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论篇
第一章 导言
一、商人
1、商人的由来
做买卖的行业叫做“商业”，市场上用来交换的物品叫做“商品”，做买卖的叫做“商人”。为什么凡是与买卖有关的事和人，都要冠以“商”字呢？原来，这与我国的商朝有着直接关系，“商人”就是从“商族人”这个词演变而来的。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契的六世孙王亥(公元前16世纪)很会做生意，经常率领奴隶，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去做买卖。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商朝的商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 就是买东西,把东边的买卖到西边去,变贵贱,调余缺,度远近。或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
周朝建立后，商族人由统治者变成了周朝的奴隶，生活每况愈下。商族人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重操旧业——做生意。久而久之，人们便认为商族人就是做买卖的人，把商族人简称为“商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2、商人的地位
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王权不断加强，在中央集权和高度统一的文化机制的高压下，中国的商业从来没有得到自由发展的市场，商人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在官民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于是，就有了巴结高官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山西票号的倒闭。旧中国的商业活动始终徘徊在低水平线上，根本无法产生出商业的诚信制度来，于是，才有毒大米、下脚油等等横行市场。因此人们不断地咒骂商人不讲诚信，无商不奸，鄙视唯利是图的商人。即使历史发展到了清朝中期进步的大思想家龚自珍还偏执于“重农桑，抑贾人”的观点，至今社会上仍有轻视商人的思想存在。
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夕，新中国搞土改斗地主，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大肆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反对地、富、反、坏、“右”的自私自利，不断地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这个历史时期在我国商人逐渐销声匿迹。
直到1978年底，新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业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复苏。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一定程度上私有，在完成国家征购粮食任务后剩多剩少都归农民自己所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的改革成功地从农走向城市，1980年在广东、福建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吸取国外先进经验的窗口。
那些最早下海经商敢于赚钱的人里面最多的是广东、福建、浙江一贫如洗的文盲农民，其次是城里的那些在别人眼里没有出息的工厂里的混混，最后才到那些抬不起头的知识分子、受打击的国家干部堕入商海。由于政府鼓励经商办实业，30多年来，商人不仅在大陆复活了，而且队伍越来越庞大。过去的无产者如今是早已腰缠万贯，成为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关注的大款、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的甚至挤入政协当了委员、有的堂而皇之成了人大代表，开始浮出商海关注起政坛的风云变幻，跃跃欲试，我国新时代的商人社会地位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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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演变
商以贝为币，西周以铜为主，春秋战国公私铜铸币出现；秦始皇统一货币为铜质圆形方孔钱，有少量上币为黄金；汉初货币以黄金为主，铜为辅；到汉武帝时始铸铜质五铢钱，一直用到唐高祖；唐高祖时铸铜质开元通宝，后世铸钱大多以此为范；北宋以银为主币，四川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金的银币，是我国货币史上首次法定计数货币。明时白银为主，铜金为辅；清币以银铜为主，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图为交子。
3、商人的性格特征
（1）中国各地商人的性格特征
北京商人：能侃心诚，重政治创神话
山西商人：勤俭吃苦，重利守义
山东商人：忠厚仁义，诚实不欺
东北商人：重酒重友，钟情于“大”割舍不了“小”
武汉商人：善于创新，过于精明，不服输
河南商人：小心谨慎，处处求安难赚钱
西安商人：处变不惊，信心十足
安徽商人：温文尔雅，亦贾亦儒
上海商人：精明精细，看重利益
宁波商人：敢闯敢冒，世界任我行
温州商人：做生意不贪大，从小处着手
杭州商人：儒雅有余，干劲不足
江西商人：遍地撒网，重点捕捞
四川商人：温和勤俭，易“守”难“攻”
闽南商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 —张俊杰《品商人》
（2）世界各国商人特点
犹太商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
美国商人——赚钱是一种职业道德
日本商人——打造精益管理的企业文化
韩国商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英国商人——最讲究实用主义
法国商人——时尚品牌缔造者
德国商人——讲究程序办事严谨
新加坡商人——家族企业文化浓厚
印度商人——相信神比钱更重要
阿拉伯商人——擅长打理家族生意
中亚商人——连通欧亚的贸易商
加拿大商人——把经商看作一种娱乐
墨西哥商人——在推销中做成生意
大洋洲商人——念好羊毛生意经
非洲商人——部族酋长唱主角 —张俊杰《品商人》
二、商业
1、概念
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的流通的经济活动。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
商业活动是一种社会化活动，商业意识是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商人是社会成员之一，而各个国家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且很难改变。这些决定了商人从商如果真想做强做大，就必须立足于本国文化，从传统中吸取养分，从前辈商人成功的实践中学习经验和谋略，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商人。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只有先本土化才能做起来，只有做起来之后才能谈得上国际化。
中华民族恰恰是一个传统商业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度，历史上富可敌国称霸数百年的大商人大商帮很多很多，他们从商经商的智慧与谋略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丝毫不逊于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所以，德国著名经济学者利希霍芬说：“世界上有两个公认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
从商经商、创造财富已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时尚。于是，各种教人发家致富的书籍应运而生，其中以国外引进版本和介绍西方人商业经验的书籍居多，且大多停留在技巧的层面上。而介绍中国本土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智慧的书籍却不多见。
从商经商，缔造商业王国，是许多人的理想，但真正要实现这一理想，对每个人来说都并非易事；而一个区域一群入从商经商，走南闯北在华夏大地各个区域各个行业都缔造商业王国，就更不容易；如果这一群人再代代传承，其缔造的商业王国跨越几个朝代、历经数百年依然耸立不倒，那便只能是一种传奇了。
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就是演绎这一传奇的群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商入、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微小的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人可以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
2、我国商业的发展
我国商品经济在世界上发展较早，但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阶段。纵观我国的商业发展史，商品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出现了3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在秦汉时期，第二次是在唐宋时期，第三次是在明清时期。这三次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相关的。
秦汉时期，当时的社会上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说法，当时的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商人的活动也十分频繁，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到了唐宋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第二个繁荣稳定时期，政府所实施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那时，出现了很多富甲天下的大商人，比如宋朝著名的大学者朱熹的外祖父就是闻名天下的徽商，有着“祝半城”的称号。宋朝时，我国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开始出现“南商”“北商”的说法，也就是按照地域把商人们分成南北两个帮派。这种分法过于笼统，不能充分反映出商帮内部的特点，也没有出现明清时期各地域商人筹建的商业会馆。
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商人以及商人队伍慢慢地成熟了起来。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大发展和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最终促使了商帮的形成。明清时期，不仅从商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市场上商品的品种也十分丰富。此外，明清人口的激增造成了我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多地少，务农的人们无法维持生计的现象。为了生活，他们开始摒弃了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同时，由于明清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大规模的商业集团。这些商业集团大都是以家族背景或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建立起来的，目的在于壮大商业资本，增加竞争力。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实现共赢，在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合理地保护了自己的商业力量。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相互协作的联系，一些商人就开始自筹资金组织建设商业会馆，用于方便商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商业会馆的形成也是我国商帮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阅读材料】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史
