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傲的张爱玲
作者：冯祖贻
独标孤高
张爱玲走红上海滩后，上海报纸捕捉她的热点，一是她的奇装异服，二是她性格的孤傲。特别是后者，常使记者们不得其门而入。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跨进赫德路她的公寓门槛。就是这少数的幸运者——大多是熟人，也必须先用电话预约才能一见张爱玲的真容，否则一概闭门不纳。
上海的作家圈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人约定下午三点去她家会面，已蒙同意，但不巧此人两点三刻就到了。敲门后，张爱玲来应门，但却脸一板：“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说罢将门嘭地关上，客人只能尝闭门羹的滋味。那么万一客人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张爱玲更振振有词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一点通融余地都没有。
胡兰成就有过这番经历，他想见张爱玲，苏青就告诉他，张爱玲是不见人的，经胡再三坚持，苏青才给他地址，果然第一次就遭到张爱玲拒绝。胡兰成了解张爱玲脾气，以后日本垣宇大将、汪伪要人熊剑东都想见张爱玲，胡兰成一概挡驾。
张爱玲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不像一些女作家热衷于人际交往。他仅有几次参加作者座谈会，发言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不像有些女作家，记者一发问便大谈自己读过的书、创作经验及今后的打算，其用意十分明显。在这种场合，张爱玲总默默坐在一边，一次
记者问急了，张爱玲的对答是：“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说，会已经散了。”她风趣的答复引起大家的微笑。（《女作家聚谈会》）
潘柳黛曾将张爱玲与其他女作家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张爱玲的脾气怪，“她不像丁芝那么念旧，也不像张宛青那么通俗，更不像苏青人情味那么浓厚„„她却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张爱玲的自标高格，不要说鲜花，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 。（《记张爱玲》）潘柳黛也算得上能够进入张爱玲公寓的个别女作家，后来与张爱玲发生矛盾，一提起张爱玲，文中都带点刺，然而这次她说张爱玲脾气古怪，可谓说到了点子上。连清风明月也不足以衬张爱玲的高贵，这是何等的自尊、自傲！
张爱玲有极强的自尊，还是孩提时，从女佣口中知道了男女差别，她的将来不如弟弟，她就发誓一定要超过弟弟。父母离婚后，使她最难堪的是每学期开学或要交钢琴老师学费时向父亲要钱。为了避免这一难堪，她干脆停止了钢琴课。从父亲家里逃出后，本来向母亲要钱也应是“亲切而有味的事”，但当时母亲也不宽裕，她便自责，“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她体会到“能够爱一个人，爱到向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童言无忌》）她住在母亲与姑姑那里，“时刻感到我不该拖累他们”。吃菜时，总对姑姑说：“好吃„„明天再买好么！”一次爱玲想吃包子，姑姑心境不好，还是捏了四个小包。爱玲看到包子上的皱折，心也皱了起来，“喉咙里一阵阵硬咽”，但口中还说“好吃”。这些“不忍想起，又 愿意想到”的琐事，是张爱玲极敏感心灵的反映，她自尊，也理解别人。
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困扰她的还是经济问题，这极大地损害了她的自尊。她很少朋友，也无法向人倾诉，以至事过境迁还会做让她尴尬的恶梦。她成名后喜欢做衣服，也喜欢穿奇装异服，即是对过去缺少衣服的补偿，同时也是对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补偿。
成名后张爱玲极强烈的自尊和自傲，这里且从胡兰成《今生今世》和《记张爱玲》中再举几例。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
张爱玲是使人初看她诸般不顺眼，她绝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
她觉得最可爱的是她自己„„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绝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 ，做成她这贵族气氛的。
胡兰成不愧是那时最了解张爱玲的人，他说张爱玲从不同情谁，说她心狠手辣，谁也无法迎合她，她最爱悦自己，归结为她的贵族气质，甚至说她是跋扈的，却道出了张爱玲极端自尊和自傲的一面。自然胡兰成抬高张爱玲是为了炫耀自己、抬高自己，上述引文我们亦不难发现他的用意。
即使被人误解，张爱玲也一般不作辩解，刻意保持她矜持、高居别人之上的姿态。
例外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所谓“一千元灰钿”事件。
