞争中受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巨大挑战。非凡是日本，以丰田汽车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从50年代就开始了一种不同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学者迎风而动，他们发动对日本治理和文化的研究，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日本企业治理艺术》、《Z理论》、《追求卓越》等著作，并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企业界实践，从而促进了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操作的转变，把组织战略转移到它的灵活性上，以适应高技术和跨国公司实践影响下竞争条件的变化。这种战略的调整所涉及的领域和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组织结构，而且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定制”和“后现代治理”等术语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这一治理实践变化的特征。这些视角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同研究的理论旨趣直接相关，例如关注制造业变化的沃麦克等人偏爱“精益”这个术语，组织研究者更侧重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者喜欢“后福特主义”等。“弹性生产”问题较早出现于查尔斯F沙贝尔等人的研究中，他在1983年就提出“弹性专业化”这个术语来解释“后福特主义”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与政治学》、《第二次工业分工》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他肯定这是工业革命之初就出现的一种生产倾向，只是由于被政治化的“福特主义”所遏制，并认为“弹性专门化”生产体系较之于“大宗生产”更能幸免于当前的经济混乱。应该说，沙贝尔指认了生产体系的调整是围绕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它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一般认为，沙贝尔等人的“弹性专业化”理论是一种有抱负的理论，它试图在解释市场、国家行为和生产状况的变化同时解释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业关系的变化，也因此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事实上，在后福特主义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制学派那里，阿兰李比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历史上无变化的结构，也不会有目的地走向灭亡。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产生连续的积累体制不断克服内在矛盾，如劳资关系、消费规范和国家干预等问题，以实现自己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这样看来，后福特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生产方式的自觉调整，它与福特主义一样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福特主义普遍地受到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国际学界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后福特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市场与经济文化原则，它与福特主义相反，通常与更小型、更灵活的生产单位相关，这种生产单位能够分别满足更大范围以及各种类型的特定消费者需求。因此，能够适应多元化市场发展的需要。但是，上述理论都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变化采取了过分乐观的态度。
英国闻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当然是围绕资本积累制度建立和变化的，因此他对当前资本积累特征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样态等方面的弹性，在反对“福特主义”的制度刚性意义上，这种弹性是一种“弹性积累”的机制。但是，他与规制学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强调在经验上无法证实这种变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特征，相反它占据的只是局部的和临时的主导地位，“福特主义”仍然主宰着广泛的工业领域。这也就是说，“弹性积累”制度不应该被具体地局限在资本生产的某一个方面来熟悉，而必须把它看作是资本获得利润战略的变化。因此，他强调这种战略是马克思定义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简单的再组合。这就意味着，要说清当前资本主义的变化仍然必须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进行。在哈维看来，产生于7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与其说是劳工市场全面成为灵活性的、不如说是货币资本脱离了物质生产循环领域，实现了空前的自主权。在更为广泛的历史空间中，它是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一种自我发展。
哈维理论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因为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其综合视角，正是在后一个方面他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变化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在左派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成为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例如，德里克在哈维的基础上直接强调：就社会而言，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为资本对抗劳动力寻求最大利益，同时也摆脱对资本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干涉。
需要强调的是，从灵活性要求的角度看，“弹性生产”本身是资本生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在需要和重复旧有生产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力力量的限制”。当然，在这里重提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证实他的先见，而是旨在强调：假如“弹性生产”能够描述资本主义当代生产制度的特征，那它在20世纪的被命名也绝不是偶然。它只是资本生产不断“革命化”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商品生产、流通的技术革命、治理革命，也包括资本主义为解放市场而在宏观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命化试验——这些试验既包括卢卡奇在20年代就指认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吸收，也包括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私有化和自由化问题上的同谋等等。由此，我们将清楚地从资本主义有关经济和治理的文献中看到，贯穿20世纪资本主义的是“创新”口号——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等。在理论上，闻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30年代就将企业家的精神定义为创新。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审阅“弹性生产”这个术语，将有不同的发现。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灵活性既来自工艺技术的革新、治理的创新，也来自于资本主义宏观政策的调整等诸方面。事实上，要指出这几种因素中哪一种是核心恐怕是困难的，或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作用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20世纪的活力。肯定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激进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为什么他们会深入到技术的方面、治理的方面甚至文化的方面。因为，在成为资本主义控制的力量后，无论是技术还是治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再具有知识学意义上的中立性。因此，对它的每一个方面的批判都是必要的。从激进主义的历史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技术革命进行了彻底批判，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20世纪60年代左派“文化革命”之后，激进的批判本身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在消化自己反对派时政策考虑的理论依据，如生态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在非常显著的水平上也包含了后现代批判思潮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无疑，上述问题直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的变化成为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弹性生产”理论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弹性生产的矛盾及其影响