1、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商业兴盛，但此时城市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中心的，商业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
2、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大都会。
3、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政治安定，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商业也呈现繁荣景象。长安、洛阳商业盛极一时，唐都长安的城市建设表现出极高的水平。
隋唐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
4、北宋时期：商品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
5、明朝时期：城市经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①城市的生产性和商业性更为突出，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大大减弱。②江南一些城市出现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引进玉米和甘薯，清代广泛推广。
6、清朝前期：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城市产生。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
三、商帮
（一）明清商帮的定义与形成
1、定义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客商之携货运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这里所说的“客帮”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商帮”。 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些商帮的事迹。中国学者卫聚贤、陈其国等早在1930年代就研究了晋商，日本学者也研究了晋商、徽商。今人张海鹏、张海瀛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中给商帮下了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织、计议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据此，我们可以把商帮定义为：商帮是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的封建商业联盟。
先要给商帮一个时间上的界定。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仅存在于明清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商业活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一直有发达的商业，但商帮的形成是明代之后的事，正如张海鹏、张海瀛先生所指出的，“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清代灭亡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原来意义上的商帮已不存在。即使在明清两代，也有许多地方是有商人而没有结成“帮”，如四川、河南、北京、天津等地。所以商帮仅仅是商业史的一个问题，不能用商帮史来代替商业史。中国商帮研究仅仅是研究商业史中的一个侧面。无论这个侧面有多重要，都不是中国商业史的全部。
既然商帮只存在于明清两代，所以他们的性质就是封建商人群体。他们的一切特征必然要受这个时代背景的限制，并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特征。首先，各商帮都是从事商品交易的，并没有进入加工制造业。在封建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马克思语），加工制造业附属于商业。由商品交易转向商品生产，由商业资本转入产业资本，是发生在由传统农业经济转入现代工业经济之际。中国的绝大多数商帮没有完成这种转型。其次，他们的经营模式与封建制度相关。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政府至高无尚，控制着资源配置，决定一切。因此，各个商帮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官商结合。各商帮都具有“成也官，败也官”的特点。最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各个商帮的经营模式也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特色。他们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他们的失败也由于儒家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经济的因素。各商帮都是封建商人，不同于现代企业家。我们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商帮的特征，也才能知道，我们要继承历史上商帮的什么传统，要超越商帮的哪些局限性。
商帮既然是以“地”为名，自然是以土域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的。商帮就是某地的商人群体。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商帮中的某个企业或集团以血缘为纽带，是家族企业，但联系各个家族企业的商帮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同乡之谊。第二，商帮以地域为中心是指某个商帮由某地的人组成。这个地域可以是省，如山西人的晋商；可以是州，如徽州人的徽商；也可以是县，如浙江龙游县的龙游商；甚至可以小到镇，如江苏吴县东山镇与西山镇的洞庭商。各个商帮的活动中心可以在本地，但主要经商活动在其他地方。如晋商的中心在山西，但经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可以活动中心不在本地，经营也不在本地。如徽商的活动中心在扬州，经营则在全国。我们说某个商帮指的还是某地人所形成的商业群体。
商帮的核心在“帮”字上。“帮”字的全义是为政治或经济目的而结成的集团。“商帮”就是为商业目的而结成的集团。有“商”并结为集团才能称为“商帮”。这种集团主要是以正式组织的形成出现的。在本地可以称为行会，如粤商的十三行行会。在外地则有会馆或公所，如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内部有各自的行规。加入这种组织的商人要严格遵守，如若违反，还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除了正式的组织之外，一个商帮的不同商人之间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联系，如不同商人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商帮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联系实现共存共荣。其作用主要是规范帮内各商人的行为，制止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并实现相互帮助。对外则是利用集团的力量为本帮的经商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所以，也可以把“帮”理解为相互帮助之“帮”。
商帮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群体有其不同于国外商人组织的共同特点。但各个商帮在经营范围、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各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相关，体现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差异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各商帮成败的原因。我们在解读各个商帮时我们既要注意他们的共同之处，更要注意不同商帮的特征。
2、形成
作为一个“商帮”，应该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较悠久的商业历史和相当发达的商业。商帮形成的基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了，才能形成广阔的市场。无论商品经济如何发达，各地的商品交换程度也肯定不平衡。在某些地区，会形成悠久而发达的商业传统。各地商人在经营业务、范围、文化等方面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些地域性经商特点会成为本地商人的经商传统，并一代一代地继承与发展。同时，在长期的过程中会形成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商人作为本地商业的龙头，他们团结其他商人就有可能形成商帮。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商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阅读资料1-1】
商帮的起源与形成
商帮的起源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于是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商帮形成于明代
商帮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反战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据专家估计，明朝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但产量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的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农业的发转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在官营手工艺衰落的同时，民营的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苏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的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
对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是在与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立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的强军和30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政策成为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明代中期，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成为了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而在辽宁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二）新商帮
1、新商帮的兴起
