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语》中孔子描述两种隐士：“辟世之人”和“辟人之人”，但孔子可以是第三种隐士：“大隐于朝之人”。隐士们对孔子的政治理想充满嘲笑和不解，相反，孔子欣赏和尊敬这些隐士。他们是孔子乱世中的“知音”。表面上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实质上，他们“殊途同归”。 关键词：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7-0000-01 《论语》记载着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其中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体系、政治主张、对忠孝和仁的看法。《论语》中孔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带给后世重要的影响，但孔子在《论语》中对逃避社会责任，选择“出世”的隐士们表现出尊敬和欣赏。表面上看，这些隐士的思想与孔子应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只是表现自己隐士思想的方法不同而已。 《论语》中，孔子将隐士分为两种“辟世之人”和“辟人之人”，而本文中，笔者认为，孔子可以作为第三类隐士存在，后世讲隐士大致可分为“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而孔子正属于最后一类，“大隐于朝之人”。 一、小隐于野之隐士 《论语》中，有这样一种人，孔子称之为“辟世之人”。他们远离喧嚣，生活在田野，完全逃避社会责任，成为真正的“隐士”。这些人分别是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丈人。《微子篇》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1］他知道过去的不可挽回，未来的不可着迷，现在的执政诸公危乎其危！孔子想下车和他谈谈，他却避而不见。很明显，接舆知道孔子的处境和现实的局面，他选择不见孔子是一种他对现实对政治的态度。 长沮、桀溺一同耕田，孔子使子路问渡口。他们嘲笑孔子：“是知津矣。”［2］他们认为，孔子每天为国家社稷奔波劳碌，试图为百姓为君主指出一条明路，这样一个神贤之人是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儿，即社会的出路在哪儿。他们认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3］而对此，孔子表现非常的包容。他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4］孔子认为，如果天下是天平的，那么我也就不会来进行改革了。正是因为天下不太平，所以才要进行改革。这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但正是这份社会责任，使得孔子一生为政治而游说各国。 子路见丈人，问他可见到孔子，丈人骂孔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却认为丈人是隐者，反而让子路反见之。子路最后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5］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即君子出来做官只是尽应尽之责，而对于政治主张行不通，他们是早就知道了。 这几位隐士，他们远离是非，逃避社会责任，追求内心安逸。他们对孔子多有怨言，但不可否认，他们理解孔子的政治主张。他们显得略为消极，对于社会动乱，君主无道，更多的人只能选择“独善其身”。正如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6］明显，孔子理解这种隐士的心情，他何尝不想这样“乘浮浮于海”？只是更多的政治理想和天下之责任，让孔子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二、中隐于市之隐士 《论语》中，还有一群人生活在尘世之中，和政治保持某些关系。这些人可以保护自己不被世俗而伤，他们被称为“辟人之人”，只是逃避某个统治者，不愿为其服务，其中包括南容、蘧伯玉、晨门、荷蒉。孔子认为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7］南容是一个可以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有官做，而在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可以不被刑罚的聪明之人，孔子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孔子认为蘧伯玉也是一个聪明之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还之。”［8］他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而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这样的人都做到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晨门生活在石门，他认为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荷蕢听到孔子敲罄，他劝孔子“深则厉，浅则揭”［9］，即水深，索性连着衣裳走过去；水浅，无妨撩起衣裳走过去。对于政治、对于理想，不要过于执着。可以说，这些人也是孔子在政治上的知音，他们理解孔子，但他们的信仰不同，造成完全不同的两种处世态度。 “辟人之人”选择生活在君主身边，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和政治理想还保持着某种间接的关系。同时，他们相比于孔子，他们懂得“进与退”，孔子执着着政治理想，期待明主，乱世之中注定等待。 三、大隐于朝之隐士 《论语》中孔子一生都忘情于政治，他的主要思想是“入世”，为国家为君主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这位将天下之责任担于肩之人，半辈子都在颠沛流离，四处游说。他不愿退回自然做隐士，更愿做一位“大隐于朝”的隐士。他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0］孔子也有心生倦意的时候，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子罕篇》：“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11］这是孔子对自己最悲观的看法。