弹性生产对资本主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现象上看，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水平扩张和在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垂直深入。这些复杂的变化对当前人类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熟悉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和生长空间，非凡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熟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问题等等都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变化的意义必须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来理解，因此，在更为基础的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内生的基本矛盾角度来分析弹性生产的双重政治意义：一方面它确实在物质生产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刻地加重了人们社会生活过程的物的依靠性。前者可以视为政治解放的基础，而后者则是社会解放所必须克服的对象。这个双重政治意义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考察商业的政治意义以来，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即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重新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充分的估计。
在上述基本立场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观察弹性生产对于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意义，观察当前所谓“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第三条道路”以及后现代政治、文化等等具体的问题，从而厘清社会历史现实之正反两个方面并存的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不同理论反映。当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完整地讨论这些问题，而是简要地围绕资本生产的全球化与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变化和左派实践与理论的变化三个问题展开一种思路。
1.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权力控制
全球化的社会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加强了60年代以来未来学的乐观估计；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社会灾难。国际学界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也强调，从积极的角度，凭借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边界而成为真正的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力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观念进一步普遍化、一体化的经济在加速技术革新方面形成新的平台、全球性的依靠对加强合作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球伦理和生态等价值开始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积极的方面；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如贝克、赫尔德等人提出“世界公民社会”和“世界主义民主”等问题，规制学派理论家、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以及其他乐观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向更为民主和自由的高级社会转型抱有更高的期望，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弹性生产所带来的治理或文化革命实质仍然是资本对劳动和社会控制权力的加强。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来讨论解放无疑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因此，在未来社会想象方面必须讨论资本主义控制方式的变化及其替代的可能性。客观上，新型的权力控制呈现了与资本主义先前阶段不同的特征，从总体上不是放松了而是加强了。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使财富更加集中。由于加强了治理权力，治理“革命”使得财富从多数人向资本拥有者和治理者的巨大转变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财富已经集中在20%的人手中，产生了有些学者断言的20/80的社会；从统计数据看，新型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内部已经展开，据美国96/97年度《社会学年鉴》资料，从1980年到1992年，美国底层25%的人平均家庭收入实际下降了6.8%，而与此同时25%的富人收入则增长了15.9%。另据美国官方统计，工人分配份额从1950年的40%下降到1984年的25%，而其剩余价值率在制造业中从150%上升到302%，80年代，10%最富的人，占据了78%的地产和89%的公司股票。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组织的弹性都加强了自身的控制力，从而获得了在全球扩大利润的空间。跨国公司扩张以水平蔓延取代了垂直整合，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量，它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保护当地经济的能力。增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谈判能力。通过“改制”或“业务重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向法人统治阶级转变，使得资本利益集团更为团结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分散化了，产生了连现状的辩护者也抱怨的“富人反对穷人的阶级斗争”。引发了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公司文化成为治理的热点，它带来的是更为深刻的心理操纵。文化灌输已经成为“业务重整”的基本手段，它使工人对工作性质的变化产生良好的和积极的态度，但实质上创造了在生理和心理上新形式的剥夺。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治理战略已经转移到更为深层的心理机制方面。总之，治理革命的后果是为资本主义重组全球关系形成新的霸权提供了必须的技术预备。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历史终结论”者那样乐观地估计：资本主义已经为人类最后的解放提供了基本形式。相反，新型的控制和依靠性形式造成了更为复杂的人类解放图景。正是它的深层矛盾，当前的“全球化”遭到来自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批评。
2.意识形态的变化
资本生产和治理实践的变化直接导致新型的辩护形式。这些辩护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而直接冠之以中立的“新社会”理论，它们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30年代以来以“治理革命”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二种是80年代之后的后现代主义组织研究和文化研究。关于后一种，我们将在别的地方专门讨论，这里以第一种形式为例来讨论“弹性生产”的意识形态后果。这种理论直接从“治理革命”出发，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进行论证。这一点从所谓治理革命开始一直就是西方强劲的思潮，例如，“科学治理之父”泰罗在其《科学治理原理》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第一句话即是：治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正是顺着这种思路，1932年贝利和米因恩提出“治理革命”思想，贝利在1959年提出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问题，重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公开号召在“一致的公论”基础上认同资本主义。70年代贝尔融合了技术精英治国论、治理革命论等，形成洋洋大观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并为80年代乐观主义的未来学和90年代“知识社会”和“后资本社会”论提供先驱理论。