近年来，“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们频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安徽省和山西省的商人们分别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晋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性特征便是新商帮的复兴，新浙商、新粤商领一时风气与潮流之先，中国新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历史性的重新崛起。目前，环渤海、环三角和长三角占中国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比例，而这些区域经济圈中，私营经济增长迅速。
2006 年5 月20 日，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举行。一时间，“中国十大新商帮杭州论剑”的说法，在全国媒体传播甚广。明清两代晋商和徽商的500年辉煌为人熟知，数十年沉寂之后，商帮一词又在中国经济中“复活”。研究人士认为，由于其资金实力和对外扩张的形态，目前浙商、粤商和闽商已构成相对成熟的商帮，以浙、粤、闽商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群体，在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正在国际贸易和国内区域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苏、京、沪、鲁、豫、冀等地商人群体也正在崛起。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崛起的新商帮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更为重要的是，新商帮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力量，使其成为近年来许多内陆省份招商引资的首选。
例如根据浙江省协作办的最新统计，目前大约有567 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浙江外，不含港、澳、台)创业投资累计约14477 亿元，创办规模企业约283374 家，注册资金4035 亿元。初步统计，近几年浙商在京城的投资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尤其在建筑、房地产领域，浙江有几十家上规模的房地产公司在京大显身手。保守估计，目前浙江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人数在40万以上，开办的各类企业7 万余家，分布于18 个区县，注册资金达到250 亿元。
2、新商帮改变了什么
一项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企业界人士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总共有45个地域性商人圈，其中广州与浙江商人几平齐名；温州商人则被从浙江商人中单独列出，排位靠前。
从表面看新商帮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相比，至少在地域与文化的关联性上并无多大差异。新商帮们植根干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
新商帮覆盖的地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地图上看新商帮们的版图五大商帮都处于沿海地区。联合国发布的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有25个城市最具发展前途其中沿海城市占3／5而这些城市绝大多数都处于五大商帮的”势力范围”。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崛起的新商帮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从全国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干西部地区2001年浙江省及浙江台州市的人均GDP已分别达到1794美元和1649美元。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应该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从体制来看。最北端的山东商帮很有国有企业色彩即所谓的“鲁商近官”而“又红又专”的苏南商帮具有集体主义色彩，越往南，民营企业色彩愈浓烈。这种模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寻找本土企业生存通道的努力。而新商帮的发展水平也显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与明清商帮截然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个性中一种有鲜明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新商帮的种种不同模式。反映的是这些商人群体对当地蕴涵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浙江商帮承继了浙东文化的文化因子。而浙江商人又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与强烈的事业心和大胆敏锐的商业意识融会贯通闽南帮则将客家商业文化和“爱拼才会赢”的现代意识结台……新商业文化。不能不说是新商帮对中国商业的重要贡献。
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背后，是新商帮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珠三角的电器、浙江的皮鞋和服装、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行业的整合最终必然产生商业巨子张瑞敏、黄宏生、鲁冠球、徐冠巨、南存辉等中国新商帮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些商业”偶像”频频出现在各种年度颁奖会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对上游社会的渴望。
在新商帮中，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随着中国进入流动社会 “人不分南北”的现象出现了。在五大商帮中，非本土但在当地“生根发芽”的商人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在珠三角商人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晰。
来自浙江的善商族来自北方的重义族，他们极富冒险精神既了解广东又了解本土情况一旦商战，极难招惹。他们往往具有高学历和深厚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广东商人，他们事业更为宽阔。不过度关注眼前利益。他们往往语出惊人却绝少过度张扬。段永平曾说过我在企业中强调“本分”二字信誉就是本分。如果员工从客户那里占了不该占的便宜他决不会得到表扬。
4、南北商帮大竞争
随着各大商帮势力的扩展和各省带有浓烈攀比意识的竞争态势的出现。商帮之间的比较也成为下到百姓，上至官员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关干粤商和浙商的比较，已经被炒得纷纷扰扰。一个比较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继徽商、晋商之后浙商已成为引世纪中国第一商人群体，浙江商帮精神和浙商品牌的传播已经成为一大热点。浙江商帮的代表群体温州商人更显得“出位”。
中国管理科学院教授、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认为，温州商人的最大特点是愿意吃苦，温州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派的文化这一点与广东的民营企业是非常相似的。广东人也是很勤劳、很务实因此发展到现在也有了很大能量。温州股份制改造比广东早，产权明晰带来机制上的忧势。温州的股份制改造比全国早8年至10年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比较温州和广东民营经济的时候，“无为”和“有为”被反复提到。温州的政府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在第二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到了第三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来催生民营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山东商帮和珠三角商帮成为北方企业和南方企业的代表，南北商圈的争论也成为热占有观点认为，珠三角商帮的商人做企业，重视的是个人理想的实现而很少联想到国家和历史山东商人则把经营企业看成”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竞相形式。张瑞敏说“要做大商人，不做大官”。而实际上在山东商人的背后站着坚定的”大官”。在”海尔”发展期间的多次并购上，政府扶持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广东商人更多的是自生自灭。山东商帮的特点是“一手拿孙子兵法，一手拿道德经”，而珠三角商帮的特点是开放式的市场竞争。
山东商帮近官，珠三角商帮近商；山东商帮厚实，珠三角商帮灵活，这可能代表了南北两大商圈的主要特点。
5、新旧商帮的比较
（1）明清商帮的本质特点
商帮团体的共性特征是抱团能力。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较封闭。明清商帮的本质特点是官商结合受限多，商帮难逃覆灭运，作为一个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晋商与徽商也难逃此运。
（2）新商帮的本质特点
新商帮的本质特点是新商帮的发展，仅限于复苏而已。相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而言，相对于整个社会商业价值体系而言，新商帮并没有完全复兴，甚至在一些领域，新商帮的文化影响力是弱化的。有三个例证，一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少有新商帮的影子，中国商帮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性产业；二是缺少标志性的商帮领袖人物；三是价值观并不主流，甚至有边缘化的危险。比如大家现在谈到新晋商，多联想到一些煤老板，暴富的形象。还有谈到新浙商，大家可能想到炒房团，哪里房价高，就到哪里炒作，四处投机哄抬物价。新商帮的社会形象较之过去其实是弱化了，这是中国新商帮发展应该关注的问题。商帮的完全复兴，需要全社会构建一个宽松的商业文化氛围和体制，但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微观上分析，中国商帮经济处于中国经济的低端，产业结构亟待升级，这些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企业自身，中国商帮的企业领导力需要提升，企业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国际化。所以新商帮的发展应注意两条：一是宏观体制的进一步松动；二是中国商帮企业必须提升企业管理和领导力。
就商业精神而言，各地商帮都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如晋商提倡人本主义和建立信用系统，义利兼顾、以义取利；徽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精神”。但也难免有其不足的一面，只有扬长补短，相互借鉴，中国新一代商人的整体形象才会更加完善、闪光。
商帮的存续与嬗变，进化与推演，充斥着显著而彻底的中国元素与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性特征便是新商帮的复兴：新浙商、新粤商领一时风气与潮流之先，同时我们不无惊诧地发现，新豫商的存在与勃兴也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中国新商帮的经济和文化已经或者正在获得长足的提升，或许可以据此断定中国新商帮已然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新的竞争态势下，新商帮的某些比较优势已经不再明显甚至减弱。比如，新商帮中很多制造类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末端，产品的竞争力主要靠低成本来维系。催动中国商道新势力复苏前行的动力之源究竟何在？我们认为，商帮是政府推导、企业主导外加文化自主的综合产物，毕竟，经营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可持续发展”。