张爱玲给《万象》写《连环套》，讲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一次《万象》老板平襟亚（秋翁）亲自付给张爱玲两千元做两期预付款，张爱玲即表示最好还是每月付一千元，平襟亚当即同意，另开一张一千元支票，谁知那张两千元支票竟未销账，以至《连环套》连载六期，账面上却出现了七千元预付款，这时张爱玲又自己腰斩了《连环套》，引起平襟亚不满，便在一张小报《海报》上写了《一千元灰钿》翻开了这笔老账。柯灵不信这事，要为张爱玲洗刷，并在《海报》发文，认为必是张爱玲一时疏忽，这样反倒坐实了这件事，张爱玲不得不出来说明情况。事情发生后，张爱玲“已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海报》因平襟亚关系，有偏袒倾向，张爱玲也不顾了，她决定安于缄默。谁知张爱玲中学国文老师汪宏声为介绍张爱玲，提到了张曾将一篇作文抵充两次作业的旧事，这自然就与“一千元灰钿”联系起来了，张爱玲不得不向《国光》（汪的文章登于《国光》）投文，说清事实真相，这篇文便是《不得不说的废话》。
第二次是迅雨《傅雷》在《万家》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写了《自己的文章 》加以反驳。
迅雨在文中对张爱玲的成就（特别是《金锁记》）给予了极高评价，同时指出她的弱点及不足之处。迅雨的文章立论严谨，分析得当，使张爱玲不得不在理论上下了一番功夫，才迟迟作答。
第三件是抗战胜利后，因她与有汪伪背景的《杂志》来往密切，又有与胡兰成的一
段恋情，受到了舆论指责。她先是保持沉默，直到1946年底，才借《传奇》增订本出版的机会，写了《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作为该书前言，澄清了她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前前后后，并声明她没有向公众说明私生活的义务。
她三次亲自出面辩白或反驳，对于她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她说过“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不加辩白”，第一三两次都关系到她的职业道德问题，为了“ 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尽管不愉快，也要辩白。至于第二次，她反驳迅雨，则是因为她的创作思想本与迅雨不同；而迅雨文章又击中了她的弱点（《连环套》的不成熟等），在一片赞好声中，出现击中要害的批评，当然是令她不快的，所以她的反驳基本是将批评全部顶了回去。三次的辩白或反驳虽不尽相同，但为维护自尊的目的是一致的。
张爱玲是孤傲的，一般人从不在她眼下，但遇到胡兰成，却“变得很低很低”，这真是一个异数。一个汪伪官员与张爱玲谈恋爱，论婚嫁，岂不大悖于张氏门风吗？
毋庸讳言，仅就这事而论，张爱玲的所作所为确与她祖父张佩纶有较大差距，甚至不及她父亲张志沂。张、胡之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本章已有专节论及，兹不赘述。这里须提及，张爱玲的自尊既是优点也是缺点，胡兰成为什么能取得张爱玲欢心，除风雅的外表、渊博的学识外，还有他对张爱玲的吹捧，他经验老到，专投张爱玲所好，张爱玲也果然被他迷惑。自尊、自傲在这里给她带来的不只是一段乱世情，也是难咽的苦果、终身的遗恨。
“我是个自私的人”
张爱玲自己说：“我是个自私的人。”张爱玲坦率的话，反映了她在待人接物上的某些特点。
胡兰成发现她对待亲人有异于平常人。她理直气壮地说过她不喜欢她的父母，她弟弟偶而来看她，她也一概无情。她弟弟亦自认：“我从小在我姐姐面前吃她排揎也习惯了。”张爱玲受过父亲虐待，自她被禁闭、父亲声言要打死她时，父女情分也算了结了。难以理解的是她对母亲和弟弟的无情。经过胡兰成观察，原来张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这便是她一贯主张的参差对照，在好人好事中发现不好的，在坏人坏事中发现好的，所以世上万事万物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即以父亲论，虽已恩断义绝，但有时还会想起他；母亲为她作出过重大牺牲，但她仍有爱被吞噬的感觉。
她的自私最集中反映的她对钱的态度上。
她很坦率地告诉读者：“我喜欢钱。”她将自己对钱的爱好追溯到“抓周”——周岁时在漆盘中抓东西，以卜将来志向，结果她抓的是个小金镑。后来她理智地将对钱的喜好归之于从小没有吃过钱的苦，“所以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她小时候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钱对她来说没有意义。生平第一次赚钱是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报馆给了五块钱，她立即去买一支小号丹琪唇膏，从未想到要存起来做纪念。对于她，“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们要的东西。”
父母离异后，她尝到了缺钱的痛苦和难堪。她对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高兴，连买件衣服时考虑再三的苦恼与喜悦都认为是难得的经历，她知道“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与乐自然是“小资产阶级的”，
她很以自己是个“小市民”而自豪。（《童言无忌》）