“凤凰不飞来了，黄河也没有图书出来了，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完了吧！” 《论语》中，孔子常常感叹：“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别人不了解我，我不着急；我着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孔子是孤独的，乱世之中抱着满腹的政治才华却无从施展，社会中真正理解自己的人往往都选择逃避现实，而不懂自己的人对自己充满挖苦和嘲笑。其实，孔子自己何尝不是一位“隐士”？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为天下苍生请命，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被隐士们嘲笑，但他有自己的原则，他安贫乐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清明之时期待贤明君主赏识自己，黑暗之时，知其不可为，也会改变方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管是身处朝中的孔子，不肯对现实低头，兼济天下者；还是那些远离喧嚣、不管世俗的独善其身者。他们的“隐”都只是一种对现实的一种态度。他们需要用这种“隐”来实现个人的理想。所以，有人说他们的“隐”只是一种手段，是待时之隐。等到遇到清明政治或者开明君主时，他们就会献身为江山社稷出谋划策。正如杨伯峻认为：“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徒’。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理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他们和孔子一样，渴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是个人信仰不同。孔子那般的执着他们并不认同。 结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割掉的一部分，《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隐士对后世的中国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后世文人在仕途和理想之间的最明确的行为准则。这不得不说受到了《论语》中孔子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2］［3］［4］［5］［6］［7］［8］［9］《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11月 ［10］ 《谈孔子的隐逸观》高小瑜 语文学刊 2010年第5期 ［11］ 《中孔子与隐士的处世观对比》肖鹏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3月第23卷第1期 ［12］ 《论孔子的隐逸思想》朱明勋 名作欣赏 2010年第3期 ［13］ 《略论孔子的隐逸观》周祥森 史学月刊 1993年第1期 ［14］ 《浅论中隐士的避世情怀》邹亮 文学评论 ［15］ 《先秦儒、道隐逸观略论》霍建波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1月第26卷第1期 作者简介：杨颖，安徽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摘 要：《论语》中孔子描述两种隐士：“辟世之人”和“辟人之人”，但孔子可以是第三种隐士：“大隐于朝之人”。隐士们对孔子的政治理想充满嘲笑和不解，相反，孔子欣赏和尊敬这些隐士。他们是孔子乱世中的“知音”。表面上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实质上，他们“殊途同归”。 关键词：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7-0000-01 《论语》记载着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其中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体系、政治主张、对忠孝和仁的看法。《论语》中孔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带给后世重要的影响，但孔子在《论语》中对逃避社会责任，选择“出世”的隐士们表现出尊敬和欣赏。表面上看，这些隐士的思想与孔子应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只是表现自己隐士思想的方法不同而已。 《论语》中，孔子将隐士分为两种“辟世之人”和“辟人之人”，而本文中，笔者认为，孔子可以作为第三类隐士存在，后世讲隐士大致可分为“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而孔子正属于最后一类，“大隐于朝之人”。 一、小隐于野之隐士 《论语》中，有这样一种人，孔子称之为“辟世之人”。他们远离喧嚣，生活在田野，完全逃避社会责任，成为真正的“隐士”。这些人分别是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丈人。《微子篇》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1］他知道过去的不可挽回，未来的不可着迷，现在的执政诸公危乎其危！孔子想下车和他谈谈，他却避而不见。很明显，接舆知道孔子的处境和现实的局面，他选择不见孔子是一种他对现实对政治的态度。 长沮、桀溺一同耕田，孔子使子路问渡口。他们嘲笑孔子：“是知津矣。”［2］他们认为，孔子每天为国家社稷奔波劳碌，试图为百姓为君主指出一条明路，这样一个神贤之人是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儿，即社会的出路在哪儿。他们认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3］而对此，孔子表现非常的包容。他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4］孔子认为，如果天下是天平的，那么我也就不会来进行改革了。正是因为天下不太平，所以才要进行改革。这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但正是这份社会责任，使得孔子一生为政治而游说各国。 子路见丈人，问他可见到孔子，丈人骂孔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却认为丈人是隐者，反而让子路反见之。子路最后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5］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即君子出来做官只是尽应尽之责，而对于政治主张行不通，他们是早就知道了。 