虽然我们以地域为“纲”，但是我们主张抛却“地域决定论”、“地域歧视论”，转而实践一种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观，反哺施为、协力前行。
（三）商帮的分类
明清时期，我国的商帮众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它们具体为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和潮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五大新商帮分别是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它们的分布如下：山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苏南商帮主要分布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浙江商帮主要分布在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闽南商帮主要分布在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广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等珠三角地区。
【深度阅读
“宁波帮”成为十大商帮之首
http://hi.baidu.com/lianhu52/blog/item/24b2fced8f34674578f055c7.html
2009-10-19 17:12
l984年，因邓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豪言壮语，“宁波帮”举世闻名。作为我国传统“十大商帮”中唯一存留至今的商帮，它曾有过“成就了上海和香港”的辉煌，诞生了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等大批巨商大贾。而今日“宁波帮”的光辉，不再独属上海、香港、国(海)外等外埠宁波商人。越来越多的宁波本土企业正在崛起，大批甬企纷纷“走出去”(宁波简称“甬”)，“宁波帮”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本土商帮强劲崛起
十九世纪60年代后，宁波商人曾大量移居上海，致使宁波本地经济和本土商帮“空壳化”。而今，宁波本土商帮正在重新强劲崛起。
新兴的宁波本土企业，具有产业分工明确的特点，形成了产业集聚的新现象。目前，宁海的文具、慈溪的小家电、鄞州的服装等超大规模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为宁波赢来了中国“模具之都”、“文具之都”、“小家电生产基地”等称号。此外，宁波还产生了奥克斯、雅戈尔、杉杉、广博等一批各产业领域旗舰企业。
如今，奥克斯的郑坚江、雅戈尔的李如成、杉杉的郑永刚等人成为“宁波帮”的新代表。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奇迹的创造，不仅得益于当地“工商皆本”的传统，还与近30年来，时代赋予“宁波帮”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有关。宁波为各种经济形式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机会。
大批甬企“走出去”
在本地创造奇迹之后，“宁波帮”还将目光投向海外。近年来，尤其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甬企以收购、并购、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等方式“走出去”。
今年6月，杉杉股份获准在香港设立资源公司，这为其远征澳大利亚收购镍钴矿延伸产业链奠定了基础。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锂电电池材料综合供应商，杉杉向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日前，同为宁波企业的东蓝数码成功收购日本一家软件外包公司，开始为NEC、理光等国际知名公司设计开放软件。
宁波市外经贸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新批境外企业和机构50家，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方投资额19458.1万美元，同比增长 58.2%。
大批甬企“走出去”，得益于宁波市出台了企业开拓市场的扶持政策，设立了各级激励机制。鄞州区规定，区内企业“走出去”与世界500强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在境外设立贸易公司、生产工厂等，最高可获区政府补助50万元；而“走出去”对外承包工程、成套设备输出、境外资源开发等相关保险费用，区政府也给予高比例补助，去年共兑现奖金380万元。
“宁波帮”概念不断拓展
“如今的‘宁波帮’一词，它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所所长戴光中教授说，“现在人们提到“宁波帮”，不仅会想到工商界知名人士，还会想到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等领域的宁波籍名人。”可以说，“宁波帮”不仅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著称于世，亦以其丰厚的人文精神引领着时代潮流。曾经“文公大儒，前后相望”的宁波，人文荟萃，人才辈出。
宁波帮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彬说，在社会各个领域，宁波籍人士承前启后，各领风骚。94位两院院士、一大批教坛和文化精英，已成为宁波的一张张文化名片。
而在内涵方面，“宁波帮”一词，除了“从商敬商”、“勤奋务实”外，还包含了“捐资助学、回馈桑梓”等含义。“宁波帮”邵逸夫、王宽诚设立的教育基金，被称为当代中国两大私人名义的基金。而在支持希望工程方面，大批“宁波帮”中，陈廷骅与赵安中的捐资数额与规模分居第一、第二，其中前者被誉为“中国希望工程捐资第一人”。
据统计，1984年至2008年，“宁波帮”共向宁波捐款12亿元，向全国捐款75亿元。宁波市侨办介绍，近5年来，宁波每年接受新老“宁波帮”捐赠约5000万元，其中新“宁波帮”通过父辈或祖辈基金会形式捐赠占50%或更多。 (本报记者 陈振凯 孙晓青 吴月辉)
【补充阅读1-1】
国退民进才有了商帮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
来源：中国EMBA网 日期：2010-03-06 07:19
我国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但为什么在明代才出现商帮？
首先明代才是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时代。宋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已相当繁荣，《清明上河图》正是汴京 （开封）商品经济发达的写真。但宋代地域有限，又有金人的经常入侵，无法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之后元朝建立，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人尚且处于游牧阶段，且入侵之后对汉族实施野蛮的镇压，商业活动自然受到限制。明朝统一中国之后才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明代的商业发展为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商帮形成的更直接的原因还是政府政策的被迫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一直是奉行抑商政策的。这种抑商政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重农抑商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对商人和商业活动进行系统的制度化歧视；二是赚钱多的行业由政府直接经营。传统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商品是盐和铁。自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实行盐铁专卖以来，虽也有过短暂的放松，但自西汉之后，盐铁专卖就形成固定不变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不断扩大，这以后烟酒这些赚钱的行业都进入了专卖体系之内。专卖体制就是政府直接经营这些行业，并且禁止私人进入。对于这些赚钱的暴利行业，政府是不愿意放弃的。国退民进从来就不是政府自愿的，是政府被迫无奈的结果。
明代逼政府国退民进的是北方边防的需要，表现形式就是明初 “开中法”的实施。
早在北宋雍熙三年 （986年），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商人把粮运至边防地区换些盐引（换盐并允许贩卖的凭证）的“开中制”。庆历八年（1048年）这种制度又改为交钱换盐引的“钞盐法”。宋朝灭亡之后，这种制度也不存在了。
明初，退居大漠的蒙古人经常侵犯北部边疆，明太祖朱元璋曾命徐达等大将四次北伐，都未能根除残余的势力。于是，就在东起鸭绿江以东的宽甸县，西至甘肃的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常驻军队八十万人左右，战马三十万匹。明太祖鼓励军民垦荒屯田，但这些地区天寒地冻，屯田生产的粮草仅够所需的十分之一。明政府也曾命令北部各省将粮草运至这些地区，但成本高昂，人民苦不堪言。这时山西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书建议实行商人纳粮换盐引的“开中法”，朱元璋颇器重杨宪，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从洪武三年（1371年）开始实施“开中法”。
“开中法”在从洪武三年到洪熙元年（1425年）的50多年中最为光盛。开始是纳米换盐，以后又发展为纳钞，纳铁、纳金、纳银、纳麦、纳豆、纳马、纳菜、纳绢、纳棉花、纳谷草等十二种方式。盐几乎成了一切交易的中介。
直接从“开中法”中获益的是山西商人，他们有三点别人不及的优势：一是离北部边防重镇大同、山西近；二是早就有在北部地区从事粮食交易的历史，尤其在晋南一带，由于地质条件好，可以挖窑洞储粮；三是离主要盐产地运城的盐池近。所以，山西商人利用“开中制”最早形成了晋商，与晋商同时利用“开中制”形成的商帮还有陕西的陕商。十大商帮中的这两个商帮都正是由国家退出盐业经营，让利于民而形成的。
“开中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商人行贿、弄虚作假、官员介入徇私舞弊等等。加之，北部边防的军需问题也得到缓解，弘治五年（1492年），在户部尚书叶淇主持下，由纳粮为主向纳银为主转变，这就由“开中制”转变为“折色制”。这种政策的转变使盐商分为“内商”与“边商”。在内地纳银换盐引者称为 “内商”，仍在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者称为“边商”。
“折色制”的实施使“边商”无利可图，越来越困难，而“内商”则迅速发展起来。盐业活动的中心亦由北部边疆转移到两淮，江浙地区，其中心是扬州。这时山西的晋商向杨州移民，而徽商则利用这一时机迅速崛起，而后又成为“内商”中的主力，徽商作为一个商帮也就形成了。
明初的“开中制”之后，盐商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行帮，当时称为“纲”。清雍正时的 《长芦盐法志》中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 这五个“纲”中除浙直纲外均为山西人，可见当初晋商之光盛。
“开中制”也给官员利用权力牟利创造了机会，滥发盐引，以至于产量小于盐引。明代中后期，尚有20万引盐引未支盐。为了疏清旧引，政府把持有盐引的商人分为10纲，以圣、德、超、千、古、皇、凤、廓、九、围命名。每年对其中一纲的旧引支盐，其他九纲只支新盐引。政府还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持有的旧引数量，这种制度称为“纲盐制”。这种纲册称为“窝本”，入纲的商人领有“窝本”。纲册上无名，没有领得“窝本”者，失去了换取盐引的资格。这就使盐业由政府垄断，经过竞争进入政府支持的私人垄断。纲册的出现促进了商帮形成，而其中势力最大者就是集中于杨州的徽商，这时徽商成为中国的第二商帮。