姑姑说她“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身俗骨”，因为她父母都不大谈钱，透着一份清高，只有爱玲讲钱，她听后并不认为姑姑批评过分，反以自己“天生的俗”为荣。她与姑姑住在一起，却锱铢必究；她与好友炎樱一起上街、购物、喝咖啡也各付各的账，在银钱上，她从不亏人，也不亏自己。不过两次婚姻，在经济上她却吃了大亏。但至少在理论上，她是主张双方钱银两讫的。
自私，对于张爱玲而言，也是保护自己的武器。一次苏青告诉她为什么疼孩子，是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她很以为然。她在小说中写了不少“坏得鬼鬼崇崇，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的人，对他们的不好她都能够原谅，不过，都是在小说中。她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与他们在一起，就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还是不接触为好；“如果必须接触，也要斤斤计较，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我看苏青》）她在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参差对照并非万灵武器。
张爱玲眼中，不仅自己是自私的，周围的人也是自私的。《烬余录》写尽了香港围城中人们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挤防空洞，里面的人将门关上不让外边的人进去，外面的人大吵大闹要挤进去，混乱中丢失了箱子；在临时医院里，张爱玲等临时看护置病人痛苦、饥饿不顾，自顾自地去煮牛奶、烘面包；围城结束后人们看着天上的日机而欢呼，庆幸再没有危险了；面对战死、饿死的人（仅几尺远），人们心安理得地吃炸面饼。《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又概括了上海人的“坏”：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指出这是上海人的处世艺术，不过“他们演得不过火”。上海人甚至认为善良、慈悲、正大只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在上海没有它们的地盘。
以是在她的小说中，充满了自私的人，如《倾城之恋》中男女主角范柳原和白流苏。作者径直告诉读者：“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白公馆里的二爷、二奶奶、三爷、三奶奶也无一不是自私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最大理想是有一个热烈的情妇和一个贤慧的太太，同时占有两个女人而不顾其他，是个自私的男子。《金锁记》姜公馆中哪一个不是自私的！曹七巧是典型中的典型，为了财产，她赔进了自己，又赔进了儿子和女儿。在张爱玲小说中，只有曹七巧是个“英雄”，她激不起读者同情，作者也没有将同情加在她身上；而其他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自私，但自私得也很艰难，在他们周围充满着“回忆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尴尬和不和谐，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张爱玲关注他们，是因为张爱玲认为他们才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构成了“时代 的总量”。（《自己的文章》）中国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人性善恶的争论，看来，张爱玲既不同意性本善，也不同意性本恶，在她看来人就是人，善中有恶，恶中也包含了善。
自私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胡兰成有一次开玩笑地对张爱玲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胡兰成当时也觉得，“这个名称是不大好的”。（《论张爱玲》）个人主义今日是与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等等对立的，过去已是不大好，今日当然更不好。
但是个人主义的产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却是进步的。
在中世纪宗教思想禁锢下，是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科学的、反宗教的个人主义存在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个人主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它在促使人们认识自我、强调人格独立和人性全面发展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五四前夕，中国新文化运动如火似荼，许多新文化巨匠们传播的新思想中，个人主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五
四作家群中，以个人主 义为创作指导的也非个别，说张爱玲“是个人主义的”，是可以理解的，并非贬低地。