这几位隐士，他们远离是非，逃避社会责任，追求内心安逸。他们对孔子多有怨言，但不可否认，他们理解孔子的政治主张。他们显得略为消极，对于社会动乱，君主无道，更多的人只能选择“独善其身”。正如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6］明显，孔子理解这种隐士的心情，他何尝不想这样“乘浮浮于海”？只是更多的政治理想和天下之责任，让孔子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二、中隐于市之隐士 《论语》中，还有一群人生活在尘世之中，和政治保持某些关系。这些人可以保护自己不被世俗而伤，他们被称为“辟人之人”，只是逃避某个统治者，不愿为其服务，其中包括南容、蘧伯玉、晨门、荷蒉。孔子认为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7］南容是一个可以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有官做，而在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可以不被刑罚的聪明之人，孔子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孔子认为蘧伯玉也是一个聪明之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还之。”［8］他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而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这样的人都做到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晨门生活在石门，他认为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荷蕢听到孔子敲罄，他劝孔子“深则厉，浅则揭”［9］，即水深，索性连着衣裳走过去；水浅，无妨撩起衣裳走过去。对于政治、对于理想，不要过于执着。可以说，这些人也是孔子在政治上的知音，他们理解孔子，但他们的信仰不同，造成完全不同的两种处世态度。 “辟人之人”选择生活在君主身边，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和政治理想还保持着某种间接的关系。同时，他们相比于孔子，他们懂得“进与退”，孔子执着着政治理想，期待明主，乱世之中注定等待。 三、大隐于朝之隐士 《论语》中孔子一生都忘情于政治，他的主要思想是“入世”，为国家为君主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这位将天下之责任担于肩之人，半辈子都在颠沛流离，四处游说。他不愿退回自然做隐士，更愿做一位“大隐于朝”的隐士。他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0］孔子也有心生倦意的时候，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子罕篇》：“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11］这是孔子对自己最悲观的看法。“凤凰不飞来了，黄河也没有图书出来了，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完了吧！” 《论语》中，孔子常常感叹：“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别人不了解我，我不着急；我着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孔子是孤独的，乱世之中抱着满腹的政治才华却无从施展，社会中真正理解自己的人往往都选择逃避现实，而不懂自己的人对自己充满挖苦和嘲笑。其实，孔子自己何尝不是一位“隐士”？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为天下苍生请命，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被隐士们嘲笑，但他有自己的原则，他安贫乐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清明之时期待贤明君主赏识自己，黑暗之时，知其不可为，也会改变方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管是身处朝中的孔子，不肯对现实低头，兼济天下者；还是那些远离喧嚣、不管世俗的独善其身者。他们的“隐”都只是一种对现实的一种态度。他们需要用这种“隐”来实现个人的理想。所以，有人说他们的“隐”只是一种手段，是待时之隐。等到遇到清明政治或者开明君主时，他们就会献身为江山社稷出谋划策。正如杨伯峻认为：“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徒’。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理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他们和孔子一样，渴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是个人信仰不同。孔子那般的执着他们并不认同。 结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割掉的一部分，《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隐士对后世的中国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后世文人在仕途和理想之间的最明确的行为准则。这不得不说受到了《论语》中孔子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2］［3］［4］［5］［6］［7］［8］［9］《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11月 ［10］ 《谈孔子的隐逸观》高小瑜 语文学刊 2010年第5期 ［11］ 《中孔子与隐士的处世观对比》肖鹏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3月第23卷第1期 ［12］ 《论孔子的隐逸思想》朱明勋 名作欣赏 2010年第3期 ［13］ 《略论孔子的隐逸观》周祥森 史学月刊 1993年第1期 ［14］ 《浅论中隐士的避世情怀》邹亮 文学评论 ［15］ 《先秦儒、道隐逸观略论》霍建波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1月第26卷第1期 作者简介：杨颖，安徽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