第一篇 总论篇
第一章 导言
一、商人
1、商人的由来
做买卖的行业叫做“商业”，市场上用来交换的物品叫做“商品”，做买卖的叫做“商人”。为什么凡是与买卖有关的事和人，都要冠以“商”字呢？原来，这与我国的商朝有着直接关系，“商人”就是从“商族人”这个词演变而来的。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契的六世孙王亥(公元前16世纪)很会做生意，经常率领奴隶，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去做买卖。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商朝的商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 就是买东西,把东边的买卖到西边去,变贵贱,调余缺,度远近。或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
周朝建立后，商族人由统治者变成了周朝的奴隶，生活每况愈下。商族人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重操旧业——做生意。久而久之，人们便认为商族人就是做买卖的人，把商族人简称为“商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2、商人的地位
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王权不断加强，在中央集权和高度统一的文化机制的高压下，中国的商业从来没有得到自由发展的市场，商人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在官民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于是，就有了巴结高官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山西票号的倒闭。旧中国的商业活动始终徘徊在低水平线上，根本无法产生出商业的诚信制度来，于是，才有毒大米、下脚油等等横行市场。因此人们不断地咒骂商人不讲诚信，无商不奸，鄙视唯利是图的商人。即使历史发展到了清朝中期进步的大思想家龚自珍还偏执于“重农桑，抑贾人”的观点，至今社会上仍有轻视商人的思想存在。
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夕，新中国搞土改斗地主，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大肆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反对地、富、反、坏、“右”的自私自利，不断地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这个历史时期在我国商人逐渐销声匿迹。
直到1978年底，新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业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复苏。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一定程度上私有，在完成国家征购粮食任务后剩多剩少都归农民自己所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的改革成功地从农走向城市，1980年在广东、福建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吸取国外先进经验的窗口。
那些最早下海经商敢于赚钱的人里面最多的是广东、福建、浙江一贫如洗的文盲农民，其次是城里的那些在别人眼里没有出息的工厂里的混混，最后才到那些抬不起头的知识分子、受打击的国家干部堕入商海。由于政府鼓励经商办实业，30多年来，商人不仅在大陆复活了，而且队伍越来越庞大。过去的无产者如今是早已腰缠万贯，成为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关注的大款、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的甚至挤入政协当了委员、有的堂而皇之成了人大代表，开始浮出商海关注起政坛的风云变幻，跃跃欲试，我国新时代的商人社会地位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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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演变
商以贝为币，西周以铜为主，春秋战国公私铜铸币出现；秦始皇统一货币为铜质圆形方孔钱，有少量上币为黄金；汉初货币以黄金为主，铜为辅；到汉武帝时始铸铜质五铢钱，一直用到唐高祖；唐高祖时铸铜质开元通宝，后世铸钱大多以此为范；北宋以银为主币，四川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金的银币，是我国货币史上首次法定计数货币。明时白银为主，铜金为辅；清币以银铜为主，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图为交子。
3、商人的性格特征
（1）中国各地商人的性格特征
北京商人：能侃心诚，重政治创神话
山西商人：勤俭吃苦，重利守义
山东商人：忠厚仁义，诚实不欺
东北商人：重酒重友，钟情于“大”割舍不了“小”
武汉商人：善于创新，过于精明，不服输
河南商人：小心谨慎，处处求安难赚钱
西安商人：处变不惊，信心十足
安徽商人：温文尔雅，亦贾亦儒
上海商人：精明精细，看重利益
宁波商人：敢闯敢冒，世界任我行
温州商人：做生意不贪大，从小处着手
杭州商人：儒雅有余，干劲不足
江西商人：遍地撒网，重点捕捞
四川商人：温和勤俭，易“守”难“攻”
闽南商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 —张俊杰《品商人》
（2）世界各国商人特点
犹太商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
美国商人——赚钱是一种职业道德
日本商人——打造精益管理的企业文化
韩国商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英国商人——最讲究实用主义
法国商人——时尚品牌缔造者
德国商人——讲究程序办事严谨
新加坡商人——家族企业文化浓厚
印度商人——相信神比钱更重要
阿拉伯商人——擅长打理家族生意
中亚商人——连通欧亚的贸易商
加拿大商人——把经商看作一种娱乐
墨西哥商人——在推销中做成生意
大洋洲商人——念好羊毛生意经
非洲商人——部族酋长唱主角 —张俊杰《品商人》
二、商业
1、概念
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的流通的经济活动。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
商业活动是一种社会化活动，商业意识是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商人是社会成员之一，而各个国家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且很难改变。这些决定了商人从商如果真想做强做大，就必须立足于本国文化，从传统中吸取养分，从前辈商人成功的实践中学习经验和谋略，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商人。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只有先本土化才能做起来，只有做起来之后才能谈得上国际化。
中华民族恰恰是一个传统商业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度，历史上富可敌国称霸数百年的大商人大商帮很多很多，他们从商经商的智慧与谋略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丝毫不逊于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所以，德国著名经济学者利希霍芬说：“世界上有两个公认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
从商经商、创造财富已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时尚。于是，各种教人发家致富的书籍应运而生，其中以国外引进版本和介绍西方人商业经验的书籍居多，且大多停留在技巧的层面上。而介绍中国本土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智慧的书籍却不多见。
从商经商，缔造商业王国，是许多人的理想，但真正要实现这一理想，对每个人来说都并非易事；而一个区域一群入从商经商，走南闯北在华夏大地各个区域各个行业都缔造商业王国，就更不容易；如果这一群人再代代传承，其缔造的商业王国跨越几个朝代、历经数百年依然耸立不倒，那便只能是一种传奇了。
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就是演绎这一传奇的群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商入、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微小的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人可以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
2、我国商业的发展
我国商品经济在世界上发展较早，但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阶段。纵观我国的商业发展史，商品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出现了3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在秦汉时期，第二次是在唐宋时期，第三次是在明清时期。这三次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相关的。
秦汉时期，当时的社会上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说法，当时的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商人的活动也十分频繁，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到了唐宋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第二个繁荣稳定时期，政府所实施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那时，出现了很多富甲天下的大商人，比如宋朝著名的大学者朱熹的外祖父就是闻名天下的徽商，有着“祝半城”的称号。宋朝时，我国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开始出现“南商”“北商”的说法，也就是按照地域把商人们分成南北两个帮派。这种分法过于笼统，不能充分反映出商帮内部的特点，也没有出现明清时期各地域商人筹建的商业会馆。
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商人以及商人队伍慢慢地成熟了起来。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大发展和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最终促使了商帮的形成。明清时期，不仅从商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市场上商品的品种也十分丰富。此外，明清人口的激增造成了我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多地少，务农的人们无法维持生计的现象。为了生活，他们开始摒弃了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同时，由于明清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大规模的商业集团。这些商业集团大都是以家族背景或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建立起来的，目的在于壮大商业资本，增加竞争力。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实现共赢，在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合理地保护了自己的商业力量。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相互协作的联系，一些商人就开始自筹资金组织建设商业会馆，用于方便商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商业会馆的形成也是我国商帮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阅读材料】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史