孤傲的张爱玲
作者：冯祖贻
独标孤高
张爱玲走红上海滩后，上海报纸捕捉她的热点，一是她的奇装异服，二是她性格的孤傲。特别是后者，常使记者们不得其门而入。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跨进赫德路她的公寓门槛。就是这少数的幸运者——大多是熟人，也必须先用电话预约才能一见张爱玲的真容，否则一概闭门不纳。
上海的作家圈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人约定下午三点去她家会面，已蒙同意，但不巧此人两点三刻就到了。敲门后，张爱玲来应门，但却脸一板：“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说罢将门嘭地关上，客人只能尝闭门羹的滋味。那么万一客人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张爱玲更振振有词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一点通融余地都没有。
胡兰成就有过这番经历，他想见张爱玲，苏青就告诉他，张爱玲是不见人的，经胡再三坚持，苏青才给他地址，果然第一次就遭到张爱玲拒绝。胡兰成了解张爱玲脾气，以后日本垣宇大将、汪伪要人熊剑东都想见张爱玲，胡兰成一概挡驾。
张爱玲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不像一些女作家热衷于人际交往。他仅有几次参加作者座谈会，发言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不像有些女作家，记者一发问便大谈自己读过的书、创作经验及今后的打算，其用意十分明显。在这种场合，张爱玲总默默坐在一边，一次
记者问急了，张爱玲的对答是：“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说，会已经散了。”她风趣的答复引起大家的微笑。（《女作家聚谈会》）
潘柳黛曾将张爱玲与其他女作家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张爱玲的脾气怪，“她不像丁芝那么念旧，也不像张宛青那么通俗，更不像苏青人情味那么浓厚„„她却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张爱玲的自标高格，不要说鲜花，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 。（《记张爱玲》）潘柳黛也算得上能够进入张爱玲公寓的个别女作家，后来与张爱玲发生矛盾，一提起张爱玲，文中都带点刺，然而这次她说张爱玲脾气古怪，可谓说到了点子上。连清风明月也不足以衬张爱玲的高贵，这是何等的自尊、自傲！
张爱玲有极强的自尊，还是孩提时，从女佣口中知道了男女差别，她的将来不如弟弟，她就发誓一定要超过弟弟。父母离婚后，使她最难堪的是每学期开学或要交钢琴老师学费时向父亲要钱。为了避免这一难堪，她干脆停止了钢琴课。从父亲家里逃出后，本来向母亲要钱也应是“亲切而有味的事”，但当时母亲也不宽裕，她便自责，“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她体会到“能够爱一个人，爱到向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童言无忌》）她住在母亲与姑姑那里，“时刻感到我不该拖累他们”。吃菜时，总对姑姑说：“好吃„„明天再买好么！”一次爱玲想吃包子，姑姑心境不好，还是捏了四个小包。爱玲看到包子上的皱折，心也皱了起来，“喉咙里一阵阵硬咽”，但口中还说“好吃”。这些“不忍想起，又 愿意想到”的琐事，是张爱玲极敏感心灵的反映，她自尊，也理解别人。
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困扰她的还是经济问题，这极大地损害了她的自尊。她很少朋友，也无法向人倾诉，以至事过境迁还会做让她尴尬的恶梦。她成名后喜欢做衣服，也喜欢穿奇装异服，即是对过去缺少衣服的补偿，同时也是对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补偿。
成名后张爱玲极强烈的自尊和自傲，这里且从胡兰成《今生今世》和《记张爱玲》中再举几例。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
张爱玲是使人初看她诸般不顺眼，她绝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
她觉得最可爱的是她自己„„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绝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 ，做成她这贵族气氛的。
胡兰成不愧是那时最了解张爱玲的人，他说张爱玲从不同情谁，说她心狠手辣，谁也无法迎合她，她最爱悦自己，归结为她的贵族气质，甚至说她是跋扈的，却道出了张爱玲极端自尊和自傲的一面。自然胡兰成抬高张爱玲是为了炫耀自己、抬高自己，上述引文我们亦不难发现他的用意。
即使被人误解，张爱玲也一般不作辩解，刻意保持她矜持、高居别人之上的姿态。
例外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所谓“一千元灰钿”事件。