从后工业社会中演化出来的种种“新资本主义”几乎成为发达国家辩护理论众口一词的说法。而这个术语的核心则在于挑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创造了一种更高级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新的制度中，资本主义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改变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劳动与财产的对立将成为过去。这种争论随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挫折，直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例如，20世纪末，德鲁克，这位美国最重要的现代治理学家，不无轻松地说，由治理革命所推动建立起来的“这个新社会——它已经存在——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再说一遍，它必定会使用自由市场作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构。它不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甚至不会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机构会继续存在”。值得注重的是，后工业社会思潮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非凡是苏联东欧剧变后，部分前社会主义者快速地转向对后工业社会的全面肯定，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一些主要特点与后工业社会具有类似的方面，从而回到贝尔的立场上。从当前的全球性技术革命出发，他们较为普遍地把当前的社会变迁理解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马克思所预计的所有制问题、商品关系、国家、劳动、城乡差别等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他们强调，从当前的信息社会的趋势看，我们能够乐观地看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未来未来社会关系的描述。
但是，如果考虑到上述资本主义控制形式的变化，那么同样可以说，这种对资本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形式民主的简单理解恰恰是资本意识形态的当代表现，马克思早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当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在于诸多以批判立场或以“解放”口号出现的理论如后现代、后殖民等等都极大地浸润 了资本生产的特征而能够直接满足其要求，从而暗含有辩护理论的性质。这一特征又直 接影响了左派实践和理论。
3.对左派实践和理论的影响
1941年伯恩汉系统地论证“管理革命”，并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从50年 代始，这一理论便直接影响了英国工党、原西德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极大 地影响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实践。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深入，基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之理 论前提，源自西欧基督教民主党实践和前苏东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第三条 道路”普遍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左派政治右倾的一种口号。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 际学界的关注，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理论上，“弹性生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要复杂许多。一方面，我们看到从赖特· 米尔斯关于发达工业国家社会分层问题研究、70年代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研究直到90 年代哈贝马斯对“普遍法治社会”的论证，左派知识分子在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时一直 存在着向自由主义右倾的事实。而在当代全球左派理论中，大批的知识经济研究者更是 不加思索地强调了“知识经济”是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为资本生产进行辩护，在全球化 背景下，诸如《新左派评论》编辑安德森这样的左翼人士也强调“如今现实的左派惟一 的起点就是要理性地认识到历史的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了对其制度的威胁”， 因此要求承认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使具有40年传统的《新左派评论》改版，取消了该 刊的连续编号而代之以“第二系列”。当然，另一方面，在左翼阵营中，也存在对上述 倾向进行批评的立场，例如有学者直接对《新左派评论》杂志的改版提出批评，认为它 是自杀[8]。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在不同的领域中新近崛起的 一批以全球眼光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左派学者，例如哈维，他指出，资本主义的适应 能力是它在阶级斗争中主要的武器之一，我们不能低估它的不断产生出的反抗的巨大范 围。因此，他们强调，在全球层次上重新绘制新的阶级之图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已经产生了诸如杰姆逊、斯克莱尔等人的研究。
从总体上看，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仅仅是管理学家们所强调的那样只有普遍的繁 荣，泰罗在管理革命一开始就提出结束劳资之间的战争这一目标并没有达到，它又在当 代被后现代管理重提。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基于管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毕竟， 资本主义能够自觉地摆脱其物的依赖性也应该是历史的幸运。但现实恰恰如多斯桑托斯 强调的那样：后周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论、富裕论、福利国家论、工业社会论及许许 多多的理论，都在谋求使占优势的、经过改良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永世长存。 [9](P.4)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它的实质。
三、弹性生产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启示
20世纪90年代，持续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从不同的角度给各个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对我国亦不例外。不过，特殊的是，由于当前“全球化”是以全球社会主义 制度的退缩为代价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我国谋求民族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两大 历史任务有着深层的矛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对我们构成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 们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代制度特征出发，坚持本民族的特色，在充分理解资 本主义前提下，通过向它学习而不断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和体制。应该说，改革开放 以来，从80年代邓小平强调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管理到90年代江泽民要求掌握先进的 生产力和文化，我们在指导思想方面和具体实践中都有着正确的认识，也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但是，在全球“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背景下，还是有学者主张一股脑地把 资本主义引进国内，似乎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能继承它的财产，这是不负责任 的做法。在这里，我们从“弹性生产”角度谈两点看法。
1.改革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学习
马克思强调过：“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 。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 守的。”[10](p.533)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在马克思所预期的范 围内，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共产党宣言》被今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作为必读书目，《 资本论》也被某些经济学家当作市场经济建设的正面教材。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讽。 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当作最后社会解放的图景。当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社会历史条件可能比马克思的时代更为复杂，因为似乎资本已经文明化与道德化了。不 过，这种道德化并非超出了经典作家的预见，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 附录》中已经注意到，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并非是资本家的初衷，并且这也不可能消除 资本主义生产所内含的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要存在一天，今天的批判家所指认的种 族、性别和少数族群的利益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替代仍 然是这个时代解放的基本任务。