1、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商业兴盛，但此时城市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中心的，商业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
2、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大都会。
3、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政治安定，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商业也呈现繁荣景象。长安、洛阳商业盛极一时，唐都长安的城市建设表现出极高的水平。
隋唐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
4、北宋时期：商品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
5、明朝时期：城市经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①城市的生产性和商业性更为突出，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大大减弱。②江南一些城市出现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引进玉米和甘薯，清代广泛推广。
6、清朝前期：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城市产生。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
三、商帮
（一）明清商帮的定义与形成
1、定义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客商之携货运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这里所说的“客帮”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商帮”。 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些商帮的事迹。中国学者卫聚贤、陈其国等早在1930年代就研究了晋商，日本学者也研究了晋商、徽商。今人张海鹏、张海瀛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中给商帮下了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织、计议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据此，我们可以把商帮定义为：商帮是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的封建商业联盟。
先要给商帮一个时间上的界定。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仅存在于明清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商业活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一直有发达的商业，但商帮的形成是明代之后的事，正如张海鹏、张海瀛先生所指出的，“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清代灭亡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原来意义上的商帮已不存在。即使在明清两代，也有许多地方是有商人而没有结成“帮”，如四川、河南、北京、天津等地。所以商帮仅仅是商业史的一个问题，不能用商帮史来代替商业史。中国商帮研究仅仅是研究商业史中的一个侧面。无论这个侧面有多重要，都不是中国商业史的全部。
既然商帮只存在于明清两代，所以他们的性质就是封建商人群体。他们的一切特征必然要受这个时代背景的限制，并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特征。首先，各商帮都是从事商品交易的，并没有进入加工制造业。在封建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马克思语），加工制造业附属于商业。由商品交易转向商品生产，由商业资本转入产业资本，是发生在由传统农业经济转入现代工业经济之际。中国的绝大多数商帮没有完成这种转型。其次，他们的经营模式与封建制度相关。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政府至高无尚，控制着资源配置，决定一切。因此，各个商帮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官商结合。各商帮都具有“成也官，败也官”的特点。最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各个商帮的经营模式也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特色。他们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他们的失败也由于儒家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经济的因素。各商帮都是封建商人，不同于现代企业家。我们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商帮的特征，也才能知道，我们要继承历史上商帮的什么传统，要超越商帮的哪些局限性。
商帮既然是以“地”为名，自然是以土域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的。商帮就是某地的商人群体。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商帮中的某个企业或集团以血缘为纽带，是家族企业，但联系各个家族企业的商帮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同乡之谊。第二，商帮以地域为中心是指某个商帮由某地的人组成。这个地域可以是省，如山西人的晋商；可以是州，如徽州人的徽商；也可以是县，如浙江龙游县的龙游商；甚至可以小到镇，如江苏吴县东山镇与西山镇的洞庭商。各个商帮的活动中心可以在本地，但主要经商活动在其他地方。如晋商的中心在山西，但经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可以活动中心不在本地，经营也不在本地。如徽商的活动中心在扬州，经营则在全国。我们说某个商帮指的还是某地人所形成的商业群体。
商帮的核心在“帮”字上。“帮”字的全义是为政治或经济目的而结成的集团。“商帮”就是为商业目的而结成的集团。有“商”并结为集团才能称为“商帮”。这种集团主要是以正式组织的形成出现的。在本地可以称为行会，如粤商的十三行行会。在外地则有会馆或公所，如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内部有各自的行规。加入这种组织的商人要严格遵守，如若违反，还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除了正式的组织之外，一个商帮的不同商人之间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联系，如不同商人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商帮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联系实现共存共荣。其作用主要是规范帮内各商人的行为，制止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并实现相互帮助。对外则是利用集团的力量为本帮的经商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所以，也可以把“帮”理解为相互帮助之“帮”。
商帮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群体有其不同于国外商人组织的共同特点。但各个商帮在经营范围、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各地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相关，体现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差异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各商帮成败的原因。我们在解读各个商帮时我们既要注意他们的共同之处，更要注意不同商帮的特征。
2、形成
作为一个“商帮”，应该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较悠久的商业历史和相当发达的商业。商帮形成的基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了，才能形成广阔的市场。无论商品经济如何发达，各地的商品交换程度也肯定不平衡。在某些地区，会形成悠久而发达的商业传统。各地商人在经营业务、范围、文化等方面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些地域性经商特点会成为本地商人的经商传统，并一代一代地继承与发展。同时，在长期的过程中会形成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商人作为本地商业的龙头，他们团结其他商人就有可能形成商帮。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商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阅读资料1-1】
商帮的起源与形成
商帮的起源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于是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商帮形成于明代
商帮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反战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据专家估计，明朝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但产量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的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农业的发转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在官营手工艺衰落的同时，民营的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苏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的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
对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是在与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立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的强军和30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政策成为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明代中期，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成为了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而在辽宁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二）新商帮
1、新商帮的兴起