张爱玲给《万象》写《连环套》，讲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一次《万象》老板平襟亚（秋翁）亲自付给张爱玲两千元做两期预付款，张爱玲即表示最好还是每月付一千元，平襟亚当即同意，另开一张一千元支票，谁知那张两千元支票竟未销账，以至《连环套》连载六期，账面上却出现了七千元预付款，这时张爱玲又自己腰斩了《连环套》，引起平襟亚不满，便在一张小报《海报》上写了《一千元灰钿》翻开了这笔老账。柯灵不信这事，要为张爱玲洗刷，并在《海报》发文，认为必是张爱玲一时疏忽，这样反倒坐实了这件事，张爱玲不得不出来说明情况。事情发生后，张爱玲“已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海报》因平襟亚关系，有偏袒倾向，张爱玲也不顾了，她决定安于缄默。谁知张爱玲中学国文老师汪宏声为介绍张爱玲，提到了张曾将一篇作文抵充两次作业的旧事，这自然就与“一千元灰钿”联系起来了，张爱玲不得不向《国光》（汪的文章登于《国光》）投文，说清事实真相，这篇文便是《不得不说的废话》。
第二次是迅雨《傅雷》在《万家》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写了《自己的文章 》加以反驳。
迅雨在文中对张爱玲的成就（特别是《金锁记》）给予了极高评价，同时指出她的弱点及不足之处。迅雨的文章立论严谨，分析得当，使张爱玲不得不在理论上下了一番功夫，才迟迟作答。
第三件是抗战胜利后，因她与有汪伪背景的《杂志》来往密切，又有与胡兰成的一
段恋情，受到了舆论指责。她先是保持沉默，直到1946年底，才借《传奇》增订本出版的机会，写了《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作为该书前言，澄清了她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前前后后，并声明她没有向公众说明私生活的义务。
她三次亲自出面辩白或反驳，对于她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她说过“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不加辩白”，第一三两次都关系到她的职业道德问题，为了“ 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尽管不愉快，也要辩白。至于第二次，她反驳迅雨，则是因为她的创作思想本与迅雨不同；而迅雨文章又击中了她的弱点（《连环套》的不成熟等），在一片赞好声中，出现击中要害的批评，当然是令她不快的，所以她的反驳基本是将批评全部顶了回去。三次的辩白或反驳虽不尽相同，但为维护自尊的目的是一致的。
张爱玲是孤傲的，一般人从不在她眼下，但遇到胡兰成，却“变得很低很低”，这真是一个异数。一个汪伪官员与张爱玲谈恋爱，论婚嫁，岂不大悖于张氏门风吗？
毋庸讳言，仅就这事而论，张爱玲的所作所为确与她祖父张佩纶有较大差距，甚至不及她父亲张志沂。张、胡之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本章已有专节论及，兹不赘述。这里须提及，张爱玲的自尊既是优点也是缺点，胡兰成为什么能取得张爱玲欢心，除风雅的外表、渊博的学识外，还有他对张爱玲的吹捧，他经验老到，专投张爱玲所好，张爱玲也果然被他迷惑。自尊、自傲在这里给她带来的不只是一段乱世情，也是难咽的苦果、终身的遗恨。
“我是个自私的人”
张爱玲自己说：“我是个自私的人。”张爱玲坦率的话，反映了她在待人接物上的某些特点。
胡兰成发现她对待亲人有异于平常人。她理直气壮地说过她不喜欢她的父母，她弟弟偶而来看她，她也一概无情。她弟弟亦自认：“我从小在我姐姐面前吃她排揎也习惯了。”张爱玲受过父亲虐待，自她被禁闭、父亲声言要打死她时，父女情分也算了结了。难以理解的是她对母亲和弟弟的无情。经过胡兰成观察，原来张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这便是她一贯主张的参差对照，在好人好事中发现不好的，在坏人坏事中发现好的，所以世上万事万物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即以父亲论，虽已恩断义绝，但有时还会想起他；母亲为她作出过重大牺牲，但她仍有爱被吞噬的感觉。
她的自私最集中反映的她对钱的态度上。
她很坦率地告诉读者：“我喜欢钱。”她将自己对钱的爱好追溯到“抓周”——周岁时在漆盘中抓东西，以卜将来志向，结果她抓的是个小金镑。后来她理智地将对钱的喜好归之于从小没有吃过钱的苦，“所以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她小时候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钱对她来说没有意义。生平第一次赚钱是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报馆给了五块钱，她立即去买一支小号丹琪唇膏，从未想到要存起来做纪念。对于她，“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们要的东西。”
父母离异后，她尝到了缺钱的痛苦和难堪。她对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高兴，连买件衣服时考虑再三的苦恼与喜悦都认为是难得的经历，她知道“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与乐自然是“小资产阶级的”，
她很以自己是个“小市民”而自豪。（《童言无忌》）