但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相反，而是在总体资本 主义环境下通过充分借鉴这种生产的合理性而获得社会主义生长的更为广阔的前提。这 是由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之中，就生产手段 而言，社会主义确实处于落后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其历史基础薄弱，同时也和我们所选 择的管理体制有关。在对资本主义弹性生产进行分析时，德里克把社会主义的相对落后 归结为其指导思想之时空提前的问题，即片面地按照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状况而 作出的预言来直接“兑现”社会主义。这一点虽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在指认现实社会 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策的结构性僵化方面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正是资本 主义的弹性生产，我们不改革不行。这一点，邓小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改革就会产 生“球籍”问题，而江泽民强调的“三个代表”则深刻地指出当前我们改革的方向。正 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只是持续进步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必然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借鉴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是必然的。但 是，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改革有一个定语，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因此，在宏 观政治实践和理论上，我们同样面临着更复杂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任务，这一点不可忘 记。在这个方面，虽然我们不拘泥于个别的细节，但在总体上必须强化社会主义目标。 即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从理论上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如果缺乏这个必要的导向，在改 革过程中，大多数人将会失去方向。事实已经证明，在我们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例如腐败和道德滑坡等，不仅直接与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性以及拜物教有关，而且与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宏观社会政策以及认识上的失误直接有关。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的 深入，用自发性来替代对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调控不仅直接催化了更大面积的不良社 会风气的滋长，而且酝酿着对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进行挑战的理论实践。因此，党和国家 领导人也一直强调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清醒立场和用历史来教育青年，“三个代表”等重 大问题在近年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的突出无不证明了社会主义在今天改革过程中的重要 意义。从这一点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改革所欲趋向的社会主义弹性生产与资 本主义的弹性生产有着质的不同，它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之剥削、压迫为前提的。这 是为什么强调要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2.自力更生与内生性制度创新之路
全球化对我们形成的压力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从1998年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到2001 年热那亚西方8国首脑峰会，全球性的对“全球化”的抗议持续不断并一浪高过一浪。 如果说，人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化带来的也并非是普遍繁荣， 那么，我们更有理由说，它给中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甜点。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全球 眼光”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地方行动”，不能不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新中国建设 之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在过去和今 天，而且在今后也将是我们的 惟一选择。如果说我们当前的改革旨在推动的也是一种制 度的弹性，那它的深层内涵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创新而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 具有弹性的体制。
在今天，向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学习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怎么学习 这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现在不少人都喜欢援引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强调 制度创新，但是却把创新本身简单地定位在移植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甚至全盘引进 其社会制度，这显然是个误解。因为，不仅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简单的移植是不可能 的，另一方面诚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过去社会主义的基本教训之一是按照早期工业化 形式来塑造自己的发展模式。从资本主义制度创新的特点来看，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分强 调，它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某些成功经验的学习，围绕科技革命所 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等等。综观今天的资本主义，既不存在全球标准齐一的生产模式， 每一种具体的生产模式亦非单个国家或单个资本家的发明，而是其不断适应条件变化摆 脱教条鼓励创新的结果。以日本为例，它能够成功地形成对美国的挑战，也绝非简单地 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做法，而是内生性制度创新的结果。事实上，主张全盘移植西方
“成功经验”的学者也极大地忽视了下面两个事实：第一，改革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没 有优点，相反，改革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例如，在新中国 建设过程中，通过几代人努力所凝结的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它们发挥的巨 大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邓小平在最初提出改革之际，他所尊重的不就是两个地方( 安徽和四川)的经验吗?在改革过程中，无论是苏南还是浙江温州，还是山东或其他什么 地方，凡是成功的经验哪一点不是源自群众的创造?当前，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造过程中 ，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以及个别专家，为了表面的效率粗暴和简单地按照某种“先 进”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利益，相反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创新 精神和改革的热情，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违背改革的初衷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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