近年来，“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们频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安徽省和山西省的商人们分别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晋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性特征便是新商帮的复兴，新浙商、新粤商领一时风气与潮流之先，中国新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历史性的重新崛起。目前，环渤海、环三角和长三角占中国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比例，而这些区域经济圈中，私营经济增长迅速。
2006 年5 月20 日，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举行。一时间，“中国十大新商帮杭州论剑”的说法，在全国媒体传播甚广。明清两代晋商和徽商的500年辉煌为人熟知，数十年沉寂之后，商帮一词又在中国经济中“复活”。研究人士认为，由于其资金实力和对外扩张的形态，目前浙商、粤商和闽商已构成相对成熟的商帮，以浙、粤、闽商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群体，在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正在国际贸易和国内区域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苏、京、沪、鲁、豫、冀等地商人群体也正在崛起。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崛起的新商帮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更为重要的是，新商帮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力量，使其成为近年来许多内陆省份招商引资的首选。
例如根据浙江省协作办的最新统计，目前大约有567 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浙江外，不含港、澳、台)创业投资累计约14477 亿元，创办规模企业约283374 家，注册资金4035 亿元。初步统计，近几年浙商在京城的投资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尤其在建筑、房地产领域，浙江有几十家上规模的房地产公司在京大显身手。保守估计，目前浙江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人数在40万以上，开办的各类企业7 万余家，分布于18 个区县，注册资金达到250 亿元。
2、新商帮改变了什么
一项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企业界人士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总共有45个地域性商人圈，其中广州与浙江商人几平齐名；温州商人则被从浙江商人中单独列出，排位靠前。
从表面看新商帮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相比，至少在地域与文化的关联性上并无多大差异。新商帮们植根干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
新商帮覆盖的地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地图上看新商帮们的版图五大商帮都处于沿海地区。联合国发布的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有25个城市最具发展前途其中沿海城市占3／5而这些城市绝大多数都处于五大商帮的”势力范围”。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崛起的新商帮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从全国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干西部地区2001年浙江省及浙江台州市的人均GDP已分别达到1794美元和1649美元。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应该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从体制来看。最北端的山东商帮很有国有企业色彩即所谓的“鲁商近官”而“又红又专”的苏南商帮具有集体主义色彩，越往南，民营企业色彩愈浓烈。这种模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寻找本土企业生存通道的努力。而新商帮的发展水平也显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与明清商帮截然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个性中一种有鲜明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新商帮的种种不同模式。反映的是这些商人群体对当地蕴涵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浙江商帮承继了浙东文化的文化因子。而浙江商人又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与强烈的事业心和大胆敏锐的商业意识融会贯通闽南帮则将客家商业文化和“爱拼才会赢”的现代意识结台……新商业文化。不能不说是新商帮对中国商业的重要贡献。
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背后，是新商帮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珠三角的电器、浙江的皮鞋和服装、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行业的整合最终必然产生商业巨子张瑞敏、黄宏生、鲁冠球、徐冠巨、南存辉等中国新商帮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些商业”偶像”频频出现在各种年度颁奖会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对上游社会的渴望。
在新商帮中，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随着中国进入流动社会 “人不分南北”的现象出现了。在五大商帮中，非本土但在当地“生根发芽”的商人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在珠三角商人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晰。
来自浙江的善商族来自北方的重义族，他们极富冒险精神既了解广东又了解本土情况一旦商战，极难招惹。他们往往具有高学历和深厚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广东商人，他们事业更为宽阔。不过度关注眼前利益。他们往往语出惊人却绝少过度张扬。段永平曾说过我在企业中强调“本分”二字信誉就是本分。如果员工从客户那里占了不该占的便宜他决不会得到表扬。
4、南北商帮大竞争
随着各大商帮势力的扩展和各省带有浓烈攀比意识的竞争态势的出现。商帮之间的比较也成为下到百姓，上至官员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关干粤商和浙商的比较，已经被炒得纷纷扰扰。一个比较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继徽商、晋商之后浙商已成为引世纪中国第一商人群体，浙江商帮精神和浙商品牌的传播已经成为一大热点。浙江商帮的代表群体温州商人更显得“出位”。
中国管理科学院教授、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认为，温州商人的最大特点是愿意吃苦，温州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派的文化这一点与广东的民营企业是非常相似的。广东人也是很勤劳、很务实因此发展到现在也有了很大能量。温州股份制改造比广东早，产权明晰带来机制上的忧势。温州的股份制改造比全国早8年至10年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比较温州和广东民营经济的时候，“无为”和“有为”被反复提到。温州的政府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在第二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到了第三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来催生民营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山东商帮和珠三角商帮成为北方企业和南方企业的代表，南北商圈的争论也成为热占有观点认为，珠三角商帮的商人做企业，重视的是个人理想的实现而很少联想到国家和历史山东商人则把经营企业看成”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竞相形式。张瑞敏说“要做大商人，不做大官”。而实际上在山东商人的背后站着坚定的”大官”。在”海尔”发展期间的多次并购上，政府扶持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广东商人更多的是自生自灭。山东商帮的特点是“一手拿孙子兵法，一手拿道德经”，而珠三角商帮的特点是开放式的市场竞争。
山东商帮近官，珠三角商帮近商；山东商帮厚实，珠三角商帮灵活，这可能代表了南北两大商圈的主要特点。
5、新旧商帮的比较
（1）明清商帮的本质特点
商帮团体的共性特征是抱团能力。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较封闭。明清商帮的本质特点是官商结合受限多，商帮难逃覆灭运，作为一个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晋商与徽商也难逃此运。
（2）新商帮的本质特点
新商帮的本质特点是新商帮的发展，仅限于复苏而已。相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而言，相对于整个社会商业价值体系而言，新商帮并没有完全复兴，甚至在一些领域，新商帮的文化影响力是弱化的。有三个例证，一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少有新商帮的影子，中国商帮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性产业；二是缺少标志性的商帮领袖人物；三是价值观并不主流，甚至有边缘化的危险。比如大家现在谈到新晋商，多联想到一些煤老板，暴富的形象。还有谈到新浙商，大家可能想到炒房团，哪里房价高，就到哪里炒作，四处投机哄抬物价。新商帮的社会形象较之过去其实是弱化了，这是中国新商帮发展应该关注的问题。商帮的完全复兴，需要全社会构建一个宽松的商业文化氛围和体制，但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微观上分析，中国商帮经济处于中国经济的低端，产业结构亟待升级，这些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企业自身，中国商帮的企业领导力需要提升，企业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国际化。所以新商帮的发展应注意两条：一是宏观体制的进一步松动；二是中国商帮企业必须提升企业管理和领导力。
就商业精神而言，各地商帮都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如晋商提倡人本主义和建立信用系统，义利兼顾、以义取利；徽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精神”。但也难免有其不足的一面，只有扬长补短，相互借鉴，中国新一代商人的整体形象才会更加完善、闪光。
商帮的存续与嬗变，进化与推演，充斥着显著而彻底的中国元素与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性特征便是新商帮的复兴：新浙商、新粤商领一时风气与潮流之先，同时我们不无惊诧地发现，新豫商的存在与勃兴也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中国新商帮的经济和文化已经或者正在获得长足的提升，或许可以据此断定中国新商帮已然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新的竞争态势下，新商帮的某些比较优势已经不再明显甚至减弱。比如，新商帮中很多制造类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末端，产品的竞争力主要靠低成本来维系。催动中国商道新势力复苏前行的动力之源究竟何在？我们认为，商帮是政府推导、企业主导外加文化自主的综合产物，毕竟，经营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可持续发展”。