姑姑说她“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身俗骨”，因为她父母都不大谈钱，透着一份清高，只有爱玲讲钱，她听后并不认为姑姑批评过分，反以自己“天生的俗”为荣。她与姑姑住在一起，却锱铢必究；她与好友炎樱一起上街、购物、喝咖啡也各付各的账，在银钱上，她从不亏人，也不亏自己。不过两次婚姻，在经济上她却吃了大亏。但至少在理论上，她是主张双方钱银两讫的。
自私，对于张爱玲而言，也是保护自己的武器。一次苏青告诉她为什么疼孩子，是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她很以为然。她在小说中写了不少“坏得鬼鬼崇崇，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的人，对他们的不好她都能够原谅，不过，都是在小说中。她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与他们在一起，就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还是不接触为好；“如果必须接触，也要斤斤计较，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我看苏青》）她在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参差对照并非万灵武器。
张爱玲眼中，不仅自己是自私的，周围的人也是自私的。《烬余录》写尽了香港围城中人们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挤防空洞，里面的人将门关上不让外边的人进去，外面的人大吵大闹要挤进去，混乱中丢失了箱子；在临时医院里，张爱玲等临时看护置病人痛苦、饥饿不顾，自顾自地去煮牛奶、烘面包；围城结束后人们看着天上的日机而欢呼，庆幸再没有危险了；面对战死、饿死的人（仅几尺远），人们心安理得地吃炸面饼。《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又概括了上海人的“坏”：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指出这是上海人的处世艺术，不过“他们演得不过火”。上海人甚至认为善良、慈悲、正大只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在上海没有它们的地盘。
以是在她的小说中，充满了自私的人，如《倾城之恋》中男女主角范柳原和白流苏。作者径直告诉读者：“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白公馆里的二爷、二奶奶、三爷、三奶奶也无一不是自私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最大理想是有一个热烈的情妇和一个贤慧的太太，同时占有两个女人而不顾其他，是个自私的男子。《金锁记》姜公馆中哪一个不是自私的！曹七巧是典型中的典型，为了财产，她赔进了自己，又赔进了儿子和女儿。在张爱玲小说中，只有曹七巧是个“英雄”，她激不起读者同情，作者也没有将同情加在她身上；而其他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自私，但自私得也很艰难，在他们周围充满着“回忆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尴尬和不和谐，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张爱玲关注他们，是因为张爱玲认为他们才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构成了“时代 的总量”。（《自己的文章》）中国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人性善恶的争论，看来，张爱玲既不同意性本善，也不同意性本恶，在她看来人就是人，善中有恶，恶中也包含了善。
自私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胡兰成有一次开玩笑地对张爱玲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胡兰成当时也觉得，“这个名称是不大好的”。（《论张爱玲》）个人主义今日是与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等等对立的，过去已是不大好，今日当然更不好。
但是个人主义的产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却是进步的。
在中世纪宗教思想禁锢下，是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科学的、反宗教的个人主义存在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个人主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它在促使人们认识自我、强调人格独立和人性全面发展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五四前夕，中国新文化运动如火似荼，许多新文化巨匠们传播的新思想中，个人主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五
四作家群中，以个人主 义为创作指导的也非个别，说张爱玲“是个人主义的”，是可以理解的，并非贬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