虽然我们以地域为“纲”，但是我们主张抛却“地域决定论”、“地域歧视论”，转而实践一种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观，反哺施为、协力前行。
（三）商帮的分类
明清时期，我国的商帮众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它们具体为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和潮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五大新商帮分别是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它们的分布如下：山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苏南商帮主要分布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浙江商帮主要分布在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闽南商帮主要分布在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广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等珠三角地区。
【深度阅读
“宁波帮”成为十大商帮之首
http://hi.baidu.com/lianhu52/blog/item/24b2fced8f34674578f055c7.html
2009-10-19 17:12
l984年，因邓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豪言壮语，“宁波帮”举世闻名。作为我国传统“十大商帮”中唯一存留至今的商帮，它曾有过“成就了上海和香港”的辉煌，诞生了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等大批巨商大贾。而今日“宁波帮”的光辉，不再独属上海、香港、国(海)外等外埠宁波商人。越来越多的宁波本土企业正在崛起，大批甬企纷纷“走出去”(宁波简称“甬”)，“宁波帮”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本土商帮强劲崛起
十九世纪60年代后，宁波商人曾大量移居上海，致使宁波本地经济和本土商帮“空壳化”。而今，宁波本土商帮正在重新强劲崛起。
新兴的宁波本土企业，具有产业分工明确的特点，形成了产业集聚的新现象。目前，宁海的文具、慈溪的小家电、鄞州的服装等超大规模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为宁波赢来了中国“模具之都”、“文具之都”、“小家电生产基地”等称号。此外，宁波还产生了奥克斯、雅戈尔、杉杉、广博等一批各产业领域旗舰企业。
如今，奥克斯的郑坚江、雅戈尔的李如成、杉杉的郑永刚等人成为“宁波帮”的新代表。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奇迹的创造，不仅得益于当地“工商皆本”的传统，还与近30年来，时代赋予“宁波帮”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有关。宁波为各种经济形式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机会。
大批甬企“走出去”
在本地创造奇迹之后，“宁波帮”还将目光投向海外。近年来，尤其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甬企以收购、并购、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等方式“走出去”。
今年6月，杉杉股份获准在香港设立资源公司，这为其远征澳大利亚收购镍钴矿延伸产业链奠定了基础。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锂电电池材料综合供应商，杉杉向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日前，同为宁波企业的东蓝数码成功收购日本一家软件外包公司，开始为NEC、理光等国际知名公司设计开放软件。
宁波市外经贸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新批境外企业和机构50家，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方投资额19458.1万美元，同比增长 58.2%。
大批甬企“走出去”，得益于宁波市出台了企业开拓市场的扶持政策，设立了各级激励机制。鄞州区规定，区内企业“走出去”与世界500强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在境外设立贸易公司、生产工厂等，最高可获区政府补助50万元；而“走出去”对外承包工程、成套设备输出、境外资源开发等相关保险费用，区政府也给予高比例补助，去年共兑现奖金380万元。
“宁波帮”概念不断拓展
“如今的‘宁波帮’一词，它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所所长戴光中教授说，“现在人们提到“宁波帮”，不仅会想到工商界知名人士，还会想到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等领域的宁波籍名人。”可以说，“宁波帮”不仅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著称于世，亦以其丰厚的人文精神引领着时代潮流。曾经“文公大儒，前后相望”的宁波，人文荟萃，人才辈出。
宁波帮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彬说，在社会各个领域，宁波籍人士承前启后，各领风骚。94位两院院士、一大批教坛和文化精英，已成为宁波的一张张文化名片。
而在内涵方面，“宁波帮”一词，除了“从商敬商”、“勤奋务实”外，还包含了“捐资助学、回馈桑梓”等含义。“宁波帮”邵逸夫、王宽诚设立的教育基金，被称为当代中国两大私人名义的基金。而在支持希望工程方面，大批“宁波帮”中，陈廷骅与赵安中的捐资数额与规模分居第一、第二，其中前者被誉为“中国希望工程捐资第一人”。
据统计，1984年至2008年，“宁波帮”共向宁波捐款12亿元，向全国捐款75亿元。宁波市侨办介绍，近5年来，宁波每年接受新老“宁波帮”捐赠约5000万元，其中新“宁波帮”通过父辈或祖辈基金会形式捐赠占50%或更多。 (本报记者 陈振凯 孙晓青 吴月辉)
【补充阅读1-1】
国退民进才有了商帮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
来源：中国EMBA网 日期：2010-03-06 07:19
我国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但为什么在明代才出现商帮？
首先明代才是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时代。宋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已相当繁荣，《清明上河图》正是汴京 （开封）商品经济发达的写真。但宋代地域有限，又有金人的经常入侵，无法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之后元朝建立，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人尚且处于游牧阶段，且入侵之后对汉族实施野蛮的镇压，商业活动自然受到限制。明朝统一中国之后才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明代的商业发展为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商帮形成的更直接的原因还是政府政策的被迫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一直是奉行抑商政策的。这种抑商政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重农抑商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对商人和商业活动进行系统的制度化歧视；二是赚钱多的行业由政府直接经营。传统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商品是盐和铁。自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实行盐铁专卖以来，虽也有过短暂的放松，但自西汉之后，盐铁专卖就形成固定不变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不断扩大，这以后烟酒这些赚钱的行业都进入了专卖体系之内。专卖体制就是政府直接经营这些行业，并且禁止私人进入。对于这些赚钱的暴利行业，政府是不愿意放弃的。国退民进从来就不是政府自愿的，是政府被迫无奈的结果。
明代逼政府国退民进的是北方边防的需要，表现形式就是明初 “开中法”的实施。
早在北宋雍熙三年 （986年），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商人把粮运至边防地区换些盐引（换盐并允许贩卖的凭证）的“开中制”。庆历八年（1048年）这种制度又改为交钱换盐引的“钞盐法”。宋朝灭亡之后，这种制度也不存在了。
明初，退居大漠的蒙古人经常侵犯北部边疆，明太祖朱元璋曾命徐达等大将四次北伐，都未能根除残余的势力。于是，就在东起鸭绿江以东的宽甸县，西至甘肃的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常驻军队八十万人左右，战马三十万匹。明太祖鼓励军民垦荒屯田，但这些地区天寒地冻，屯田生产的粮草仅够所需的十分之一。明政府也曾命令北部各省将粮草运至这些地区，但成本高昂，人民苦不堪言。这时山西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书建议实行商人纳粮换盐引的“开中法”，朱元璋颇器重杨宪，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从洪武三年（1371年）开始实施“开中法”。
“开中法”在从洪武三年到洪熙元年（1425年）的50多年中最为光盛。开始是纳米换盐，以后又发展为纳钞，纳铁、纳金、纳银、纳麦、纳豆、纳马、纳菜、纳绢、纳棉花、纳谷草等十二种方式。盐几乎成了一切交易的中介。
直接从“开中法”中获益的是山西商人，他们有三点别人不及的优势：一是离北部边防重镇大同、山西近；二是早就有在北部地区从事粮食交易的历史，尤其在晋南一带，由于地质条件好，可以挖窑洞储粮；三是离主要盐产地运城的盐池近。所以，山西商人利用“开中制”最早形成了晋商，与晋商同时利用“开中制”形成的商帮还有陕西的陕商。十大商帮中的这两个商帮都正是由国家退出盐业经营，让利于民而形成的。
“开中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商人行贿、弄虚作假、官员介入徇私舞弊等等。加之，北部边防的军需问题也得到缓解，弘治五年（1492年），在户部尚书叶淇主持下，由纳粮为主向纳银为主转变，这就由“开中制”转变为“折色制”。这种政策的转变使盐商分为“内商”与“边商”。在内地纳银换盐引者称为 “内商”，仍在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者称为“边商”。
“折色制”的实施使“边商”无利可图，越来越困难，而“内商”则迅速发展起来。盐业活动的中心亦由北部边疆转移到两淮，江浙地区，其中心是扬州。这时山西的晋商向杨州移民，而徽商则利用这一时机迅速崛起，而后又成为“内商”中的主力，徽商作为一个商帮也就形成了。
明初的“开中制”之后，盐商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行帮，当时称为“纲”。清雍正时的 《长芦盐法志》中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 这五个“纲”中除浙直纲外均为山西人，可见当初晋商之光盛。
“开中制”也给官员利用权力牟利创造了机会，滥发盐引，以至于产量小于盐引。明代中后期，尚有20万引盐引未支盐。为了疏清旧引，政府把持有盐引的商人分为10纲，以圣、德、超、千、古、皇、凤、廓、九、围命名。每年对其中一纲的旧引支盐，其他九纲只支新盐引。政府还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持有的旧引数量，这种制度称为“纲盐制”。这种纲册称为“窝本”，入纲的商人领有“窝本”。纲册上无名，没有领得“窝本”者，失去了换取盐引的资格。这就使盐业由政府垄断，经过竞争进入政府支持的私人垄断。纲册的出现促进了商帮形成，而其中势力最大者就是集中于杨州的徽商，这时徽商成为中国的第二商帮。